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翔

　　我去过的很多城市都有招摇撞骗的“重庆酸辣粉”，当然，有的是真，有的是假。真真假假，其实只要是个重庆人，一尝就能知道。对于我而言，从小到大吃着酸辣粉长大，极其清楚那红苕圆粉的粗细和酸辣程度，绝对要用香油炸的油辣子，加上陈醋，将过水的红苕粉从热腾腾的开水中盛出来，倾入碗中，配料是花生粒、香葱、姜蒜末、味精、盐和少许胡椒花椒，最后就是一勺早已准备好的臊子肉末浇在上面。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酸辣粉是一个大叔担着担子卖的，他的声音很特别，总是叫着“凉面、酸辣粉、豆腐脑……”尾音拖得很长，像是唱戏一样。一群小朋友围着他，浅浅的一小碗，五毛钱，每个人都端一碗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吃。后来长大些，大叔不见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在放学路上吃过酸辣粉，唯独周末随父母乘车去看外婆，带外婆出门逛街，走到重百门口，会买一碗。每一次买都要排长队，油辣子的色泽，陈醋的香，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酸爽”！那时候两块钱一碗，外婆也觉得贵，所以不常吃，有时候外婆馋，也忍着，问我要不要吃，要吃，就随我要一碗。

　　那些年外婆还很硬朗，走哪儿几乎都是背着大包，说走就走。她总是乘车从几公里外的城里过来，带些鸡蛋和咸菜，鸡蛋是赶集的时候买的，咸菜是自己腌的，要是叫得上外公，还要扛两袋大米过来。

　　上小学后，寒暑假都在外婆家，外婆做米粥，有时候放玉米，有时候放豆浆，有时候放豇豆，早上起来，就一碗热气腾腾的粥开始新的一天。要是父母休息，就一起出去，总要路过重百商场，就总能闻到酸辣粉的香。妈妈要问外婆，想不想吃，外婆多半都摇头，说：“两塊钱一碗，贵着呢！”实在有时候想吃，就掏出十块钱给我，说：“我这里有钱，我买给你们吃。”外婆看着我们吃，就笑，一笑就容易呛到，但是外婆还是笑，呛得眼泪都出来，还说看着你们吃着香，就开心。

　　后来外婆搬去重庆市区了，我也上高中了，见的时间少，但每次去看她，她都捏着一沓钱给我，说：“拿回去给你妈，你们拿去用。”外婆和外公在家里吃得清淡，用水也是拿盆子接着，洗菜淘米的水有好多用途，一个月下来，水电费不足十来块。大部分的退休工资，外婆都存着，补贴子女。

　　搬去城里之后的外婆和外公开始很难见到子女，他们俩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偶尔，外公也会带外婆出去走走，慢悠悠地过江，然后在步行街晒太阳。大多时候他们不会走太远，如果真的从江北去往渝中，那估计是外婆想吃酸辣粉了。

　　我大三那年，外婆患了胆囊癌，我们没敢告诉外婆，只是说她胆上有些问题，不能再吃肥肉了，吃些清淡的。那段时间，外婆开始像个孩子一样，坐在家里，吃很少的饭，夜里疼得睡不着觉，精神越来越差。医生说，外婆最多还有半年时间。有那么一刻，我感觉痛心，想哭却哭不出来，看着外婆笑，根本无法接受她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实。

　　很久之后我回头去看我2011年的微博，我发现自己每天都会发一条微博为外婆祈祷，希望上天不要带走她。事实上，外婆比我们想象中坚强，她依旧每天早上起来煮粥，靠在椅子上织毛衣，她尽量不去想后背疼痛的事，尽量看一些喜剧来让自己开心。我回家的时候，外婆说还想看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那是她最爱的电视剧。

　　外婆喜欢抓着我的手说：“以前你啊，很调皮的，每次家里有人来，你都要把声音调到最大，然后自己跑掉，把别人耳朵都要震聋。”外婆又说：“你啊，小时候也是很乖的，家里要换冰箱，你说等你挣了钱，要给外婆买十台。你啊……就是这么不知不觉就长大了。”

　　好景不长，入冬之后，外婆开始彻夜疼痛，基本睡不着，早上也很难站起来，基本靠在床上。有一天我去解放碑，妈妈打电话来，说外婆想吃酸辣粉，叫我回家的时候带一点，那天不知道是心情不好还是别的原因，我有些不耐烦地说了一声：“不好带啊，这么远。”电话那头很快传来外婆的声音：“算了，挺远的，酸辣粉都黏糊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只跟妈妈说，我会带回去的。

　　那夜的公交车开得很慢，我端着酸辣粉挤在公交上，香喷喷的酸辣粉味游荡在车厢中，我突然想起外婆吃酸辣粉的可爱样子，可就是那时候，司机的一个猛刹车，我一个踉跄，酸辣粉洒在了地上。我狼狈地蹲在地上，看着那捡不起来的酸辣粉，突然忍不住哭了。

　　我到家的时候，外婆坐在椅子上，我说：“外婆，对不起，酸辣粉洒了。”妈妈瞪了我一眼，我也从外婆脸上读出了些许遗憾，但她依旧说：“没事，下次再吃。”

　　而我没想到，再也没有下次了。外婆的病很快恶化，躺在床上疼得死去活来，当儿女在的时候，她都忍着，声音微弱地和我们说话，她会把每个孩子从小到大的事情都拿出来讲一遍，一遍又一遍，始终是那几个故事，但她还是希望多讲一点。

　　外婆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梦见她，好像她没走，真的没有走，她坐在解放碑好吃街的大树下，晒着太阳，等着我们给她端酸辣粉过去。梦里她只是微笑，不说话，她吃酸辣粉的样子从来都没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