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志斌

　　内容提要：本文从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谈起，结合周汝昌的其他几篇文章主张、学界的当前主张，就周汝昌对“红学”这一具有独特性的学科的认知与构建努力进行分析，认为其所坚持的将时代、作者、作品结合的红学研究对象和方法，对《红楼梦》的研究与解析、对红学学科的建设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一 从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谈起

周汝昌先生是红学史上符号性的学人，学术成果众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其某些认识、主张也曾引起学界很大的争议，其中《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就是引起争议较大的一篇文章。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此时距离胡适创建“新红学”的1921年（学界一般以胡适1921年作《红楼梦考证》——附录于1922年出版的所谓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红楼梦》前，作为序言——为起点）只有七十五年，故其文副标题作“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近一百年对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时间不算太短，确实值得总结和反思，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站在过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解决那些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龙协涛邀请周汝昌对红学史进行反思的原因。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反弹：胥惠民有《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兼说〈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品格》（《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3期），贾穗在《红楼梦学刊》上发表的文章标题即是《一篇贬人仰己的歪曲历史之作——驳议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红楼梦学刊》1996年第4期）。此外，欧阳健的《胡适的红学体系和红学悲剧——读〈还“红学”以学〉》（《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3期）、周书文的《谈红学的学域：“还‘红学’以学”论质疑》（《南都学坛：南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也都是直接针对周文的商榷。

　　这种争论之所以产生，既有学人因知识背景、知识层次、研究方向、具体观点的不同而对红学范畴、红学史的理解有不同，也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原因，甚至也有周汝昌行文随意方面的原因。

　　流风延宕至今，近年复有数篇文章及于红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就题目和主体内容涉及红学学科商榷和探讨的就将近五十篇，可见红学学科界定和建设问题在当代学人心目中的地位。

　　某种角度上说，这些讨论都是在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这篇文章的影响下出现的，由此可见“红学”在学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见周汝昌先生在红学界的地位和本文的影响与争议。

　　

　　关于红学、红学学科的主要争论文章列表（一）

　　2018年是周汝昌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距离《还“红学”以学》发表，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距离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中华书局，1917年）整一百周年。

　　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周汝昌的学术理路，界定这篇文章的价值，少了很多人际关系方面的顾虑，也许能更加看到这篇文章本文的学术价值。

　　今试作分析，一来回顾、解析红学史上的一篇重要学术论文，二来作为对周汝昌先生这位红学史上重要人物的百年纪念。

二 《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的主张

（一）红学要有学术体系

周汝昌在《还“红学”以学》一文明确声称：“既称‘红学’，它首先应当是一门自成体系的学术。”周汝昌的这一主张看似无奇，在红学史上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第一次以“学术体系”的学科要求来倡导和要求“红学”，实际上从理论上开启了“红学”理论的研究，是《红楼梦》研究纳入现代学术研究方式后第一次明确地将“红学”作为一门“学”进行探讨。

（二）胡适的贡献与胡适没有建立“红学”的愿望和努力

1.所谓“新红学”是一种口号与宣言，并无实际的学术体系

　　固然，在《红楼梦》诞生以后，评点、研究《红楼梦》的文字多如牛毛，但不管被顾颉刚称为“旧红学”的传统《红楼梦》评点、研究，还是被顾颉刚称为“新红学”的胡适等人的研究，都没有建立“红学学术体系”的主观愿望。

　　实际上，揆诸历史，可以发现，“新红学”是一种近似革命宣言的口号，顾颉刚发明和使用这个词时，更多的是谈考证性的方法，并没有“学术体系”的考量。

　　2.胡适的“红学”研究与“红学”的学

　　作为被称赞对象的胡适，也是如此，他研究《红楼梦》只不过是为了做一个实验主义的个案，教中国人一个做学问的方法。

　　从这一点上说，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并无“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在借《红楼梦》这杯酒“浇自己的块垒”——尽管胡适的研究方式更接近学术的体系。

