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了,每到这一天,我总觉得冷,这是来自心底来自骨髓的寒意。
26年前的今天,龙华火葬场的门口。
雕龙的烟囱,高高矗立在阴霾的天空下,时不时“轰”的一下,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在料峭的春寒里,逐渐飘散,变淡。
我呆呆地看着它,感觉死亡不是童话里通往天堂的道路。童话里的天堂路开满鲜花,而这烟囱如此丑陋。
前一天晚上,听到爸爸死讯的时候,我没有哭。我平静得不像他的女儿,甚至不像一个孩子。
作为一个二类右派的女儿,作为一个老是听大人们悄悄议论着哪一个相熟的叔叔伯伯阿姨又没了的十岁女孩,冥冥中早就在等待着一种模糊而又清晰的可怕的东西,早就知道自己的家会有破碎崩溃的那一天。
那个夜晚,妈妈迟迟未归。我带着妹妹和外婆面面相觑。谁也不敢问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谁的心里都有预感,一定有什么事已经发生。
十一点多了,妈妈才回来。表情没什么异样,只是淡灰色的夹衣已被屋外的冷雨淋成了深灰色。
她打发我去睡觉。我刚一转身,她就对着外婆哭了。
她说爸爸死了,是自杀。昨天,吃了过量的安眠药。
她说她今天去了龙华火葬场,想最后看他一眼。她在雨里站了很久,可他们不让她进,要她划清界线。
她回头对我说:明天我也不能去,你去给爸爸送点东西好吗?
好的,妈妈,我去。你别哭了。
我回答得那么冷静,连今天回想起来都有些诧异。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妈妈就把我叫起了床。
她拿出一套西服、一件白衬衣、一双皮鞋、一双袜子,打成一个包袱。她往我兜里塞了三十元钱,那是用来收爸爸骨灰的钱。
然后,她送我上了43路公交车,把我交给了售票员。
龙华火葬场的门口,全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全都和我一样,手里提着个包袱。
看门的老头招招手,示意我过去。
我走到跟前,他问我,“来看谁?”
我默默递上死亡通知单。他接过去,看一眼,就转身进去了。
他进去了很久,寒气一点一点侵袭了我的全身。
我忽然觉得,爸爸死了,这是解脱。虽然那时的我根本不懂得苦难的准确含义,也不懂得忍受苦难是一件多么不易的事,但我心里对生和死有了一种极具体的感觉。
与其那样活着,不如这样死了。
我把钱递给他。他拍拍我的头说,“回去听话一点。”我点点头。那种感觉,不像是一个老人在关照一个孩子什么,倒像是两个大人在达成一种默契。
爸爸的死,使我一下子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甚至超越了痛苦。也就在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童年。这样一种生命层次的飞跃,使我比同龄的任何一个女孩子都更成熟。因为我知道,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少给妈妈添麻烦。
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岁的小女孩,捧着她父亲的骨灰盒,一个人坐硬席火车,从上海到哈尔滨,三天两夜,送她的父亲回他的老家。
四月的哈尔滨,松花江还没完全解冻。第一次出门,我什么都不懂,连害怕也不懂。只知道,我一定要把妈妈交给我的任务完成好,一定要把爸爸送回家……
我一直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两大问题,爱与恨,生与死,它们的来与去,都由不得我们。我们只能主宰生和死之间的那短短的一段时光。活着,就活好它。
(紫云英摘自《名人日记?潘虹独语》上海人民出版社图/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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