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慧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文学教育以中西会通的古典研究为主轴。不过，出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该校亦非常重视“现代文学”的教育，至迟在1928年6月就将其纳入教学计划，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秉持“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办学宗旨，辅仁大学将“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视作“阐发文明”的重要方式，进而在挪用和改写“五四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藉此“旧学商量加邃密”的严谨学风，以及公教大学特有的世界视野和德性关怀，辅仁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与创作相得益彰，形塑了一个“引起精神上升运动”的文学空间，不仅为广大师生度过日伪统治下的幽暗时光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也使该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新知培养转深沉”的重要场域。考掘和排比有关辅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的基础史料，不仅可以重审在华公教的在地化脉络，更可为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与变化找到新的路径。

　　在当下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大学教育关系的探讨中，研究者一般会将民国大学之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正式设置和教学实践追溯到1929年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新文学研究”。①参见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张传敏：《民国时期大学里的新文学教师们》，《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4期；王彬彬：《中国现代大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至于哪家大学在实际上“最早”讲授此类课程，学界则不无争议，不过争论的焦点似集中在1922年周作人在燕京大学开设的“国语文学”“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这四门课是否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课程”，由此证实或证伪燕京大学是否开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之先河。②参见李占京：《新文学课程在民国大学开设的时间问题及其他——兼与张传敏等人商榷》，《中国图书评论》2016年第11期；张传敏：《周作人在燕京大学的任职以及其他几个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2期。所谓“言有易，言无难”，对考证文章而言，“起源”问题本就充满挑战，加之某些关键史料阙如，这就使有关“最早”的结论仍待进一步探究。不过，正是受益于这些严谨的先行研究，我们可以在继续爬梳史料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追问，那就是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何以开风气之先？进而，在华基督教对于中国新文学教育的开展有何独特的贡献？而回到对“起源”的关注，我们似乎还可以对“名实”之辨进行更为精细的分疏，也就是说，可否考虑已经进入大学课程体系但还未及实施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规划？再者，如果跳出“新文学”命名背后的价值判断（为行文方便计，本文仍以“新文学”指称“中国现代文学”，但并无价值预设），以及后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规制的前见，能否丰富我们对彼时中国现代文学教育起源语境的理解？正是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将探寻的目光转向了同在北京（北平）的另一所教会大学——辅仁大学（以下简称“辅大”）。

一 教学

张传敏最早注意到了辅仁大学在开设新文学课程方面的贡献，并将其“起源”认定为“朱以书”讲授的“中国现代文学”，但未说明具体起始时间。其之所以做出较为审慎的判断，大概与其掌握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九三七年度学科报告表课程表》”这一资料相对晚出有关。①张传敏：《民国时期的大学新文学课程》，《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2期。另一位研究者汤志辉，则依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北平西四丹明庆代印，1935年版）所载之《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民国二十四年度）》，进一步指出朱以书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时间为1932年，并且在引述“课程说明”的基础上，提请读者注意该课程已经关注到“新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以及“当代文学的批评”，并与彼时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的类似课程形成了呼应。②汤志辉：《教会大学的新文学课程及演讲》，《名作欣赏》2015年第1期。这些都是论从史出的新见。

　　受益于当下发达的电子数据库，笔者查阅了《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一书，汤文引述之内容具可覆案，惟“1932年”之说未见原文，当是作者据该书所载《文学院沿革及旨趣》一文中“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国文学系中分语言文字学及文学二组”的记载③《文学院沿革及旨趣》，《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辅仁大学，1935年，第1页。参合研判的结果。不过，正因为作者依据的史料仍然相对晚出，所以很可能出现了让朱以书提前“上岗”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问题。查阅《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可见，1932年该系分为两组：“甲：语言文字学组，乙：文学组”，而在乙组，即“文学组”的必修课程中就有“中国现代文学”，每周两小时，四学分。④《本系课程一览》，《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辅仁大学，1932年，第1、4页。而在随后的《课程说明》中，我们发现原文标注的授课老师并非朱以书，而是彼时已经颇有文名的新文学作家台静农。按，台静农1922年9月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旁听资格，1927年8月“由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刘半农推荐，任北京私立中法大学服尔德学院（即文学院）讲师，讲授历代文选”，1929年7月受聘为辅大讲师，1931年7月升任副教授兼校长秘书，次年12月12日以共党嫌疑罪名被捕，当月下旬“无罪获释后，被迫辞去辅仁大学教职，回故乡小住”。⑤黄乔生主编：《台静农年谱简编》，海燕出版社，2015年，第3、11、14、15、17、18页。而陈垣（援庵）在1922年元月受聘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讲师，直至1932年7月转任北大史学系教授。⑥刘乃和：《陈垣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87页。正如台静农自述，他是“援庵先生的学生”，并承后者之邀而担任“辅仁的讲师”。⑦台静农：《辅仁旧事》，《联合报》（台北）1970年5月24日，第8版。

　　除了授课者为台静农外，193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与汤文所引1935年版《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组织及说明》中的文字完全相同：

　　中国现代文学 台静农

　　本学科讲授，约分数类：（一）现代文学之渊源；（二）现代各派文学思潮之分析；（三）各派作家之研究；（四）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比较研究；（五）遇有文坛新著随时介绍研究。①《课程说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第13页。按，汤文引述时将第一条写作“现代文学之渊博”，应为笔误。

　　就笔者目力所及，辅大最早的《课程说明》就出现在1932年版的《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中，审其文例，各门《课程说明》长短不一，风格各异，显系设计者各自为之。以此推考，这份“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大概也是台静农所作。

