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冉

　　中国当代汉语文学因其“长篇崇拜”的风潮，对中短篇小说的忽视已经很久了。中短篇小说既有小说文体的主流身份，又不及长篇小说获得作家的重视，两相夹击之下的尴尬，使得中短篇小说的文体独特性尚未建立，更容易成为一种“感时而动”的文体。因此，当2014年的文学艺术继续在文化荒漠的暗夜里跋涉时，中短篇小说也以敏感的神经与此共振，并被诸多力量塑形。综览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现实的滞重、意图的外显、意蕴的缺失、主体的匮乏等问题较为明显，提示了一系列审美忧思。

　　一、背靠时代的书写挫折

　　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在书写对象的选取上，呈现了类型化的趋向。官场反腐、城乡逡巡作为近年的热点，在小说中频频出现。前者在尤凤伟的《金山寺》 （《小说月报原创版》2014年第6期）、裘山山的《死亡设置》（《长江文艺》2014年第10期）、凡一平的《非常审问》（《小说月报原创版》2014年第8期）、郑局廷的《茶趣》（《草原》2014年第2期）等篇什中均作为一个主要的叙事元素出现，甚至在一些篇目中承载了所有的叙述重心，成为类型化的官场小说。后者在红柯的《故乡》 （《时代文学》2014年第3期）、甫跃辉的《普通话》 （《人民文学》2014年第12期）等小说中均有较为明晰的表达。此外，都市的日常琐屑、爱情的虚无迷茫等，均作为一些集中的叙事元素被反复书写，甚或成为小说的“主题”。拥有“主题”的小说是危险的，主题的类同与蜂拥亦然。

　　作者们紧贴当下现实，被周遭物象、世相所围困，表现出急切的文化和社会指向，使得小说因肩负过多的社会责任而削弱了审美效果，关闭了抵达人性幽冥的可能。余一鸣的《种桃种李种春风》 （《人民文学》2014年第1期）在选材上较为独特，聚焦了“小升初”的教育之痛。然而，作者无意于魔幻地描摹人们对“成功”趋之若鹜的疯狂，及其之于少年个体的精神烙印，而是更多将目光落在大凤等“城市异乡者”身上。小说以一个戏剧式的奇情和温暖的结局，更多地质疑了教育不公并为平民“呐喊”。这使得对教育资源的思考，忽略了一些体制性的悖论与人性困境，视域仍然很难突破阶层化的社会诉求而达到人性书写的层面。急切的社会承担所遮蔽的广袤的文学视野，并不仅限于上述一例，大部分小说满足于在现实层面编造一个结构缜密、线索繁多的故事，将读者带入百转千回的情节之中，却放弃了更大层面的思考。将鲁敏的《万有引力》 （《钟山》2014年第5期）、余一鸣的《闪电》 （《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6期）与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的《“干酪基督”》相比即可发现，对于素不相识的人类个体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命运连缀，后者以轻盈的口吻，勾连起一场“蝴蝶效应”，简省的语言似在有意避免让人物附着任何个性特征，叙事者从面包店的匪徒，跳跃到店长杳无音信的邮件、男友的自杀，再到总经理的抑郁症、美伊战争、移民遭遇……一系列看似无关的事件，冥冥之中又确乎被命运之手收拢在一起，缠绕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万有引力》也以相似的笔触，从“棒球帽”夫妇的争执起笔，让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了邻居看门人、违停的上士、某单位主任、地税局局长、宠物店“小姐姐”、“眼镜框”……而这场风波又间接解决了“棒球帽”夫妇的矛盾，所有的缘起都最终回归并了结。然而，鲁敏叙述的这一“蝴蝶效应”，并不天马行空，而是充满了现实逻辑的支撑。命运的偶然碰撞，让位于市井万象的摹绘乃至官场轻讽；人类奇妙的遭际连结，也让渡给人际博弈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掣肘感。同样，《闪电》中的和生与春花为了赚钱开店，却鬼使神差地间接导致了和生欣赏的模特“闪电”自杀。至此，基于生命存在非道德层面的相生相克已昭然若揭。然而小说却结束于日复一日的庸常坠落中，和生对闪电的惊惧——“闪电”与良知照鉴形成简单的对喻，与小说开头师傅的“行规”相应和，宿命的意味由此变得非常稀薄。对职业道德、公序良俗的过分紧贴，使得小说仅仅写出底层的痛感，而很难走向命运的深层。

