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中国的许多皇帝几乎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筹划为自己修墓，以期死后能进入一个万年牢固的地下宫殿，继续享受无上的尊荣和奢华，永远不被盗掘。然而绝大多数皇帝的陵墓都被盗过或开掘过了，即使还没有被挖掘的，人们也知道其所在位置。唯成吉思汗陵，竟成为千古之谜，令各国考古专家绞尽脑汁，仍不得其解。尤其在近二百年来，以现代人的精明、现代科技的无所不能，全世界有100多个考察队，费尽周折，旷日持久，动用了航天遥感、地球物理学的地下勘探等尖端技术，像篦头发一样把所有认为能埋葬成吉思汗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却全都无果而终。

　　至少在对待死亡的智慧上，“一代天骄”远远高于其他帝王，关于这一点，所谓“现代死亡学”的奠基者、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时隔近800年才悟到：有一天他忽然对自己提出了一個问题，他的后院里到处都是松鼠，一年四季在树上和草地上窜来窜去，但他从来没有在后院里看到过死的松鼠，难道它们会不死吗？显然不是，万物都有生有死。

　　即使体型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死的时候也会隐藏起自己。假如有一大象因意外事故死在明处，象群也绝不会让它留在那儿，一定要将它抬起来，找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象群如果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也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捡起来，疏散掩藏到附近的大片荒野之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再看看人类吧，最会在死亡上做文章。这一切都源于人类对死的恐惧，认为死是灾难，是反常，是伤害，是痛苦，是惩罚，是机会，总之是不自然的。有人死了，活着的人总要议论纷纷，死于什么原因、多大年纪，等等，不管真的假的都要惋惜感叹一番，同情一阵，亲的近的还要掉几滴眼泪，实在挤不出泪来也得拉长脸做悲痛状。然后就是送花圈，举行葬礼，安置遗体或骨灰，修墓立碑——如果人类继续这么搞下去，早晚会有一天，地球的土地都将变成墓地。

　　据托马斯的统计，地球上“每年有逾5000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人类应该为有死这件事而庆幸，是死解放了生。生——死，死——生，不过不断往复而已。人知道该死，才懂得该生。平时用不着老顾虑死，倒应该多考虑生，能体味死的平和，就能透彻生的意义。人生其实就是“至死方休”。

　　蒙古的“秘葬”习俗成就了成吉思汗陵之谜。据说在他葬后要驱赶马群在葬地狂奔，泯灭埋葬痕迹，然后用千骑守护，不许任何人进入禁地。等到来年密林如旧，别人无法看出大汗葬在哪棵树下；或者青草丛生，草原如旧，让人再也看不出埋葬的迹象，千骑方才散去，从此也使墓地成谜。其实在成吉思汗之前，道家更早地洞悉了生与死的转换。庄子出生在2300多年以前，当他妻子死后，他蹲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有人责怪他还振振有词：想她现在安睡在天地的大房间里，我若在旁边哇哇地哭泣，实在太不明生命的演变过程了。轮到庄子自己也快要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他，他却拒绝道：我用天地做棺木，日月做璧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一个很壮观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弟子说：我们怕老鹰来吃先生啊！庄子答道：在地上会被老鹰吃，埋在地下又会被蚂蚁吃，把我从老鹰那里抢过来送给蚂蚁，你们不是太偏心了吗？

　　既以生为善，又以死为善。现代人反而没有这样的洒脱了，活得越久越不想死，看见别人还活着也不愿自己先死。岂知世界最平等的事就是死亡，它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早晚都会轮上，该轮上的时候一定会轮上。在这一点上，无法不高看成吉思汗。即便学不了“一代天骄”，总还可以借鉴动物对待死亡的智慧。

　　（婉莹摘自《广州日报》

　　2016年10月18日 图/陈明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