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松

　　对于唐诗和宋诗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的差异，论者最喜欢引用缪钺先生所做的概括：“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缪钺先生以“丰”与“瘦”来概括唐诗和宋诗艺术风貌的不同特征，确实是很准确的，因而他的这一意见成为评说唐宋诗的经典论断。而缪钺先生这一评说唐宋诗的论断能否移用于唐宋古文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唐宋古文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来的特征正好与唐宋诗相反，可以说是唐“瘦”宋“肥”。清初著名古文家王源在《与友人论侯朝宗文书》中，说：“宋文靡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乱，能肥不能瘦，校唐人已远不逮，何况秦汉？”王源于古文是宗尚秦汉派的，他的此论专揭宋文之短，虽不无宗派情绪在做怪，但他所说的宋文“能肥不能瘦”却是以唐文作为参照对象的。其言下之意：宋文“肥”，唐文“瘦”。而清中叶的袁枚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大抵唐文峭，宋文平；唐文曲，宋文直；唐文瘦，宋文肥。”在比较中彰显了唐文和宋文在艺术风貌上的“瘦”“肥”之不同。既然如此，我们不得不追问：他们的古文唐“瘦”宋“肥”论，意指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一说法能否准确地揭示出唐文和宋文不同的艺术风貌？为了能对这两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我们拟从古文的句、篇、虚词这三个基本层面来比较分析唐宋古文。

一 唐宋古文句之比较

一般说来，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的代表性作家，而欧阳修与苏轼或曾巩则是宋代古文的代表性作家。如果就句子这一层面对唐宋文做比较的话，最好是从唐宋两代这些代表性作家的相同体裁、相同题材且篇幅大致相近的作品中取样，进行分析。如此取样分析，得出的结论更为令人信服。按照这一研究思路，我们先选取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与欧阳修的《送徐无党南归序》进行个案分析。这两篇文章体裁相同，题材也相同，后者仅比前者多5字，也就是说，在篇幅上是非常接近的。根据统计，《送李愿归盘谷序》共503字，《送徐无党南归序》则是508字。如果以句读停顿作为一句来进行统计，那么《送李愿归盘谷序》共102句，每句长度平均约为4.9字；《送徐无党南归序》86句，每句长度则平均约为5.9字。由上述所做的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欧阳修的《送徐无党南归序》的句子长度平均比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多1个字。

　　以上对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与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所做的个案分析，能不能代表整个唐宋文的具体情形呢？如果觉得上述所做的计量分析还不足以代表唐宋文的实际情形，那么我们有必要把定量分析的范围扩大到上述几位代表性作家入选到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所有古文作品（辞赋不进入计量分析的范围，因为在古人的文体观念中，它不属于古文或散体文的范畴；句读悉依该书）。这样，统计涉及的范围广，得出的结果当然更为科学，而结论自然也更坚卓、更具涵盖性了。出于这一考虑，我们对上述5位唐宋代表性作家入选到《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的古文作品按字数、句数、句均字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进行统计，所做的定量分析结果列表如下：

　　

　　表一 韩愈文

　　

　　表二 柳宗元文

　　

　　篇 名 字数 句数 句均字数永某氏之鼠 178 40 4.45钴鉧潭西小丘记 342 62 5.52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193 45 4.29始得西山宴游记 305 67 4.55

　　表一韩愈文各篇的句均字数相加之和为58.42，将此和除以文章篇数11，则韩愈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为5.31。表二柳宗元文各篇的句均数相加之和为42.63，将此和除以文章篇数9，则柳宗元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为4.74。韩、柳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相加之和并除以人数2，则以他们为代表的唐代古文每篇的句均字数约为5.03字。唐代古文已是如此，那么以欧阳修、曾巩、苏轼为代表的宋代古文的句均字数是怎样的呢？且看下面三表：

　　

　　表三 欧阳修文

　　

　　表四 苏轼文

　　