　　至于在1935年版《课程说明》中担任同名课程的朱以书，字肇洛②《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教职员录（民国二十三年度1934—1935年）》，辅仁大学，1935年，第2页。，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任天津南开中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辅仁中学等校国文教员，后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中国文学系讲师，致力于新文学教学，并“从事于戏剧理论之探讨及现代剧本之选辑”。③顾视：《朱肇洛先生小传》，《国民杂志》第4卷第2期，1944年2月。在前引《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中，还有“朱肇洛”开设“作文（一年级）”的记载④《课程说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第7页。，可见其进入辅大的时间必不晚于1932年，并曾与台静农同事。考之1930年版《辅仁大学》一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第四年已有开设“现代文学”的计划，每周两小时，总计两学分。⑤《大学部各科系课程表》，《辅仁大学（民国十九年六月订）》，辅仁大学，1930年，第45页（原书无页码）。那么，这一“现代文学”课程应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异名，原定的授课者或许也是台静农。继续追溯，在1929年6月修订的《辅仁大学》一书中，已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四年”必修“现代文学”课程的记载，也是两学分。⑥《各院系年级课程表》，《辅仁大学（民国十八年六月订）》，辅仁大学，1929年，全书第39页（原书本页无页码）。而在1928年6月修订的《辅仁大学》一书中，已将“现代文学”列入中国文学系的“必修科”，在“第二年级”开设，每周两课时，但未说明学分情况。⑦《学科》，《辅仁大学（民国十七年六月订）》，辅仁大学，1928年，第10、24页。不过，查阅1927 年8 月修订的《辅仁大学》一书，则无“现代文学”或类似课程之设置。⑧《学科》，《北京辅仁大学（一九二七年八月订）》，辅仁大学，1927年，第8～15页。因而，根据现在掌握的史料研判，辅大“现代文学”课程的正式组织不迟于1928年6月，但亦不早于1927年8月。

　　辅大1927年暑假开始在史学、中国文学、英文学三系招收大学班学生⑨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12页。，也就是说在1928年9月新学年“上学期”之初⑩《学则》，《辅仁大学（民国十七年六月订）》，第36页。，中国文学系只有二年级生，那么这级学生是否如期修读了“现代文学”课程呢？如前所述，在1929年版和1930年版的《辅仁大学》中，“现代文学”课程按计划都是被安排在第四年级，而在1929年秋季学期中国文学系还只有三年级生。显然，他们要在1930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才能升为四年级生，届时才有可能“必修”这门课程。如果这些学生在二年级（1928 年秋至1929年夏）的时候就已经上过“现代文学”课程，那到了四年级岂不是要集体“重修”一次？由此可见，辅大“现代文学”课程的首次讲授必不早于1930 年秋季学期。值得注意的是，前引课表所列至迟在1928 年6 月组织的二年级之“现代文学”亦有可能预计在1929 年2 月起始的“下学期”开设①《学则》，《辅仁大学（民国十七年六月订）》，第36页。，而这一时间距离台静农来校的当年7月较为接近。这就提示我们，辅大与台静农原本约定的来校时间或许早于1929年春季学期开学，因而“现代文学”课程的设计和讲授可能原定就由台静农负责，后来却因其未能如期来校而延宕。也就是说，至迟在1928年6月，实际主持辅大校务的副校长陈垣就在教学规划中为“现代文学”课程留下了位置，并且很可能已经选定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台静农作为首任教师。

　　1927年8月及以前，辅大各项教学计划尚在草创当中，因而不排除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由于编制的技术性原因而未及出现在当年修订的《学科》中的可能。退而言之，若以1928年6月修订之《学科》为辅大文学院本科教学规范化的起点，那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就是学校“原生性”的教学单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如此，即便忽略1928年6月版《辅仁大学》一书出版前的准备时间，径取1928年6月这一下限，书中所示的辅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设计仍很可能早于清华大学。指出这一时间节点的意义并非为了排定座次，而是要强调指出，与作为“南方的国民革命发展的结果”的1929年清华中文系课程改革不同②王中忱：《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独立”追求与学科建构——以1920—1930年代清华中文系学人们的探索为例》，《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辅大的课程组织显然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脉络（详后）。

　　除了“中国现代文学”，在1932年版《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中，还有一门由赵荫棠开设的“文艺习作”③《课程说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第14页。。按，赵荫棠，字憩之，1924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9月至辅大任讲师，此前已多有音韵学著述行世，后人亦以语言学家视之。④耿振生：《赵荫棠先生学术年表》，赵荫棠《等韵源流》，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66～367页。其实，20世纪20年代的赵荫棠还是一位在新文学领域颇为活跃的实干家，曾分别与诗人徐玉诺和女作家庐隐合办过《明天》《华严》等文学刊物。⑤姜德明：《赵荫棠的小说》，《余时书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赵荫棠虽也是陈垣在北大的学生，但其入职却是由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举荐，沈氏自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创建以来即担任主任一职，他在给陈垣的信（约在1932年7月20日）中也曾特别强调了赵荫棠的新文学造诣。⑥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3页。由此看来，其所开设的“文艺习作”课程，或许也与新文学写作有关。而前述由朱以书开设的“作文（一年级）”一课则以“实习”为主，从作为课程内容之一的“文语互译”，即文言文与语体文（白话文）的互相翻译推断，这门课程所涉及的“文艺文”也应包括新文学的内容。⑦参见《课程说明》，《辅仁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组织大纲（民国二十一年度）》，第7页。

