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国江路停车场 “公交三烈士”广场内，耸立着一座白色雕像，苍松翠柏见证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地将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押赴刑场实行枪决。凛冽的寒风中，三位烈士迈着坚定的步伐，面对敌人毫不畏惧……
暗夜明灯
1947年的一天夜晚，在上海西宝兴路的一间房子里，灯火通明，外面，却看不到窗子上的一点光亮，因为窗户上罩了毛毯。
房子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学者正在黑板上画一幅草图。画完，他清晰有力的语声响了起来：“这个图就是车轮上的轴承。轴承的英语怎么说呢？”
一位名叫王元的汉子回答：“白拧。”这话顿时引起一片哄笑。一个俊秀的年轻人笑着纠正：“是bearing。”
这位学者，是从重庆来到上海的机电专家，章名涛教授。俊秀年轻人，是章教授在西南联大时教的学生，名叫钟泉周。这师生二人，奉党组织之命，由重庆秘密来到上海，配合中共地下党的工作，为解放上海做准备。
在章教授的帮助下，钟泉周进入上海公用局电车公司的汽车修理保养场，担任技术员。师生开办了个夜校，帮助工友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传播进步思想。
夜校的地点就选择在钟泉周的家里。这也得到他的妻子胡馥英的支持：“咱们有两间房，一里一外，外间就做课堂。这样，就不怕告密了。”
职工夜校就这样开课了，章名涛教授讲解汽车零部件知识，钟泉周讲述革命形势。夜校很快得到了工友们的认可。
由于汽车零部件基本要靠进口，附带的说明书都是英文，所以章教授附带着教起了英文。工友们平时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全，面对拗口的英文，觉得难如天书。工友顾伯康就说：“章教授，我们都是贫苦人出身。拿我来说吧，从小在木器行里当伙计，后来当了国民党汽车团的驾驶兵，因为看不惯他们发动内战打自己人，才开起了公交汽车。我底子太薄，不学英文行吗？”
王元也说：“我一天书都没念过，不像钟老师，上了那么多学，我学这个太难了。”
钟泉周一直坐在角落里听着，这时候他站了起来：“那我也说说自己吧。我家里也穷，小学没念完就回家了，后来在一家书店打杂，可我一有空就看书，后来才靠自学考上了西南联大。你们有章教授这样的好老师，比我可强多了。”
这话一说，工友们的心稳定下来。钟泉周趁机说：“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将来建立了新中国，上海的公交汽车由我们自己当家作主，再也不用受国民党特务和黑心老板欺压。”接着，他就向大家讲起了革命形势，听得工友们眼睛里都闪闪发亮。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叫卖声：“香烟、香烟、老刀牌香烟！”这是在外面放哨的工友发出的紧急信号，有特务来了！钟泉周当即打开后门，掩护工友们火速离开。当章教授也要出去时，前门被踢开，一帮穷凶极恶的特务闯了进来。
化险为夷
钟泉周这房子，是里外两间，外间是客厅，里间是卧室。特务们一脚踢开了前门，一看外间，空无一人，又气势汹汹冲进里间，只见里面有三个人。
床上，一位不停咳嗽的年轻女人正伸出胳膊，请一位中年人诊脉。特务们一闯进来，三个人六只眼，都惊愕地看过来。
领头的特务，是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丁慰堂。他盯着三人，恶狠狠地说：“我们接到密报，有很多可疑人进你这个屋子了。说，他们去哪里了？”
病人丈夫，也就是钟泉周说：“哪有什么可疑人，我这是请了医生给我太太看病。她病情严重，去不了诊所。”
原来，后门开在卧室衣柜那里，当章教授正要出后门的时候，特务已经在外间破门而入，如果继续出去，一定会被发现后门的。于是，章教授果断退了回来。这时，胡馥英灵机一动，躺在床上装病人，章教授和钟泉周立刻配合，合演了一出戏。
丁慰堂仔细打量卧室，发现只有衣柜能藏人，就过去检查，但衣柜里空空如也。他又让小特务搬开衣柜，检查后墙，也没有暗门。难道密报有误？丁慰堂小眼睛一扫，发现窗户上遮挡着毛毯，不由疑心大起：“就现在这天气，遮窗户干什么？是不是心里有鬼？”
钟泉周镇定回答：“我太太这病，见不得风，又怕光，所以，唉——”他还故意叹了口气。
丁慰堂看向章教授：“你说，她得的是什么病？”
章教授不慌不忙地说：“结合病人的脉象看，应该是肺痨。这病要当心传染。”
一听这话，丁慰堂和他手下的小特务都吓了一跳，急忙后退。但丁慰堂还不死心，又追问一句：“那这个病怎么治呢？”说完，他的两只小眼珠紧紧盯着章教授。
章教授还是那副不紧不慢的样子：“这是肺阴亏损型，该用的中药有：沙参、麦冬、天冬、生地、百部，等等，我还是开方子吧。”说着笔走龙蛇，真的写起了方子。原来章教授年轻的时候，还真学过中医，这时候派上了大用场。
