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珊珊

　　内容提要：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写作中，理论阐释、文学想象与现实关联始终是一个整体的、尚未解决的命题。某些作品流露出偏执、武断或沉溺于世俗娱乐的倾向，相关理论批评存在的一些问题亦值得反思。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和方法实现有效的文学表达，如何在社会权力、话语体系层面实现性别诉求的有效转化，可能是这一领域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一

基于不同视角、立场乃至对文学表达的不同认识，有关性别状况与两性关系的创作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这一点在多年来的文学写作中有着相当充分的反映。与之相关，性别批评在面对文学文本所呈现的文学想象时，其理论阐释时或处于某种窘境。

　　兹举一例。2014 年，某个有影响的文学期刊很可能是无意间将两部中篇排在了一起，客观上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这两部小说，分别是光盘的《他的名字叫白》和乔叶的《黄金时间》。

　　《他的名字叫白》可以看成是乡镇版本的《等待戈多》。小说中，整个沱巴镇都在寻找一个叫白的人。白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是因为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发了财，转了运。但在经历了混乱、离别和生死之后，谁也没能见到白。它在一个富有哲学意义的框架中，将中国乡镇、将沱巴融入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暗示着乡村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寻求价值标准、寻求身份认同的命题。整部小说中，女子张净格外引人瞩目。张净是“我”（小泥婆）的情人，相处快八年了，虽然小泥婆的太太在他们之间设立了很多障碍，但从来没能阻断他们的感情。小泥婆相信张净是个好女人，否则“怎么会连年带她回沱巴过年呢”？在沱巴，张净只是人们眼中的野女人，每年小泥婆的母亲都会说，以后你不能再来沱巴。张净只是回答，沱巴是我家。除了一句“你真是个赖皮货啊”，小泥婆的母亲也没有办法。在沱巴寻找白的骚乱中，张净倒是在闻知人潮涌动时关了大门，杀了鸡，做了饭，让家里井然有序。然而小泥婆父亲的消失让一家人慌乱起来。张净急得大哭，觉得如果不一直陪他喝酒就不会如此。小说里写道，“我知道，此刻她和我一样心尖在滴血”。在不得不离开沱巴的时候，张净跪在大门口，磕下三个头。

　　贯穿张净故事的是非常纯粹的情感，这个情感并不是指张净与小泥婆的婚外情，而是作者在推动故事时所依靠的力量。张净在小说中形象的逐渐完整，在沱巴身份的慢慢变化，以及小泥婆母亲对她态度的缓缓改观，整个过程没有道理可讲，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故事，那就是怎样把冰冷的石头捂热。以情动人的过程描述，让我们逐渐相信张净真的是个好女人。小说实现了婚外情的胜利：不仅小泥婆的父母接受了先前眼中的这个“野女人”，就连他在上海读大学的儿子也突然在某天归来，出其不意地问，张净阿姨呢？当这一线索处于寻找白这个荒诞而无望的氛围中时，一个非常西方化的追问便与一个中国化的故事发生了碰撞，这种碰撞几乎摧毁了小说原本要表达的东西。张净所向披靡，以致有关婚外情的道德评判乃至小说有关身份与价值的哲思都在她磕下的三个头面前变得不堪一击。

