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善增

　　一

　　从刘剑波长篇纪实文学《姥娘》的标题看，作者似乎要叙写“姥娘”的人生经历和心灵遭际。但事实上，除了作品的第一章《趔趄》在建国前后阶级斗争与土改运动背景上写了“姥娘”的身世命运，第二章《迁徙》与第三章《死亡》则将叙述的重心放在了面对孤独的老人，亲人应该怎样赡养、如何进行生命关怀这样一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上。这种叙述重心的转移，改变了作者在第一章以冷静的笔触冥想历史的话语风格。后两章对虚伪亲情的激烈批判，对自身灵魂的严厉拷问，显示出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干预情怀，构成了《姥娘》叙述走向的新变化。

　　但是，第一章《趔趄》仍然为后两章的话语叙述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取向和基础。第一，“姥娘”从嫁给老孙家开始就横遭厄运，这为她后来悲剧性命运的展开做好了铺垫。“姥娘”嫁给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先是公公被民兵用棍子砸死，后来丈夫被一个闹革命的穷小子公报私仇，乱刀砍死。“姥娘”含辛茹苦养大了一男三女，之后一直跟随大女儿生活，为大女儿操持家务，并将大女儿的儿子“我”和“我”的姐姐带大。“姥娘”像许许多多中国传统女性一样，没有自己独立的名字，“孙张氏”是她对外的正式称谓。“姥娘”的前半生是命运多舛的，如果她的晚年能被温馨的亲情环绕和抚慰，那也算是一种人生的补偿和心灵的慰藉。但是，“姥娘”的晚年却是孤独凄凉的，亲情远离了她。前半生的饱经苦难，更加衬托了“姥娘”走向死亡时缺少生命关怀的悲凉。所以，第一章《趔趄》已经为后两章“姥娘”凄凉人生结局的叙写埋下了伏笔。第二，在第一章《趔趄》中，作者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被“革命”与“阶级斗争”的时代浪潮所裹挟的姥娘身世命运的真相，作者的目光既有一种洞察历史奥秘的深邃与冷峻，也透示出一种对个体生命无所归依境况的深深的忧伤。对“姥娘”这样一个裹着小脚、命运多舛的孤苦生命的无限悲悯，不仅构成了第一章基本的情感立场，也构成了后两章基本的叙述基调。

　　二

　　虽然说第一章为后两章确立了基本的话语取向与叙述基调，但真正对读者形成了情感冲击与心灵震撼的部分，仍是后两章的内容。这种情感冲击与心灵震撼，首先来自作者对亲情真相的严厉拷问。在作者锐利的目光审视和无情的手术刀解剖之下，亲情异化的境况、人性丑陋的面貌，被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