　　现实感的滞重，同时影响了想象力的驻留。作者们一一错失了想象力的突围口，他们并未打开想象的门槛，接受异质空间的召唤。笛安的《洗尘》 （《小说选刊》2014年第9期）和葛亮的《问米》 （《人民文学》2014年第11期）都引入了亡魂世界作为场景。《洗尘》以细致的笔触，营造出亡灵聚会的失重感。《问米》中，通灵师阿让沟通阴阳两界的仪式鲜活感人，几乎可以召唤灵魂的存在。然而，《洗尘》中亡灵的阴阳置换仍然仅为人间世相的倒影；《问米》的后半部分，也直白地揭示了通灵师的演员身份与苦恋传奇，神秘退场，代之以世情。浓烈的现实趣味，即便不影响情感的传达，也为小说设定了边界。而倘若不求助于上述场景设置，而是在一句话或一个镜头的刹那闪念中寻求想象力的生存契机，亦可找到几个富有潜质的文本。周李立的《八道门》 （《芳草》2014年第3期）中，工程师康一西来到北京，替补过劳死的前任。当处理前任堆积如山的项目时，他感到“似乎自己住在另一个人的躯体里，偶尔无法听凭自己的意志行事。”至此，小说尽可以延伸出去，让康一西真的住进一个人的身体，写出被役使的生命状态。然而作者仅用“似乎”二字消解了一切飞升的可能。双雪涛的《跛人》（《收获》2014年第4期）也存有类似的切口：“我”回到座位发现刘一朵不见了，她的位置上坐了一个身体匀称、素色衣裙的中年女人，借着昏暗的小灯在看书。这一幕在小说中形成转折与收束，切割了前半部分的青春意绪和刘一朵不辞而别后“我”的庸常回落。刘一朵与中年女人的置换，几乎可以完成一个蒙太奇挪移——优雅读书的女人或为被时间规整后的刘一朵们，所有躁动奔突归于平静，“我”也从一场意外的逃逸中回到被规约的生活。然而，小说似乎并不意在于此，使得这样的提取几乎有了过度阐释的危险。不过，值得欣喜的是，作家黄梵在2014年创作了一批锐意探索的“幻想小说”，有意尝试将上述可能的切口打开为一些真正的超现实文本。比如《行政门：领导多有苦衷》的结尾处，外来主任惊喜地掰开单位主任头顶的裂缝，并钻了进去，由此，单位主任的一本正经与外来主任的恣意纵情，完成了自我与本我的合体。《炮弹激情》更是以嗜热菌来模拟人世，同时又将一种渺小和徒劳感对象化，区别于人类以加深人类对自我困境的反观，笔调简洁、轻盈，充满反讽。借助想象将人性的复杂立面形象化，与黄梵在诗歌中寻找喻象的努力相似，取得了一些令人期待的创作实绩。尽管刚刚开始尝试，然而在当代小说普遍被过强的现实感所桎梏，长期陷入想象力匮乏的窘境时，这些作品已然值得长久地守望。拥有了黄梵的此类创作所提供的想象空间，文学研究者们或许就不必再以追捧某些本土科幻的方式来饮鸩止渴。

　　时代不仅对当下构成捆缚，也对过往形成笼罩，并拖曳作家走出个体世界，发出时代的集体之声。时代的负载，对以意蕴和以故事为骨架的小说同时造成了伤害。弋舟《所有路的尽头》 （《十月》2014年第2期）开篇令人惊喜，叙事者语调丰盈，携带着不可摹状的个体情绪。他捕捉到黄昏时细雨的“明亮”、醉酒后光线的明灭、长跑时人生的“尽头”感、邢志平年幼时的颤抖、胸口处荒芜的触感……然而，小说仍以对邢志平死因的清晰追索作为叙事动力，并在结尾以邢志平的万念俱灰揭开一个时代的风起云涌与一代人青春的无名感。叙事者一一删削了富含潜能的书写向度，全力以赴地试图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或感叹邢志平“替一个时代背负着谴责”，在小说前半部分“蛰伏于体内的家伙”被清晰地冠以时代之名，而非个体的孤独感或存在困境。由此，小说心无旁骛地走向一个既定的格式，堕入“时代悼文”的深渊。而蔡骏的《北京一夜》 （《上海文学》2014年第8期）中，城市怀旧的集体情绪凌驾于少年个体的成长轨迹，对于老北京的时代缅怀，甚至超过了悬念的乐趣，外显为小说几乎唯一的意图和动力。小说成为时代巡礼的工具。