　　不过，查阅辅大1930 年10 月公布的秋季学期课程表，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并未按照1928 年的《学科》计划如期开设“现代文学”课程⑧《大学部各系科课程表》，《辅大校刊》第2卷第4期，1930年10月22日。。另，1931年8月印制的《北平辅仁大学简章》显示，中国文学系各年级课表中均未出现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⑨《文学院各系课程表》，《北平辅仁大学简章（民国二十年八月印）》，辅仁大学，1931年，第42～44页（原书无页码）。，直到次年印制的辅大简章中，“中国现代文学”才（重新）出现在中国文学系“文学组”第二学年的课表中，每周两小时，每年四学分⑩《文学院各系课程表》，《北平辅仁大学简章（民国二十一年度）》，辅仁大学，1932年，第43页（原书无页码）。，而这一时间节点亦可从前引1932年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中得到印证。以此推考，辅大“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首次讲授应在1932年秋季学期或1933年春季学期，即1932学年之内。而从1928年6月将“现代文学”列入“学科”算起，这一课程从最初的规划到实际的开设竟延宕了至少四年之久。这样的异动或许意味着这门课程尚未达到标准化的程度，因而也就未能在彼时的课程体系中占据稳固的位置。不过，从前引1931年版《北平辅仁大学简章》中可见，“中国现代文学”一课的学分已经增加到四学分，另据1937年版《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国文学系“文学组”的必修课程（每周两小时，四学分），也是“语言文字组”相同学时和学分的选修课程①参见《课程表》，《民国二十六年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辅仁大学，1937年，第60、66页。，这样的学分增加和生源拓展显然是这门课程更加受重视的体现。然而，如何将新近的文学现象凝练和提升为“学问”，并且能够据此“传道授业”，仍是彼时很多“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讲授者所面临的挑战。因为史料阙如，我们尚未掌握辅大早期讲授此类课程的具体情况。所幸该校中国文学系乙组1939级学生董毅在其日记中留下了很多有关朱以书授课的记载，这使得重建此类课程“童稚”时期的样貌成为可能。

　　董氏日记始于1939年元旦，因而其大一第一学期的学习状况仅见尾声，不过从中仍可发现，他在这个学期修读了朱以书每周一小时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②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11页。而到了下学期，朱老师的这门课程仍然开设，还是每周一小时③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40、70、86、103、116页。，可见这一课程的总时长已经扩展为一学年。到了二年级上学期（1939 年9 月20 日开学）④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181页。，朱以书又开设了一门“新文艺习作”课程，每周两小时⑤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192页。，总长仍为一学年，授课方式则是经典文本研读与学生写作练习相结合，比如其在1939年11月3日课上研讨的文本就是田汉翻译的日本剧作家菊池宽的名作《父归》，这让董毅读了“甚是感动”⑥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229页。。不过，这样的授课方式并非总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对于董毅等广泛涉猎现代文学作品并且不无独到见解的学生而言⑦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197、201、215页。，课堂上照本宣科的串讲就显得单调和乏味⑧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306、313、431页。。尽管如此，这门课仍是彼时董毅仅有的两门“感兴趣”的课程之一⑨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465页。，而真正吸引他的其实是写作练习和老师课上的讲评。⑩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288、293页。在三年级上学期，朱以书又开了一门“近代散文”?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588页。，这仍是每周两小时、长达一学年的“现代文学”类课程。?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738页。不过，经过连续两年的讲授，朱以书已经难以为学生提供新知，正如其在新学期开课时的调侃，“三年来他肚子里的玩意，差不多都卖完了”?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588页。，因而在随后的课上不得不重复“在一年级时现代文学课程中所讲过了的”内容?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599页。，这难免让一直追随他听讲的老学生董毅感到“无聊”?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618、623、643页。。好在这门课程与“新文艺习作”一样，要求学生定期提交作业，再经老师批改后发还，董毅交过五篇散文，而他的一位同学更是交了十篇之多?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673页。，期中考试也采取随堂写作的方式?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683页。，这种经常性的练笔维系了董毅对现代文学的兴趣。

　　毋庸多言，董毅日记完全是私密性的个人写作，并无日后发表的考虑，可谓最为真实的心态记录。不过，这种不假思索的率性书写，难免也会以偏概全，有时甚至不无情绪化的表达。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后文论及的，通观董毅的日记，可见其对朱以书非常尊敬，课内课外多有请益，这对其学术和思想成长颇有帮助。可以补充的是，在当下中国台湾地区享有“50年代文坛的一颗巨星，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盛誉的已故女作家张秀亚①参见《张秀亚全集》封底推介语，文学馆（台南），2005年。，1938年考入辅大中国文学系，次年转入西洋语言文学系②参见应凤凰：《小传》，《张秀亚全集》第8卷，第144页。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崔佳雯同学帮忙析出了《张秀亚全集》中有关辅大的篇目，特此致谢。，算是董毅的学姐。在多年之后的回忆中，张秀亚将这位“教新文学源流的朱教授”（即朱以书）与“教目录学的中文系余嘉锡主任”等硕学名师并列，感念那些让其“受益匪浅”的教诲。③张秀亚：《梦与真》，《张秀亚全集》第8卷，第180页。这当是经过时间沉淀的持平之论。

　　再者，通过董毅日记可以推定，前述赵荫棠开设的“文艺习作”就是朱以书讲授之“新文艺习作”的前身，而在朱以书本人先后讲授的“作文”和“近代散文”两课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如此看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辅大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不仅已经多点开花，而且在整个课程体系中所占的位置愈发重要，虽然也曾遭遇“成长”的烦恼，但与学生的新文学创作实践相辅相成，已然在日伪黑暗统治的逆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呈现出一派荣景。