　　同期的《黄金时间》对语言的控制和对情节发展的引导力可以说相当出色。但是，如果说它能够适合一部分人的口味，那么可以推测这种适合与小说的书写形式关系不大，而很可能主要来自它极度张扬的性别姿态。贯穿小说始终的是一个怀有灭夫之心的妻子焦躁而又冷漠的等待。为了让突发急病的丈夫能够死去，她需要等待丈夫倒在卫生间之后过去三个小时。因为她很清楚地知道，错过心肌梗抢救的黄金时间是四分钟而脑溢血是三小时。令人恐怖的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女人从四十岁开始，已经等了整整十一年。日常生活中谁也不会料到，在这个“不但已经青春相伴，还大有指望白头到老”的完美三口之家，女主人竟然用十余年的时间酝酿出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阴谋，而起因只是丈夫的冷淡和他靠着沙发流口水打呼噜的样子。小说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一个是女人在等待丈夫彻底死亡的过程中慢吞吞地洗澡，抚摸着自己衰老的身体想，“就要这么文艺，这么幼稚，这么矫情”，“谁能把她怎么样”？另一个是当她熬过了三个小时之后，突然“咯咯咯”地笑出了声，想着再过几个小时丈夫就会躺进太平间，而之后在“纯属于她的有限的黄金时间里，她确信自己会更有趣”。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前一篇《他的名字叫白》当然是“政治不正确”的小说，里面充斥着男性中心的想象。但是，整部小说却能够在它“不正确”的语境里实现某种完满，把一种男性的期待或是想象寄存于一个群体或一种社会关系的微妙变化之中。它用一个“好女人”化解了婚外情的尴尬，甚至由此塑造出了男性世界中的完美情人。这个形象或许让绝大多数的男人心生向往，让绝大多数的女人深恶痛绝。无论从男性还是女性的角度讲，小说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且不会偏离作者的掌控。这完全得益于恰当的讲述方式和表达的分寸感。

　　而对后一篇《黄金时间》的作者来说，显然是想以一个极端的故事表现婚姻中女性的困境。从题旨上说，它是符合女性主义诉求的，小说中的女人也确实在一步步有条不紊地完成她的计划。然而，故事的讲述却在一系列类似的细节、情绪表达中走向失控。其阅读效应恐怕很难让读者产生对女主人公的理解和同情。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将某种情绪、某个情节不断推向极致的情况下，作者被小说反控；另一种是作者本身就抱着一个失控的态度。问题在于，小说叙事中，与人物的狂热、放纵以及对道德准则的突破相伴随的，并没有作者的犹豫和反省。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场域，里面充满“个人”的狂欢，情节的狂欢，其所依托的是不加节制乃至不无扭曲的表达。这不仅仅是某一作者的问题，它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思潮的排他与偏执。梁实秋在《文学的纪律》中曾经说过，“文学的纪律是内在的节制，而不是外在的权威”。自女性百余年前的觉醒到1949 年后“男女平等”的国策导引，再加上近四十年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强化，让有关女权的讨论隐隐发生着变化，其中不乏催生出一种新的话语霸权的嫌疑。当女性体验在小说中被赋予绝对的权力，甚至不惜以消耗两个生命为代价时，一个原本扭曲而荒唐的故事在作家的讲述中变得理所当然了。在特定的意义上，此类作品中生发于追求两性平等初衷的女权，实际却是走向了它的反面。有些作品即便触及了它的内在危机，也没能走到反省的地步。

二

上述文学现象涉及部分女性主义创作及批评，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现并非个别。其产生有着特定的思想文化背景。

　　长期以来，在传统性别文化的笼罩下，女性一直没能获得一种独立的属于女性自己的话语方式，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也因此长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从“五四”时期寄居于“人之觉醒”的时代主调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阶级话语的兴盛，女性创作始终与男性主导的文学走向保持一致，而女性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新时期的复苏，更多的是以社会角色参与了对中国社会、人性失落的反思。这种深刻的嵌入使女性文学史在整体上缺乏鲜明独立的话语品格，女性真实生活状态一直处于被遮蔽、被他人书写的混沌、模糊之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意识的变化带来了文化表达形式上的分裂。也正是这个时候，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陆续译介过来，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探索提供了思想资源。女作家的写作重新对性别事实变得敏感而关切，并将之付诸叙事实践。以翟永明、伊蕾和唐亚平为代表的“女性自白诗”坦然地提出“为女人写作”。伊蕾的《被围困者》第一句便是“我被围困／就要疯狂地死去”；残雪则较早显示出在“被围困”中突围的努力，她的一部长篇便定名为《突围表演》。但是，伊蕾迷失于被奉为生命的最高价值和全部意义的爱中无法自拔；残雪惊心动魄的创造实则压抑过后本能的反弹，很快就显出了某种重复的苍白。她们的突围固然存在种种局限，却为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架起了一道桥梁。

