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琳

　　内容提要：在唐初孔颖达等人修纂的《五经正义》中，屡见征引“定本”以校勘文字的现象，其中以《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及《礼记正义》三者最多。针对这一现象，自清迄今的学者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讨论，认为“定本”或为唐初颜师古所定《五经定本》，或为六朝定本。对《礼记正义》所征引“定本”的29 处校勘文字进行深入分析，可以认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中所征引的“定本”大部分为颜师古所定之本，少量为删汰皇侃、熊安生未尽之六朝旧定本。

　　唐初由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的修纂一方面使唐代经学版本、义理得到基本的定型与统一，形成了《五经正义》系统原典文献基本的面貌；另一方面，《五经正义》作为官本发行后，学术的统一也导致前代大量不同经书或同一经书不同版本亡佚。所幸作为官方学术规范严谨的代表，孔颖达及诸儒撰定的《五经正义》中存有大量校文，保存并吸取了汉魏至六朝经注义疏的成果，今天我们仍可通过这部分校文管窥前代文本、学术的面貌。

　　在其保存的校勘文字中，我们屡屡发现“定本”作为重要参校本这一线索。《五经正义》中“定本”究竟所指为何，历来引起争议。段玉裁、阮元、臧庸、王重民等学者认为此“定本”即唐初颜师古所考订的《五经定本》，此观点近年来为经学研究者所普遍接受。刘文淇突破性地提出《五经正义》中的“定本”是六朝旧疏所据底本，并通过对唐代经疏文本细节的深入分析给出十条证据。然而这两种观点尚未形成定论，仍有待全面、系统而详实的证明。笔者认为，此二说均有以偏概全之弊，“定本”性质有二，当分而论之。

　　在《五经正义》中我们发现《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以及《礼记正义》三者征引“定本”最多。《毛诗正义》中有318 条，《春秋左传正义》有41 条，《礼记正义》则有29 条。除此之外，《周易正义》中有2 条，《尚书正义》中出现了6 条，《经典释文》中也出现了若干次。

　　近年来国内学者已开展了对《毛诗正义》中涉及“定本”的校文的研究，而《礼记正义》中征引“定本”的情况以及其与《礼记》旧疏的关系尚未得到重视。由于《礼记正义》征引“定本”的数量相对较少，故而笔者得以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运用完全归纳法，对其中出现的29 处“定本”逐一归纳总结。

　　对于《五经正义》中频现的“定本”的性质问题，学界普遍接受的是“颜师古定本说”，此说首见于段玉裁《经韵楼集》：

　　又有颜师古奉敕考定五经，凡《正义》中所云“今定本”者是也。

　　继而阮元在《毛诗注疏校勘记》中提出：

　　自汉以后，转写滋异，莫能枚数。至唐初而陆氏《释文》、颜氏《定本》、孔氏《正义》先后出焉。其所遵用之本，不能画一。

　　所以风天下：《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同。案，《正义》云：“定本‘所以风天下’，俗本‘风’下有‘化’字，误也。”考颜师古为太宗定《五经》，谓之定本，非孔颖达等作《正义》之本也。定本出于颜师古，见旧、新二《唐书》太宗纪，《颜籀传》《封氏闻见记》《贞观政要》等书，段玉裁所考得也。

　　又在《宋本〈十三经注疏〉并〈经典释文〉校勘记凡例》中说：

　　经注之传于唐者，自孔颖达、贾公彦《义疏》本外，一曰陆德明本，《经典释文》所载之大字是也；一曰颜师古本，《义疏》中所载之“定本”是也。《记》中凡遇二本，并为载入。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遇到涉及“定本”的问题时也持相同观点：“《毛诗音》残卷，始《周南·关雎》第一，至《唐风·蟋蟀》第十……又《葛藟笺》‘王又无母恩也’，卷子本‘又或误为后’……云‘重或误为种’，《正义》云：‘今定本云重之然后得麻，义虽得通，不如为种字也’。此两条殆指颜氏定本。”

　　这种观点之所以成为主流，是因为颜师古于贞观四年开始考校五经，而贞观七年即颁布新定《五经》于天下，作为经书的标准读本：

　　贞观四年，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及功毕，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时诸儒传习师说，舛谬已久，皆共非之，异端蜂起。而师古辄引晋、宋以来古本，随方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

　　《唐会要》等文献记载孔颖达等人于贞观十二年撰定《五经正义》，又于贞观十六年复审。时间相距如此之近，而颜师古本人也参加了《五经正义》的编纂工作，因此不难直接认为《五经正义》中的“定本”就是颜师古所作的《五经定本》。

　　然而在今天所见到的《十三经注疏》中，除了《五经正义》中屡见征引“定本”校勘经注文字以外，《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等经传注疏中也偶有引“定本”的情况发生，而“五经”之外的经书“定本”必定与颜师古无关，它们又是什么呢？我们又看到《经典释文》中也出现了一些“定本”的版本参照信息，这些“定本”与《五经正义》以及诸经注疏中的“定本”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据史籍记载可知，唐以前历朝也组织过校订《五经》文字的工作，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经典释文》中出现的“定本”必定是六朝旧定本。而《五经正义》与其余诸经注疏中出现的“定本”究竟为何，就不能轻易下此结论了。

　　清代学者刘文淇举出十证，证明《五经正义》中的“定本”为齐、隋以前旧定本，而非颜师古《五经定本》。此观点是首次对以段玉裁、阮元为代表的主流观点进行反驳。以第一条涉及《礼记正义》者为例：

