Ｊａｎｇｏｏｄｗｉｎ

　　1967年10月的某一天，萨瓦提正在自己的住家附近，帮朋友将家具搬进酒吧。这时，法兰克·沃尔什警官走到他面前：“我要将你逮捕归案，你涉嫌谋杀爱德华·狄甘。”

　　“爱德华·狄甘是谁?”然而，他还没有得到答案，就失去了自由。萨瓦提被逮捕的消息传来，当时玛丽正带着5岁的儿子安东尼出门在外面玩。狄甘命案的审判开始之前，他已经先被羁押10个月，不得交保。接下来是一场30年的噩梦。

　　华尔波监狱距离波士顿约40公里，囚犯经常挨打受冻，伙食极差，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对于萨瓦提这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囚犯来说，这地方不啻人间炼狱。他的狭小牢房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洗脸水槽和一只马桶。他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里，躲避外面的喧嚣与层出不穷的暴力。他很担心玛丽与几个孩子的生活，经常独自啜泣。

　　每个星期六，风雨无阻，玛丽都会到华尔波监狱探监，而且常常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往返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他们坐巴士抵达监狱，警卫有时百般刁难，甚至对孩子进行搜身，羞辱并恐吓他们。

　　萨瓦提入狱十年后，维多·盖洛律师听说了这个案子。起初他并不想参与。盖洛第一次和萨瓦提见面时说：“别说什么你是清白的，我只想听你说实话。”两人谈了三个钟头。盖洛得知巴波撒是狄甘案开庭时惟一的证人，发现对方提出的证据破绽百出，于是同意帮萨瓦提打上诉官司。盖洛回忆说：“朋友都说我疯了，他们提醒我，这场官司必须对抗整个联邦政府，我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最顶尖的辩护律师，但我相信这么做是对的。”

　　盖洛估计自己大约花了三万个小时来研究狄甘命案的档案资料。他终于拨云见日，拿到一份案发之后不久的警方报告。这份尘封多年的报告写道：一位与黑帮有关联的线人指认，命案发生当晚，巴波撒与佛雷米在一家餐厅策划谋杀狄甘，后来俩人一起离开餐厅。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到萨瓦提。

　　1997年，盖洛终于帮萨瓦提争取到假释，陪着他走出监狱大门，迎向等候多时的萨瓦提一家三代人。四年之后，萨瓦提总算沉冤昭雪。又过了6年，法官才终于判决萨瓦提的30年冤狱该以多少金钱来弥补。判决结果，政府赔偿萨瓦提和3名难友一亿零一百七十万美元，这个数目创下历来冤狱赔偿的最高金额纪录。

　　萨瓦提如今已75高龄，他知道自己未必能亲眼看到赔偿金拨下来，但他重见天日后的第一个月，就开始弥补失落的岁月。当时，萨瓦提的第九个孙子麦克尔诞生，他参与了分娩过程。玛丽说：“他错过了太多事情。他剪断新生儿的脐带，那真是个奇迹。”

　　尽管出狱多年，萨瓦提对于能够自由选择上床与起床时间，还会兴奋莫名。他说：“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任何时间都可以，真是一大享受。”不过，他也承认有些旧习惯很难改掉：他常常会在房间里踱步，犹如当年在囚室中运动；他自己熨衣服，一定要烫得平平整整，因为囚犯的衣服总是皱巴巴的。现在他总是衣冠楚楚，而且引以为傲。最重要的是，萨瓦提和玛丽以及家人可以长相厮守，老俩口可以手牵手，享受含饴弄孙之乐。

　　(冯国伟摘自《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第7期 图/迟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