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终

　　回顾自己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值得追究。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

　　又如我28岁做中学校長，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我是想从事创作。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

　　(一剪梅摘自《山西农民报》2007年12月3日图／宋德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