　　作者对亲情真相的探查，主要是通过父亲母亲、舅父舅母、大姨小姨所作所为的描述来完成的。姥娘将孩子们拉扯成人后，主要是跟随大女儿大女婿即“我”的父母一家生活。在那里，她一手带大了“我”和“我”的姐姐。但当“我”和姐姐也都成家立业、姥娘终于老无所用的时候，“我”父母的委屈与牢骚也就开始了：“我姥娘平生最怕看人脸色，可我父亲偏偏给她脸色看，他总是对我姥娘板着一张冷冰冰的脸，那是一张充满委屈和怨恨的脸。”“如果没有这个丈母娘，他的退休生活该是多么自由自在，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可是有了这个丈母娘，情况就不一样了，到时候她病在床上久卧不起，还不是他来抓屎端尿？这么一想，就犹如被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了。他内心每天都要这么提示他：你真冤啊，你他妈的太冤了。这个提示让他觉得自己太不幸了。”①于是，父亲与母亲合谋，想赶走姥娘，让姥娘到东北找她的大儿子养老去。“我姥娘把世上的所有人都想得很善良，正是这种单纯拙朴的想法，使得她对我父母动员她去东北始料不及，而陷自己于憋屈之中”。“在她的内心，她是认为他们会感激她为这个家庭所做的贡献的，因此，当她老了，不能动弹了，他们会照料她，养她老，给她送终的。她认为这是常理，只要有点良心的人都会这么做，可是，他们偏偏不这样做。”“即使是外人，你替他干了一辈子活儿，临到老了，他也不会就这么白白撵你走的。”②姥娘确实是不愿到东北儿子家去的，仅就气候、饮食习惯而言，她可能难以适应东北的生活。父母与姥娘这种心思的反差，必然导致一场冲突的发生。姥娘说：“俺不走，俺哪儿也不去，俺就死在这儿。”“俺住的是俺闺女的家”。在最需要女儿说句关键话的时刻，结果却是：“我母亲接过话头，怎么成了你闺女的家了？你闺女是嫁出去的人，这个家是姓刘的，是人家的家。我母亲这么一说，我姥娘就再也无话可说了。”③母亲作为姥娘的亲生女儿，之所以说出这样看似有理、实则绝情的话，其背后有着一种功利考量：养儿防老，我们养了她大半辈子，下面该轮到她儿子来养了。其实，姥娘的这大半辈子，是父母养活了她，还是姥娘在为父母付出？恐怕母亲的心里自己也会清楚。但姥娘不仅老无所用、而且已经成为累赘的现状，使父母难以面对。舅舅和二姨、小姨此时应该对养老问题有所分担，否则父母的心理是难以平衡的。正是这种功利考虑，促使父母决心想尽一切办法赶走姥娘，而丝毫也不顾惜姥娘此时内心是多么无助、凄凉、无奈与绝望。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当姥娘终于离开了江苏，离开了大女儿家，被舅舅接到了东北的通化，她所处的环境与经受的待遇却更趋糟糕，按照同在通化生活的小姨转告于“我”的结论，那就是“母老虎”舅母的虐待，使“你姥娘在你舅舅家度日如年”。舅母用天天与舅舅吵架的方式让婆婆受夹头气。“我舅母和我舅舅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她迷恋上了吵架。她不能跟婆婆吵，她只能跟我舅舅吵，可是跟我舅舅吵照样能让婆婆生气，只要能让婆婆生气，目的也就达到了。”④舅母想：“老人能干活的时候没给俺家干过一天活儿，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了了，就到俺家来幸福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都说投桃报李，你没对俺这个家付出过，俺凭什么伺候你啊？再说了，看你这身子骨还硬朗，俺侍候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舅母又从老人联想到江苏，我小姨在信里说，母老虎特别佩服你爸爸，说你爸爸做事漂亮，把你姥娘当长工使唤，等到干不动了，再一脚踹出去。踹给谁不好啊，干嘛偏偏踹给她呢？不错，儿子是该养爹养娘，可也得有个前提啊，这前提就是爹娘首先要为儿子出力呀。要是老人为她出了几十年的力，她绝不会最后把老人赶出去，她会尽心尽力把老人服侍到闭上眼睛。”⑤“别人不要的东西，她却欣然接受下来了，这在她看来要多窝囊有多窝囊。”舅母“觉得自己被人暗算，让人耍了，而且还那么乐意被人暗算被人耍。”“大女儿不要你了，你还有二女儿和三女儿呀，你为什么不去她们家？”⑥姥娘终于没法在舅舅家呆下去，被相隔不远的小姨暂时接到了家中。小姨住的地方比较拮据，家里还养着一个婆婆。当“我”千里迢迢去小姨家接姥娘回家时，小姨说：“回江苏也好，毕竟待了那么久。”“你看我这儿也没地方住，总不能长期让两个老太太睡一张床上。”⑦可就是这个小姨，在多年之后，当姥娘病倒在床上奄奄一息、期盼她这个一生最疼爱的小女儿来见上最后一面的时候，她却以照看自己的孙子为由，对远在江苏的老母临终的呼唤，狠心地予以拒绝。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前来的，还有云南的大姨。对此，作者的质问可谓振聋发聩：“难道一个出世的孩子比一个去世的老人更重要，更有价值吗？她们是不是认为，前者才是生命，而后者却成了‘物’呢？相比一个活生生的小生命，腐朽的‘物’当然可以弃之不顾。”⑧“我无法原谅她们在我老娘最需要她们的时候，她们表现出的无情无义和人性的泯灭。”⑨