　　表五 曾巩文

　　表三欧阳修7篇文章句均字数之和为42.76，将此和除以文章篇数7，则欧阳修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为6.11。表四苏轼7篇文章句均字数之和为40.84，将此和除以文章篇数7，则苏轼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是5.83。表五曾巩的两篇文章句均字数之和是12.2，将此和除以文章篇数2，则其每篇文章的句均字数是6.1。将欧阳修、苏轼、曾巩文章的句均字数相加之和除以人数3，则以他们三人为代表的宋代古文的句均字数是6.01。也就是说，宋代古文的句均字数比唐代古文的句均字数多了0.98个字，基本上是1个字了。由于基本上采用的是随意抽样分析，以上对唐宋古文句长字数所做的定量分析虽然未必准确地反映出唐宋古文句长的实际情形，但出入当不会很大。虽然唐代古文偶尔也有句均字数接近7个字的，但总体来说，在句子长度上比宋代古文少了1个字。这正好印证了黄宗羲所下的一个判断：“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与宋代古文句子长度比唐代古文多1个字桴鼓相应的是，宋代骈文的句子也较唐代骈文的句子为长。清中叶研究骈文的学者孙梅在比较宋代汪藻与唐代李商隐的骈文时曾指出：“浮溪（汪藻之号）之文，可称精切，南宋作者，未能或先，然何可与义山同日语哉！古之四六，句自为对，语简而笔劲，固与古文未远。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见长也。顾义山之文，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至长联至数句，长句至十数字者。”看来，宋代文章句子偏长不只是散体古文而已。

　　由于宋代古文比唐代古文句子长，在形式上显得比较“肥”，因而宋代古文总体来说文气舒缓，给人以靡弱的感觉。而明代取法欧、曾的台阁体将之发展为平熟啴缓，自然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感。因此，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明前后七子崛起于文坛，倡“文必秦汉”，其“雄迈之气，足以振啴缓；生撰之句，足以矫平熟”。只有理解了唐宋古文艺术风貌的这种不同，以及唐宋古文与秦汉古文艺术风格的不同，才能真正理解明代古文复杂生态的原因。

二 唐宋古文篇幅之比较

宋代古文的句子长度平均比唐代古文约长1个字，那么，在篇幅这一层面，唐宋古文在艺术风貌上有什么不同呢？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选择赠序、墓志这两种在唐宋古文中较为风行的文体进行定量分析并讨论。在唐宋文人的文集中，论说之类的论体文数量也相当多，可为何选择赠序、墓志这两种文体进行讨论呢？这是因为：墓志主要是记述死者生前事迹的，题材基本相同。而通过比较唐宋作家对相同题材的表达，我们可以辨析唐宋作家是如何进行处理的。而他们在表达相同题材时的文字差异，很大程度上也就表现了唐宋古文在艺术风貌上的分别。赠序虽然在抒写的内容上与墓志不同，但其题材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因而其情形与墓志亦相仿佛，在我们判别唐宋古文艺术风貌方面同样具有表征意义，所以也将其纳入讨论的序列。

