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永亮

　　唐代诗人白居易是一个易于引起争议的诗人①参见尚永亮：《“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金源一代则是一个常被人忽略的朝代，而当经过考察，发现这位受争议诗人在此一被忽略朝代竟获得了远超前代的接受境遇，并在诗学史上显示出特殊意义时，令人感到的便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发现，而且是一种饶有余裕的兴趣了。

　　作为女真族建立的政权，金源一代（1115—1234）在思想文化方面有其特殊性。因其地域在北中国，其民族早期汉化程度有限，故与宋朝相比，文化水准相对低下。诚如《金文雅》编者庄仲方在序言中所说：“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而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②《金文雅》卷首，光绪辛卯江苏书局重刊本。由于“借才异代”，不能不受到宋文化的深刻影响；更由于金初统治者采取了与北宋后期统治者实行的元祐党禁相反的文化政策，“褒崇元祐诸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③［金］刘祁：《归潜志》卷一二，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遂造成“苏学”北行的盛况。一时间，推崇宋诗，尤重苏东坡、黄山谷，成为其诗学的一大特点。

　　在经过四五十年的发展，进入金世宗大定（1161—1189）和章宗明昌、承安（1190—1200）年间之后，随着早期由宋入金者的渐次辞世，新生代开始步入文坛，也随着整个社会“文治已极”④元好问：《通玄大师李君墓碑》，《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一，四部丛刊初编本。局面的日渐形成，金源诗风开始摆脱宋人影响，而向唐及唐以前回归，以致被称为“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①［明］王磐：《大定治绩序》，《国朝文类》卷三二，四部丛刊初编本。。当然，由于文学传统的影响，前期形成的崇宋之风并未完全消退，用元好问的话来说，便是“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②元好问《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张金吾辑《金文最》卷二五，光绪二十一年重刻本。，只是比起早期学宋一边倒的情形，此时已有相当数量的诗人向唐诗回归，并形成崇宋与崇唐两股诗学思潮的抗衡。而对白居易的接受，便在这样一个大的诗学背景中渐次展开，白诗的浅白语言和平易风格，也开始摆脱宋人所谓“俗”的批评，成为对抗本朝尖新浮艳诗风的一件利器。

一 围绕白诗评价展开的一场争论

争论是由追步苏、黄的代表人物王庭筠（1156—1202）引起的。庭筠字子端，号黄华山主，其“文采风流，照暎一时。……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③［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145～146页。。在当时颇具影响。王氏作诗尚奇险尖新，最尊黄庭坚，而对白居易诗则显加排斥。曾有诗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④见王若虚《王子端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诗题所引（《滹南遗老集》卷四五，四部丛刊初编本）。意谓因无佳思而写不出好诗来，纵勉强写得诗成，也只与轻俗浅易的白乐天诗相似。表面看来，似在为自己解嘲，但字里行间流露的，乃是对白诗颇不以为然的态度。

　　王氏这种轻视白诗的态度，倘稍加寻绎，即可看出其远源所在。早在北宋中期，伴随着苏轼“元轻白俗”论的流行，白居易诗即受到众多评家的批评和轻视，其中尤以陈师道、魏泰诸人为最。陈氏《后山诗话》有言：“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尔。渊明不为诗，写其心中之妙尔。学杜不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为乐天尔。”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亦谓：“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百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⑤《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第 304、327页。这就是说，白居易诗既乏心中之妙，亦无横放之才，既局于浅切，又缺少变化，只能算是等而下之的角色。了解了宋人这种态度，便不难理解王庭筠何以会将自己无佳思时的作品比作白诗了。

　　王庭筠轻视白诗也有其现实原因。一般来说，金源诗人崇宋一派大致形成尚自然旷放与尖新奇险两种倾向，而尤以后者影响为大。这股追逐尖新奇险的诗学思潮最早由诗学黄庭坚的蔡珪发其端绪，而至王庭筠、李纯甫、雷渊等人达致高潮。由于王、李诸人才高名重，在当时极具影响力，遂导致诗坛争险逐奇，从者如风，刘祁《归潜志》卷八所谓“明昌、承安间，作诗者尚尖新”，“其诗大抵皆浮艳语”，便是时风的真实写照。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最初是几位诗坛大佬倡导并推动了某种诗风，但当这种诗风成为一时的潮流后，遂使得早先的大佬也受其裹挟而难以自主了。换句话说，由于诗尚尖新浮艳，自然瞧不起平易浅白，但尖新之作不挖空心思便难以获得，而平易之作相对容易一些。只是要将这样的平易之作拿出手去，便必须对尚尖新的自己和流俗有一个交待，于是就有了王庭筠借白诗来自嘲的诗句。

