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由南开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兼中文系主任乔以钢教授主持，早稻田大学中文系著名学者千野拓政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王晓明教授做了会议总结。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上海大学罗小茗、闵冬潮教授以及南开大学罗振亚、周志强教授分别参与了会议各单元的评议和圆桌讨论。来自中国大陆和日本高校的16位青年学人齐聚南开，针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大陆与日本文化的比较研究展开学术探讨，并围绕“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当代文化征候、意义的生产与消费和文化与意识形态想象”四组议题作了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
与会者认为：对会题中“文化”一词的含义，应作比较灵活的理解，它既是指文学、电影、绘画（包含漫画、卡通等等）、音乐（如流行音乐）等狭义的文化活动及作品，也可指其他类型的文化活动及形式，例如建筑、商业广告、流行价值观念、日常生活方式等。在今天的东亚文化圈，文化的生产机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当代中国占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究竟是什么？它又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面对当代社会不断涌现出的“新现象”，我们的学术想象力和理论辨析力是否能够穿透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依然保有“定睛看”的耐力（王晓明语）？在讨论中，不少青年学人都直接触及上述核心问题。
山本律（早稻田大学）以中国电影产业与制度的变化作为切入点，介绍了建国以来农村地区电影“放映队”这种文化形式，并从其由盛至衰的发展状貌入手，指出政府干预农村电影放映与农民实际审美需求之间的脱节，这使得中国电影的观众结构发生了变化。张永峰（上海大学）将视角切换至电视剧市场，认为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1979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之后中国电视剧开始迅速发展。而新时期电视剧兴起的条件包括了电视剧职能部门从舆论宣传与产业经济角度出发，对行业的规划与督导，还包括了电视传播技术与电视工业等构成电视剧兴起的客观条件。电视剧生产的市场机制同时促使电视台接受并走向了更为纯粹的市场语境，这促进了产业内部的竞争和节目质量的提高。张文菁（早稻田大学）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台湾通俗文学形成期的研究，分析大众杂志《中国新闻》与租书店的影响，认为1950年代初期在台湾地区发行的《中国新闻》，可视为是影响台湾通俗文学发展的一份标志性杂志。这与日本同时期大众杂志的发展状况类同，而这种不自觉的契合正反映出“市民”日益增添的对文字的想象需求。此外，战后初期台湾的出版市场虽然尚未充分发达，但租书店却在50年代就已建立起独自的出版发行网，台湾的通俗文学正是借着租书店的销售网而开始发展的。李国（南开大学）针对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小说的生产机制，指出小说“类型化创作”这一新现象，并认为它是社会转型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下多元文化格局的文本呈现。在当下的阶层分化中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有闲阶层”，他们以游荡的社会青年、懒散的大学生、叛逆的青少年等人群为主，表现为一种“无理想、无深度、无追求、无约束”的“四无”新人形象。而他们的知识结构及多样的阅读兴趣促使了小说类型化创作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
就“当代文化征候”这一问题，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比较集中深入的探讨，并对特定文本和文化现象进行深入解析。张谷鑫（南开大学）认为，近年来有一类科幻小说，对中国文学传统加以“创造性转化”，可称为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故事新编”。该类作品或是传统故事的科学阐释，如《偃师传说》、《昆仑》等；或是传统主题的现代改编，如王晋康的小说《南柯新梦》；或直接探析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刘慈欣的小说《诗云》等。这种类型的小说不仅仅是“文体实验”，它还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学传统，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李晓丽（南开大学）对安妮宝贝、安意如的作品进行了细读，从大众文化背景出发将其定位为女性的“小资”写作，认为她们的作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美女作家”、“身体写作”的局限，但和经典文学依然距离遥远，其实质仍然是大众文化产品，她们作品的畅销是大众文化分层中优雅文化消费需求在当代的体现。金昭英（上海大学）梳理了中国网络小说的整体状貌，认为著名的文学网站“榕树下”最初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的BBS，它的发展见证了文学网站从追求文学理想进而发展到走向商业化的历程。在其垄断网络文学市场的过程中，很多小型文学网站逐步走向了消亡，这既有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双重导力，还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有关。整体观之，文学网站呈现出一种从文学性向商业性、垄断性转化的过程，而网络文学则呈现出类型化的趋势。孙琳（南开大学）以性别研究的眼光，将视线聚焦至“女博士婚恋难”这一大众文化征候，认为女博士成为话题有其内在文化动因，该群体的出现打破了“母亲—妻子”的文化理想，这是陈旧性别文化心理与大众文化的一次“合谋”。婚恋问题的选取，以及婚恋难结局的预设，反映出男权文化的忧虑焦点和对“僭越”女性想象性的惩罚。在承认媒介大众话语优势的同时，人们不应忘记这种惩罚的虚妄与虚弱。