二 新旧

如所周知，辅仁大学在成立伊始，就以坚实的国学研究为根基，仅就《北京辅仁大学教员一览表（民国十六年九月）》揭载的师资力量而言，陈垣、郭家声、朱师辙、沈兼士、尹炎武、朱希祖、张星烺、刘半农等人，均为卓然有声的硕学之士。而与其他专注于古典研究领域的学者稍有不同，身为“法国文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半农在辅大兼任“语音学和国文法”类课程。④《北京辅仁大学教员一览表（民国十六年九月）》，《北京辅仁大学（一九二七年八月订）》，全书第43页（原书本页无页码）。这位新文学名家的加盟，不仅更突出地体现了这所公教大学“介绍西欧新科学，发展中国旧文化，舍短取长，不使偏胜”的学术宗旨⑤《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缘起》，《辅仁大学（民国十八年六月订）》，第2页，，而且为其注入了“五四”新文化的思想活力。更为重要的是，1929年7月，重返北大任教的刘半农接受新任辅大校长陈垣之聘，兼任该校教务长，不仅帮助辅大度过了因学潮而引起的教育部“明令校名应改为学院”的危机，更是成为这所公教大学的实际掌舵人，直到1931年8月因北大要求担任“研究教授”者不得兼任校外职务而辞职，“归政于陈援庵先生”⑥参见刘半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文后按语”，《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210页；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46、162页。。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将辅大的国文教育放置在国学研究的脉络中关注，这当然是得其大观的见解⑦相关研究可参见何建明：《陈垣与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孙邦华：《试论北京辅仁大学的国学教育》，《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但也难免遮蔽了隐含在国文教育当中的新文学追求。在1930年4月发表的《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一文中，刘半农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教育理念，并且针对社会上有关“辅大是教会学校，照例是英文最注意，国文最不注意”的误解，特别指出了加强国文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二十年来，国文大形退步了，甚至大学毕业的学生，写普通信札亦多有不通者！所谓‘通’有两种说法，——‘大通’和‘小通’：‘大通’是博通一切，自非易易。‘小通’是文从字顺，是人人应有的能力。一个人的手倘不能写通顺的文章，那就好像口不能说话的哑子！……本校欲力矫此弊，所以最注重国文。”即便是同样注重英文，辅大也与圣约翰大学那般旨在培养洋务人才的学校不同，其教学目的是为了通过阅读英文原著而增加“一种知识的源流和许多做学问的门径”。①刘半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辅大校刊》第8号，1930年4月15日。在当年秋季辅大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刘半农再次表达了上述观点，而陈垣校长在现场率先发表演说时也曾强调：“余以为凡中国人对国文都应有相当根柢，做到十分通顺，望大学及高中学生，特加注意。”②《开学典礼志盛》，《辅大校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0月8日。

　　从陈垣与刘半农的发言中，可见两者在办学理念，特别是强化国文教学方面，深有契合。不过品读刘半农的国文“大通”和“小通”之说，则又不难发现他在阐扬陈垣观点的同时，也将论题引向了“言文一致”的轨道，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其在1918年元月发表的名文《应用文之教授——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中有关“应用文与文学文，性质全然不同”的分疏，以及以“实事求是”精神对“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的呼吁③刘半农：《应用文之教授——商榷于教育界诸君及文学革命诸同志》，《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15日。。1929年10月10日，刘半农在辅大教务处“主持召开国文教程会议”，进校不久的台静农也受邀出席。④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第147页。另据《辅大校刊》1930年3月15日公布的课程，刘半农在本学期每周为中国文学系三年级同学讲授“国语演说及辩论”两小时⑤《本校各系各级课程及教员所任科目时数一览》，《辅大校刊》第6号，1930年3月15日。，而在接下来的秋季学期，台静农将为这些升入四年级的同学奉献自己的“现代文学”课程首秀。如此这般，显然都是这一对北大师徒在辅大通力合作、开展“国语运动”和新文学教育实践的缩影。

　　作为“中国新文艺开山大师之一”，刘半农在“担任教务长的时候”，曾经大力“提倡新文艺”，他“对于学生的国文，非常注意”，不仅“亲自担任‘现代文’，教授认真，并亲为学生改文章，当时的学生，因上有良师指导，新文艺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萌生”。具体而言，刘半农曾极力扶持辅大学生张之桢等人编辑的《春笋》杂志，“为之题词，为之评稿——稿之不妥者修改之，优越者奖励之；为之筹划经费——由学校担任《春笋》之印刷费”，并且还曾“有意集中辅大全体学生之精力，合办一《辅大学生》”，后来因其离职而作罢。⑥参见《刘半农先生与辅仁大学》，《磐石杂志》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1日。按，1931年8月刘半农因北大要求担任“研究教授”者不得兼任校外职务而辞职一事，参见徐瑞岳编著：《刘半农年谱》，第162页。上引内容所言的“现代文”当属于“国文”课程的一部分，而讲授则以新文学为主，或可理解为朱以书后来所授之“近代散文”的前身。所谓“新文艺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蓬勃萌生”也绝非虚言，除了上述《春笋》杂志，仅据《辅大校刊》所披露的信息，彼时该校还有“新文艺研究社”编辑出版之《海星》半月刊（截至1930 年12 月10 日已出两期）、“纯文艺半月刊《晓声》”（截至1930年12月10日已出三期）等新文学刊物。⑦《大学部各系科课程表》，《辅大校刊》第2卷第10期，1930年12月10日。

　　检之《春笋》杂志，刘半农手书梁萧琛（彦瑜）诗句的题词“春笋方觧箨，弱柳向低风”见诸该刊第1卷第2期（1929年12月20日），另据同期揭载之《春笋社投稿简章》所示，“本刊纯以学术探讨及研究文艺为宗旨，凡创作论著译述均所欢迎”，至于文体则是“文语不拘”。尽管这份学生刊物并非以纯粹的新文学刊物为定位，但至少其前几期的内容还是以登载新文学作品为主，而这显然与该校同学高涨的新文学创作热情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一位署名“珏”的“青年作家”在1934 年因病辍笔前，几乎在每期的《春笋》上都有作品发表，并且“技术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熟”，“一般读者的心，也早已被他抓着了”，而其正是刘半农生前赏识有加的文学新秀。①在天：《出刊前夕》，《春笋》第3卷第8期，1935年2月1日。此亦可见后者对于辅大新文学人才的陶成掖进之功。

　　除了刘半农，早在辅大前身“辅仁社”时代就深度参与其中的沈兼士也对该校的新文学建设多有贡献。不仅刘半农来校兼任教务长就是沈兼士协助陈垣诚意敦请的结果②参见刘半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文后按语”，《半农杂文二集》，第210页。，另据台静农的回忆，建校以来始终担任文学院院长的沈兼士还曾提倡在中文系开设一个特别讲座，邀请校外知名学者讲学，而正是得益于这一设计，该校在1932年春邀请周作人做有关新文学的系列演讲。③台静农：《辅仁旧事》，《联合报》（台北）1970年5月24日，第8版。当年9月这份经辅大学生邓恭三（广铭）纪录和整理的演讲稿以《新文学的源流》为题在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由此成就了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此外，辅大还在1930年暑假举办了“辅仁社夏令讲习会”，不仅本校教师精锐尽出，校长陈垣更是率先垂范，亲自讲授《近年中国史学之新趋势》，而一年前刚刚入校的台静农也担负重任，分两次讲授《近年中国之新文学运动》。辅大对新文学教育的重视程度，于此可见一斑。④参见《北平辅仁大学辅仁社十九年夏令讲习会》，《北平辅仁大学辅仁社十九年夏令讲习会讲题》，出版信息不详，第1、5页。

