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亮

　　“新时期”以来，面对当代激进政治带来的历史创伤，不同代际的作家呈现出各异的书写。在时间的过滤作用下，创伤书写已远离简单、急切的政治性言说，深入至文化心理层面的反思，走向对人之存在的探询。“近事模糊远事真”，贾平凹、阎连科分别以《古炉》与《四书》宣告中年变法，返观处于记忆与遗忘之间的历史创痛，追问其如何发生，怎样消弭。那么，疼痛之后有何收获？他们试图以怎样的写作伦理打开隐秘的白昼，又显现出何种困陷与可能性？

一、《古炉》：未完成的写作意图

贾平凹的作品多以陕南农村或西安为背景，将“文革”作为聚焦点的《古炉》亦不例外。曾因烧制瓷器而兴盛一时的古炉村成为他叙述“文革”创伤的场域：“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①以瓷器（China）寓指中国，本是过于明晰的隐喻，一再阐释，足见唯恐被忽略的写作宏愿。虽然“眼光想的都是整个中国的情况”，贾平凹还是一如既往地避开“宏大叙事”，书写在八十年代“商州”系列中就已熟稔的、乡土中国的“日常生活”。

　　既是“日常生活”，又有少时记忆作底，贾平凹遂以符合时间与记忆自然形态的方式结构文本，小说分六部：始于“冬部”，各色人等纷纷上场，村民罹患各种怪病，古炉村的宁静中危机潜藏；“春部”，外出归来的夜霸槽与洛镇的红卫兵一同为古炉村带来闻所未闻的词汇——“文化大革命”；“夏部”，红卫兵黄生生与古炉村造反派头领夜霸槽一起“破四旧”，成立“红色榔头战斗队”；“秋部”，天布与磨子成立“红大刀革命造反队”，夜霸槽将“革命”和“疥疮”一齐传播给村人，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热症在古炉村蔓延；“冬部”，“榔头队”与“红大刀”武斗，狂热的人们形如鬼怪；重归“春部”，造反派头目被集体枪决，古炉村“文革”戛然而止。

　　冬去春来的叙述里，古炉村如同一个在苦难的发生与消解中循环不已的“生死场”。如此循环并非《百年孤独》式的，同以周而复始的结构形态来书写，马尔克斯以由缓至急的时间之流形成独特的叙事节奏，并在时间的加速度到达顶点时，让孤独封闭的马孔多获得当下意义。而在贾平凹的书写中，则难觅节奏与时间的变化，“文革”只是一个被人为“带入”与“带出”的事件，与其说是沿循逻辑的“发生”，不如说是某种“嵌入”。事件被“带出”后，古炉村的安宁如昔，让人几乎觉察不到作为历史前行进程的时间流逝，一切只是“春风吹又生”的自然循环。作者意图表达的历史观于焉浮现：“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称之为命运”，“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②以“因果循环论”作为创伤书写的叙事逻辑，一方面，是贾平凹驳杂思想资源中本土经验与民间伦理的再一次呈现；另一方面，则很难说不是他在小说结构与理性分析上的乏力，既无法予苦难以精神上的提升，亦无法为受难者寻求救赎的可能。

　　为弥补这样的乏力感，贾平凹辅以“神秘叙事”来推动情节，自圆其理。作为叙事策略的“神秘”早为他习用，如《白夜》中“再生人”的出现，《土门》中狗的通灵，《高老庄》中野人的传说。《古炉》中狗尿苔是顽童也是神童，每逢大事发生，他必能嗅到诡异的气味：“有些像樟脑的，桃子腐败了的，鞋的，醋的，还有些像六六六药粉的。”当这气味从未如此浓烈地充满他的鼻腔时，“文革”武斗也随之到达高潮。他不仅未卜先知，还如同卡尔维诺笔下的“皮恩”一般，洞悉村中人所有的隐秘，甚至能与动物自由地交谈。对于这个总也长不高的通灵者，贾平凹眷顾不已：“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同星外之客……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山光水色的美丽中的美丽。”③或许狗尿苔之于“文革”进程中的古炉村实在是太过突兀的存在，亦或他的扁平与薄弱承载不起作家所期待的美学追求，通过狗尿苔之眼所呈现的，鲜有“美丽中的美丽”，更多是碎片化的、猎奇性的景观。