　　赠序，是唐宋文人写得最多的文体之一。尽管先秦时的老子说“君子赠人以言”，但赠序这种文体兴起较晚，晋代傅玄的《赠扶风马钧文》、潘尼的《赠二李郎诗序》等作，是最早的赠序作品。而到了唐代，这一文体才定型并开始流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序论该文体时说：“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赠序的内容大多是“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为了便于分析唐宋两代在赠序上的篇幅差异，我们还是以上述韩、柳、欧、曾、苏这五位作家入选到姚鼐《古文辞类纂》中的赠序作品作为考察对象。在《古文辞类纂》中，韩愈的赠序作品被选录23篇。其中，《送董邵南序》151字，《送王秀才含序》241字，《送孟东野序》627字，《送高闲上人序》345字，《送廖道士序》273字，《送窦从事序》226字，《送杨少尹序》371字，《送李愿归盘谷序》503字，《送区册序》236字，《送郑尚书序》583字，《送殷员外序》255字，《送幽州李端公序》266字，《送王秀才埙序》309字，《赠张童子序》496字，《与浮屠文畅师序》542字，《送石处士序》494字，《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428字，《赠崔复州序》253字，《送水陆运使韩侍御归所治序》563字，《送湖南李正字序》323字，《爱直赠李君房别》277字，《送郑十校理序》346字，《送浮屠令纵西游序》170字。这23篇赠序的字数相加之和为8288。将此字数之和除以篇数23，则韩愈赠序篇均字数为360.35字。由于柳宗元无赠序入选《古文辞类纂》，因此，以韩愈赠序为代表的唐代赠序的篇均字数是360.35字。在《古文辞类纂》中，欧阳修入选的赠序作品有4篇，这4篇赠序的字数分别是：《送杨置序》332字，《送田昼秀才归万州序》364字，《送徐无党南归序》508字，《郑荀改名序》353字；曾巩入选的赠序作品也是4篇，这4篇赠序的字数分别是:《送周屯田序》406字，《赠黎安二生序》365字，《送江任序》607字，《送傅向老令瑞安序》151字；苏轼入选的赠序作品有3篇，这3篇赠序的字数分别是：《太息（送秦少章）》370字，《日喻（赠吴彦律）》392字，《稼说（送张琥）》342字。欧、曾、苏三人入选《古文辞类纂》的赠序作品共11篇。这11篇赠序字数之和为4190字。将此和除以篇数11，则以三人赠序作品为代表的宋代赠序的篇均字数是380.1字。同韩愈赠序作品为代表的唐代赠序相比，宋代赠序在篇幅上要多近20字。也就是说，在赠序这一文体中，宋代的作品在篇幅上总体比唐代的同类作品要“肥”，而唐代的作品相比之下则显得“瘦”。