　　在以“时代”为依托的小说叙事中，“时代”对于小说的入侵，要么造成了书写对象的集中、拥挤，选材视域的局限，要么由于紧贴周遭人世而放弃了想象力的突围，抑或以时代之声淹没了个体表达。铁一样的“时代”对小说表达形成了逼迫性的力量，构成了当下小说的一大遗憾。

　　二、瘦弱的空间氛围

　　当小说进入现代场域，力图打破单一的主题意图架构，以一种更具包容力的姿态，容纳更为多元的生命景观时，即以告别一元、可控的叙事性格为旨归。由此，小说中的物象就不再服务于主题，而应致力于营造一种意蕴氛围。

　　氛围的营造，一部分可通过细节的铺陈达致，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这方面有较突出的优势。他们不满足于仅仅讲述一个故事，而是着力于细节极尽可能的复活。鬼金在《总有悲悯之人》 （《小说界》2014年第1期）、《雨后》 （《青春》2014年第11期）两篇小说中，均以悠然、缓慢、深入内心的语言流，将人物的心理以极强的画面感表现到位。俞莉走下楼梯时的绵软、虚弱、疼痛、无力，包含复杂的心理活动；由一块鸡肉塞了牙缝时的触觉而想及的人生困境，也被叙事主体以富有腔调的慢镜头记录下来。它们不仅提供了足够的细节，也塑造了一个静观、细腻的叙事人，使读者得以轻易走入。周李立的《更衣》 （《都市》2014年第2期）则用空无的更衣室里被锁住的柜子、裸露的身体，将蒋小艾紧紧包裹在孤立无援的氛围中。叙事者不放过蒋小艾每一个步伐的犹疑，每一声试探性呼喊中的颤音，以渗入骨缝的细节试图将读者拖入共情的漩涡。文珍的《我们究竟谁对不起谁》 （《山花》2014年第1期），收纳了小顾内心的封闭感与挚友间仍然幽深的隔阂，另一篇《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决定去死》 （《中国故事·虚构版》2014年4月号），则摹状宋笑横行于大雨之中的死亡闪念和生命渴求，较为鲜活。然而，以个体细节的渲染来营造氛围，尽管为单薄的故事增添了情感内蕴，也以对个体生命的注目一定程度上规避了被时代吞噬的危险，却并非小说获取充盈意蕴的坦途。对生命细节的过分注目所导致的涣散，同样值得警惕。张怡微在《不受欢迎的客人》 （《上海文学》2014年第3期）中，将照片背后的人情冷暖写得细致入微，但与《春丽的夏》 （《山花》2014年第5期）相仿，作者似有意踵武“海派前贤”，却在文本中更多留下了王安忆式的日常琐屑，而不及张爱玲细节背后的人世苍凉。个体生命细部和周遭物象所渲染的小说氛围，确乎可以使小说更加鲜活可感，然而并不必然意味着氛围营造的成功。当浓郁的细节不加节制地来到小说中，细节的漫漶与中短篇小说精巧轻盈的文体特质构成龃龉，仍需作家不断打磨。

　　另一些小说则尝试以一个意象悬挂起整篇小说的意蕴氛围。这些意象通常同时成为小说的中心喻象，承载了小说几乎全部的意涵。意象的主导性，在甫跃辉的《普通话》（ 《人民文学》2014年第12期）、《坼裂》（ 《十月》2014年第4期）中均较为突出。《普通话》将城乡差异诉诸于语言的微妙：因说方言而赢得乡亲好感的杜仲，在与老同学进入情爱迷醉时，却忍不住迸出普通话。对乡村伦理的有意贴合，既不能缓解残存的故乡眷恋，也无法掩盖与故乡的渐行渐远，乡村成为只能怀念而不再能重返的现实。然而，小说虽回望了《故乡》，此番表达却并不出五四“侨寓者”其右。“普通话”这一意象一以贯之地提示着城乡隔阂，其负载之明晰、意图之外显，几乎损毁了小说的意蕴。《坼裂》中冰湖的“坼裂”意象，较之“普通话”则内敛许多，生命的无力感、微茫而无法把捉的命运，与冰湖坼裂瞬间的恐惧构成对举，人物微妙心绪与四周环境的交感把握较好。周李立的《八道门》，也赋予了“门”以重要的隐喻：既是“象征资本”的表征，又是人心隔阂的照鉴。同样，余一鸣《闪电》中的“闪电”与良知，曹文轩《第五只轮子》 （《人民文学》2014年第6期）中多余的轮子与孤独的孩子，符利群《木槿只开一回花》 （《西湖》2014年第6期）中木槿花期的短暂与童年美好的转瞬即逝等等，均形成较为明晰的对喻。相较而言，顾前《塑料发卡》 （《青春》2014年第4期）的意象统摄力则稍弱：一个倒在路上的流浪者在面对性别询问时，掏出一只紫色发卡。这只发卡在人生绝境处所包含的“含蓄、优雅、委婉”，提示了“我”残存的美与尊严，拽住了“我”差点被生活推搡着落入俗套的步伐。在此，塑料发卡并不雄心勃勃地想要隐喻什么，只是作为生活中的灵光倏忽降临。而倘若作者对发卡所蕴含的委婉、优雅不做如此确凿的说明，小说或将拥有更多的叙事可能。