　　与狗尿苔同样天赋异秉的，是用纲常伦理“说病”的善人：来回的病根在心胸狭隘，“一味地争理，哪能不病呢”；护院的病是怨气累积所致，“怨气有毒，存在心里，等于自己服药”；护院媳妇因不孝而病，“不孝父母敬神无益”。以医者与智者双重形象出现的善人，拥有从肉体和精神上拯救古炉村人的神秘力量。在他看来，万恶之源乃是人心不古，因此以繁冗的说辞来教化人心，修补日渐崩溃的伦理体系：“人伦也就是三纲五常，它以孝为基本，以孝引出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亲友，社会就是由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兄兄弟弟亲亲友友组成的……社会是神归其位，各行其道，各负其责，天下就安宁了。”语言的不节制当是贾平凹有意为之，他任由善人用迥异于村人的言语系统，絮絮叨叨地兀自诉说，因为“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村里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④。如此阐释之下，若非人性之恶的“偶然”爆发，在善人“说病”机制的修复下，人们仿佛就能各司其职，各安其分，古炉村就能够长久地安宁如斯。对人性之恶所带来的苦难为何发生，如何渡过，贾平凹也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因果循环”与“神秘叙事”遭逢于古炉村，生成出夹缠不清的“文革”叙事。从这种意义上说，作者试图借助历史的“后见之明”，整体性关注中国的写作初衷并未实现。

　　意图的未完成，显露出贾平凹秉持的创作理念所遭遇到的困境。早在创作《浮躁》时，他就开始寻找一种异于传统现实主义严谨结构的写作方式。《废都》后记中，贾平凹自认理想中的文章“囫囫囵囵是一脉山”⑤，他放弃了对于山中草木的精细描摹，转而追求浑然天成的整体状态。完成《高老庄》后，贾平凹的构想愈加清晰：在“蝇营狗苟的琐碎小事”中追求“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叙事效果⑥。此后，这种向自然之物致敬、将“囫囫囵囵”与“汤汤水水”揉在一起的写作理念一直贯穿于贾平凹的创作。而到了《古炉》中，混沌感和零碎感不仅弥漫于小说的细节与结构上，更鲜明地表现在历史观念与叙事逻辑上。然而，《古炉》所处理的问题毕竟指涉错综复杂、需要理性洞悉的当代革命，在“囫囫囵囵”与“汤汤水水”的理念之下，贾平凹虽能熟稔而灵动地书写乡村伦理与乡土苦难，但终究无法厘清历史疼痛的晦暗不明，无法在价值层面发出具有穿透力的声音。价值判断的混乱与理性思辨的匮乏也让《古炉》缺少应有的“形而上学质”⑦，对此贾平凹早有自觉，却未能给碎片化的世界找到获取意义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古炉村”并不能承载“整个中国的情况”，只是苦难丛生、意义匮乏的“废村”。

二、《四书》：写作可能性的寻找

同为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现实介入性的作家，阎连科念兹在兹的始终是中原乡土的生死爱欲：从“东京九流人物系列”到“瑶沟系列”再到“耙耧系列”，无论风格怎样嬗变，绕不开的都是那片最丰饶也最贫瘠、最美丽也最丑陋、最真实也最荒诞的土地。与现实紧张状态的保持，传达现实疼痛感的诉求让阎连科对“现实主义”爱恨交加：既是再熟悉不过的兄弟姐妹，也是充满死亡阴影的墓地。面对从未如此复杂、如此丰富、如此荒谬的景况，阎连科试图为当代中国经验、尤其是创伤经验的书写找到一种可能的方式：“神实主义，我想应该有个简单的说法。即：在创作中摈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⑧“神实主义”并非贾平凹式的神秘叙事，它不是神秘因素的叠加、神秘氛围的渲染，而是摈弃现实的有一说一，以想象、寓言、神话、梦境等等作为通向真实的桥梁，为勘探真实之复杂荒谬提供可能和途径。《四书》即是这一写作理念的实践：一次以“神实”抵达历史创痛的真实之旅。