丁慰堂见挑不出什么毛病，正想垂头丧气地回去，忽然，他的小眼睛又盯上了衣柜，又走了过去：“我总觉得这个衣柜可疑！”
就在这时，就听“哇——”的一声，胡馥英吐出一口血来。章教授急忙说：“都后退，这血传染性极强！”丁慰堂暗叫一声倒霉，带着手下人匆匆走了。
听着脚步声渐渐远去，钟泉周与章教授相视一笑。原来，后门没在后墙上，而是衣柜上方天花板上的一个开口，这时用和天花板同样颜色的木板挡着，不注意根本看不出来。忽然，钟泉周又担心地问妻子：“你怎么会吐血呢？”胡馥英一张嘴，里面竟然是鲜红一片：“我把自己舌头咬破了，不然，还真骗不过这帮狗特务。”钟泉周心疼之下，一把抱住了妻子。
这件事一发生，说明特务已经盯上了这里，夜校是不能开了，人也会有危险。第二天，中共地下党员吴兆森找到章教授和钟泉周，让他们去北平。两人都不愿意走，钟泉周说：“黎明前是最黑暗的，这里最需要我，我不能离开。”钟教授也不愿意走，钟泉周反倒劝起自己的老师来：“您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电机工程专家，未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您应该到建设国家更需要的地方去……”一番肺腑之言打动了他，于是，章名涛教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登船离开了上海。
再说钟泉周，在开夜校时，他发现工友王元和顾伯康两位思想觉悟高、为人可靠，就注意培养，当时机成熟后，带领两人去见吴兆森，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钟泉周身边又多了两位最可靠的战友。
罢工风潮
1948年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就连钟泉周所在的电车公司，工友们的生活也出现了困难。
这天，王元和顾伯康闯进了钟泉周家里。王元呼哧呼哧直喘：“泉周，今天公司找司机和售票员开会，要解雇125名售票员，还有76名司机！”
“怎么，你们两个被解雇了？”钟泉周不安地问。
顾伯康说：“那倒没有。可是被解雇的那些工友怎么生活啊？”
三人商量对策，王元提出要去社会局请愿。钟泉周思考了一下，摇摇头，又点点头：“不能去社会局，我们要去更大的地方，兵分两路。”说着，他就在两个战友耳边低声说起来。
1948年7月7日，钟泉周、王元带领公交职工们分别坐上44辆公交车，来到江西中路包围了市政府进行请愿，要求当局不得解雇工人。另一路，由顾伯康带领工人来到公司所在的公平路大礼堂，用粉笔在墙上书写“我们要吃饭”，张贴“我们要工作”“反对无理解雇”等标语，号召更多的工人加入罢工队伍。
国民党市政府派出公司员工福利会的头头，来安抚工人们。为首的，竟然就是那个特务丁慰堂。原来，在军统，他就负责这一区。见了钟泉周，丁慰堂立刻认了出来：“又是你？说，你是不是受共产党指使的？”
钟泉周回答：“我是受被解雇的工人指使的，倒是你们员工福利会，为什么总是替资本家说话？”
丁慰堂无言以对，员工福利会的人开始假惺惺地劝慰工人们，说什么汽油价格大涨，经营困难云云。
钟泉周向王元使个眼色，王元立刻大喊：“你们都是黑心资本家的狗腿子，要你们干什么？”说着，带领工人们冲过去。员工福利会的人狼狈逃窜。
这场罢工持续了两天，大规模的游行、舆论的压力以及交通瘫痪，让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不得不同意在外滩水上饭店与新工人代表谈判。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作为工人代表，迫使电车公司答应不再解雇人员，而是改为留职停薪。钟泉周又特别提出，原有的员工福利会，已经代表不了工人利益，立即解散，由工友们民主推举新一届员工福利会。原来，钟泉周早已想到，要把工人们团结起来和敌人作斗争，必须有一个公开的组织，这个员工福利会一定要由工人自己来管理。所以，他才特意安排王元，让工友们看清员工福利会的真面目。
两个月后，第三届电车公司员工福利会召开选举会，工人代表们一致选举钟泉周担任福利会理事长，王元、顾伯康当选为司机常务理事和理事。一场公交史上反解雇的罢工斗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取得全面胜利。
英勇就义
1949年春寒料峭，还是那么刺骨的冷。在大会议室里，员工福利会正在召开理事会议。这个会的气氛很不寻常，起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国民党反动政府准备南迁广州，临时给南京的公教人员发了一笔“应变费”。电车公司的司机也是公教人员，却没有兑现，工友们纷纷找上员工福利会，要他们出面和当局谈判。
顿了顿，钟泉周说话了：“我們会去和他们谈判，不过，要讲究策略，不能蛮干。”