　　下面我们再看看唐宋古文中墓志这一文体在篇幅上的情形是怎样的。

　　墓志这一文体虽然属于墓碑文，但与墓表、墓碣、神道碑等不同。墓表、墓碣、神道碑是立于地上的；而墓志则是埋在死者墓圹里的刻石上的文章。由于有此分别，所以在文体规范上，“碑表立于墓上，文可详赡；墓志埋于圹中，体宜简要”。墓志的内容主要是简要记述死者的世系、名字、爵位、行实、年寿、配偶、卒葬日月、子孙情形及葬地等，在形式上是前志后铭，也有徒志无铭或有铭无志的。对墓志的考察，我们还是限定在韩、柳、欧、曾、苏这五位作家入选《古文辞类纂》的墓志作品。而对于有铭无志的这类墓志作品，则不将其纳入考察的范围。在《古文辞类纂》中，韩愈入选的墓志作品，除《李元宾墓铭》、《施先生墓铭》（这两篇文章在结构上是有志有铭，前者150来字，较为简短，但题目中不以志称）被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计有17篇；柳宗元入选的墓志作品为1篇，二人作品共18篇。它们在字数上的情况分别是：《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316字，《尚书库部郎中郑君墓志铭》549字，《柳子厚墓志铭》966字，《河南令张君墓志铭》633字，《太原王公墓志铭》683字，《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764字，《国子监司业窦公墓志铭》666字，《给事中清河张君墓志铭》638字，《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656字，《孔司勋墓志铭》563字，《董府君墓志铭》551字，《集贤院校理石君墓志铭》354字，《河南少尹裴君墓志铭》392字，《南阳樊绍述墓志铭》458字，《贞曜先生墓志铭》522字，《扶风郡夫人墓志铭》370字，《河南府参军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309字，柳宗元《故襄阳丞赵君墓志铭》428字。这18篇墓志作品的字数之和是9818字。将此和除以篇数18，则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的篇均字数是545.44字。欧阳修的墓志文有17篇入选《古文辞类纂》，曾巩与苏轼均无墓志文入选该书。《古文辞类纂》收入的欧阳修墓志文的字数分别是：《张子野墓志铭》718字，《徂徕石先生墓志铭》1081字，《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655字，《黄梦升墓志铭》608字，《孙明复先生墓志铭》698字，《尹师鲁墓志铭》797字，《梅圣俞墓志铭》795字，《江邻几墓志铭》897字，《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863字，《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771字，《蔡君山墓志铭》728，《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1666字，《翰林侍讲学士梅公墓志铭》1207字，《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926字，《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914字，《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588字，《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456字。当然，在欧阳修的文集中，墓志文有不足两百字的，如《右监门卫将军夫人武昌县君郭氏墓志铭并序》、《右屯卫将军夫人永安线君慕容氏墓志铭》等，但也有长达两千字以上的，如《赠太子太傅胡公墓志》、《镇安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中书令谥文简程公墓志铭》等。而《古文辞类纂》所收录的欧阳修的17篇墓志文，基本上反映了欧阳修墓志文的一般情况，更具代表性。欧阳修这17篇墓志文的字数之和是14358，将此和除以篇数17，则欧阳修墓志文的篇均字数是844.59字。同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墓志文比较，则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墓志文在篇均字数上多出近300字，即宋代墓志文篇幅远较唐代墓志文为“肥”。在欧阳修的墓志文中，篇幅最长者不过两千多字，而在苏轼、苏辙兄弟俩所写的墓志文中，篇幅甚至达数千字之多，如苏辙为其兄苏轼所写的《东坡先生墓志铭》长达5838字，而苏轼撰写的《张文定公墓志铭》更长达7438字。对中国古代文体深有研究的近代学者姚华论及墓志文时，曾指出：“要皆纳诸土，故文章要简括，以至于唐，字不盈千。唐宋之际，则有千字以外者。而宋苏氏兄弟所为，则多至四五千字。”他对唐宋时期墓志文在篇幅上的嬗变所做的概括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宋人在行状方面的写作一如墓志，而篇幅更为宏大。按照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所云：“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行状本来是为朝廷议谥提供材料依据的，《文选》中任昉《竟陵文宣王行状》即是准式。韩愈所撰《董晋行状》虽长达两千来字，但犹存古意。而至宋代，苏轼所撰《司马光行状》近两万字，朱熹所撰《张浚行状》达四万三千余字，冗杂散漫，臃肿肥懑，大失古人遗意。

　　从上述所做的定量分析来看，宋代古文在篇幅上总体比唐代古文长了不少，尤以墓志、行状这两种文体最为显著。而这种情形至南宋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明清时期的古文家们认为唐文“瘦”、宋文“肥”，即是以宋代古文呈现出的这一情形作为重要事实根据的。

三 唐宋古文语气虚词使用之比较

对赠序与墓志所做的定量分析，显然已使我们认识到以两者为代表的唐宋古文确实在篇幅上存在“瘦”“肥”不同的艺术风貌。那么，在语气虚词的使用上，两者的情形会是怎样的呢？为了能明确地分别出唐宋古文在使用语气虚词上的差异，我们还是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也”、“乎”、“矣”、“焉”、“哉”、“欤”（与）、“耶”（邪）、“耳”（尔）这些常见的语气虚词在唐宋古文中的使用情况，凡重复出现均加以累计。考察的文本是上述五位代表性唐宋古文作家入选《古文辞类纂》中分类为杂记的古文作品。之所以选择《古文辞类纂》中分类为杂记这一文体的作品作为考察文本，原因在于《古文辞类纂》杂记类作品中，韩、柳、欧、曾、苏这五位作家均有作品入选。其中，韩愈8篇，柳宗元18篇，欧阳修12篇，曾巩11篇，苏轼5篇。相比较而言，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的作品数量较多，在考察过程中，我们拟选柳宗元前9篇、欧阳修前6篇、曾巩前6篇作为考察的文本。这样，各位作家被考察的作品篇数悬殊不至太大，可比性强。而考察古文作家的范围较前面有所扩大，获得的定量分析数据则更为有效，更具涵盖性，结论自然也就更为精确科学。