　　小说直面“大跃进”与其后的大饥荒。时过境迁，这一历史创伤仍是讲述的禁忌，当代作家时有蜻蜓点水般的碰触，却鲜将其作为叙述的主体。何为“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四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也是“四书”。在阎连科那里，“四书”意味着讲述苦难的不同声部，时间与记忆得以抛开单一的线性流动，获得了多重面向。小说以《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新西绪弗神话》构成：《天的孩子》由黄河边上“罪人育新区”的统治者孩子来讲述，“九十九区”被“育新”者中百分之九十是读书人，个人化的姓名让位于职业身份的指称，“作家”、“学者”、“宗教”、“音乐”……统统听命于孩子的指令。《故道》和《罪人录》的叙述者都是小说中的作家，前者是听凭本心的书写，后者是呈交孩子的密报。置于整部小说的结尾的，是学者用紫药水写就的哲学短章《新西绪弗神话》。

　　不同声部的交替出现，是真实的众声喧哗，也是扑朔迷离的“罗生门”，构建起一段痛史的不同面向。考察的线索之一是知识分子与事件的关系，即他们对乌托邦的信仰和实践如何成为可能。小说开篇是“神实”笔法，“上边”如同上帝一般把分散在黄河岸边上的人、地、庄稼命名为育新区，将全区的人、地编排号码以便于改造惩治，五湖四海的知识分子云集于此，且劳动且育新，重新锻造精神与肉体。“孩子”统治“大人”，合法性如何确立？首要任务是规训。他要求作家贬低自己的作品，作家愣了一下，连说三遍“我的著作是狗屎”。他扬言向圣母像撒尿，威胁宗教，宗教苍白着脸连说几声“我是流氓、我是流氓……”——也还是这个宗教，为了多获得一点面，将从前珍视的圣母玛丽亚像，主动“扑在脚下边，用脚去跺圣母的头。去踩圣母的脸。还特地，用脚尖，去圣母的眼上踩着拧一下，把那眼珠拧碎了。眼睛给拧瞎了。拧成黑洞了”。时隔不久，宗教更加积极地向孩子表忠心：“你给我一把黄豆吃，我不仅可以把圣母的像放在脚下踩，可以把圣母的眼珠抠出来，把圣母的鼻子和嘴撕烂嚼嚼吞进我的肚子里，让圣母在我的肚里变成粪，我还可以听你的，对着圣母的脸撒泡尿。”饥饿的威胁让育新区的学者、作家、宗教们卑躬屈膝，蔑视乃至践踏自己的尊严与信仰，指责仿佛说不出口。毕竟，在死亡面前，人如此微小，生的本能又如此强大。

