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小利

　　“你能照料自己吗？妈妈想回趟家。”我在蒙特利尔宽敞的公寓里问女儿。

　　16岁的女儿把目光从电脑转向我，愣了一下，像是在调整中文“家”这个概念的焦距，然后说：“No problem(没问题)，妈，你去吧。”

　　我们在这公寓住了十多年了，这是我每天都叮嘱女儿“早点回家”的地方。它作为“家”的权威性更体现在它占据了所有文件中“永久家庭住址”的这一栏。

　　可我还是要从这个“家”回家。

　　如今“万水千山只等闲”已不再是诗人的张狂，我似乎只在云层里打了个盹儿，就回到了地球那边的家。

　　北京是我心目中的家，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来都以为我熟悉她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高楼，可没想到她的变化这般大，若没哥哥来机场接我，我一定找不到自己的家。

　　到家后没几天，我正蜷在书房里贪婪地沉浸在《花间集》的芳香之中，父亲忽然近前轻声说：“离开家快70年了，我想带你回趟家，给你爷爷奶奶修坟。”

　　我抬起头，像女儿一般地愣了一下：噢，原来这里还不是家……

　　我搀着老爸踏上了回家的路。这段无山无水的路我们用了三种交通工具，经过了两个中转站，花了整整三天时间。

　　刚到县城同宗老姑家，我就有了回家的感觉。老姑家院里那片齐腰深的大葱，就像渥太华5月的郁金香，枝挺叶茂，郁郁葱葱!我盘腿坐在炕上，学着爸爸将大葱掰成几段，撕成细丝儿，拿三丫头做的豆皮卷着，饱蘸老姑自制的黄豆大酱，塞嘴里使劲儿咬下，五官顿时淋漓。亲人们开怀大笑。可夜晚我睡在老姑的炕上，却听她跟老姑夫在窗外轻声说：“快把茅坑再掏掏，瞅瞅草纸够不？咱大侄女可是美国那旮儿的。”

　　清晨，在县粮站工作的老姑父搞了辆手扶拖拉机载我们在坑坑洼洼的土道上“嘟嘟”着。家乡的黄土热情地扑在我的脸上和身上，我的屁股如土豆似的滚来滚去，直到太阳从我的后脑勺登上了正头顶，我还是看不到家的影子，只有80岁的老父亲脸上那越颠越浓的“近乡情怯”提示着我：到了!马上要到了……

　　到了村头我确信：没错，这是爸爸的家!因为每个人只需报出名字中间的那个字，大家就都有了亲戚的称谓。跟年龄无关的辈分搞得我晕头转向，突如其来的亲情令我激动不已，我只有不停地鞠躬，再鞠躬，恍惚中像是寻到了我这一腔血脉的源头。

　　爸爸引我至一堵衰败的土墙外，声也颤手也颤地指着：“那西屋，那西屋……”

　　我恍然!伸手就去拉树杈门。可是一位我本想叫大叔结果却是我兄弟的人用我听不懂的乡音拽住了我。老姑父翻译说：说不清何年何月，从外乡逃难来了一男一女一个孩童，那女的是万万走不动了，村长就让他们住进了我家的荒屋。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再也没见过那女人和那孩子。原来那母子都是痴傻。他们吃拉全在屋里，连村民都不愿踏入。那男人听说你们要来，吓得几天不敢出门……

　　可这明明是我的家呀!奶奶的故事里我见过它，爸爸的回忆录写着它，我们此行也是来寻它的呀!

　　痛着父亲的痛，我扶着爸离开了家。他在这个家的门口站了十几分钟，却梦魂牵绕了几十个春秋。

　　爸爸执意要步行到后坡给爷爷奶奶扫墓。记得奶奶在北京临终前只有一个心愿———“回家”。当时爸爸编书正忙，是我那也早已离乡的叔叔将爷爷奶奶的骨灰带回来的。

　　父亲挥了几下铲，就被我安置在了树阴下。素昧平生的兄弟们奋力的树新碑，培新土，乡亲们围了一圈又一圈。我将奶奶最爱喝的“二锅头”祭洒在坟前，凝神问奶奶：您愿在这里待下去吗？这里还是咱的家吗？可是我听不到回答。

　　在大宴乡里的酒席上，我终于吃出了“家”的味道：这是一碗只有奶奶才能做出的猪肉扁豆炖粉条！我和着泪水大口大口地吞咽，心中隐约明白：今日一去，复来无期，家非家，此身已无归处。同桌的大妹子陪着我掉眼泪，连声说：“二姐呀！慢着点儿，管够，管够呀！”

　　我和父亲两代游子，皆为清寒书生，面对家乡贫困，汗颜无地。我家虽破，终可家无家之人。念及此，我又喝了一大碗酒。爸爸醉了，笑个不停。我说：“爸，咱该回家啦！”

　　“回家？”爸爸像我和女儿一样愣了一下。

　　在回京的火车上我做了个梦！我又“回家”来了，带着好多的钱。我和老爸站在村口的土墩儿上，拿着爸绘的图纸，和村民们一起架桥、修路、通水管、建学校！在梦里，嫂子笑了，妹子笑了，叔伯兄弟们都笑了。

　　承欢膝下的一个月眨眼过去，我心虚地跟妈说：“小妞要大考，我得回去，明年再回来。”我避开了那个支支棱棱的“家”字。

　　母亲眼中的不舍永远是女儿离家的痛。我低下头，怎忍心告诉母亲，女儿的护照已变了颜色，我说着轻松的一去一来包含着多少的周章与心悸呀？

　　波音747载着我的无眠与那个关于血缘和黄土的梦又一次飞越了太平洋。

　　舷窗下，夜色下的蒙特利尔岛像美丽的魔戒，闪耀着动人心魄的光芒，我知道其中的一束是为我亮的。我想对灯下的女儿喊：妈妈回家来了，可是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

　　原来，是离得太匆忙，我忘记了把回家的心也带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