　　父亲母亲、舅父舅母、大姨小姨等亲人之间本来相安无事，但因为有了姥娘赡养问题的存在，他们之间便相互猜疑、怨恨，并一日日加剧，最后姥娘竟成了报复的替代对象，成了可悲的牺牲品。舍勒认为：“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⑩，“从本质上说，怨恨是由于怨恨者与他人在价值品质上相冲突而引发的一种反感情绪。这种反感情绪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与日俱增。”?“怨恨形成的最主要的出发点是报复冲动。”?是的，亲情理应是美好的。美好的亲情在文学中历来被咏唱为最为动人的华章，因为他最能折射出人性的无私和善良。犹如和煦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之于花草树木，对生命存在而言，美好的亲情是最轻柔最温馨的精神呵护。美好的亲情能给继续生存提供信心、动力和勇气，它是个体生命与周围世界割舍不开的重要维系。但是，亲情一旦遭遇世俗功利的侵袭，它可能会迅疾变换出另一副狰狞的面孔。怨恨正是被功利考量毒害了的一种情绪和心态。按照舍勒的理论，美好的亲情作为一种价值构成，也可能被这种怨恨心态摧毁殆尽。舍勒认为，“价值是决定人类社会本质和结构的根本因素”，“这样的价值具有一种包含较高价值和较低价值的先验的秩序，其中人类的爱的秩序是情感上的共鸣。然而，这种价值秩序在激情、冲动，特别是在怨恨的状态中，可能被扭曲和推翻。”?在《姥娘》中，亲情作为价值秩序或爱的秩序的一种构成，如此轻易地被怨恨扭曲和摧毁。姥娘晚年的寂寞与凄凉，是亲情被摧毁的证据和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姥娘》这部作品是关于亲情被毁灭、人性在沉沦的一曲幽怨的哀歌。

　　《姥娘》最后一部分这样描写姥娘朝思夜盼小女儿来见最后一面的情景：“她在昏睡中，还经常突然问，你小姨还没到？她意识深处可能还以为我小姨正在赶来的路上，她在等待着她宠爱的小女儿来见她最后一面。我只能这样哄骗她：快到了，快到了。她像梦呓般叹息一声，怎么还没到啊？俺都等她两个星期了。”?在这里，作者没有对小姨不孝行为进行声色俱厉的谴责，但这段客观平实的叙述，却让我们读来惊心动魄。作者已经无意于做简单的道德判断。作者关注的是临终时的姥娘，其精神的处境在哪些方面对她构成了永远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怎样形成的？它是人性固有的，还是可以避免的？亲情为何如此脆弱？人性中的慈悲，为什么纵然面对的是生养自己的母亲，竟也在最需要的时刻逃遁得无影无踪？我们怎样才能唤回人性中的善良？对此，作者的沉思是沉重的：“在生命中的每一时刻，我们都需要慈悲，但是，没有哪一个时刻比临终更迫切需要我们慈悲。可是我们做不到慈悲。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慈悲。如果不先建立慈悲的力量和信心，要观想和承担临终者的痛苦，是不可能的事。什么时候才能治好我们天性中的冷漠、自私、嗔恨和恐惧？”?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学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显然，父亲母亲、舅父舅母、大姨小姨等亲人的互相推诿、猜疑、算计，这一恶劣的生存处境，已经对姥娘的生命存在构成了严重的伤害。作者围绕姥娘的赡养问题对亲情真相的揭示，也是对姥娘生命存在状况的真实勘探。作者揭开了笼罩在亲情之上的温情脉脉的虚伪的面纱，他借亲情真相的探查刺到了人类精神的痛处：人性的沉沦怎样才能被遏止？人性中还有多少纯洁的精神品性用以拯救生存的绝望？作者借亲情真相的拷问，来质疑人性的沉沦与变异，并严厉地审判那些沉湎于实利的业已麻木的心灵，这使得《姥娘》在精神探索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三