　　正是因为如此，周汝昌才称：

　　至蔡元培时代，这一派（笔者按，指索隐派）人才将此说装上了“学”的外衣。

　　又云：

　　够得上学术的“红学”毕竟从哪儿才算开始呢？这就不能不明白承认：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开始。这是事实，对胡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但是，由于胡适研究《红楼梦》的立足点就不是为了建立“红学体系”，所以用力也不勤：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订工作，贡献不小，但这儿并没有什么新的思想内涵与学术体系可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以“美国为是”，胡适对《红楼梦》评价极低，认为水平比不上《孽海花》《儒林外史》，没有“PLOT”。更遑论“单层次历史考证而外所必须的思力、识力和更高层次的灵智方面的体会寻求”。

　　如果愿意了解红学史，周汝昌这一见解当然是极其明智的见解，正如周汝昌评价胡适所说的：这是事实，对周氏有何评价意见，都不能否认这一事实。

　　至于胡适之后的俞平伯，周汝昌也给了客观的评价：

　　这部书（笔者按，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当时很有贡献，影响也大，对“红学”的发展是有其功绩的。

（三）周汝昌明确提出，不能泯灭“红学”的独特性

正是因为有意识地建立“红学”的“体系”，周汝昌才对《红楼梦》研究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观照。

　　周汝昌认为，《红楼梦》是一部“触及人类灵智才能的高层文化内容的著作（小说不过是其外衣而已）”，因此“红学”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不能用小说学、文艺学的一般规则将其拉向“一般化”。如果这样，“红学”也就成了《红楼梦》研究，与《三国演义》研究、《水浒传》研究无异了。实际上，这一主张正是强调重视《红楼梦》的“文化价值”研究——超越文学技法的、形而上的思想与知识。

　　周汝昌后来出版《红楼梦与中国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红楼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就是要用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审美倾向、文学理论对《红楼梦》进行解析和深入探讨。

　　也就是说，学界可以不认同周汝昌的具体观点和论证，却不能说他所谓《红楼梦》、“红学”具有极大的特殊性这一点不对。

　　（四）《红楼梦》研究的三个层面

　　周文的第五部分是“王国维与陈蜕”、第六部分是“鲁迅大师”。在这两部分中，周汝昌分别了《红楼梦》研究的三个层次——赏析感发、论析与引证、识见。在周汝昌看来，王国维与陈蜕的文章不过是生搬硬套地将西方理论用在《红楼梦》上，这种研究看似“研究”，实际上是赤裸裸地阉割《红楼梦》，与“学”无关。而《红楼梦》的索隐派研究虽然也不科学，但多少还是有考证、对比，还在“学”的范畴内。鲁迅论《红楼梦》，舍程本《红楼梦》，取戚序本《石头记》的引用，这才是见识，称《红楼梦》为人情小说，关注脂批和前面文字对后面的暗示，“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实际上，周汝昌将《红楼梦》的研究划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赏析、作者文本考证、思想审美：

　　中华文化之学：包括文学，更涵盖诸多区域

　　科学的学术研究：包括考证，涵盖诸多方面

　　思想、学力、文化素养、审美层次、人生阅历方面的研究

三 周汝昌“红学体系创建人”的自我认知与定位不失客观

《还“红学”以学》最受人非议的问题有三条：一是认为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只是读后感；二是认为胡适的《红楼梦》研究并没有建立“学”的意识，自己才是有意建立“红学意识”的第一人；三是认为“红学”有独特性，不仅仅是《红楼梦》的文学研究。

　　实际上，如果不带偏见，不考虑周汝昌主张之后的“具体问题论证”，以上三条提法都没有问题，而且非常重要。

（一）周汝昌对王国维的评价不失客观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第一次将西方论文式论证模式用于《红楼梦》“研究”，但其当时的心态、写作目的、对叔本华和佛教理论的理解都与“研究”关系不大，故周汝昌称其为“读后感”。此俱见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不必具论。

（二）周汝昌确实是第一个有意识建立“红学体系”的学人

受胡适在现代《红楼梦》研究史上开创地位、顾颉刚“新红学”提法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胡适是“红学”的创建人。