　　而阎连科饶有兴致娓娓道来的“捉奸事件”则是一个无法被宽恕的、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孩子采用幼儿园式的小红花奖励制，检举有奖，揭发有功。无意间发现的情事令实验倍感振奋：有好戏看了呢！他脸上的光彩“红红彤彤如那将要落下去的太阳”，脱下鞋子带领众人前去勘察现场，心心念念的还是“检举一次奖励回家一个月”，“今天这件事是我发现的，是我检举的，你们谁都不要和我争”。谁料扑了个空，“所有的教授、讲师和别种别类的读书人”都跟着实验骂了句粗话，心中同时燃起巨大的希望，流放地的全民捉奸运动就此拉开序幕：白天“谁也不拉耧播种了，都朝着某方向的荆丛、洼地、沟道里走，样子是解散去拉屎和尿尿，其实都是去捉奸”；深夜里人们不约而同地出来游荡，某次“出来捉奸的男罪共有六十几个人，占了九十九区一半还要多，最大的六十二岁，最小的二十岁，排在一起，队伍长长，如一条游在夜野的龙”。既有如此秉性与欲求，九十九区知识分子在科学问题上达成的共识也就不难理解：“没有人再张开读书人的臭嘴巴，说虚报、浮夸、违背科学那样的屁话儿。大家说‘科学就是一泡屎。是屎踩着都嫌脏，最好把它埋在田地里。’”为实现孩子进京献礼的狂想，更为早日获得象征育新成功的“五颗大的星”，作家甘愿以鲜血浇灌作物：

　　看那棵麦有些泛黄偏瘦、地力不足了，我就在早上我的血液最足时，用针扎破手指头，把那血滴在水碗里，瘦轻的麦颗滴几滴，瘦重的滴上十几滴，再把浇在瘦麦最根部，使那麦苗在一夜之间后，它就黄去黑来了，瘦消肥壮了。

　　以血肉向土地献祭，早在《年月日》中就已得到更为惨烈的书写。荒年独自留守的老农先爷发现了一株孱弱的玉米秧苗，对生的希冀驱使他以肉身作为养料，支撑幼苗的生长，直至与土地、植物融为一体：

　　那棵玉蜀黍棵的每一根根须，都如藤条一样，丝丝连连，呈出粉红的颜色，全都从蛀洞中长扎在先爷的胸膛上、大腿上、手腕上和肚子上。有几根粗如筷子的红根，穿过先爷身上的腐肉，扎在了先爷白花花的头骨、肋骨、腿骨和手骨上，有几根红白的毛根，从先爷的眼中扎进去，从先爷的后脑勺中长出来，深深地抓着墓底的硬土层。⑨

　　如此凄绝的图景，是阎连科对匍匐于土地者生之艰难与抗争的表达，生长万物的土地是凌迟肉身的刑场，也是最终安放肉身的皈依之所，速朽之物藉此化为生生不息的永恒，先爷的蒙昧与执着生发出令人起敬的力量。而《四书》中作家以鲜血浇灌麦穗，继而作为成功经验推而广之，众人纷纷效仿浇灌玉米的场景则让人感觉到无比真实的荒谬与讽刺，叙述的真实与否反倒变得不重要，“神实”在此获得胜利。巨型麦穗的不知所终、玉米壮如树却不结穗寓示着乌托邦狂想的轰然倒塌，对于“乌托邦的打造终将以误托邦（Dystopia）告结”⑩。尽管转换了时空，阎连科在《四书》中对知识分子清醒而不无讽刺的审视，仍可看作是《风雅颂》对“我的大学”、“我的村庄”之思考的延续，在他的视域中，处于这一事件中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狂想的认同甚至合谋，远非海德格尔式的“以对真理的激情抓住了假想”?，也非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诱惑使然，更多的是根源于自身的软弱与私欲。被放大的人性弱点与强烈的生存欲求扭结在一起时，连“吃人”都不再是狂人的臆想：“有人看见埋在区院后边农科院的研究员，他的坟被扒开了，那席里的尸肉被人挖走了一块又一块，大腿上、肚子上留下的洞，如黑土泥地被锨锄用过了力。”饿极食人固有史实蓝本，然而当本该永远是“反抗者”，本该对逝者怀着慎终追远之心的知识分子开始磨刀霍霍向同伴时，观者只能如小说中的学者般，发出“读书人呀……读书人……”的悲呼，流出“和年月与饥饿一样不可抵挡”的泪。