　　除了借亲情的拷问，来严厉地探查人性的真相，作者还以“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精神勇气，对自己灵魂的深层进行了无情的解剖，对自己人性的迷失进行了沉痛的审判。正是在这种无情的解剖和沉痛的审判中，作者在苦苦找寻着一种拷问人的精神纯度的标尺，同时，人的自我拯救的心灵际遇和方法方式，以及生命的临终关怀问题，也受到了强烈的关注。

　　首先让作者深感忏悔的，是197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七十三岁的姥娘搭乘手扶拖拉机走了十八公里的路，从江苏的长沙镇到到掘港来看“我”，“她多么希望我带她在掘港逛逛，看看那些在长沙镇永远看不到的街景儿，而我却无情地撂下她，跑到烈士陵园里看书。”?“那天下午我在烈士陵园一直待到天黑，然后我就回学校去了。我压根儿也没有去想我姥娘有没有回家，也没有想到砖桥去找一找她。我是多么没心没肺，多么自私自利，又是多么卑劣冷漠啊。现在我一想起此事，就感到十分痛心。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我一直没有原谅自己。我曾寄希望于忏悔，可是越忏悔越不能解脱，越忏悔越觉得心情沉重。”?其次让作者深感忏悔的，是自己从东北和四川接回姥娘，却没有好好地善待姥娘。从东北接回姥娘后，决心再也不离开姥娘的“我”，又同意将姥娘送到四川的大姨那儿生活。“我憎恨自己，厌恶自己，却又心安理得地一天天和自己相处下去。当我将姥娘送到他们那儿时，我还虚伪地对自己说，不要管那么多了，只要对姥娘有好处就行。我还虚伪地给自己找出一大堆理由，什么忙啦，又要上班又要写作啦，什么经常要出去应酬啊，什么现在又添了个孩子，更无暇他顾啦。我堆积了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后，就顺水推舟地把我姥娘推出去了。”“我永远记得，我动身去东北和四川接我姥娘之前，我对自己许诺，接我姥娘回来后，我一定要好好待她，要花很多时间陪她，和她拉呱，聊家常，扯扯道听途说来的新闻，或者什么也不说，就陪她坐在那儿，分担着她的寂寞。可是我并没有信守诺言。从某种程度而言，我是一个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我欺骗了我姥娘，也欺骗了我自己。”?

　　最让作者忏悔的，是自己与姥娘的一次吵架，对姥娘造成的深深的伤害。姥娘已经习惯了她与“我”的二人世界，当有身孕的老婆来到了“我”的身边，需要“我”投注更多的精力照顾她的时候，姥娘的失落、不满、伤心时有表现。有一次她竟孩子气地说：你老婆来了，你高兴了吧？“我一下子被刺痛了”，“我突然大动肝火，我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句话伤人，也有敌意。”“我姥娘真的蛮不讲理了，她说，俺在四川好好的，谁叫你接俺来的？这本来是一句很孩子气的话，我完全可以不必当真，可事实上我当真了。我不仅当真了，甚至不能原谅我姥娘这么说。”?“你太不懂事了！话一出口，我也吃了一惊，我怎么和母亲说的一模一样，就像是母亲借我的口说出来的！”“我回到自己房间去了，随手把门关上。我气急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我听到有个声音说，你会付出代价的。我知道，这个代价就是内心永恒的不安。直到现在，我还在为此忏悔，奢望以忏悔消解不安，但是忏悔又加剧了不安。我注定会在不安中度完此生。”?“我不明白，那天下午我的心肠怎么变得那么坚硬。我用一扇门将我与我至亲的人隔开了。我在门里面没心没肝地看一部无聊的电视剧，而全然不顾门外面那个坐在地上哭泣的老妪。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将近九十岁的老人过不去呢？我为什么不去抱她起来，用毛巾擦去她的眼泪，像哄孩子那样向她赔不是呢？我不是千方百计要搭建一个房子让她在里面按自己的意愿过一个平静的晚年吗？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烧毁了这个房子。其实太不懂事的是我啊。”?