　　如前所述，辅大在1929年敦聘刘半农为教务长后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改革，无疑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但是同样应该看到，早在刘氏执掌教务之前的1928年6月，辅大就已有了正式的“现代文学”的课程设置。换言之，辅大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虽然受益于“五四”新文化，但是并非依附于此。因而真正需要追问的是，后“五四”时代的“新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可以被挪用和改写的资源，进而在不同的场域中促进了不同路径的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正式列入“课程表”的“现代文学”，还是在“课程说明”中有细致解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在辅大官方的课程设置中始终坚持以“现代”来命名彼时更为通行的“新文学”。毋庸赘言，彼时的“现代”，“犹言当代，谓吾人所处之时代”⑤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国语辞典》第3册，商务印书馆（上海），1948年，第2374页。，并无今义“现代”相对于“传统”的价值判断，但辅仁大学不以“新旧”来区别中国文学的做法还是别具一格，或有深意存焉。

　　考究起来，彼时辅大对“国语”或语体文的重视，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密切相关。1932年，有论者在辅大中国公教青年会支部编辑的《磐石杂志》上撰文指出，“大修院”的中文课程，必须在每个“主日”为第一年级修生安排学习“国语文二时”，这不仅因为“国语文是现代的东西，现在的人都应有知道的必要”，更是缘于“我们公教人提倡国语在新文化运动前几十年，发动极早”，特别是刚恒毅主教在致中国各教区传教负责人的第七百零一号公函（1930年8月1日）中明确指出，“中国现代”正如欧洲国语诞生的年代，就像但丁使用“普通话”写作《神曲》一样，中国人必将产生自己的国语和国语文学，因而“凡是中国司铎，都当擅长白话，以期写作便利，文法正确”。至于“国语教材的选择”，这位作者则依据胡适的看法，建议修生通过阅读典范的新文学作品而学习白话文，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位公教的著名女作家”绿漪，即苏雪林，并向修生推荐其长篇小说《棘心》。⑥杨友文：《中国大修院中文课程与教材的建议》，《磐石杂志》1932年第1卷第1期（原刊未标注出版时间）。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理解辅大较早地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线索。在此还可补充一个重要的旁证：辅仁社（辅大前身）创办人英敛之就是一位“语体文的拓荒者”，早在1902年创办《大公报》之初，他就开设名为“附件”的专栏，“文稿纯用白话写作。这在我国是一个创例”。①汪堃俊：《辅仁大学的创始人之一——英敛之》，北京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辅仁往事》第一辑，2006年，第60页。而作为彼时中国最早和最知名的天主教史研究者之一，陈垣对在华公教历史悠久的白话文传统想必了然于心，加之其自1923年起就在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8月更是出掌该校国学研究所，此后还曾参与“现代文化班”的学术活动，直至1931年下半年去职之前，他与燕京大学的学术联系非常密切②参见刘乃和：《陈垣年谱》，第45、74、85页。，对该校的新文学教育大概也不陌生。这些因素或许参与建构了陈垣在1926年9月就任辅大副校长（校长为教会代表美籍神父奥图尔）后③刘乃和：《陈垣年谱》，第64页。，接受乃至推行公教现代文学教育理念的思想基础。

　　作为中国新文学教育的先行者，燕京大学非常重视国学研究及基础性的国文教育。④颜芳：《燕京大学国文学系的课程变革》，［美］裴以理、陈红民主编《异同之间：中国近代教会大学个案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74～276、279～284页。比较这两所同城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的差异，并非本文主旨所在，不过在此可以指出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辅大本就起源于国学研究，而燕京大学则并非肇端于此。追溯起来，英敛之创办于1913年的辅仁社即以“专事国学之研究”为主旨⑤《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北京辅仁大学校史》，第8页。，而这也构成了其与美国本笃会在1925年合作兴学的基础，后者作为创办了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欧洲多家著名学府的古老天主教修会，学术事业亦多与古学研究相关，如“缮写古籍”“校刊古籍”“注意美术”等。⑥参见《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辅仁大学缘起》，《北京辅仁大学》，辅仁大学，1928年，第4、1、2页。有关于此，辅大首任校长奥图尔在1926年9月发表的《北平辅仁大学之精神谱系》一文中有过深入的论述。这位代表教会出任校长的美国司铎首先引用红衣主教范罗森（Van Rossum）的训示，强调了本笃会藉兴学而传教的策略：“我们应该在北平创办一个高等汉学研究所，将此作为在中国广大领土上促进我们的神圣宗教更加蓬勃发展的最恰当的工具。”在奥图尔看来，回顾“希腊罗马文明以天主教的形式在中世纪的重生”，“这一崇高的复兴壮举清楚地证明了天主教区别于其他教会的独特力量”，同时也预示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将在天主教的“救赎”之下克服现代性的危机，迎来“重生的奇迹”。⑦G.B.O’Toole,The Spiritual Lineage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Bulletin of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No.1,Sept.1926.按，本文线索及翻译由山东大学研究生王文文同学提供，谨致谢忱。即便在浓重的传教底色之上，我们仍能看出奥图尔对中华文明独特性的尊重。而这或许正是奥氏及其所代表的公教与陈垣等“国学”精英之间最大的“共识”。事实上，对于在1926年元月承英敛之临终所托而执掌辅仁社的陈垣而言，“公教大学”本就是“以阐发文明，保存旧学为标帜”。⑧参见1926年1月30日陈垣为英敛之《蹇斋盛墨》所作的《跋》。此据刘乃和：《陈垣年谱》，第60、61页。