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文化研究的生存语境与话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经济逻辑大行其道的消费社会中，文化的意义生产已经与意义消费普遍结合起来。如果从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合流的角度来审视“意义的生产与消费”这一论题，我们可以发现，围绕它的争论从新文学兴起之初便已肇始。池田智惠（关西大学）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侦探小说的发展视角出发，以杂志《半月》中的“侦探之友”栏目为中心展开论析，认为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与现在的推理小说具有共同点，即两者都受到“外来”的刺激而推动。但当时的侦探小说文本质量良莠不齐，而读者群对侦探小说的阅读期待又过高，这就造成文本与读者之间的疏离状态，也为当时的作家如何选择适应大众口味的故事情节与篇章结构造成困扰。刘洋（北海道大学）和胡春毅（南开大学）均以具体的文化对象进行深入阐释。前者以贾樟柯电影《世界》（2004）中的一个煽情场面为中心，将故事结构和情节安排与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1953）进行比较，认为《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对《东京物语》进行了复制。后者细致分析了海外华文作家严歌苓的小说《小姨多鹤》，认为作者书写了“一个日本孤女在中国非常年代的生存奇迹”，其叙事本身带有创作者独特的眼光——想象中国的方法，即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再书写。《小姨多鹤》的叙事眼光、视角和作家的写作姿态也体现出“边缘”写作的魅力，展示出写人性、重故事的女性写作特质。此外，作为文化现象的当代广告，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论题。王昱涓（上海大学）选取房地产广告的表达以及文学作品的描述这两个维度，考察“大唐”幻象下当代西安城市主体构建的过程，特别是房地产广告在构筑西安城市发展的“大唐”主题中所起到的作用。她认为地产广告中所蕴含的诸多历史信号正遭遇着商业化的洗礼，重现“大唐文化”的本质就是一场由资本主导的商业风暴，而打着“重现历史”的旗号进行“再造长安”的美好愿景，其结果反而容易造成历史感的丧失。
文化与意识形态想象是与会学者关心的又一话题。依田菜津子（早稻田大学）集中对中国漫画期刊和读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以20世纪50年代的期刊《漫画》为例，对其作品和文章进行细读，认为当时的漫画创作这个行为本身具有教育性和宣传性；而漫画教育的另一方面，则是建设群众的文化基础。改革开放以前，漫画是一种具有教育性、宣传性的艺术形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它需要群众的主动参与，借以实现其大众性。而改革开放之后，漫画日益从大众美术变成媒体上的美术，读者和漫画家之间的距离感日益加深，漫画艺术的独立性变得更强。陈泉（上海大学）的关注点集中在《德川家康》以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等日本战国题材小说在中国热销这一文化现象上，认为作为日本战后反思和冷战格局下的产物，《德川家康》在今天的中国应运而生与其背后所谓“中国崛起”的身份诉求和在资本全球化的格局中谋得利益的冲动暗相契合，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经济成功的亚洲经验正是中国所急需的。宋声泉（南开大学）对当前中国文艺作品中的“苦难”话语进行了梳理，认为当前中国的文艺作品热衷于讲述“苦难”。这些文艺作品不仅包括小说、电视剧等虚构性作品，也包括散文创作以及“艺术人生”一类的电视节目，甚至包括广告和新闻报道。它们常常试图挖掘并过度渲染“苦难”带来的积极性影响，这样的倾向或许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人们忽视对苦难形成原因的追问和批判。吴宝林（上海大学）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西美尔的时尚哲学角度论述了网络新现象——“犀利哥”事件，认为它有两个层面需要关注：一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即事件的来龙去脉、传播路径；二是各种机构组织（媒体、政府、资本企业）和个人对这一事件的反响、诠释以及行动。这一现象实则是社会权力关系、资本逻辑运行和延续的机制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
在四个单元的小组讨论中，早稻田大学千野拓政教授、上海大学罗小茗教授和闵冬潮教授、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分别就各组同学的发言进行了评议。学者们一致认为，与会青年学人已初步具备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结构能力，能够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相结合，由小切口向大剖面拓展，或是触及当前文化的热点问题，或是启封新鲜的历史材料，为与会听众带来一定方法论上的启迪；并且，他们的讨论没有陷入规矩俗套的研究路数，而是以问题意识为督导，从多个角度拓展了文化研究的阐释方式，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大胆的探求，姚红魏紫，精彩各异。同时，点评专家也指出，青年学人进行文化研究和文本批评，还应该加强对一手材料的阅读和掌握力度，从具体的现象入手回归历史现场，建立起具有历史维度的阐释框架。否则，便容易陷入当前文化主流的阐释方式而使其研究本身陷入简单化，这是需要引起重视的。分组讨论结束后，南开大学周志强教授主持了圆桌会议。与会同学就当代文化产业化发展、小说与电视剧改编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以及“苦难”叙事的立场和边界等，继续进行了热烈讨论。
研讨会最后，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作会议总结并致闭幕词。他认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校的青年学者所探讨的问题实则是互相关联的，从而自发形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诗学。他建议青年学人要勇于以当代新现象为研究对象，记录并整理当下资料，因为这既是研究者历史责任感的表现，又可以建立起强烈的现场感，有利于今后研究的深入。王晓明教授认为，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具有跨地区、跨国界的性质，这样的讨论会为青年人提供了难得的相互交流借鉴、共同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为今后研究的不断深入提供了多种可能。
综观本次会议的发言和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表现出议题集中、视角独特、探讨深入的特点。一部分学者从跨文化、跨学科的角度出发，将文学写作与出版文化、广告文化、影视文化等作了有益嫁接，尝试锻造新的学术合金；还有的学者将侦探小说、日本战国题材小说以及新中国漫画等以往研究范畴之外的问题纳为新的研究对象，为学界提供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在会议讨论中，与会者能够各抒己见，踊跃发言，并围绕学术热点展开交锋，仁智各见，显示出强烈的当代问题意识和青年学人的主体意识，实现了有益的对话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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