　　作者显然没有止于描摹这些具体的生活事件在心灵上造成的永远的创伤。他将手术刀对准了自己灵魂阴暗的角落，将人性的丑陋与迷失挖掘了出来，将自我精神救赎的心灵际遇与可能的方式方法展现了出来，并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我”为什么竟然以“你太不懂事”来大声斥责自己至亲的姥娘？细细反省自己的心理，与同样说过这样话的母亲一样，“我”对姥娘也有“恩人”的感觉。“我觉得是我拯救了我姥娘，如果不是我吃尽辛苦去四川接她回来，她现在还在那儿度日如年。所以我潜意识里也要求我姥娘俯首帖耳，样样顺着我。我可以在你面前颐指气使，你却不可以冒犯我，否则我也无法忍受和原谅。”?本是对姥娘应该尽的孝道，“我”却一度认为这是施恩于姥娘，这种人性的迷失使作者倍感谴责。另外，如果对事业的追求，却带来了灵魂的偏执与人性的冷漠，那么这种事业追求是否值得肯定？“我的悲剧在于我爱上了所谓的‘文学’。”?“那时，浅薄的我自认为在从事伟大的文学事业，这是我人生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用点点滴滴的时间垒起来的。它在我的心里有无比重要的位置，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都无法替代。所以，我坚决不让我的宝贵时间被任何人，包括我至亲的姥娘剥夺。有时，因为某种原因我的宝贵时间不得不被他们‘剥夺’，我就会觉得空虚，我会痛悔不迭，我会像一个丢失了宝贝的人那样郁郁寡欢。可见，我是一个多么冷酷，不近人情的人。”?“我想象没有文学的时光是无比幸福的”，“我像周围的人那样快乐地过着庸常的生活。我对时间不再恐惧，我和所有的人相亲相爱，我坚实信守我对自己的承诺，好好对待我姥娘，让她发自内心地觉得她最后投靠我是值得的。可是我永远回不去了。我注定要虚伪地自命不凡地患得患失地活着了”。?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本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它却带来了灵魂的冷漠、自私、麻木，导致了人性的迷失。这种人性迷失的最重要表现，是高贵的人性之爱的迷失。作者对自己选择文学事业的否定，实质上是对灵魂自私、人性迷失的否定，对高贵的人性之爱表现出来的“相亲相爱、心灵快乐”之生命状态的肯定。在作者看来，只有唤回这种高贵的人性之爱的回归，一个人的绝望生存才可能得到精神救赎。这种高贵的人性之爱，是检验人的精神纯度的标尺。可见，在这种心灵忏悔、灵魂自审的背后，是作者对理想人性的坚信和追寻。作者用忧伤的言说，高高托举起了一面对人性理想执着信仰的旗帜。

　　借人性迷失的挖掘与反思，作者还对生命的临终关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我老娘虽去世多年，但内疚还像针一样经常刺痛我。我内疚以前老是对她发脾气；我内疚没有陪伴她一起度过那些孤独的时光，我内疚对她的病痛袖手旁观，没有想办法控制她的疼痛；我内疚在护理院的那几天，没有一直握着她的手，她的粗大、遍布老茧的手，直到她踏上冥途。是的，我内疚在我老娘昏迷的那几天，没有坐在她旁边和她说说话。后来我从濒死经验上知道，昏迷的临终者对于周遭事物的觉察，比我们了解得敏锐，这清楚表明，持续而积极地对临终者说话多么重要。”?“什么是完美的死？也许，听不到死亡向你走来的脚步声就溘然而逝的死就是完美的死。在死亡还未降临的时候，亲人们就簇拥在你身旁了。”?“亲人们簇拥在你身旁，在你看来那是一种拱卫，你全身舒展地被拱卫着，仿佛这种拱卫能阻挡死亡的入侵。也许，完美的死就是被簇拥的死。”?在这里，“一直握着她的手”也好，“持续而积极地对临终者说话”也好，这种“簇拥”与“拱卫”，其实是高贵的人性之爱的一种表达。爱，是人性中最丰富的精神模态。爱与被爱，无论其过程还是与之构成的生存背景，都维系着人类的生命的全部内涵。作者采用的“簇拥”与“拱卫”这两个象征性意象，形象地展现了“爱”与“被爱”的生命情态。作者用这两个意象试图在表明，只有高贵的人性之爱，才是对生存的终极性关怀。这种终极性关怀敞开了人的生命之门，开启了一条从有限企达无限的绝对真实之途。