　　因而，我们对于英敛之等中国公教精英钻研国学的热情，不能仅以追求中国公教的在地化（主体性）释之，更应考究蕴含其中的深层义理。溯及1912年秋，马相伯、英敛之二君“上书罗马教廷，请派遣高才硕德，而非同一国籍之教士来华，设公教大学于北京，以示公教之公非一种族、一邦国所可限制也”。⑨《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辅仁大学缘起》，《北京辅仁大学》，第3页。在1931年版的《北平辅仁大学简章》中，编者将上述有关兴学缘起的文字略加调整，进而明确指出，公教“创设公教大学”的初衷在于“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介绍世界科学新知识，以示公教之公”。①《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缘起》，《北平辅仁大学简章（民国二十年八月印）》，辅仁大学，1931年，第1页。在马相伯、英敛之及其后继者看来，唯有在与西方文化的融通互鉴中扬长避短，进而为世界文化贡献异彩，中国文化才能成为公教显现本质的生动见证。因而，“公教之公”既是中国公教在地化的“合法性”来源，也是其最终目的。从罗马教廷的立场看，美国本笃会辅仁建学的决议曾让教宗“欢忻无量，致函极表嘉奖”，因为“此举使华人最易了然，公教非一种族一邦国之教，其来华本意又绝非用殖民政策，造成附属之品也”（加重号为原文所有）。辅大校方也期待“国中明达，鉴此真诚，指导辅翼，俾将来不假外力”，使得大学“纯为中国自立之机关”。而历史悠久的本笃会本就具有极强的在地性——“所有会院，皆独立不相统属，其修士，由各本地人中选拔”（加重号为原文所有），可谓体现“公教之公”的典范。②《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辅仁大学缘起》，《北京辅仁大学》，第4、1、2页。

　　若将“以示公教之公”作为标准，那么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就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明类型，所谓“保存旧学”也就成了“阐发文明”的重要途径。在此意义上，旧学之“旧”就不仅是指物理时间上的“悠久”，更意味着文明类型上的“独特”，这就为涵容新学提供了可能。同样，旧学本身也就不仅属于中国，更是属于世界，因而只有在一个比较的视野中才能真正呈现和暴露出自身的价值与不足。显然，这样的解释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空间，让民族意识、世界视野乃至宗教关怀都得以安放，而新文学的“新”也就并非断裂和变革，而是意味着传承与发展。

　　正因如此，担任辅大中国现代文学类课程的教师均受过严格的国学训练，曾在北大国学研究所国学门亲炙陈垣教诲的台静农、赵荫棠自不必论，就是与二者相比声名稍逊一筹的朱以书也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高材生。尤有要者，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说明》中的“现代文学之渊源”和“现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比较研究”，以及“作文（一年级）”《课程说明》中的“读书札记”和“文语互译”等授课内容判断，辅大的现代文学类课程非常注重实事求是和考镜源流的古典学术训练，并且特别强调写作训练的重要性，讲授者更多是将新文学视作古典文学的当代延伸，并且力求在古今中外的比较视野中呈现其发展与变化。1935年版《文学院沿革及旨趣》虽为后出的文献，却是主事者继往开来的究心之作，也为我们理解前引《课程说明》的用意提供了背景。其中有言，各系之教学重心在于引导学生“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挥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期俾实用”。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则不仅需要学生掌握“国文与外国文为研究一切学问必须之工具”，打下坚实的语言和文字基础，更要使其具备开阔的研究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就外文而言，为避免学生偏于英文一端，辅大在大学一、二年级特设第二外语，以助“比较的研究”。③刘半农：《辅仁大学的现在和将来》，《辅大校刊》第8号，1930年4月15日。就学科而言，辅大文学院强调“中外文学之背景，须求之于历史，人类历史之演变，又与社会经济成因果之关系，而哲学复为解决一般问题之总键；故各系所设科目，除本系指定必修者外，自余均可斟酌选习，触类旁达，以期养成通学之士焉”。④《文学院沿革及旨趣》，《北平辅仁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四年度）》，第1～2页。从“中外文学之背景，须求之于历史”一语不难看出，辅大的文学研究走的并非析分和探求“文学性”的新路，而是在“知人论世”的意义上将文学视作更为广阔的历史和现实的一部分，力求在重建语境的基础上“尽其旋折”。而正是受益于“旧学商量加邃密”的学风，辅大呈现出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当然，所谓“国学研究”的主旨已是汲取西方现代学术精神，特别是语文学（Philology）传统之后的“保存旧学”。

三 显隐

可资比较的是，1929年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杨振声在《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文学的目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所以我们课程的组织，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必须研究中国文学，我们要创造的，也是我们中国的新文学，不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新文学罢了。”①《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国立清华大学学程大纲 附学科内容说明（民国十八年）》，清华大学，1929年，第1～2页。这位新文学的干将不仅将“中”“旧”与“外”“新”对举，更是展现出“以新胜旧”和“以西救中”的决心。

　　考究起来，新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在1928年秋的“上董事会之报告”中，就曾强调自己的使命就是通过整理和改革清华校务，而“使其于中华民族在学术上的独立发展，及新中国的建设上，能够有所贡献和帮助”，具体到“国文学系”，认为其办学宗旨“在养成学生以近代外国研究学问的方法来治国学的能力，加意注重外国文学，俾能独立创造中国未来的文学”。②罗家伦：《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2期，1928年11月23日。显然，这样的表述与杨振声的看法如出一辙，更准确地说，同为“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罗家伦和杨振声有关中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理念，在史源学的意义上并非前后相继的父子关系，而是同根而生的兄弟关系。又如有学者所论，清华中文系课程设置的主旨在于根据西文“Literature”的概念重新厘定中国文学的边界，“他们所说的‘文学’，并非中国传统学术中含义广泛的‘文’，而主要指的是作为‘表现上之艺术’的文学，亦即近代特别是‘五四’以来确立的狭义的文学”。③王中忱：《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独立”追求与学科建构——以1920—1930年代清华中文系学人们的探索为例》，《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关键的洞见，由此出发，我们或许更容易发现辅大与清华在中国文学系课程设置理念上的异同。

