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俊

　　我对玫瑰是有偏爱的。 但不写作却有很久了。

　　而我新生活的开始， 大概可以从听《玫瑰纪事》 算起。 那时临近开学， 我极力从各方面调整自己的状态， 以摆脱过去大半年里的浑噩。 每天在家呆坐着、 闲躺着， 听一些并不上进的爵士乐——那些被我的父母称作是“靡靡之音” 的乐曲。 但有一天，网易云的大数据忽然为我选中了《玫瑰纪事》， 或者说， 它终于选中了我。 “玫瑰啊， 我以哲学爱过你”， 当这样的唱词流入耳中的时候， 我很难说不感到惊艳。 我想起了本科时候辅修哲学的时光。 我写诗， 但同样以哲学的方式去爱。 自那以后， 我每想到玫瑰二字， 都会感到一种被击中的快意。

　　“玫瑰啊， 你从哪里来， 我的真理用旧了； 玫瑰啊， 你往哪里去， 我以哲学爱过你。 我多想和你诉说从前的故事。”

　　“他们说一切并非真实， 那时万物正交响； 他们说一切并非虚无， 那时机器爱黄昏。 玫瑰啊， 你用凝视回应我。”

　　每天听同一首歌， 与每天诵读圣经， 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差别。很快我就来到了北京， 并开始了期待已久的研究生生活。 第一次去西直门的凯德mall 时， 在负一层的超市入口处意外发现了一家花店。 这家的花比我此前看到过的都打理得更精致些， 色彩也更鲜明些， 花店的主人亦给人美丽温婉的印象。 那时我想， 如果不在这儿挑一束花， 可能很难在别处找到买花的理由了。 于是， 我挑了几枝白朵粉边的红袖玫瑰、 几枝青白色洋桔梗和一枝多头百合， 并配以一口锥形玻璃花瓶， 一齐带回了并不宽敞的宿舍。 每天给它们换水、 剪枝， 摆弄整齐， 每天起来坐在桌前， 都看到花朵们比前一天舒展得更开——当然， 那只是前几天的风头， 但那让我感到愉快。

　　很快， 它们的花瓣开始松散， 往外低垂， 摇摇欲坠， 我记得我忽地一眼看到那境况时， 竟觉得那简直是个风华不再的老女人， 皮肤松弛、 满身褶皱， 过去的美貌还残留一点影子， 但又确确实实地不在了。 那一刻， 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哀伤， 又想到马王堆的辛追夫人， 想到很多优雅但衰老的女人。 我知道只要时间还在流逝， 这一切都将是必然的。 但正是这种必然使人感到莫可奈何。

　　后来， 我又订购了好几束鲜花， 在网上下单后， 有人去云南的鲜花基地采摘， 然后空运过来。 很多时候都是周二， 我接到邮政的电话， 去取包裹， 然后急忙拆开， 把它们散开泡在我的水桶里以得到舒展， 到晚间差不多的时候便打刺、 剪枝、 除叶、 插瓶。 那或许是我每周最快乐的时候了。 有时候花儿谢得迟一点，下一束也就来得迟些， 并不固定周二， 但总有它们谢与开的时候。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 寸丹老师发来约稿的消息， 但我并无稿子可发， 作为一个也写诗的人， 我为此感到很羞愧。 幸亏老师没有放弃我， 她鼓励我慢慢写。 我将永远对此充满感激。 一个初学者受到的所有鼓舞都将成为构建她作品的一部分。 于是， 我除了每天按时修养我的花， 也每天保持诗歌的阅读。 那段时间， 我翻阅了很多诗集， 包括米沃什的、 博尔赫斯的、 里尔克的、 辛波斯卡的、 博纳富瓦的等等， 甚至还在路易斯·格利克获奖之前也翻了一下她的作品。 那段时间读的诗人大多是以前读过的， 但我不写作已经很久了， 重新读一读或许可以找回一些写作的感觉吧。有所进步是不敢奢求的， 但却发自内心地希望， 也觉得我很有必要开始继续写点儿东西了。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 在师飞师兄的引荐下认识了今年的驻校诗人林珊， 并在交流中听闻一位湖南旧友也将来北京游玩几天。 我与她们往来其实都不很多， 但却对她们充满羡慕和钦佩。后来在与她们共同的饭局上， 我去花店买了两束玫瑰， 每束九朵， 搭配洋甘菊， 分别用淡紫和浅粉色的纸包好， 并抄录她们二人的诗句于花束的小卡片上。 尽管分别后我们的往来也没有变得更加频繁， 我却想我们的记忆都会因为那束玫瑰而变得更美好一些。 有时候记忆会平淡得像白开水， 但总有些美好的事情， 像茶叶一样高傲地漂浮在上面。 后来我去林珊在校本部家属院的住处吃过两次饭， 也和他们谈论诗歌， 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开始动笔， 但那些交流宛如催化剂， 把我心里很多呼之欲出的东西更往前推进了一步。