　　在《古文辞类纂》中，韩愈8篇文章的语气虚词使用情况如表六所示：

　　

　　表六 韩愈文

　　

　　文章篇名 文章字数 语气虚词及其出现频率新修滕王阁记 504 焉3矣2哉1燕喜亭记 444 焉3也10乎1矣2河南府同官记 585 也7焉1矣1汴州东西水门记 320 0画记 676 焉6耳1也5矣1乎1题李生壁 176 矣1也3焉1虚字合计 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6 1.19 16 3.60 9 1.54 0 0 14 2.07 5 2.84

　　将韩愈这8篇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相加之和除以篇数8，取其平均数，则韩愈文章每百字的语气虚词平均为1.71字。而《古文辞类纂》柳宗元前9篇杂记类古文的语气虚词使用情况如表七所示：

　　

　　表七 柳宗元文

　　将表七中柳宗元各篇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相加之和除以文章篇数9，则柳宗元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平均字数是1.59字。而将韩愈、柳宗元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平均字数相加之和除以人数2，则以他们为代表的唐代杂记类古文的每百字语气虚词平均字数是1.65字。

　　欧阳修在《古文辞类纂》中前6篇杂记类古文作品使用语气虚词的情形见下表：

　　

　　表八欧阳修文

　　将表八中欧阳修各篇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相加之和除以文章篇数6，则欧阳修杂记类古文的每百字语气虚词平均字数是3.25字。《古文辞类纂》中所选曾巩杂记类古文前6篇使用语气虚词的情形如表九所示：

　　

　　表九 曾巩文

　　将表九中曾巩各篇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相加之和除以文章篇数6，则曾巩杂记类文章每百字虚词字数平均为1.88字。苏轼入选《古文辞类纂》的杂记类古文作品使用语气虚词的情况见表十：

　　

　　表十 苏轼文

　　将表十中苏轼各篇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相加之和除以文章篇数5，则苏轼杂记类古文每百字语气虚词字数平均为3.33字。而将欧、曾、苏文章每百字语气虚词平均字数相加之和除以人数3，则以他们为代表的宋代杂记类古文的每百字使用语气虚词的平均字数是2.82字。

　　从表六至表十所做的统计来看，与同一体裁的唐代杂记类古文相比，宋代杂记类古文每百字使用的语气虚词的平均字数多出了约1个字。这说明以欧、曾、苏为代表的宋代作家比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作家更喜欢使用语气虚词。尽管韩愈在有些文章中也喜欢使用语气虚词，如《原道》、《原毁》、《师说》、《祭十二郎文》等文中的语气虚词多得可以用层见错出来形容，但就总体而言，宋代古文在使用语气虚词方面比唐代古文大致要多，这是无庸讳言的。由于宋代古文所使用的语气虚词比唐代古文多，而其实词则自然比唐代古文少。在唐代的一般古文中，我们还能见到不用语气虚词的文章；而在宋代古文中，除了史传文偶见不使用语气虚词者之外，要在其他文类中找到不用语气虚词的散体文则是很难的。也许可以夸张一点说：宋代作家如果不使用语气虚词，就几乎不能写作散体古文了。因此，相比较而言，宋代古文在后代论者的感觉中自然是较为虚肥的，而唐代古文则较为精实。可以说，语气虚词使用上的差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判定唐宋古文“瘦”“肥”艺术风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四 馀论