　　但在，《还“红学”以学》一文中，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红楼梦》诸家研究进行了分析和否定后，周汝昌实际上将自己放到了“红学”创建人的位置上。

　　如果正视红学史，正视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及其以后的陆续研究，就不得不承认周汝昌是红学史上“第一个有意识”建立“红学”体系的研究者。

（三）周汝昌是近代学术体系下“红学”有意识的创建人与他的“红学”体系是否合理、正确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说，周汝昌自诩为近代学术体系下“红学”有意识的创建人，这点并无大过；至于他的“红学”体系“是否合理”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但以往研究者往往将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

　　由于周汝昌先生行文不甚规范，话说得相对随意，故而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人们更愿意由后人书写红学史时，给予不同学人以地位，而不是自己的自我界定，此系人性，不干学术。

　　正是因为如此，贾穗的批判文章才直接标题为“一篇贬人仰己的歪曲历史之作——驳议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四 《红楼梦》“写什么”、如何研究是关于红学相关问题争论的根本所在

（一）《还“红学”以学》是宣言，也是回应

由于《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周文是节选，加之周汝昌先生不甚长于现代学术的语言表达方式、《还“红学”以学》还有诸多不能清楚阐释的话题、学界对周氏红学的不认可等诸多原因，各种问题都借着《还“红学”以学》一文发表和契机爆发出来了。

　　实则，《还“红学”以学》的主张是周汝昌的一贯主张，如果我们结合他的其他文章，周汝昌的“红学”观就显得比较清晰明确了。

　　在此之前，周汝昌就红学问题发表过《什么是红学》（《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这些文章既是周汝昌对自己“红学”体系的认知，某种程度讲，也是对《红楼梦》要做文本研究、不要做其他不相关研究主张的回应，尤其是对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的回应——此文在国内影响甚大，引发一波关于“红学”是什么、应该研究什么的热潮。

（二）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基于不了解“红学史”面貌写就

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报》1974年6月第二卷第一期，认为近百年“红学”范式先是自传说、后是阶级斗争说，现在应该向纯文学说发展。

　　余文影响甚大，虽云“学术史的分析”，但几乎不了解中国红学史的基本面貌。如果了解红学史，如吕启祥、林东海二先生编纂的《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所呈现的，就会知道除了余氏列举的“社会影响大”的几位代表外，《红楼梦》的研究从来是百花齐放，用文学的理论解析《红楼梦》自20世纪30年代即已风行，即便在60年代，何其芳、王朝闻、蒋和森等人的研究也都是以文学理论进行的，根本不用等到1970年代由余英时来提倡。

（三）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一个学术史的分析》一文“客观上”撕裂了中国红学界

余文的问题在于“撕裂了红学界”。在余文没有传入大陆学界以前，学界各家具体观点互有商榷，但从来没有受到谁的研究属于红学、谁的研究不属于红学这个问题的困扰，但余文提出周汝昌的相关研究不及于《红楼梦》本身，属于“曹学”。

　　这就“迫使”相关研究者思考自己的研究算不算“红学”这一问题。周汝昌指出，“红学”根本不是普通的小说学研究：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又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自身的独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

　　红学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说学，它却补充和丰富一般小说学。一般小说学也不能代替红学。这个分别很重要，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清楚。

　　而古典小说界则称，“红学”必须是《红楼梦》的小说学研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

　　可见，余文在没有细致的红学史梳理基础上的“伪立论”，对大陆学界《红楼梦》研究界产生了“客观的撕裂效果”。

　　（四）不应在《红楼梦》深度研究之前先给《红楼梦》定性：对《红楼梦》“写什么”、如何研究的理解差异是红学相关问题争论的根本所在

　　学界之所以对“红学”是什么、“红学”应该研究什么、周汝昌《还“红学”以学》等问题产生重大异议，根本原因在于学界对《红楼梦》“写什么”、如何研究的理解差异：《红楼梦》到底只是一部小说，还是曹雪芹家族史，或者曹雪芹还有别的写作诉求……