　　临近结尾处，孩子一半表演一半殉道地将自己钉于铺满红花的十字架上，在弥留之际允许众人离开九十九区，于是“人们都急忙，到那十字架底下，每人抢了一袋上路离开的干粮和一枚，还有香漆味的红五星”。离开途中偶遇早已立功离开的实验，扶老携幼逃离饥荒的家园，只因听说地广人稀的九十九区“春季万物花开，有吃不完的东西啊”。逃而无果，逃无可逃，苦难远未终结，荒谬仍在继续，纵使有“红五星”作铭证又有何用？小说由此获得了理性与价值的提升，这是比直面禁忌更大的贡献，亦是由“神实”通往“灵魂深度真实”?的努力。

三、记忆：迷失或穿越

讲述创伤总是源自记忆的冲动，这记忆或来自个人或植根国族。贾平凹在《古炉·后记》中说：“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者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阎连科亦坦陈《四书》中着力描绘的饥饿感是总也挥之不去的幼年记忆：“可对我这一代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童年的饥饿。从有记忆开始，我就一直拉着母亲的手，拉着母亲的衣襟叫饿啊！饿啊！总是向母亲要吃的东西。”?追寻与救赎着一切消逝之物的记忆，催促着写作者不断思索并打开过去，过去的时光在这样的打开中宛若新生。重新打开面临着不同的可能性，如福克纳，背负起记忆的一切痛感与耻感，宣告“在悲痛的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我选择悲痛的存在”?；或如昆德拉，进入无可忘却的遗忘，在“缓慢地向死亡进发的虚无”?中感受悲痛。记忆与遗忘的此消彼长转化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建构起无垠的书写空间：文学怎样面对和感受历史，讲述又将以何种方式打开并铭记历史。

　　对历史创伤的书写，无疑更是困难重重，因为“任何想还原现场，控诉不义的努力都带有内在的悖反性。就算千言万语，我们又怎么能够僭越受难者永远被剥夺的说话的位置？暴力之所以罄竹难书，正是因为暴力所带来的恐怖已经超过了语言文字的表意范畴，直指文明的非理性黑洞。但即使如此，伤痕见证者还是勉力寻求诉说的方式。这里的逻辑是，哪怕暴力带来的恐怖难以诉说，我们也要说出这恐怖的‘难以诉说性’”?。面对着相似的“难以诉说性”，前苏联文学产生了如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尼仁琴的《古拉格群岛》等兼具历史反思精神和美学品格的作品。相形之下，当下中国文学对于历史的书写则更多地呈现出推诿与怯懦的精神状态：“多元价值颠覆了朴实的人文价值”、“作家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人格内涵被取消了”、“市场化的价值观念迅速成为作家创作的价值主流”?——这一对新世纪文学的症断同样适用于创伤书写。血泪控诉的过时性早已成为共识，写作者们转而聪明地描绘着零度的风景，价值立场的退却与纷乱使得对痛史的反思成为朝向记忆的集体迷失和沉湎，甚至可以说，是在以记忆的名义忘却。然而，历史意识与价值立场的表达并不必然损害文学的独立性与美学品格，作家全然不必以申诉为目的，具有历史承担的艰难而独立的思索将包含一切，将引领小说穿越记忆暧昧不清的表象，进入更为广阔的美学时空。

　　从这种意义上说，《四书》无疑是令人欣喜的。“面对我故乡那块苦难的土地，我究竟做了什么，表达了什么”、“面对社会现实，文学总是那么简单、浅薄和逃避”、“面对历史，我们做了何样的写作选择和思考”、“面对文学自身，今天的文学有过怎样的探求与坚守”?——四重“文学的愧疚”让阎连科的书写少了一些功利和激愤，多出一些良知与责任，《四书》就是弥补这一愧疚的写作实践。更让人欣喜的是，暌违已久的形而上思索在弥补中显现灵光，这正是此前论及《古炉》所缺少的品格。