　　无论是细节的深描还是意象的提取，叙事主体对物象的关注，均有助于填补当代小说长期被观念架空的骨骼。然而倘若对于物象的依托并不由此获得主体对物象的亲近感，而是仅仅将物象附着于观念，就仍然很难获得一方由物象构筑的艺术家园。《小说选刊》的责编稿签曾将不有的《人面鱼》 （《西湖》2014年第3期）与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相比附。然而一经对读即可发现，叙事主体将物象凝结为意象之时，落于观念而非氛围，提示了中国当代小说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在《河的第三条岸》中，人类的理想与庸常、亲情与世情、孤独与理解、追随的愿望与愿望迫近的逃离……在短短的篇幅中被悉数展现，意蕴非常丰盈。“河的第三条岸”作为一个意象，也是一种晦暗不明的氛围，遍布每个人四周，近在咫尺却永不能抵达，更无法穷尽。而《人面鱼》只叙说了人与人之间残忍与生存的龃龉。“人面鱼”作为一种凶险的表征，笼罩了小说，却并不必然笼罩每个人的生命存在。

　　王方晨的《大马士革剃刀》 （《天涯》2014年第4期）则在故事、意象和氛围之间，取得了较好的平衡。小说追忆了“老实街”上，“第一老实人”左门鼻与外来理发师陈玉伋的一段恩怨。老实街上的“老实”，既是意象，也作为空间氛围，成为小说的真正主角。叙事者着力轻重得当，并不刻意渲染，而是以作为居民的“我们”勾勒出一切：“我们”知悉了黑暗中剃刀的“三送三还”，并“传为佳话”；“我们”观察着左陈二人闺女的相像，“觉得两家像是亲戚”；街痞小丰来剃头，“我们”暗暗为陈玉伋捏把汗；而左门鼻的猫被剃了毛，“我们”也“心情沉重”又暗暗观察，当左门鼻若无其事地去陈玉伋的理发铺剃了头，“我们也似乎跟着松了口气”……“我们”的眼睛无处不在，与开篇述及“老实”时暗含的反讽语调一起，包蕴了老实街所有的人情世故，也揭示了一个紧张不安的老街空间。异己的公共空间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和接纳限度，形成了乡野舆论，使得“我们”所安然自处的老实街，对陈玉伋构成不断的挤兑。这颇似《秧歌》中的月香遭到乡村公共性的围困。

　　三、从叙事语调拯救主体？

　　无论是紧贴时代的书写，还是意蕴氛围的瘦弱，当代中短篇小说的写作困境，或许都要回归于叙事主体精神的单薄。单质化的叙事主体驾驭着小说朝单一向度无可救药地滑落，贫瘠的叙事景观，甚至不及作家们在随笔或创作谈中所意欲展现的丰富性。