　　学界往往批评周汝昌不懂文学虚构。周汝昌是中文系毕业的底子，他自己也说自己懂虚构，但问题是《红楼梦》中哪些成分是虚构、虚构比例占多少、虚构怎样表现了曹雪芹的高超技法，却是不容易争论得清楚的事情。

　　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高于生活。走任何一个极端都是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有证据。在没有证明之前，直接把《红楼梦》定义为“就是一部小说”，本身就是一种“假设”。

　　须知，体裁不等于表达目的。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文以载道”的传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自称：“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批中也反复谈到《红楼梦》中的事情与曹家的关系……凡此种种，都需要展开深度研究。因此，在《红楼梦》的深度研究还没有充分展开之前，给《红楼梦》定性并不有利于《红楼梦》的深度研究与赏析。

五 基础与境界：周汝昌非常重视《红楼梦》的艺术解析

（一）周汝昌非常重视《红楼梦》的艺术解析

1979年，周汝昌在河北大学中文系讲课，其讲课内容被整理成《红学的几个侧面观——在一九七九年河北大学中文系学术报告会上的谈话》一文，发表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上。《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又发表了《〈红学的几个侧面观〉的续篇》，其中写道：

　　谈《红楼梦》的艺术，这个问题太要谈了。我们今天继承什么?……我们学习《红楼梦》，学什么?继承什么?还不是学它那么高的艺术造诣!学它怎样表现人物，人物就活起来!等等。我总觉得更主要的还是继承它的艺术成就。

　　《红楼梦》有哪些高超的艺术成就?简单说，印象最深刻的，就得从写人物说起。曹雪芹写人物，不用废话、假话、空话，大话、废话他不说……

　　曹雪芹惜墨如金，写人物一句废话没有。文学艺术不是讲解，诉诸理智；而是诉诸感情，这就是用形象来表现，不是讲演。一个人物一上场，他作者对这个人性格什么话都不解说，也不刻画容貌细节。西洋小说特别如左拉一派，写一个妇女常常要极细致地写她的衣装，甚至一个耳坠，这是西洋历史文化传统可能产生的结果。中国不是搞这样的“描写”的，是抓住“本质”——精神境界。

（二）基础与境界：周汝昌认为，没有好的研究基础，奢谈《红楼梦》研究的境界没有实际用处

实际上，在《〈红学的几个侧面观〉的续篇》中，周汝昌在谈《红楼梦》的艺术之前，先谈的是《红楼梦》的作者与时代背景问题：

　　《红楼梦》是一部好书，很伟大，内容很深刻，评价很高，谈它的时代背景、内容、意义很多了，假设说谈得比较接近正确了，我认为是轮到该谈谈艺术了——可今天这方面是非常不够的。这个问题靠大家努力，是共同的责任。需要注意，周汝昌这里说“谈它的时代背景、内容、意义很多了，假设说谈得比较接近正确了，我认为是轮到该谈谈艺术了”。这是周汝昌先生读到余英时《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之前的表态，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还“红学”以学》既可以看作对余文和余文同类文的反击，也可以看作周汝昌先生的一贯主张和宣言。

　　在读到余文后，周汝昌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发表了《什么是红学》。文中，他认为“红学”的主体是曹学、版本学、脂学（脂批研究）、探轶学（探《红楼梦》八十回后“曹雪芹原意”）和其他。周汝昌又在《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发表了《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再次强调不要低估曹雪芹的价值、高估研究者自己的水平。

　　将《还“红学”以学》与周汝昌《什么是红学》《红学的高境界何处可寻》对看，可以发现周汝昌从来不反对《红楼梦》的文化与艺术研究，他所反对的是，在《红楼梦》的基础研究没有充分展开之前，“奢谈”《红楼梦》的艺术、文化与高度。

　　

