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之

　　看到新近的媒体上,有关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的采访,旁边配着刘震云穿着中式棉袄的照片,我转脸对同事说,还算可以,基本上长着一张作家的脸。同事对我的话表示诧异,是的是的,按理说,作家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和长着什么样的脸,是没有关系的。而且,很多时候,我读作家的作品,也像那句“吃鸡蛋,不必问是哪只鸡下的蛋”一样,不会考虑他有着怎样的脸和面貌。但,自从数年前看过川端康成的脸之后,我的这个认识,彻底改变了。

　　我是先看到川端康成的文字,后看到他的脸的。应该说,他的脸,比他的文字,更加震动我。那时候,我已经零散地读了他一些作品,喜欢他文字里那种略略克制的忧伤和哀愁。隐忍的情绪和伤悲的絮语,却并不敢肆意铺排,有孩童般的谨慎和害羞。买来他的全集的时候,在扉页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样子。说实话,如果说先前他的文字让我伤感的话,那么他的脸,当我看见他的脸时,有想哭的冲动。就好像是,我要把他憋在心里的哀伤和泪水,全部替他流出来———哀伤在他心里,却在我这里裂开一个口子,泪水冲撞而来。他的脸,黑白的摄影作品,有着木刻的那种凝重。瘦削的面颊,线条清晰分明,即使苍老的皱纹,也模糊不了他骨骼的轮廓,那轮廓里,有骄傲,有克制,有不懈怠的坚持。他略略低眉,该怎么说他的眼神呢?有着洞悉事物真相的力度,却不是尖锐,也不是锐利。是比锐利多了柔和哀怨,比深邃多了清醒力量的那种。一个老人,在本该安逸闲散、不思不进的松弛年纪,却呈现那样瘦削清寂的面容,再想到他写下的那些文字,不禁就让人落泪了。也是在看到他面庞的那一刻,明白了《雪国》里,他写下的第一行句子: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这个句子,和他的脸,是如此相配,或者说,是只有长着那样脸庞的人,才能写下这个句子吧。

　　再读他作品的时候,怎么也摆脱不了他的面庞。他那清寂忧思的脸,总是从他书写的每一个字里,浮凸出来。每一次,都深深觉得,那文字里的灵魂,与那张脸庞上的气质是那么一致,或者说,他的脸庞,就是他的文字。也从他开始,我以貌取人了,固执地认为,作家就该长成川端康成那样子,当然不是说具体的五官,而是整张面庞上的气韵和味道。一个书写的人,怀着深厚丰富灵魂的人,懂得忧伤的人,就该是有一张与灵魂匹配的脸,川端康成那样的脸。关于这一点,我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灵魂是意识,面貌是物质,意识对物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所以,一个人的灵魂,最终会呈现在一个人的脸上。与多肉的面庞相比,我对瘦削的面庞,充满敬意。我理解的是,人,是一个小宇宙,这个小宇宙,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个是人的灵魂,一个是人的肉体面貌。在小宇宙总体能量恒定的情况下,灵魂和肉体,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肉体恣肆庞大,灵魂便遭受挤压紧缩,变得微小渺茫。川端康成老年的面孔,沧桑,多皱纹,但整张脸的骨骼轮廓一点也没有失掉,在我看来,这骨骼的轮廓,是灵魂和精神在那里支撑着。这是我厌恶完全坍塌、松弛的面孔和身体的原因———不是老掉了,而是灵魂抽离了。

　　依据“作家就该有这样一张脸”这个标准,我开始觉得,文字也要问一个出处。长着一张什么样的脸,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是紧密关联着的。陈丹青的话: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人的相貌,便是他的人。那么,也是可以这样说吧:在最高意义上,一个作家的相貌,便是他的文字。我喜欢的帕慕克的第一部作品,是《伊斯坦布尔》,读这本书时,感觉是在读一本黑白色调的画册,有怀旧的温暖和乡愁,有逝去的叹息和不舍。而这些,等后来看到帕慕克的照片时,再次感叹,他的文字和他的脸,也是一致的。他也长着一张让我敬仰的作家的脸。来华期间,接受《东方早报》采访,谈到《伊斯坦布尔》时,帕慕克说到了“呼愁”(Huzun,土耳其语,指一种集体的忧郁情绪)这个词,并且说,呼愁是伊斯坦布尔人的主要情绪。这个陌生的词汇,却带着一种亲近感,深深打动我。帕慕克的脸上,正可以找到这个词汇,呼愁。

　　类似的脸,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还有保罗?奥斯特。他有一张冷静、英俊、轮廓深刻的脸。额头很高,侧面看,有雕塑的质感,唯嘴唇那里显示出一点柔软。读他的《记忆之书》,开始一段:他把一张空白的纸放在前面的桌上,用他的笔写下这些词。曾经如此。此后不再。短短的话语,我立刻和他的脸对上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绝配。他的脸,和川端康成的脸、帕慕克的脸一样,都适合拍摄黑白照片,然后印在书页里,可以和无穷苍茫的时光一样,永恒且静默。

　　这样的作家的脸,国内很少寻得到。我见过照片的作家里,除了刘震云,毕飞宇算是不错,苏童尚是可以。最好的一张脸,应当是钱钟书的。因为敬仰,我不敢用任何词来评说。

　　(谭雪摘自《爱人》2009年第10期图/周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