　　《疏》中所云“定本”者，当系旧疏，指齐、隋以前而言，必知非师古“定本”者，其验有十焉。《礼记》“匹士太牢而祭谓之攘”，《疏》云：“卢、王《礼》本并作‘匹’字，今定本及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而为‘正’字，恐误也。据此是定本乃在熊氏前。”《檀弓》“弁绖葛而葬”注“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疏》云：“皇氏云《檀弓》定本当言‘既虞’，与《丧服》注会，云‘卒哭’者误也。”《文王世子》“诸父守贵宫贵室，总据路寝。皇氏云，或俗本无‘贵宫’者，定本有‘贵宫’。”据此是定本亦在皇氏前。其验一也。

　　刘文淇为了证明《五经正义》中“定本”为六朝定本而非颜师古定本，理由有十条，其中第一条的三个例子就是涉及《礼记正义》的。

　　首先看第一个例子：

　　（经）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

　　（注）攘，盗窃也。（释文）匹士，本或作正士。

　　（正义）“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者，匹士，士也。攘，盗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则是盗窃用君子之礼也。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更云士，言其微贱，不得特使为介乃行，故谓之匹也。《白虎通》云“庶人称匹夫”者，匹，偶也，与其妻偶，阴阳相戒之义也，故《论语》云“匹夫匹妇”。检于礼，本时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文云大夫大牢，谓之礼正也。若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馈食是诸侯大夫礼也。崔氏亦用此义，然卢、王《礼》本并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诸本并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为“正”字，恐误也。

　　刘文淇以“定本”在熊氏之前，认为此处“定本”必为六朝定本。而有学者认为，由于“今定本及诸本”是并列的关系，熊氏所依“此本”若指向一对并列关系，则指代不明，故而只有可能指“有通者云”所据的本子，而非后文提到的“定本”。笔者亦持相同观点。

　　再来看刘文淇所据的第三个例子，即《礼记·文王世子》中的材料：

　　（经）诸父守贵宫贵室。

　　（注）谓守路寝。

　　（正义）以下云下宫，上云大庙，此贵宫贵室既非大庙，又非下宫下室，唯当路寝也。指其院宇谓之宫，指其所居之处谓之室。《尔雅》云：“宫谓之室，室谓之宫。”此贵宫贵室，总据路寝。皇氏云：“或俗本无‘贵宫’者，定本有‘贵宫’。”

　　对照《礼记·曾子问》中的这条材料的书写体例：

　　（经）祝声三，曰：“某之子某，从执事敢见。”子拜稽颡，哭。

　　（注）奉子者拜哭。

　　（正义）“祝声三”者，亦谓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尽阶不升堂，此见子须近殡，故进立于殡东南隅。既警神之后，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从执事宰、宗人等敢见。告讫，奉子之人拜而稽颡，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于时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从执事。下有‘某’字者，误也。”今按定本及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时，大宰即位立名，告殡云：某之子某。

　　这两条材料中“定本”的所指是不同的。首先看第一条《文王世子》的材料，根据《礼记正义》的校勘体例，与“定本”有关的校文都是与“俗本”“或本”等参校本统一处理的。而此“定本”出现在皇侃的校勘文字中，说明这个“定本”不同于全书其他“定本”，是个特例。皇侃不可能见到《五经定本》，所以此处“定本”与《经典释文》中称引的定本性质或相同，即皇侃所见六朝定本，而被孔颖达等人在删理皇氏义疏的过程中保留下来。对比第二条《曾子问》中的材料，先引用皇侃的校勘文字，再加以按断“今按定本及诸本”——这绝非由于今人点校失误而将皇侃的校勘割裂于引语之外，而是确实为唐人按断。皇氏既解释“于时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从执事”，后又判定“下有‘某’字者，误也”，至此皇侃的校勘已经完成，不会再回来谈别本差异。刘文淇所据的第二个《礼记·檀弓》的例子与此原理相同，其“定本”亦是皇侃旧疏所引齐隋以前定本，此处不再赘述。

　　根据对孔颖达《礼记正义》校勘文字的书写体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基本判定，刘文淇第一个例子中的“定本”是颜师古定本，而第二、第三个例子中的“定本”则指向六朝定本，《礼记正义》中两种“定本”的性质有别。刘文淇的研究结果或有可取之处，却也不能一概而论。

　　众所周知，作为官方学术规范严谨的代表，孔颖达及诸儒撰定的《五经正义》中存有大量校文，保存并吸取了汉魏至六朝经注义疏的成果。就《礼记正义》而言，孔疏中校勘《礼记》经文的有113条，校勘郑玄注则有93 条，其中有29 条校文涉及“定本”。具体情况如下：

　　

　　在29 条有关定本的校文中，已证明是六朝定本而非颜师古定本的有两条（1 和11）。可知《礼记正义》中的“定本”性质有二：一是唐初颜师古考订之《五经定本》，占大多数（27 条）；二是皇侃作《礼记义疏》时所见六朝定本（仅存2 条），这是孔颖达等人在删理皇氏旧疏的过程中未能加以区别标记所致。

　　通过以上的分析，首先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礼记正义》中频频出现的“定本”大部分是颜师古所作《五经定本》，仅存少数为齐隋以上旧定本。我们对《礼记正义》中“定本”的完全归纳式分析的结果，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五经正义》其他部分，更不能适用于《十三经注疏》的其他经疏。关于《五经正义》中“定本”的总体把握，还应结合具体文本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