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墨

　　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在人大附中度过的6年,是一段最简单、最纯净、也最开心的日子。

　　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大附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则和其他所有家教正规、性情乖顺的孩子一样,是这所学校里一名成绩还不错的普通学生。

　　高二分文理班,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文科。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简单,不过是“背书”而已,不像学理科,永远有做不完的习题。现在看来,那时的我还不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总担心自己一旦陷入了无涯“题海”,就再也没有时间去风花雪月,自得其乐。

　　其实,文科班本来就是一片风花雪月的乐土。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你擅琴棋,我长书画,人才济济。如今已是著名情景剧导演兼演员的吕小品同学,当年座位就在我的斜后方。很遗憾,我唯一的“特长”就是学习了。

　　那时候,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全区统考,六门功课加在一起的总分,班里和年级一定要排名次。名次,也成为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通常,我们会这样来形容一个同学:“李宏这牲口又考了第一!”或者是:“张亮整个一牲口,太生猛了!”

　　从走进文科班的那天起,我也成了这样一个“牲口”。

　　之前,我一直舍不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更不是绝对的“第一名”。直到进了文科班,很奇怪,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习惯于默认———她是第一;我自己也生出了使命感———不能不考第一。

　　但我偏偏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至少还不错。这种感觉上的偏差,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高三第一学期期末,我们照例参加海淀区统考。非同寻常的是,如果能在这次考试中名列全区前三名,就可以绕开高考,直接保送上大学。机遇面前,人人跃跃欲试,因为“黑色七月”的恐怖我们早已经耳闻目睹。

　　考完数学那天中午,我和同学在回家路上边走边对答案。对到最后一道18分的题时,我的心越来越凉。不仅我的解题思路和她完全不同,答案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同学逻辑严谨,思路缜密,是理科班的“牲口”之一,还是华罗庚数学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听着她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的分析,我几乎没有任何怀疑或争辩,就口服心服地认定自己错了。

　　那时候,我很爱哭,看电影会感动得哭,看小说伤心得会哭,考试不满意,当然更会哭。想到自己功败垂成,考了那么多第一,最该拿第一的一次却失了手,眼泪开始在我眼眶里转来转去。

　　进了家门,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下午还有其他考试,我的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哗啦哗啦流个不停,枕头床单,洇湿了一片。

　　我妈开始动之以情:“眼睛肿了,多难看啊!再哭,眼泪要把你自己淹死了。”

　　我爸也开始晓之以理:“每次考完试都哭,结果每次都考第一,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爸说得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大哭特哭,结果是虚惊一场,最终发现自己考得特别好———这好像是高中时代的我深陷其中的怪圈。

　　那次的数学考试也不例外。事实证明,我的眼泪又一次白流了,因为我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再一次蝉联“牲口”的荣誉,并且进入了海淀区的“前三甲”,顺理成章的成了保送生。

　　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牲口”这个词和我特别有缘。

　　2001年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那时资讯台刚刚开播,工作量大,人手却少,每个新来的主持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团团转,常常是早上7点上早班,下午2点刚下班,当晚11点又要上夜班。

　　面对新人的唉声叹气,中文台的主持人总会予以善解人意的开导:“凤凰就是这样,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慢慢习惯就好了。”

　　刘老板从来都是公司里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这样精辟的语言自然不会从他耳朵里漏掉。不久后,老板、我和招商银行的马行长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凤凰员工的超负荷运转,老板不无自豪地夸耀:“连我们主持人自己都说,在凤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老板话音刚落,在大家的哄然大笑声中,我插了一句:“老板你不知道,现在早就是女人直接当牲口用了。”

　　此后,我的这句话被老板在无数个场合无数次转述,而我也相信,命中注定,我和“牲口”有着不解之缘。

　　正是这种不解之缘,让我提前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后来,我渐渐明白,无论考试、工作,还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这样,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真正的第一。

　　(二月春风摘自《墨迹》

　　长江文艺出版社图/孙红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