　　进入90年代后，随着知识界、文化界那些基于精英立场的、启蒙的和理想主义的精神诉求近乎销声匿迹，以及现实主义的衰落和“新写实”的兴起，中国女性主义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获得了新一轮生长契机。先是理论界的先锋们勇敢地浮出历史地表，接着是狂欢般的话语实践。较之80年代，90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恰恰为女性主义文学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使它能在多个向度上展开，营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话语品格。正如徐坤所说：“一九九五年，中国女性在亿万世人瞩目之下经受了一次空前绝后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高潮体验’。”的确，对于90年代的中国批评界女性，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是为“女性写作”命名。而“女性写作”之所以成为话题、成为概念，显然关联着文学创作演变中女性主体性的高扬。它一方面以女性视野、女性经验为基点，从根基上不断冲击男性中心话语的垄断局面，一方面挖掘超出传统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实现对男性中心世界的叛离，以构造出具有自身完整性的女性经验世界。

　　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并没有形成一套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和叙述方式，这一点在理论批评方面尤其明显。出于对男性中心话语的挑战，西方女性主义中那些最前卫、最激烈、最具“后”色彩的理论和方法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直接而有效的武器。它们非常迅速地让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成为一个文化热点，使其与世界批评前沿有了对话的可能，同时也就无法回避理论隔膜以及由此带来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欠缺。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坛的影响，首先表现为消解和颠覆。在中国文学的现实语境中，它的价值在于提出问题，怀疑、消解僵死的教条和沉重的传统。但是，消解如果没有限度就会带来不良后果，如同为人打开枷锁或许是好的，但切不可轻易地连枷锁带人一块砍掉。此外还有一种“抹平”的策略，反对居高临下，反对启蒙姿态，号召人们放弃精神立场，完全融入大众，获得“平常心”……一言以蔽之，仍然是大众化。在这里，女性主义无疑成了“后”理论与文化左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性、启蒙等都被轻易地视为一种男性话语的权威，它在挑战男性话语的同时，也就成了批判现代性和解构启蒙的急先锋，成了20世纪90年代主流话语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这种理论关系具体地与文学创作特别是有关性别诉求的文学表达发生关系时，首先呈现出来的就是基于日常生活的、个体化的女性体验对公共话语的消解和颠覆。这在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中自然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注定使这种“合理性”与“合法性”在中国更需重申现代性而非后现代性的社会与文化现实中，显得激进且有矫枉过正的嫌疑。它一方面表现为理论的空中楼阁，另一方面则在创作中悄然建构起大众化甚至是娱乐化的寄居地与庇护所。正如一些于琐碎生活中极力张扬女性体验的创作，在隔离了文学书写的历史前提与当前处境的同时，不断消解着文学有关人类更深邃更宝贵的精神价值的追问，又常常将对独特的女性体验的书写变成了彰显情趣、情调的文本，使现实的性别诉求变成对女性的玩味乃至物化。对这一文坛现象已有研究者提出质疑和批评，但尚缺乏更为系统深入的理论反思。

三

在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中，人们对文化意义上“性别”的强调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范畴的“性别”。在这种情况下，对性别的强调，犹如在种族、宗教、阶级的划分中，差异与对抗既是这些分类的原因也是这些分类的结果，是身份认同乃至身份政治必然的思维路径和产物。

　　正是因为女性主义对女性身份特别是其文化身份的强调，使得“性别”或“女性”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符号存在，它已然成为一种切实的权力。这有关话语权、有关话语空间，有关一个群体分享社会权益和获得社会资源的理由和凭据。那么，当权力和利益出现，我们首先意识到的当然不会是团结和睦其乐融融，而是或隐秘或直接的冲突与博弈。尽管有人在概念上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比如“一方面，在人的心灵本性上，身份政治应该肯定差异，号召人作为人，去争取一种更完善更美好的生活理想与人生境界，去实现一种如金子般品质的高端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在社会（城邦）的关系定位上，身份政治应该宽容沟通，摒除狭隘短见的私人利益或者特殊团体的争斗与暴力，去争取一种普世主义的全球正义和全球团结”，认为“身份政治并非只是一个现代心理/文化的形而上学问题，也不仅是为权利而斗争的群体利益之争，更是有关我们对人之本性的一种根本认定”。但是，“身份”本身所包含的强烈的界限和身份壁垒不可避免地催生出改变权力关系与利益困境的理论前提与现实努力。