　　北一区和北二区之间的天桥是我每天上课的必经之路， 那段时间思考写诗的问题， 常常在桥上走到一半便停下， 站到临马路最中央的位置， 什么也不做， 只静静地看。 宽广的马路被划分成很多的路线， 路的两端形成许多岔口， 汇入不同的立交桥， 而那些立交桥虽错综复杂， 我的视线跟着车流走到拐弯处便也没有了。 这种感受对我是很新奇的， 我没有见过这样复杂的路， 更没有站在桥上观察过。 马路两边并立着许多大楼， 眼见处似乎很少有临街的商铺， 虽然没有什么烟火气， 却十分庄重、 气派， 所以， 也容易让人产生距离感。 我很喜欢这种充满距离感的审美方式， 很想为此写点什么， 但始终不知道要如何表达。 我的词语被我使用得很贫瘠了， 准确地说， 是被我遗忘得很贫瘠了。 这时候又面临着更新的感受， 我很快在语言上陷入了青黄不接的境地。我越来越意识到语言是如何塑造着一个人， 又是如何塑造着我们的认知世界的， 如果我不说它， 它便不会说我， 久而久之， 我们就产生隔膜， 我便感到被孤立。 这滋味很难受， 好像倒回了牙牙学语的时代， 在偌大的人世间找不到一个生存的支点。 所以， 无论作品好与坏， 我都要开始写点什么了。

　　我依然每天修花， 每周订花， 享受它们为我制造的安宁。 很多时候， 我已经忘了它们生长的时日， 却可以通过它们绽放与衰败的程度去判断它们的去日与来日。 我依照它们的节律生活， 但依然难以下笔。 难以下笔也不是一朝两朝了， 所有不读书与不经事的日子都是。 有时候我盯着桌上的玫瑰发呆， 会想到半年前也曾有一首未竟之诗。 那段时间因为疫情幽居在家， 整日整夜地虚度光阴， 除了焦虑， 什么也不干， 唯一有规律的事情是去堂姐家拜访。 去年二伯被查出胰腺癌， 晚期， 而后便一直住在她家终老。 我们都很害怕失去他， 所以至少每周都要去一次， 越往后越频繁。 大年三十晚上， 客厅里剩下我和二伯两人， 我们一起去阳台看烟花， 我忽然觉得那或许是他此生最后的烟花了。 那时， 我心里很沉重， 但不敢流泪， 我们回到客厅后， 又一起看春晚的最后几个节目， 我想了想， 还是转过头对他说： 二伯， 新的一年祝你身体健康。 他苍白的脸颊忽然露出了笑容， 说， 好。 他并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况， 但也感到自己一日不如一日了。

　　每次去看望， 都看到堂姐家的餐桌上摆着一瓶鲜花， 有时是她去花店买的玫瑰， 有时是她在路边采的野花。 每次去的品质和花色都不一样， 但总是维持着最鲜活的状态。 花瓶里的花一周周更迭着， 二伯却眼看着一日日消靡。 胰腺癌的病痛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他虽然不说， 但我们都看得出那病在无声地焚烧他的身体， 太剧烈了。 医生说他活不过正月， 而我们的拜访却持续到了清明以后。 虽然他的身体一日日瘦削， 脸色一日日苍白， 但他的意识始终十分清醒， 这很令人感到绝望。 清明以后， 二伯逐渐行动不能自理， 堂姐也没有精力打理花束了。 我看着花瓶里的花常常陷于枯萎的境地， 觉得很晦气。 最后一次去， 二伯已经难以开口说话了， 他躺在沙发上看我的那一刻， 我甚至觉得那是来自一具尸体的凝视。 他的皮肉大概已经僵死了， 面容灰白而缺乏水分， 整个生命行将就木。 但他还是用自己的意志抵抗到了最后，直到再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听说临死前洗完澡， 他的儿女们感到他大限将至， 哭了， 他自己也有所预感， 同样哭了， 却说不出话。

　　闻丧赶回后， 我看到花瓶里空空如也， 顿时潸然泪下。 小时候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最后一篇写“爸爸的花儿谢了”， 读完也忍不住泪流满面。 花儿不是忽然谢掉的， 但花谢花开都有它的时候。 那时我方才明白， 人也不是忽然死掉的， 人是一点点、一点点地死掉的， 直到所有力气都散尽。 人来人往也都有他的时候。 那段时间我也经受了很多， 看开了许多关于生命的东西， 很想写点什么来纪念他， 却不能。 到后来， 当我们终于走进晴天的时候， 他却再也没能走出来。 我很想忘掉那些痛苦的感觉， 但又不愿让我的感情像空气一样流逝， 我想写下来， 但太难了。

　　疫情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我来到北京， 一切都是新的。新的生活， 新的地方， 新的时间， 新的人。 许多记忆我没有带来， 但也不会忘记。 我很庆幸， 新的写作终于开始了， 始于我在北京所遭逢的玫瑰。 但这还远远不够。 每一朵被言说了的玫瑰，背后都有无数朵我所怀念的玫瑰。

　　但玫瑰总是好的——

　　我以哲学爱着她们。

　　是她们装点了我内心的荒原。

　　而下一组诗， 我将献给那些生命里的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