　　叙事主体个性的缺失，使得他们几乎从未获得《在路上》中的浪游精神，或安然享有一个孤独的时空。他们不安于边缘，一旦遭逢孤立无援的境地，便很快扑向安全的母体，这一心理有效更改了小说的叙事逻辑。曹文轩《第五只轮子》中的磨子，即呈现出这一“趋光”性。小说前半部分，磨子受挤压的尊严足以将他拖入一个亚文化的轨道——“推轮子”的游戏王国与失去玩具的挣扎，都令人回味。然而小说最后，磨子突然涌出的泪水则以一种被接纳的感动，完成了被主流的收编。叙事主体丝毫不含反讽，无意于写出一个孤独者唯一的玩具被抢夺的疼痛，而是以磨子被接纳的欣喜，让小说沦入媚俗。磨子的性格也并未形成自足的生长力量，叙事者以浓重的社会群体向心力，仅将其塑造为一个渴望被接纳的“零余”符号。相似地，双雪涛的《跛人》也展示了一个“回归母怀”的过程。小说的精彩之处，在于刘一朵和“跛人”的形象：刘一朵初具“垮掉的一代”的青春性格，对远方和新鲜事物有与生俱来的渴求，不知畏惧、一往无前，始终引领着“我”滑出既定的人生轨道。而跛足人则自述“无论你怎么想，世上的事情就是和你想的不一样”，其多重奇异身份的不确定性，诡异地不属于任何一种文化范型。然而，两者在小说的叙事逻辑中，均携带浓郁的梦境特征，并未完全发酵。叙事者的着力点，在于现实重压下青春冲动的倏尔远逝，当跛人离开、刘一朵睡着，“我”发现周围是“全然陌生的地方”，情绪很快回落并立刻感到母怀的召唤。因此，刘一朵消失后只作为一种逃脱日常的愿望留存于回忆。叙事者的青春哀悼，已有了老迈的特征。

　　一个尚未养成独特性格的叙事者，在对小说情节的安排上，往往无法产生自在的语调和叙事年轮，而是依赖于情节发展上临近结尾的“爆发点”来引起轰动效果，抑或以强力的控制主导整篇小说的情节走向。这样的叙事，导致了小说力学结构的不稳固，漫长铺叙所积聚的重力势能，往往消解于惊诧式结局揭开的刹那，小说的余韵也随之瓦解。当世界文学中欧·亨利的追随者们早已纷纷改弦易辙，当代中国仍有众多的作家在偷食这位短篇小说家的残羹冷炙。郑小驴在《赞美诗》 （《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中，耐心地描摹了眼部丑陋的沈齐，在喜欢上合租女孩怡薇后，如何慢慢消解了对世界的仇恨。然而当他突然发现在怡薇心中自己形象之卑贱时，遂恶念骤起。小说所有的铺垫，都落于幻美打破的一瞬间，韵味也随这一沉重的跌落而消失殆尽。张楚《伊丽莎白的礼帽》 （《青年文学》2014年第7期）中大篇幅的铺垫，只为引出姨妈赎罪的心结：文革时期，姨妈奉命给待她颇好的“地主婆”理了阴阳头。这篇小说与电影《闯入者》选材相似，也都诉诸悬念，却意蕴迥异。《伊丽莎白的礼帽》以“善”和“赎罪”为牵引力，尽管双方并未形成有效对话，但小说最后充满完成感，似乎说过即是负担的卸下。而电影《闯入者》则以生命的错讹，不仅宣告了赎罪的不可能，也同时改变了“赎罪”对叙事的单一策动力。邓美娟所有赎清罪责的努力、习得善意的尝试，在命运之手的作用下，却导向更加无法救赎的深渊。而当邓美娟的自私又策源于本能和母爱时，历史怪兽对人性的逼迫也随之显现。《伊丽莎白的礼帽》完成了向过去的匆匆道歉，奔向不假思索的“明天”，而《闯入者》以更为深刻的反思铭刻了历史与人性的伤痛。不过，宏大历史灾难对个体形成的摧折，并不必然依赖悬念积聚震撼。诸如马拉默德的《魔桶》则以“拐过这个街角，萨尔兹曼靠着墙，在为死者祈祷着”更为隐忍地呈现历史伤痛。这一景观在小说原有的事件逻辑上宕开一笔，旁逸斜出地隐现了一个犹太少女的悲剧、一个父亲的心碎，乃至整个民族的忧伤。小说并不给人以完成感，叙事者也从不意图化地朝向一个谜题的开解滑落，而是在不经意处给人以悠缓而持久的哀思。