　　四

　　其实，《姥娘》中的亲情拷问与灵魂自审是不能孤立分开的，只不过它们所取的对象不同而已。亲情拷问的对象是“他们”，即“我”的父亲母亲、舅父舅母、大姨小姨；而灵魂自审的对象是“我”。“我”作为姥娘的外孙当然也是姥娘的亲人，所以这里的灵魂自审其实也是另一个层面的亲情拷问。如果说《姥娘》中的亲情拷问更多表达的是对亲情异化、人性沉沦、良知泯灭现象的愤怒与批评，那么，灵魂自审更多表达的则是对灵魂蜕变、人性迷失根源的追问，对精神救赎的心灵际遇、方式方法的探寻，对临终关怀可能性的求索。所以，《姥娘》中的灵魂自审不仅以亲情拷问为基础，而且是亲情拷问的进一步深化与升华。

　　但是，不管这种亲情拷问与灵魂自审的关系多么复杂，它们求索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人性的真相是什么？人性是注定要沉沦的吗？人性中到底有没有一种纯洁而高贵的精神品质，能够阻止这种沉沦？亲情拷问中大量的亲情异化现象似乎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人性沉沦的不可阻挡，但灵魂自审中对纯洁的精神品质的执着追寻，却又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理想人性、精神救赎的确信。

　　显然，不管是作为亲情的严厉拷问者，还是作为灵魂的自我审判者，“我”这一叙事主人公形象的成功塑造，无疑是《姥娘》这部作品最大的艺术收获之一。如果“我”作为亲情拷问者和灵魂自审者，仅仅限于对他人和自己的道德行为作出宣判，仅仅表达一种强烈的道德愤怒，那么，“我”还算不上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我”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在于它本身就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这种复杂性与矛盾性，为我们多方面地解读提供了可能。这是一个心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的理想主义者形象。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因为在二十世纪末期商业浪潮和功利思想占据主流、神圣价值被日益践踏摈弃的时代背景下，“我”断然拒绝追逐功利的人性取向就是人性的全部，“我”依然坚信人性中尚有一种高贵而质朴的爱，这种高贵而质朴的爱在物欲横流的年代，是能够对人的绝望生存带来拯救的精神舟筏，它能够给人的残酷生存带来呵护和抚慰。说“我”的心灵上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十字架，是因为“我”在“抉心自食，欲知其味”的灵魂自审中，发现了世俗侵扰之下自己人性的迷失，自己苦苦追寻的高贵的人性之爱，也曾被自己所谓的文学追求、“恩人”心态以及世俗思想所泯灭和扼杀，为此“我”痛心疾首、抱愧终生：“我已经看清楚了我的未来。我的未来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伤害了所有的人，我把自己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是大街上的一摊垃圾，或漂流在河里的一个腐烂菜叶。”?这种自轻自贱的颓废心态，缘于发现自己最看重的价值品质在自身人性存在中的缺如。但正是这种痛心疾首的颓废形象，反过来说明了“我”对人性沦落的拒绝与痛斥，对人性理想的坚执与热望。作者对“我”这个人物形象的拷问，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这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似的。”?

　　面对“我”这样一个背负着心灵十字架的复杂的艺术形象，我们读者不仅不感到厌恶，反而感到是那样真实亲近。我们与这个人物形象发生了强烈的情感与审美的共鸣。我们分明从“我”这个艺术形象的感知中发现了自身人性中同样的迷失和缺憾，我们在与这个人物形象一起，共同经历灵魂的拷问与心灵的磨难。这种心灵的磨难既是痛彻灵魂的忏悔，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洗礼。在痛定思痛之后，我们更加确信了高贵的人性之爱的存在，更加认定了这种高贵的人性之爱对人的生存所具有的巨大意义和重要性。