　　归根结底，辅大出于一种公教的视野和信仰，不仅将中国文学纳入了“世界文学”的范围，更是使大众获得了“自然法”意义上的文学权利，而这势必会改写以精英意识和启蒙思想为本位的文学理念，进而极大地扩展文学的范围。有关公教的文学理念及其在华的调试，这是一个超出笔者学力的论题。不过，可以推想的是，正如当年的利玛窦以儒者形象进入中国士大夫阶层，进而“藉学问以为传教之工具”的策略一样④徐宗泽：《中国传教得力于学术之历史观》，《圣教杂志》第25卷第1期，1936年1月。按，时任《圣教杂志》主编的徐宗泽就是一位主张赓续在华公教“文化传教”之悠久传统的教内人士。有关于此的研究，可参见唐耀光《简述徐宗泽神父的“笔墨传教”观》（未刊稿）。感谢唐耀光博士惠赐未刊稿，并慨允引用。，“辅仁以教会大学于讲求传教与西学之余，由于创办者以及陈垣之背景，特重国学与中国文化，建立了与利玛窦寻求中西调适传统、异代同调的学风”⑤汪荣祖：《利玛窦传统与辅仁学风》，《读史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319页。，因而，选择并借用了彼时在文化守成主义者群体中颇具影响力的章太炎之说，即：“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⑥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论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5页。按，该书1910年初刊于日本东京秀光舍。此据陈平原：《〈国故论衡〉导读》，章太炎《国故论衡·文学论略》，第22页。早年曾在北大中国文学门求学并亲炙黄侃（季刚）教诲的东北硕学金毓黻⑦霍明琨：《金毓黻先生学术年表》，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35页。，在其1931年9月3日的日记里就对新派“基于感情，有思想，有体裁，有想象，有趣味，为人生之表现与批评”的文学概念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西洋文学之定义”，而“吾国文学之涵义，凡以文字表现意义，有组织、有法式者，均得被以文学之称。就其本体言谓之文，就其组织法式言谓之文学，故章氏之说不误”。①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四册，辽沈书社，1993年，第2649页。事实上，这样的文学定义，不仅是1929年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课程改革之前恪守的学科规范，也代表了彼时国内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普遍状况。②参见王中忱：《后五四时期中国学术的“独立”追求与学科建构——以1920—1930年代清华中文系学人们的探索为例》，《文艺争鸣》2019年第5期。而辅大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独特性则在于，以“旧”的文学概念容纳“新”的文学内容，并将彼时常见的古（雅）与今（俗）、中（旧）与外（新）的对立，转化为各美其美的文化会流。因而，在其“现代文学”命名的背后，其实是对于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融通互鉴中守正创新的期待。当然，在此过程中，教内与教外、中方与外方、中学与西学、学校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纷繁复杂的权力关系，这是另一个亟待开掘的思想史议题。

　　如果沿着前引文章所提示的脉络继续探索，我们将会发现，建设中国的“公教文学”一直是在华天主教知识精英的努力方向。而在建设之前，首先要辨别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品质，以免普通读者特别是公教青年读者误入思想的歧途。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高水平的读书目录和文学批评的支持，而这些又都离不开公教大学之文学教育在人才培养和文学实践方面的引领作用。③参见徐哲夫：《现代中国文学概观》，《磐石杂志》1932 年第1 卷第1 期；黎正甫：《编制公教儿童文学读物的商榷》，《磐石杂志》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1日。循是以观，建设中国的“公教文学”或许是内蕴于辅大中国现代文学教育的强大动力。不过，尽管“辅仁是个道地的天主教大学”④《一个统计表》，《辅仁一九三九年刊》，辅仁大学，1939年，全书第232页（原书本页无页码）。，但通过董毅日记可以发现，该校的文学教育并无宗教色彩，在其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也未见明显的信仰（传教）痕迹。⑤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二），第381页；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894页。因而，辅大建设中国“公教文学”的努力，主要体现在“课外”活动当中，特别是自1939年开始，该校先后资助学生接办和创办了两本“校级”的刊物《辅仁生活》与《辅仁文苑》（纯文艺季刊），藉此鼓励和引领“公教文学”的创作。比之于前述的《春笋》《海星》《晓声》等学生刊物，《辅仁生活》与《辅仁文苑》得到了校方更大力度的支持，其思想倾向也更接近校方所秉持的“公教”立场。

