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 花

　　●雅菲

　　她和他是在一次招聘会上相遇的，在一家著名的外企展台前，人山人海。力气单薄的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挤不进去，正在这时，一个男士把简历从她的手中夺了过来，说道：“让我来。”温润而又带有磁性的话语，把她深深地吸引了。

　　他的英俊洒脱，她的多情妩媚。花前月下，浓情蜜意，他们相偎在一起，诉说着对彼此的爱恋。他们一起去天山看皑皑的白雪，去九寨沟体验激流的涤荡，去敦煌领略大漠孤烟，去鸡鸣山观赏奇峰皎月。相爱的季节，他们彼此沉醉。

　　月夜咏花，雨期题柳。花前柳影下，他和她握手相伴。他说他最爱的就是烟花，它唯美而又娇艳，苍穹玉宇，因有了烟花而璀璨。她在期许着，他说他会为她而摆一个只属于她一个人的烟花盛宴。

　　翌日，月朗星稀，转瞬间烟花妖娆盛放，漫天飞舞，姹紫嫣红。100个笑脸，100朵菊花，100株垂柳……这可都是她的最爱啊。他说这叫百依百顺，白头偕老。她雀跃着，欢呼着，感动着。

　　有一天，他突然从她的蜜意里彻底消失了，打电话手机关机，她心急如焚。她一次次地发着短信，直至手指发木，泪水模糊了手机。心如死灰的她落寞到了极点，不食亦不语。泪水蒙眬间，她突然收到了他的短信：把我忘掉吧，爱若烟花。

　　刹那间，她幡然醒悟，他们的爱只不过是一束烟花，一厢的情意，瞬间的装扮。

　　有些人爱了，就散了，若烟花。

　　烟花盒子

　　●紫萱

　　我是个盒子。身高30厘米，腰粗却有20厘米，我很胖。

　　我出生在纸盒厂，本来我们将来的命运是装三个一排的肥皂。有一天，我正行走在流水线上，一只手把我拎出来，迅速放进皮包。一片黑暗笼罩了我。

　　再见到世界，是在一间实在简陋的屋子里，有80年代的老式衣柜，一个不怎么亮的吊着的灯泡，一个小电视上的节目看不清，有黑白点子，一个布满油渍的饭桌，上面放着上顿剩下的米饭，扣一张纱布在上面。屋里静悄悄的，有点发霉的味道。一只有些粗糙的很瘦的手把我拿起来，打量着我，然后我看到旁边有一堆碎碎的花纸片，抬头看见手的主人，一个面容憔悴，头发洁净，眼睛里有血丝的瘦女人，她开始笨拙地用花纸片往我身上粘，说实话，很艳丽，很难看。有时候，她还会把这糟糕的花衣服从我身上剥下来，再换到另一个位置上。一个小时后，我变成一个奇怪的花盒子。我很苦恼。

　　这时，瘦女人拿来一把廉价烟花，棕色细细的杆，划着后可以燃放出火星，持续几十秒，她把它们细心地放进我的身体，我觉得很惭愧，可能是我太胖了，只铺满了我的一个底儿。然后，我突然又被装回皮包，又是一片黑暗。

　　重见光明的时候，我已经到了一个漂亮的女孩的手里，瘦女人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发，说：“妈妈送给你的新年礼物，喜欢吗？”女孩儿看了一下我，没有说话。女人匆匆去上夜班。女孩捏着我走出屋外，有朋友等待她去狂欢，屋外的天空布满钻石一样的星星，女孩儿点燃一根根烟花，火花不大，很快就燃烧完了，冒出一股呛鼻的黑烟，女孩嫌弃地捂住了鼻子，把我顺手一丢，跑向她的朋友……

　　我躺在雪堆里，幻想着我慢慢被雪洇湿的身体里的烟花棒开出娇艳璀璨的光焰，不管怎样，我仍然感谢瘦女人，给我一次做烟花盒子的生命，也许我的来生，不会像今生这样。

　　2008年10月23日，对克罗地亚总统梅西奇来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好日子。这一天，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一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要求梅西奇向遭其侮辱的律师尤拉斯诺维奇支付7万库纳（约合1.28万美元）罚金。尤拉斯诺维奇现在法国工作，曾说过梅西奇“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梅西奇３年前在公共场合说，“尤拉斯诺维奇应当去萨格勒布的乌拉普采看看，他会在那里得到有效治疗”。乌拉普采是萨格勒布一家精神病院的所在地。法院23日判决说，梅西奇的言论使尤拉斯诺维奇受到心理伤害，还影响了他的职业。

　　看到这则新闻，我首先是惊讶。以我的纯中国脑袋来看问题，总统的行政级别是最高的，可以管一个国家所有的人，我不知道萨格勒布的地区法院是个什么级别？从报道的措词看，级别层次最高也不会超过咱们的中级法院吧，这种级别的法院居然敢判行政级别最高的在任总统败诉，而且罚款的数额超过一万美元，不是乱了套吗？而且梅西奇总统发表上述言辞，也是因为尤拉斯诺维奇指责他“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为什么尤拉斯诺维奇指责总统没事，总统攻击一下尤拉斯诺维奇就不行呢？再说，总统是一个国家的“法人代表”，你判总统败诉，不是有损国家的形象吗？

　　克罗地亚的法官显然不这样想。他们觉得正因为总统的行政级别最高，权力最大，国家设置的有关机制才需要对他进行严格制约。尤拉斯诺维奇说梅西奇“与有组织犯罪团伙有联系”没事，因为他是普通老百姓，他有权知道总统个人的操行如何、其权力运用是否得当；梅西奇辱骂尤拉斯诺维奇有精神病就不行，因为他是总统，总统得老老实实接受民众监督，某件不好的事总统没做，可以找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不能发表不当言词污辱监督他的民众。至于国家形象，它是靠国家领导人和全体公务员认认真真工作树立的，不必建立在替领导人遮羞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法院才毫无顾忌地判决总统败诉。

　　其实，在民主意识高度发达、权力制衡机制比较科学的社会里，总统也没有“能力”公报私仇。还是说梅西奇的事吧，梅西奇只说了一句斗气的话就被法院判处一万多美元罚金，如果他因此报复法院的有关人士，他能在司法系统轻易脱身吗？就算司法系统不作声，平时就喜欢对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说三道四的国会也不会袖手旁观，他们肯定会让总统以一种非常难受的方式承担自己的责任。退一万步讲，即使上述制度设计全部失灵，民主社会的老百姓还有权利走上街头，还有权利对总统的去留举行全民公决。在这样一重又一重的监督网中，梅西奇又有多少机会去滥用自己的权力呢？说到底，萨格勒布某地区法院的“牛气”并不是来自几个法官或几个法院的领导的胆量和担当，而是来源于体制对总统权力的有效约束，来源于法官们对坚守法律不可能受到报复的职业自信。

　　我不知道克罗地亚的发展情况如何，不过，就冲他们首都的地区法院敢判决总统败诉这一点，我对这个国家深怀敬意。

　　（杨兴文摘自《西安晚报》

　　2008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