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郭沫若先生说到李白与杜甫，对李白非常偏爱。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一代又一代诗人，包括郭沫若先生自己。所以他在《李白与杜甫》中，写到李白的时候就常常表现出许多宽容和谅解——虽然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痛心，但基本上是推崇和赞扬的。而对杜甫就不是这样，有时算得上是苛刻。

　　其实杜甫和李白在许多时候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常常讲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杜甫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因为二者在性格、在做人方面色彩迥异，他们写出的诗章也必然有一些审美差异，人生目标也不尽相同。可他们都是杰出的诗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些言行也相差不远。杜甫在推荐自己的时候，同样用词大胆而泼辣，很有自吹自擂的锐气。还有喝酒，一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酒徒，极度嗜酒，却对杜甫的能饮视而不见。

　　李白二次进京以后受到了皇帝的厚待，与权贵多有交往，并且一生都视这段经历为最大的荣耀。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年老的时候，正赶上好朋友严武做了四川的最高长官，对方出于对杜甫的怜惜和敬重，就给皇帝上了一个表。结果杜甫得到了一个相当于六品的虚职，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那个“杜工部”。

　　从此杜甫有了一个表明职级的“绯鱼袋”，一直挂在身上。这个袋子给杜甫添加了许多荣誉和不便。他和一些年轻人同在嚴武的幕府中，因为披挂这个袋子，惹得年轻人嗤笑，最后弄得极不愉快。他在《莫相疑行》中写道：“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指的可能就是这段经历。

　　杜甫到了身体极度衰弱的晚年，终于把这个绯鱼袋从身上解下来。在死亡的威逼之下，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刘振摘自《新民晚报》2017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