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儿子第一次参加美国的州统考时,居然为了获得考试资格而颇费了一番周折。
那年,他读小学三年级。按照州规定,读到三年级,就要参加州统考了。正好这个时候,我与他的班主任S有个家长会。之前,我跟
妻子商议,见面时,要问问她如何帮助儿子备考。可见了她,问及州统考的事时,她却有些喜气洋洋地说:“你们的儿子不用参加统考了。”好像不让儿子参加考试,倒是我们占了便宜似的。我们听了啼笑皆非,就像被人扇了一耳光后,却又听到她说“我爱你”。该不是儿子出了什么问题,导致学校作出这个决定吧?问S详情,她却推说不知。
第二天,妻子打电话去问校长,得到的回答让我们感到深受刺激。
原来,学校为了顾及学校的平均成绩,会建议一些学生不参加州统考,大儿子就这样为了学校的名誉上了那个黑名单。其实,儿子成绩一直还好,在学校寄回家来的成绩单上,他的成绩一直在A之上。上数学课的时候,老师(就是这个S)还一度让儿子到走廊里去自学,因为课堂里教的内容对于他来说太简单。
所以,听了校长的解释,妻子怒不可遏。问是谁决定让儿子上这个黑名单的,校长答:“当然是S老师。”我跟妻子商量分析后,觉得S老师和学校一定是以儿子的姓氏为准,认定他是外国人,英语不好,所以才决定不让他参加这场关乎学校声誉的考试。
其实,儿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花了高昂的学费送他到城里最好的幼稚园接受教育。老师和校方也不好好调查,就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外国小孩,把他划入另册。退一步说,即使他从外国来,剥夺他考试的权利也是很荒唐的。往大处说,是违宪;往小处说,是不公平。
于是,我们决定上告,并且已经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
我们将电话打到本郡教育总监那里,可惜没有找到他,只好给他留了言。
就在我们蓄积了怒火和精力,要大战一场时,事情却戏剧般地发生了转折。
从给总监留言到校长亲自打电话来,只过了一天的时间。校长说学校已经决定让儿子参加考试了。他还道了歉,但我们感觉只是敷衍了事。
此事就像兴奋剂,让我们对这场考试格外重视起来。妻子四处找复习资料,辅导儿子备考。
考试在经历了3天的时间后,终于结束了。我们问儿子考得如何,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这样焦灼地等待了好久,我们生怕成绩不理想,自家丢了脸面,也给学校以后再倒行逆施提供根据。
当我们在地方报纸上得知成绩已经公布到学校后,妻子马上打电话询问。妻子问:“听说州统考结果已经出来了。可以告诉我我儿子的成绩吗?”校长回答:“不行,我们得等到期末。”妻子央求了半天,对方终于松了口:“他的数学成绩是750分,语文是680分。”妻子不知这两个分数意味着什么,于是接着问:“满分是多少?”校长冷冷地回答:“750分。”妻子又问:“你校的最高分是多少?”对方又像机器人一样答道:“数学最高分是750分,语文最高分是680分。”
显然,儿子已经是学校的状元,但是,校长却回避作出这个结论。
之后,我们又是上网查询,又是打电话给本郡的教育办公室。得到的回答是,在全郡十多所小学的考生中,只有5个学生的数学得了满分。儿子的英语成绩也进入了全郡的前20名。
我与妻子那几天就像进入了幻境一般,原来只是希望儿子顺利过关,却没有料到他一蹦,竟蹦了这么高。
S老师和校方私下里是否也会大吃一惊,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他们当初也许是疏忽,也许是偏见,我们不想去探究。沉浸在喜悦的情绪中,还有什么比这更好?
后来,S老师也开始对大儿子另眼相看起来,甚至还抽出一个周末的下午,去看了他的钢琴演奏会。
虽然好多年过去了,但那场风波还是像刚刚发生一样。风波的缘起和结果,像一场戏剧给我们带来震惊,也给我们带来光荣和骄傲。
(冯国伟摘自《侨报》2007年1月18日 图/毕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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