　　倘若将关注点从叙事者的情节安排挪到其语调上，一个不断调整自己的叙述姿态、并拥有独特语调的叙事者，能否丰富自身的形象？姚鄂梅在《老鹰》 （《收获》2014年第6期）里，就留存了一位不可靠的叙事人。它先让读者相信了琪姐的洒脱、干练、乐观，却在结尾以琪姐的自述，将之前的一切作为编造的情节予以否认。然而，小说中存在的两种“说辞”仍是叙事者控制下的产物，叙事主体仍持握“真相”，以对结局的倚重推翻了前面的叙述，不似《欲望号街车》在讲述布兰琪人生遭际时引人入胜的多义性。田纳西·威廉斯并不执迷于一个主导的真相，或打开一个答案恒定的谜底，而是沉浸于各种声音平等、漫长而坚韧的撕扯中，亦真亦幻地将读者拖入人性的迷醉。前文述及的《大马士革剃刀》也塑造了一个游离的叙事者。他时而似乎真相在握，了如指掌地对老实街的“老实”予以讽刺，或展现“我们”的嘁嘁喳喳，对街坊的道德逼迫形成了外在的审视。时而，叙事者又展现出无辜的神色，置身于老实街居民中，对陈玉伋的遭遇“感到极为迷惑”。两种语调间的漂移，为读者布置了迷宫，大量的留白和精致的线索，给小说留下了足够的回味。一方面，根据反讽语调追踪线索，读者可以猜到虐猫案的“真凶”、左门鼻的刚愎自用、“老实”背后的市侩与道德绑架。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无法确凿地指认凶手，小说并不凸显立场鲜明的谴责，而是在动作细节中蕴藏微妙的人性心理：比如陈玉伋在左门鼻门前的徘徊，含有道德风尚与酷爱好刀之间的反复犹豫；再如个体间因相似与竞争所暗自滋长的排异，在左门鼻“揪石榴叶”的忿忿上悉数展现……倘若不去仔细分辨这一语调漂移源于作者把控力的成败与否，小说放弃单一立场所营构的朦胧多义，足以给当下太多信笔写就、一眼见底的小说以提示。

　　黄梵的两篇小说中，叙事人通过语调漂移来增益小说维度的尝试则更为自觉。《报复》开篇以浓郁的反讽塑造了“我”这个学术不端却强词夺理者的形象，使得读者几乎不可能与“我”共情。然而这一语调从噩梦临近结尾处开始消失，而后，“我”的身陷困境与侥幸逃脱，给予读者很强的代入感和同情，取消了开篇以反讽构筑的间离效果，在阅读中与读者共同完成了一场“恶”的合谋。叙事语调的转换，以对读者心理的准确把控和对善恶明确边界的取消，更好地传达了无物之阵对人性的围困与个体在其中的挣扎。短篇小说的精致感由此显现。同样，他的《聪明的，愚钝的》 （《作家》2014年第2期）叙事者也竭力避免对正义的必然持握，而是对身为“打假斗士”的文坤既同情又反讽。对单一视角抛弃，为探讨有关“反抗”的悖论做好了准备——一个具有心灵洁癖的个体，一旦彻底拒绝谎言的暧昧不明，努力照鉴自己的良心，不仅会立即遭遇阻力，还反会被正义感裹挟，走向另一种“不得已”。更为精彩的是，小说结尾在文坤跳楼后，叙事者安排与文坤容貌颇似的怀素，吓倒了文坤屋内的老奶奶。这一颇具想象力的顽皮结尾，取消了任何意义的负载，将先前辽远的存在之哀拉回到一个富有趣味的场景，弥散于我们每时每刻的当下，富有余韵。然而，这样的创作在当今并不多见。

　　综观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能够给人惊喜的作品并不太多。小说书写对象集中、对时代过于依赖、想象力匮乏，以及小说中观念意图的外显与意蕴氛围的稀薄，均可回落于对小说叙事主体的拷问：一个单薄孱弱的书写主体，在自身的内质性并不丰盈的前提下，极易受制于文学异己力量的塑形。这些力量加诸文本的影响，削弱了审美质地，使得我们对当代小说生成良好艺术质地的期许，仍需经历漫长的等待。中国当下的大部分作家，仍然缺乏一种“诗在那后边的某个地方”的认知，尚未“打破隔板”，以卡夫卡式的以“非介入”的“完全自主性”，发现“藏在阴影中的某种不变的东西”a，注目更深远的文化留存。在一个文化困厄的年代里，对一个年份的小说创作做出评点，或许无法获得独特的审美发现，但这些创作仍然能够作为一些具有特征的标本，折射出近年来小说创作的瓶颈。当代诗歌以民刊的同仁聚落生成了可以留存的美学元素，并获得了外在于时代风潮的、沉潜的写作巢穴；而小说家们的艺术家园却仍然稀缺，“选刊”的现实偏好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仍未消散。在讲好一个故事之余，如何生成一种独具风格的话语质地和审美趣味？这是文学守望者们共同的审美忧思和期待。

　　【注释】

　　a[捷克]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