邹汉明

　　一

　　多多原名栗世征，一九五一年生于北京。他的写作，与北岛一样，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九日，送友人去北京站回家路上我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我开始动笔，于一九七二年底拿出第一册诗集。a

　　时隔三十多年，多多精确到连日期都记得的回忆，大抵建立在一个具体可感的比喻上。换言之，多多的诗歌写作，一开始就强调了修辞。从一个形象的比喻开始，发展出一首诗的肌肉，这种进入诗歌的方式，多少也能看出一名诗人的思维习惯。至于一九七二年这个写作时间，正好与北岛他们的写作同时。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多多写诗，与“今天派”诗人一样，始于那个坚冰炸裂或有所松动的年代。但，多多与北岛分属不同的圈子，交集也不多。多多那时的《致太阳》 （1973）一诗，很可以看出他的意象选择以及“一代人如此这般的精神发育”b。须知，在特定的年代，“太阳”就是一个特殊的指称。诗中“父亲的肩膀”“上帝的大臣”“灵魂的君王”的意象以及“给我们洗礼，让我们信仰”的句式，无不表明多多的精神依恋。而在北岛的诗中，就不曾出现类似的表述。多多后来的访谈，在谈到“太阳”的时候，总带着很复杂的情感。我的感觉是，他那时对“太阳”的感激远多于他此后一贯的讽喻。

　　一九八五年老木编选的《新诗潮诗集》推出之前，多多几乎不为人所知。那时，多多的独特性尚未被人们认识。其实，挟裹在潮流中的亮相，未必是诗人愿意看到的。多多后来曾明确反对某种身份的归类，很坚决地声称自己不属于朦胧诗群。“作为年龄我们属于一代人，但我决不是（朦胧诗人）。”c事实上，后来出版的各种朦胧诗选中，也确实找不到他的名字。多多站到当代诗前台，确实要比北岛他们晚几年。

　　七十年代是一个于无声处见惊雷的时代，诗，是伴随着尖锐的闪电而挂下来的一枚惊雷。多多在逐渐明朗的天空里制造的一连串惊雷，与北岛一样，也有一个突出的关键词：自由。那是青春和诗歌的主题，也是转型时代的一个高亢的主题。

　　这是我们国家在经过了长期的压抑之后，在时代的总结与开篇之间，必然出现的一个词。诗，又一次担当了启蒙的角色。

　　转折的时代，需要诗人来为它定调。北岛说得很彻底，态度非常鲜明：“告诉你吧，世界 / 我——不——相——信！”多多说得没有这样的沉重和痛快。多多是好玩的，他换了一种方法，他说：“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迄今为止，这是诗人第一次说出“当”字开头的句式，多少有那么一点儿超现实的幽默。

　　北岛的《回答》是宣言性的，带着骨子里的忧患意识和对一个时代的反思，表情凝重以致沉重；多多不是，他是戏仿的、抒情的、轻逸的。他也在聚焦自己的时代，词语间甚至带着自己的加速度。多多的表情始终举重若轻。不过，他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未始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回答”或“宣告”。诗人陈东东从诗的技艺上分析过这首诗，认为标题戏仿了那个共和国尽人皆知的“庄严宣告”d。陈东东进一步指出，在当时“文革”的场合下，“将‘干酪这样的舶来品作为人民站起来的基础和立足点，既是一种魔幻，又是一个反讽。”e“多多后来诗歌的奇异、荒谬、怪诞、强辞、寓言寓意和超现实，则已经在这句诗（标题）里尽显。”f

　　北岛和多多，两位同时代的诗人，开篇之初，在选择意象的时候，一个是“世界”，一个是“人民”，诗行间全是大词。他们不由分说地选择大词。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恶毒的儿子走出农舍

　　携带着烟草和干燥的喉咙

　　牲口被蒙上了野蛮的眼罩

　　屁股上挂着发黑的尸体像肿大的鼓

　　直到篱笆后面的牺牲也渐渐模糊

　　远远地，又开来冒烟的队伍……

　　——《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可以说，多多是站在一块滑稽的干酪上开始他这一生的吟唱的。

　　干酪，对于一九七二年的大多数中国人，是一个陌生的词，更是一种陌生的食物。这一份营养丰富的奶制品，原本就起源于欧洲。换言之，干酪这个语词，本来就来自异域的文明，多多这回不过扮演了一名异域盗火者的角色。我相信，有着共和国经历，经历了“文革”并最终觉醒的诗人，是从这个词的隐喻功能上来消费它的。

　　由此可知，多多的诗，从一个词开始，很早就试图接续欧洲诗的传统。在这条开阔眼界、磨砺诗艺路上，茨维塔耶娃是他第一个提到的可资借鉴的大诗人，然后，是帕斯捷尔纳克，然后，绕到美洲——自白派的西尔维亚·普拉斯和南美洲的博尔赫斯。在這之前，多多接受过拜伦、雪莱、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的浪漫派诗歌。但真要说灵魂深处对他的诗发生影响，是法国的波德莱尔。多多在一次访谈中说：

　　我想真正打动的就是法国的波德莱尔……（我）读了九首，这就开始了写诗。哎，就好像被打开了。“叭”地一下就打开了。g

　　尽管接受了象征主义的波德莱尔，但是，浪漫主义充满激情的抒情，多多一辈子都没有消除。表现在具体的句式上，从“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开始，多多诗歌中一个个张口即来的“当”，显见这一种骨子里的影响。“当”字开篇的书写习惯，在多多此后的创作中，一直延续了下来。细数他一生写下的“当”，真不在少数。通过这一个个“当”，我们似乎听到和看到了诗人身处的那个时代的宏大交响。

　　正是组诗《回忆与思考》中的这一首“干酪诗”，诗人自由的书写，最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而多多的“自由”，又曾是如此密集地植入他最初的诗行，成为七十年代诗歌创作的一个最为强劲的符号。当然，自由这个美好的语词，在多多的诗行里，更多地，是从文化的、美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很多时候就是在使用这个词的天然属性。诗人也在不断地在给它增添意义的强度。这种强度，在一九八二创作的长诗《鳄鱼市场》里，密集度一度增加，语气也更加急促了：

　　还在做孩子的时候

　　就看到照相机

　　对着我们的眼睛说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