钟泉周告诉王元和顾伯康：“解决工友生活问题，只是其一。我想的是，上海解放在即，要严防敌人破坏公交设施，我们要借机让工友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保护电车公司，完好交到党的手中。”
谈判现场，钟泉周遇上了一个“老熟人”——特务丁慰堂。丁慰堂皮笑肉不笑地说：“钟先生，现时不同往日，我可没什么耐心。”潜台词是，他随时可以下毒手！
钟泉周才不怕他呢，针锋相对：“巧了，我也没什么耐心。政府答应工友，发给工友们每人六石米的‘应变费，说到就该做到，不然，我们将罢工示威。”
丁慰堂都要气疯了，上次的大罢工，他被上司一顿臭骂，差一点被撤职，这次是万万不能再罢工了。他挥舞着双手说：“你再提罢工，我现在就枪毙你！”
手下的十多个小特务纷纷亮出短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钟泉周和众工友。王元和顾伯康一看，立刻招呼工友们操板凳自卫。
流血牺牲一触即发，反倒是钟泉周先说话了：“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如果我们还是拿不到应变米，那么……”
丁慰堂有了台阶下，悻悻地说：“大家应该体谅政府难处，三天后肯定发的。”然后狼狈逃窜了。
钟泉周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这帮家伙狗急了会跳墙，真的会开枪，现场工友人数太少，没必要做无谓牺牲。三天后，如他所料，一粒米都没有发下来，他才找来王元和顾伯康，全市公交车大罢工！
2月16日清晨，由顾伯康所在枫林桥营业所率先进行停车罢工，接着各公交线路工人陆续响应。丁慰堂闻讯后，急忙带着一大帮特务赶到现场同工人们谈判。
顾伯康说：“还是原来的要求，每人发应变费6石米！”周围工友们也陆续围拢过来，大声呵斥当局的无赖嘴脸，人越聚越多。这可不是前几天的谈判场，面对这么多人，丁慰堂可不敢动枪了，声称回去向上峰请示，尽量替大家争取应变米，然后溜回了警局。不过，他可不是去要米的，是要军队镇压罢工潮！
当晚，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警察局派出大批军警，包围了枫林桥保养场，从职工宿舍内抓了顾伯康。消息很快被中共地下党员曹淼获知，火速赶往钟泉周家，通知他马上转移。
妻子胡馥英匆忙收拾了一下，要和丈夫一起走，钟泉周不放心：“党的一些机密文件，还有一些来往信件，我还没销毁完。你先走，我随后到。”胡馥英只好先走一步。
可是，他刚刚烧完最后一封信，警局大队人马就闯了进来。几乎同时，包括王元在内的九位职工同时被捕。
2月17日凌晨，钟泉周被解到警备司令部受审。丁慰堂闻讯赶来，他对钟泉周恨得直咬牙，阴森地说：“老朋友，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说，你的上司是谁？”
钟泉周一口吐沫吐到他脸上：“谁跟你是老朋友？我的上司就是广大工友，我是全体职工选出来的理事长，为职工谋福利有什么罪？”
钟泉周哈哈一笑：“我还真不是，我要是就好了！”原来，他在西南联大参加的是中国民主青年同盟，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他多次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上考虑“民青”这个身份更适合展开地下工作，就没有批准，现在，竟然成了钟泉周的一个遗憾。
丁慰堂一时间理屈词穷，临走抛下一句：“实话跟你说，上峰给了我六个字，‘借人头，平工潮，招不招都一样，反正你们都是要枪毙的。”钟泉周只是轻蔑地一笑。
几乎在同一时刻，另外的审判室里，王元、顾伯康等人也是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当审讯人员胁迫他们交代谁是共产党、主谋是谁时，顾伯康激昂地说：“向你们要6石应变米是我先提出的，得到大家一致同意。”审讯从凌晨2点一直到清晨6点，敌人都一无所获。
丁慰堂黔驴技穷了，竟然将钟泉周怀孕的妻子胡馥英抓入大牢，让她好好劝劝“顽固不化”的钟泉周。但没想到，这对革命夫妻竟然互相鼓励起来，让钟泉周更为坚定。
胡馥英临走时，钟泉周递给她一件旧衣服，说让她回家洗洗，等他出狱再穿。胡馥英到家后，拆开衣服内侧，竟发现了丈夫的遗书：我今天被公司陷诬关在沪淞警备（司令）部，或须冤枉要死，希你照看小孩，能够在家乡再（更）好。否则就决定改嫁，免得吃苦……
她后来才知道，就在那天，1949年2月17日傍晚6時，钟泉周、王元、顾伯康三人被秘密枪决。
解放后，时任上海市长陈毅为三烈士举行殉难一周年追悼大会，并题写悼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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