通过前面所做的定量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获得这样的认知，清人王源、袁枚所说的唐文“瘦”、宋文“肥”至少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宋代古文的句子与篇幅较唐代古文为长，其使用虚词较唐代古文为多。然而，需要深入探讨的是：这三个层面在形成唐宋古文艺术风貌差异方面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刘勰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一篇文章是由众多长短参差的句子所构成的，长句与短句在文章里各自营造出的艺术效果是不同的。以选历朝诗与《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著称的清乾隆时的大诗人沈德潜说：“短以取劲，长以取妍，疏密错综，最是文章妙境。”一般说来，语句简短，易于营构出文章的坚凝峭劲之气；而语句稍长，则易于形成舒缓优游的文气。由于唐代古文语句较短，句子结构较为固定、单一，句式变化的空间小，而且整篇文章在姿态上的变化也不是很丰富，因而其文气近于前者；宋代古文语句较长，句子结构与唐代古文相比较则显得更为复杂一些，句式变化的空间也比较大，成篇文章的姿态变化自然也更为丰富，因而其文气与后者相类。唐宋古文之所以在艺术风貌上呈现出“瘦”“肥”之不同，某种意义上是他们偏重使用长度不同的句子所造就的。这一点，向被学界所忽视。

　　虚词在古代称作助辞、助语或语助。对于它在文章中的重要意义，宋代文论家陈驱癸在《文则》中指出：“文有助辞，犹礼之有傧，乐之有相也。礼无傧则不行，乐无相则不谐，文无助则不顺。”陈驱癸虽然指出了虚词在文章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但还不够具体。而对虚词有深入研究的清初学者袁仁林则指出：“凡书文发语、语助等字，皆属口吻。口吻者，神情声气也。当其言事言理，事理实处，自有本字写之。其随本字而运以长短疾徐、死活轻重之声，此无从以实字见也，则有虚字讬之。而其声如闻，其意自见。故虚字者，所以传其声，声传而情见焉。”他认为，虚词尽管不能像“本字”（即实词）那样“言事言理”，但是能够伴随着“本字”一道表达作者“长短疾徐、死活轻重”的“口吻”，亦即“神情声气”。虚词不但能够“传其声，声传而情见”，而且还使作者“其声如闻，其意自见”。可以说，在作家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过程中，虚词具有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艺术作用。而虚词的诸种词类中，语气虚词是最能表现作者“神情声气”的。前面对唐宋两代古文所做的语气虚词的定量分析告诉我们：唐代古文的语气虚词用得比较少。由于语气虚词用得较少，意态上因而缺乏足够的变化，所以唐代古文在艺术风貌上给人以精健瘦劲之感，但同时也减少了许多绰约风姿。而宋代古文则不同，由于所使用的语气虚词比唐代古文多，古文作家在相当程度上故意地营造纡徐盘旋之态，因而其在表现作家的“神情声气”方面更擅胜场，其意态变化与唐代古文相比则更为充分，极尽所能事。所以，宋代古文确如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櫆所说的“虚字备而后神态出”，给人以丰腴饱满之感。欧阳修的“六一风神”与苏轼的“俊逸”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们对语气虚词的精妙运用。宋人费衮说：“文字中用语助太多，或令文气卑弱。”由于宋代古文使用语气虚词比较多，因而其文气与唐代古文相比，则不够典重，总体来说显得较为靡弱，甚至有些油滑，这也是毋庸讳言的艺术事实。宋代古文在艺术上的这一特点，颇受后人诟病。其中，批评意见表达得最为尖锐的，莫过于明代的祝允明了。在《祝子罪知录》中，他说：

　　今以其兹辰之自六氏者观之，果何如哉？……实义无几，助词累倍，“乎”、“而”迭迭，“之”、“也”纷纷，常若耳提孩稚，保妪乳婆，所谓躁人之辞与？皆滥觞韩氏而极乎宋家四氏之习也（虽称六氏皆误，柳亦可拔出，韩、欧次之，苏与曾、王则其靡也）。今之学子戏谈有云：“五十五篇《尚书》绝无一‘也’字”。此言虽小，可以喻大。