　　可以说，正是作者对“我”这个人物形象内心世界和人性表现的深度挖掘，才使得《姥娘》这部文学作品获得了丰富而深刻的人学内涵。可能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如去东北、去四川的旅途遭遇和所思所想就有旁逸斜出的无益主旨的枝蔓之嫌，又如对姥娘呵护自己成长的大量温情细节缺乏呈现，这既影响了姥娘这一慈祥形象的深化，也使“我”对姥娘的深挚亲情缺乏一种原因的支撑。再如自我人性的探查与灵魂自审的程度有些地方还可以继续深入，但这些问题并不影响“我”这个艺术形象塑造的巨大成功。

　　与“我”这个艺术形象的成功塑造相伴随的，是作者用流畅、质朴、贴切的语言，对大量生活场景、生活细节的真实描摹与具体呈现，这种描摹与呈现显示了作者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艺术把握能力，也显示了作者颇具匠心的艺术表达能力。姥娘与另一个妇女朱秀莲做针线、纳鞋底、唠家常的情景，姥娘准备回家收衣服、捅炉子做饭走在路上，名叫小黑的狗忽前忽后跟随的情景，姥娘与远道而来的女儿包水饺的情景，姥娘终于步履蹒跚、独坐阳台、遥望对面邻居沉默不语的情景，姥娘卧床不起、期盼小女儿来见上一面的情景，如此等等，都令我们读来亲切感动，对姥娘心生深深的同情。由于这些大量生活场景、生活细节是“我”这个人物观察或联想得出的，所以它们也寄托了“我”的思想情怀。这些或温馨或凄凉的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描摹与呈现，无不表现了“我”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以及“我”人性中本然的善良与美好。这也是“我”虽然自轻自贱、自我否定，但读者却并不厌恶与摈弃，相反与之产生深深共鸣的原因所在。

　　总之，《姥娘》通过严厉的亲情拷问与灵魂自审，对人性存在的真实境况进行了深刻的探查。作者一方面为人性的迷失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又坚信理想人性的真实存在，并为追寻和张扬这种理想人性而求索呐喊。在这样一个庸俗文化到处泛滥、理想主义横遭唾弃的功利主义时代，作者直面与探查人性现实、坚信与追寻人性理想的精神勇气与情怀，令人感动。在这个意义上，《姥娘》与当前那些消解了深度的平面化的许多时尚作品拉开了距离，这也恰恰显示了作者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复杂多变的时代环境下艺术上难能可贵的清醒与坚执。

　　【注释】

　　①刘剑波：《姥娘》，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69—70页。

　　②同上，第70页。

　　③同上，第81页。

　　④同上，第119页。”

　　⑤同上，第117页。

　　⑥同上，第118页。

　　⑦同上，第132页。

　　⑧同上，第206页。

　　⑨同上，第207页。

　　⑩[德]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1页。

　　由湘政办发(2017)65号文、桂交[2017]2号文引发的问题，表面上看只是人数少的村组没有得到扶贫政策惠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反映的是地方规范性文件在扶贫领域的治理效用和困境问题。精准扶贫需要什么样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来治理和规范？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确保良法善治的品性，更好地推进精准扶贫？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避免治理效果背离精准扶贫的政策基点和基本精神？地方规范性文件如何及时地适应精准扶贫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在下文中,笔者将结合桂东县桥头乡白水村大水山组的实例，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效用和困境为研究对象，探讨地方规范性文件在精准扶贫中产生的问题，并评析湘政办发(2017)65号文对精准扶贫的实际意义。

　　?[美]弗林斯：《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6 页。

　　?[德]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刘小枫选编《舍勒选集》（上），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1页。

　　?[美]弗林斯：《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 页。

　　?刘剑波：《姥娘》，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

　　?同上，第 244 页。

　　?[法]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北京三联书店 1992 年版，第 43 页。

　　?刘剑波：《姥娘》，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同上，第 107 页。

　　?同上，第 187 页。

　　?同上，第 188 页。

　　?同上，第 189 页。

　　?同上，第 188 页。

　　?同上，第 195 页。

　　?同上，第 194 页。

　　?同上，第 195 页。

　　?同上，第 243—244 页。

　　?同上，第 196 页。

　　?同上，第 197 页。

　　?同上，第 195—196 页。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