　　回到《四书》的文本，结尾处孩子以殉道的方式死去，哲学短章《新西绪弗神话》指向了苦难的从适与渡过、存在的困境与意义、忍耐的理由与力量。这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对知识分子反思与对抗争的呼唤可能引向“历史的反抗”，因此评论家会期待“他（孩子）带领这些罪人走出集中营，冲向检查站，并死在‘专政’的枪口下”?；而阎连科从小说开头就开始营造的宗教氛围让结尾处“形而上学的反抗”也并不突兀。阎连科重述神话，“新”西绪弗从偶然遇见的孩子身上感受到爱、感受到新的存在和意义。神不能容忍西绪弗在惩罚中找到安慰，于是改变惩罚：在山的另一面，石头自下而上运动，它被推下山后很快会匀速地自动从山下滚到山顶，精疲力竭的西绪弗必须爬上山，再次将石头推下。双倍的体力惩罚让西绪弗无法向从前一样迎着天上的光亮推动石头，同时，他再也无法看见孩子，爱与思念成为新的惩罚，甚至思考怪坡的玄机也成为惩罚的一种。在日复一日的惩戒中，西绪弗瞥见山下的禅院和俗世炊烟图，获得新的从适与意义。但他努力隐藏，“目光中都是没有看见现实俗世的光”，于是“静平从适，油然自得”——这接近加缪所言的抵抗着世界荒谬性的形而上学的幸福。在加缪看来，正是荒谬联系起了人与世界，人一旦提出“为什么”，就意识到了荒谬，他既看到世界的杂乱无序，又怀着对幸福理性的希冀，于是“荒谬就产生于这种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面对生存的荒谬状态，关键不是逃遁或弃绝，而是在其中生活，从中获取自己的力量，获取对毫无慰藉生活的执着证明。没有一种命运能够构成对人的惩罚，生活与荒谬中的人说“是”，但是努力永不止息，这努力本身就是反抗。因此加缪会说：“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在最终的结论处，“西方的西绪弗”与“东方的西绪弗”获得了某种共识，所不同的是抵达安宁与救赎的方式，前者倚靠内心的全然自足，没有信仰却饥渴慕义的后者除却内心，还需要俗世之光的烛照。用“是”的方式说“不”，在此岸寻求希望却并不安然沉湎于现世，抵抗永不放弃。阎连科在“西方的西绪弗”的启迪下，提供了一种更为复杂的、东方式的反抗自身与世界荒谬的姿态。从这种意义上说，阎连科得以穿越时间的帷幕，在历史的激流与寂静的见证中，以书写抵抗着现实的沉默与残暴，寻找到了这个世界“疼痛的收获”?。于当下语境，这是期待已久的收获，也是最美的收获。

　　【注释】

　　①贾平凹：《古炉·封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贾平凹：《古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4页。

　　③同上，第606页。

　　④同上，第605页。

　　⑤贾平凹：《废都·后记》，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60页。

　　⑥贾平凹：《高老庄·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361页。

　　⑦在罗曼·英加登看来，意义与价值层面“形而上学质”的显现是客体再现的最重要功能，唯有此时，“文学作品才能最深刻地打动我们，文学的艺术作品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显现中，才能达到了它的顶点”。[波兰]罗曼·英加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页。

　　⑧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6页。

　　⑨阎连科：《年月日》，河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⑩蔡建鑫：《屈辱的救赎——论阎连科的〈四书〉》，《四书·序论》，台湾麦田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美]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页。

　　?贾平凹：《古炉·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3页。

　　?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美]威廉·福克纳：《野棕榈》，蓝仁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年版，第278页。

　　?[捷克]米兰·昆德拉：《笑忘录》，王东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版，第131页。

　　?王德威：《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读书》2011年11月。

　　?丁帆：《新世纪文学中价值立场的退却与乱象的形成》，《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阎连科：《文学的愧疚》，《扬子江评论》2011 年第 3 期。

　　?王彬彬：《阎连科的〈四书〉》，《小说评论》2011 年第 2 期。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25页。

　　?同上，第 116 页。

　　?[德]保罗·策兰：《保罗·策兰诗选》，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