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不仅是一个修辞问题和观念问题， 也是一个意义实践问题。 象征世界的法则与自然秩序密切关联， 它环环相扣、 生生不息； 这一法则不仅满足了人们日常生产、 生活的意义需求， 也解决了关于生产本身的困惑， 甚至还化解了死亡难题。 在古老而漫长的农业文明时期， 生产与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更大时序轮回（天人合一） 的显现， 死亡即是重生。

　　伴随着理性的膨胀和现代性的发生， 时间的线性神话被确立， 革命的合法化和现代国家秩序的建立紧随其后； 其间伴随着人的观念的解放和失范——象征从宗教领域进入世俗领域， 革命的象征叙事代替了宗教的象征叙事。 而以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为标志， 象征实践彻底从生产生活领域被挤压至生产生活的终端——象征不再为人类的实践赋义， 而只为人类生产生活的结果提供解释； 一种基于等价交换而非象征交换的、 外在光鲜陆离而内在支离破碎的商品拜物教产生了。

　　无疑， 象征同时作为意义庇护和意义强制而存在。 在个体对其所依存的象征秩序的接受中， 存在一种张力； 尤其是， 当象征秩序衰落、 动荡、 交替时， 个人的感受性也愈加明显。 这也正是诗歌话语意义张力的基础。 在破碎的现代生存境遇中， 诗歌借助象征的余威充当着现代世界的神话； 正是在这一现代神话中， 诗人的祭祀身份显现， 他们致力于建设一种新鲜的、 个体的修辞经验和知识体系， 用以对抗成建制的话语秩序和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只有在诗中， 语言才是亘古如新的； 只有在语言中， 世界才是生生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