　　《还“红学”以学》之前关于红学、红学学科的主要争论文章列表（二）

六 “红学”学科建设的作者、时代、作品三合一研究：《红楼梦》的深度研究如何开展

（一）周汝昌提出《红楼梦》的研究应该作者、时代、作品作三合一研究

尽管周汝昌倡导“红学独特性”，目的是为其《红楼梦》系作者“自叙传”说服务，但是，在《红楼梦》研究中，有两个基本点不可否认：

　　曹雪芹、《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彼时知识分子的认同、学养、习惯与今天学人完全不同，不能“离开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蕴、历史环境、作者心灵神智”。

　　历史上，《红楼梦》写作目的和主张的谈论本来非一，或者重视其文学艺术，或者重视其本事，或者重视其思想层面，各自研究即可，不必谈文学价值，即否定其他研究。

　　即从《红楼梦》的文本本身来看，尽管《红楼梦》在诸多传统小说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但是，与传统小说相比，《红楼梦》的价值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小说的否定上。《红楼梦》第一回中将历来小说分作三类：

　　历来野史，或讪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

　　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污臭，涂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

　　至若佳人才子等书，则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以致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亦如剧中之小丑然。且鬟婢开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话。

　　因此，曹雪芹写独树一帜的《红楼梦》，其经历（时代、家族、个人、身份、素材）与作品之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是什么促成了他的创作、他的创作要表达什么等等自然需要研究，不能仅靠文本赏析来“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

　　从这一点上来说，周汝昌提倡作者、时代、作品三合一研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至于他自己的《红楼梦》作者、时代、作品研究是否正确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方法论来说，这种做法无疑比余英时等人单就作品谈作品更加高明、正确。

（二）冯其庸对《红楼梦》研究的主张

无独有偶，另一位红学大家冯其庸虽然在曹雪芹、《红楼梦》研究的具体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在《红楼梦》的研究方法上，却与周汝昌同出一辙。冯其庸在《瓜饭楼重校批〈红楼梦〉》的序言《解读红楼梦》中写道：

　　《红楼梦》的解读，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我认为必须要正确地做好四个方面深入细致而切实的研究工作。

　　第一，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

　　要正确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因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从艰难的创业，到种种特殊的际遇，到成就飞黄腾达亦武亦文的显宦家世，到最后的盛极而衰和彻底败落……

　　或曰：《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何必要了解这么多呢?《红楼梦》确实不是曹雪芹的自传，所以“自传说”是错误的。但曹雪芹写《红楼梦》的生活素材来源，却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这是事实。所以为了更深入地研究《红楼梦》而研究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生活素材，历史背景，这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错了，甚至故意歪曲颠倒了，那末，如何能理解《红楼梦》呢?

　　第二，是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

　　要正确地理解曹雪芹的时代，不仅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50年的时代（约1715到1763），而且还应该了解曹雪芹出生前的一段历史状况，因为这都会对作者产生影响。特别是对曹雪芹时代的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经济状况、社会状况等等，都必须有所了解……一部《红楼梦》是整个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产物，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反映而不仅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红楼梦》的内涵是非常深广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涵的。只有把《红楼梦》放到整个曹雪芹的时代和社会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这部书的深刻含义，如单用曹家家史来衡量这部书，是大大缩小了它的内涵。

　　第三，要认真研究《红楼梦》的早期抄本……

　　第四，要参照《红楼梦》同时代的作品。

　　所以，笔者称周汝昌、冯其庸二位红学大家为学问上的战友、学术上的对手，正是从二人的研究大思路上说的。

结 语

精研中国古代小说史的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中指出：

　　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英国莎士比亚故里的宣传册上写道：“领导世界欣赏莎士比亚的作品、生活和时代。”

　　关注作者、时代、作品，对作品进行深度研究，是学术史的总结与经验。此外，红学史（版本、传播、衍生品、翻译）的研究反映不同时代对《红楼梦》的接受与审美，是红学体系的第四支。

　　如今，我们对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家风、生活时代诸多方面的理解还不够多，在这样贫瘠的学术基础上，《红楼梦》的深度研究与赏析实在是存在困难的。而这正是周汝昌先生1995年接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之邀，作《还“红学”以学》的背景。如今重读这篇文章，发掘其积极意义，对《红楼梦》的研究、对中国典籍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