　　2000 年，美国专栏作家希钦斯就在《致愤青》一书中告诫那些试图保留独立性的青年们：不要和身份政治有任何关联。作为一个老牌托派分子，他把“身份政治”看成是1968 年后左翼阵营遭遇种种挫折和失败的一种反应和对怀念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种补偿。他越来越意识到“一种真正糟糕的思维模式已经进入思辨领域”，“人们只会站起来大声说出他们的直接感受，而不是说出他们思考的内容或是如何思考的，他们会谈论他们是谁，而不是他们做了什么或者代表了什么”。这种思维和言说模式我们一定不会陌生，无论是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中对女性体验的极力强化和推动，还是像《阴道独白》这样的戏剧在反暴力反性侵背后那种封闭的、排他的女性话语，都习惯以宣言或是宣战而不是对话来解决问题。这种对某一群体独有经验的过分强调，恰恰就隐藏着他（她）们所反对的话语霸权的危机。

　　“身份”这一概念之所以好用，正是因为它来自最基本的常识和判断。毕竟每一个身份群体都会派生出具有基本特征的亚群体，而一个亚群体又会同样繁衍，这从概念上来说是自然而无需过多质疑的。但是，“身份”用起来之所以有力，则与对某些群体性特质的过分关注和强调有关。它是一种基于社会和权力关系而人为刻画出的文化形象，或者借用希钦斯刻薄却又准确的话说，“一种差别不大的‘自恋癖’的相对乏味的形式”。于是我们看到，希钦斯那样一个“经历过‘五月风暴’的头发灰白的倔强老头”，一个“革命年代的幸存者”，发现了革命的“安慰奖”正从激进迅速走极端的保守，转而相信“人道主义的基本成分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与“五月风暴”时的自己进行了决绝的告别。这在他的《关于大众文化》一文中得到了印证：“我承认我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个问题上能够实现二者共存。”在此，希钦斯的转变是否能为某些女性主义创作和批评因由“身份”产生的偏颇提供些许启发？

　　卢卡奇将阶级意识理解为“被赋予的阶级意识”，是对化为意识的阶级历史地位的感知和认识。这是里最重要的，是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的思想、情感、文化与社会权力结构甚至是具体利益的互动关系，也就是卢卡奇将历史与阶级意识视为一体的阶级意识与阶级行动之间的关联。那么，性别意识何尝不是“被赋予的性别意识”？它不会仅仅是理论上的头脑风暴，而是同时包含有关权力、有关利益的性别实践。诚然，在当下的社会关系中，不平等的性别秩序有待改变，男性中心的话语结构也有待破除，但其中的艰难则在于理论、意识以及文学书写如何以恰当的方式加以表达与呈现。

　　女性主义文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也不是简单的文学表达方式或是叙述视角的变革；它从现实的社会问题、权力秩序而来，却常常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回到现实中去，使得女性主义及相关文学书写失去了应有的现实指向。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写作中，理论阐释、文学想象与现实关联始终是一个整体的、尚未解决的命题。作家也好，批评家也好，任何形式的写作终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从理论到创作再到理论的闭环，更不能将一个切实的社会问题变成理论小圈子，变成一部分人的自说自话，以至表面上看似热闹非凡实则隐藏着空洞和乏力。那么，纵观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及批评所遭遇的“热”与“冷”，在理论与表达的繁华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危机？如何以恰当的形式和方法实现有效的文学表达，如何在社会权力、话语体系层面实现性别诉求的有效转化，可能是这一领域有待解决的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