　　祝允明虽然对唐宋六家过多使用虚词给予了尖锐批评，但并非一概而论。在他看来，六家中“柳亦可拔出”，原因乃是柳宗元古文使用虚词比较少，前面我们所做的除王安石之外的唐宋五位代表性作家使用语气虚词的定量分析可为佐证。虽然说祝允明的批评不免有夸大失实之处，但基本上合乎唐宋古文创作的艺术事实。而从祝允明对唐宋六位代表性作家古文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中叶古文创作的发展趋向。可见，崇尚秦汉古文的前后七子在明中叶文坛上出现，绝非偶然。

　　句子长、使用的虚词多，这自然使宋代古文在篇幅体制上比唐代古文宏大。宋代古文篇幅体制的宏大，并非思想内容的增加，更多只是文字的扩充而已。南宋文论家李涂对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与贾谊的《治安策》做过极为深入的比较，他说：“子瞻万言书，是步骤贾谊《治安策》；然虚文有余，实事不足，去谊远矣。”李涂所说的“虚文有余，实事不足”，虽是就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一篇文章而言，但切中了整个宋代古文创作中存在的弊病。明后七子之首的王世贞也说：“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他对以欧、苏为代表的宋代古文表达了与李涂相近的意见。而祝允明更是直接指出：“若六家者，只解巧思，便可开口。浅中狭受，利口薄情，稍获毫毛，可就篇章。约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语，可当古人数言而已。”为此，他做了一个比方，量化分析唐宋六家在表达上的文字差异：“且假以一文而令六子为之：柳当用百言而尽古人之十八，韩且居半，欧、苏盖（疑为“阖”字之讹）曾、王一耳。”表达同样的意思，柳、韩用百言能“尽古人”十之八或十之五，而欧、苏、曾、王却只能是十之一。祝允明的这一比方具体地说明了以韩、柳为代表的唐代古文内容比较厚实，而以欧、苏、曾、王为代表的宋代古文则比较单薄清空，亦即“虚文有余，实事不足”。因此，宋代古文在艺术风貌上被后人概括为“肥”，确实是事出有因，而并非后人的艺术偏见。与唐代古文相比，宋代古文之所以篇幅宏大，在叙述文类中固然有缺乏剪裁的缘故，而在其他文类中的表现则不能不说是追求“虚文”的结果。苏轼早年的作品就是这种典型。景仰唐宋八家的桐城派古文家吴德旋就指出：“苏长公晚年之作，有随笔写出，不待安排，而自然超妙者。……其少年之作，滔滔数千言，才气真不可及，然精义究不能多。若贾长沙之长篇，则事理本多，所以不可删节。长公只论一事，而波澜层出，故间有可删节处。”宋代古文宗师欧阳修也因此而招致金元时著名文学家王若虚的批评：“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五代史论》曲折太过，往往支离磋跌，或至涣散而不收。”欧阳修的《五代史论》被王若虚指责为“曲折太过”，原因是其致力于古文的一唱三叹，追求“虚文”的结果。由于追求“虚文”，宋代作家自然在文章的波澜意度上痛下功夫，因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努力，使宋代古文摇曳生姿，千姿百态，在营构了古文艺术风貌“肥”亦即丰腴饱满的同时，又给中国古代散文提供了类型繁多的美感形态。而这一点，是宋代古文作家为中国古代散文美学所做的一大贡献。

　　当然，唐宋古文在艺术风貌或风格上的差异绝不只是“瘦”“肥”之不同，还有其他方面，如宋末罗大经就指出：“韩、柳犹用奇字、重字，欧、苏唯用平常轻虚字。”在用字造句方面，唐宋古文亦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色。而对于唐宋古文表现出来的这一不同的艺术特色，学界至今未曾进行专门探讨。因此，唐宋古文或曰散文似此之类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这需要我们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我们只有完整、全面把握了唐宋古文各自的艺术形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才能真正认识并理解明清古文或曰散文在艺术形式上所发生的演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把握唐宋散文的艺术特色是认识明清古文艺术形式发展演变的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