　　而彼时已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张秀亚，不仅是《辅仁文苑》及其前身《文苑》的创办人之一⑥参见张秀亚：《文苑——一个学生们编的刊物》，《张秀亚全集》第3卷，第269～271页。，还曾担任《辅仁生活》“文艺栏”编辑⑦参见《小报告》，《辅仁生活》第3期，1939年12月25日。，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了《珂萝佐女神》《梦之花》《白鸟的归来》《三叶草》《露珠》和《海沤》（长篇第一部）等作品多篇。张秀亚主张通过文学这样一种“精神上升运动”来追求“真理”和“至善”⑧参见《文艺编者与作者——四张请笺》，《辅仁生活》第6期，1940年4月25日。，鼓励作者坚持独立的文学判断，拒绝感伤与空疏的文坛“季候病”，回到“自己内心的经验中：去寻找自己所深知的”题材⑨张秀亚：《创作之路——答徐美芬君问》，《辅仁生活》第10期，1940年11月15日。，不仅为提升刊物的思想品格和文学水准贡献良多，更与其他编辑同人一道，以固守“纯文学”和“宣传公教精神”的独特方式，“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坚持爱国抗敌的精神和立场，不与日伪当局提倡的文艺发生关系，对于那些粉饰敌寇刺刀下的血迹与啼痕的低级趣味作品，也坚决加以抵制”①张泉：《〈辅仁文苑〉始末》，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辅仁校友通讯》第25期，2003年8月。该文摘自张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年，第58页。。事实上，《辅仁文苑》在1942年4月的主动停刊，即为在日寇“利诱”压迫下的玉碎之举，以此保全民族大义。②参见张秀亚：《文苑——一个学生们编的刊物》，《张秀亚全集》第3卷，第271页。1981年4月，身在海峡对岸的张秀亚深情忆起常在梦中的“母校辅仁”：“当年有如《圣经》中诺亚的方舟，载着一些好学、爱国的青年人与学者们，在时光之流中向前航行。……在这个巨大、华美的方舟中，有战士也有隐士，尽管他们的生活态度不同，但他们对真理、对国家热爱的心理，则是一致的。”③张秀亚：《母校女院常在我的梦中》，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辅仁校友通讯》第14期，1992年9月。按，该文未收入《张秀亚全集》。“方舟”，这是张秀亚对母校的最高礼赞。在数年前写作的一篇散文中，她曾述及自己当初“为了保持心胸中那一点向往自由祖国的烈焰”而投考这所“有名的‘爱国的’教会大学”的抉择，并且强调“同时北方不少学府中的师生，都聚会于此，咸以这所大学为风雨中的方舟，在时代的乱流急湍中，保持住自己心灵的正确方向”④张秀亚：《梦·风雨·墨痕》，《张秀亚全集》第7卷，第148页。按，有关辅大的“方舟”之喻，亦可参见张秀亚：《心曲》，《张秀亚全集》第5卷，第390页。。

　　陈垣校长一贯主张，在华公教应以学术、文学和艺术的方式向中国主流社会展现其思想和文化的活力，所谓“孝哉闵子骞，人不闻于其父母昆弟之言”，倘若公教的影响能在教外文献乃至中华文化中得到普遍印证，那才是真正的成功。⑤陈垣：《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陈垣全集》第2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03、587页。原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8卷第2号，1934年第3、4月。而在北平沦陷的极端情境中，辅仁大学的“公教文学”虽不能“诛奸谀于既死”，却坚持“发潜德之幽光”，不仅维持斯文不坠，更是站在了历史正确和秉持正义的一边，并且藉此与中国人民建立了血肉相连的情感，“公教之公”的内涵终于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彰显。

　　有必要指出的是，除了上述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自1939年10月19日开始在阅报室门外设置的名为“以文会友”的壁报，则是辅大另一处重要的文学发表平台。陈垣校长为“提高学生的国文程度”，亲自发起了这一壁报，而所谓“以文会友”，就是“请国文先生把同学们作的好文章，挑出来张在一个地方。供大家阅读，一星期后，再放在女校；女校的好文章，也一样拿到男校来”。而在当月31日首次张贴的女校专栏中共收录了五位同学的作品，其中就有西语系二年级的张秀亚的作品。⑥赵英：《“以文会友”——辅大生活杂写之一》，《辅仁生活》第1期，1939年11月25日。三天后的11月3日，彼时就读于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的董毅看到了当期的“以文会友”壁报，并且敏锐地发现了张秀亚的文章在女校栏目中“最为出色”，从其对“先生之批亦未免太捧得厉害了”的抱怨中，不难看出师长们对张秀亚不遗余力的提携。⑦参见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228页。这也印证了张秀亚有关时任西语系主任英千里对其文学创作“总是过多的、有几分夸张的鼓励和奖勉”的回忆。参见张秀亚：《梦与真》，《张秀亚全集》第8卷，第181页。在数期后，董毅还在壁报上读到了自己最为敬佩的同班同学朱泽吉的文章《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序》，文末附有陈垣校长评价甚高的亲笔批语：“予读此文精神为之一振！”⑧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一），第255页。从此后的日记来看，董毅对“以文会友”壁报非常重视，时常细致品评，反躬自省⑨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804页。，此亦可证该报的影响力。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一位毕业于辅大经济系的老校友仍对1938年入学考试国文作文的题目“士先忧天下之忧后乐天下之乐说”记忆犹新，因为“在当时时代背景下，此一命题含义深沉”，对其“以后认真学习与努力生活，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①黄同伦：《学习生活片断》，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辅仁校友通讯》第14期，1992年9月。如是观之，辅大在全面抗战期间注重国文教育的用意和成就，已不限于培养学生“小通”的写作能力，而是与现代文学教育和新文学创作相得益彰，共同形塑了一个“引起精神上升运动”的文学空间，为广大师生度过日伪统治的幽暗岁月提供了精神的庇护所。

　　殊途同归，对于不信教的董毅而言，文学这一方净土为他提供了另一条抵抗日本侵略者思想殖民的道路，那就是深入和系统地阅读鲁迅作品，并且藉由发掘蕴含其中的“正义的呼声，热情和力量”，以及“永恒的悲哀”，树立了自己“正确的人生观”和“奋斗不屈”的处世态度。②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971页。这一严肃而艰辛的思想探索，又离不开朱以书老师在“近代散文”课上对鲁迅杂文的悉心讲授，以及课下对其寻访和研读鲁迅作品的指点与鼓励。③董毅：《北平日记（1939年至1943年）》（三），第720、738、751、757、811、834页。授业解惑，教学相长，又岂只限于知识的累积？“新知培养转深沉”，在辅大校园里茁壮成长的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承担起思想启蒙和救亡图存的重担。在前引1930年秋季的开学典礼演说中，教务长刘半农对辅大诸生曾以“读书即是救国”相期④参见《开学典礼志盛》，《辅大校刊》第2卷第1～2期合刊，1930年10月8日。，而张秀亚、董毅诸君在国难当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热爱可谓回响。显然，只有充分考虑到辅仁大学在抗战的极端情境中的默存与坚守，才能客观地评价其现代文学教学与实践的独特贡献和历史地位，对此的深入探讨必将丰富我们对于沦陷区文学的理解，这既是采铜于山的学术进路，也是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