　　对王庭筠这种尚尖新、轻白诗的态度，首先是赵秉文予以明确批评。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金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家。元好问《闲闲公墓铭》历数“自宋以后百年、辽以来三百年”间之党怀英、王庭筠、周昂、杨云翼、李纯甫、雷渊等一干名人，谓其“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若夫不溺于时俗，不汨于利禄，慨然以道徳、仁义、性命、祸福之学自任，沉潜乎六经，从容乎百家，幼而壮，壮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后已者，惟我闲闲公一人”。①元好问《闲闲公墓铭》，《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丛刊初编本。其评价不可谓不高。秉文早年与庭筠同趣，“宗尚眉山之体”，以苏轼诗为效法对象。但到了后期，诗学趣尚发生转变，开始由崇宋转向学唐：“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己、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者争以唐人为法也。”②［金］刘祁：《归潜志》卷八，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由于赵秉文等人以唐人为法，遂不能不与王庭筠的诗学趣尚发生分歧，并进而与追步王庭筠的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居士）等人分道扬鏣。刘祁《归潜志》载：

　　闲闲于前辈中，文则推党世杰怀英、蔡正甫珪，诗则最称赵文孺沨、尹无忌拓。尝云：“王子端才固高，然太为名所使，每出一联一篇，必要使人皆称之，故止是尖新。其曰：‘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不免为物议也。李屏山于前辈中止推王子端庭筠，尝曰：‘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或谓赵不假借子端，盖与王争名；而李推黄华，盖将以轧赵也。”③《归潜志》卷十，中华书局，1983年，第119页。

　　从这则材料看，赵秉文在本朝所推崇的诗人主要是赵文孺和尹无忌（后因“避国讳”改名师拓），而对王庭筠的诗作并不看好，对他的贬白之作更有“不免物议”的批评。物议者，众人之非议也。细绎文意，王氏之所以被众人非议，要因盖有两点：一是追求“尖新”诗风，为赢得某些人的称赏而作诗，背离了诗之为诗的要义，却自命清高，瞧不起平易通俗的白诗，在诗学观上误入歧途。二是太过重名，“每出一联一篇必要使人皆称之”，而当他意识到写出的句子不好、有可能得不到称赏时，便以“似乐天”来搪塞。看似自我解嘲，实则是一种矫情，是“太为名所使”的另一种表现。赵秉文的这段话，是否曾当着王庭筠的面讲过，不得而知，但作为在诗友间公开发表的议论，必然会传到王氏耳中，却应是没有疑义的。大概正是因了这种情形，时人才会有“赵不假借子端，盖与王争名”之说。是否争名，因材料阙如，难以妄断；所可认定者，赵与王、李二人在诗学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歧乃是不争的事实。《归潜志》载：“赵闲闲尝为余言：少初识尹无忌，问：‘久闻先生作诗，不喜苏、黄，何如？’无忌曰：‘学苏、黄则卑猥也。’其诗一以李、杜为法。”④《归潜志》卷八，第86页。据此而言，秉文早年即受到尹无忌崇唐抑宋诗学观的影响，而其后期由崇宋转向学唐，并对王庭筠之贬抑白诗深表不满，亦未尝不包含这种影响的因子。

　　另一位对王庭筠贬白诗作提出批评的是著名诗评家王若虚。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⑤李治《滹南遗老集引》，载《滹南遗老集》卷首，四部丛刊初编本。。尤善辩难，笔锋甚锐。他一方面屡次对庭筠师法的黄庭坚大加鞑伐，认为“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⑥《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诗话》。。另一方面对庭筠诽薄白诗的做法毫不假贷，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其《王子端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这样写道：

　　功夫费尽谩穷年，病入膏肓不可镌。寄语雪溪王处士，恐君犹是管窥天。

　　东涂西抹斗新妍，时世梳妆亦可怜。人物世衰如鼠尾，后生未可议前贤。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痒岂胜便。世间笔墨成何事，此老胸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圆，丝毫无恨彻中边。从渠屡受群儿谤，不害三光万古悬。⑦《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

　　从诗题看，一句“其小乐天甚矣”，便充满了论战的火药味；而从诗意看，更是针针见血，斩截痛快。第一首说庭筠不得作诗真诠，虽然功夫费尽，却已病入膏肓；他所见到的乐天，不过是以管窥天而已。第二首说他随波逐流，只知拾宋人余唾东涂西抹；他和他所处的时世与白居易及其生活的唐代相比，均已如鼠尾般衰败，怎么可以轻易地指摘前贤？第三首正面称赞白诗，认为其妙理宜人，直入肺肝，读来如麻姑搔痒，无比痛快；相比之下，王庭筠辈那些只重技巧的诗作实在不值一谈，他们对人事的认知如何能与看透世理且道尽人心中事的乐天相比！第四首进一步将白诗比作百斛明珠，内里与周边皆晶莹圆润，宛如日月星辰高悬万古，即使屡受群儿诽谤，也不会损害它的光芒。

　　综观四首诗，论敌明确，论题集中，作者嘻笑怒骂，义形于色，锋芒所向，势如破竹。同时，又有破有立，破立结合，所立者为白居易所代表的唐诗典范，所破者为王庭筠所代表的当世颓风。对于所立者，誉其为“妙理宜人”、“麻姑搔痒”、“百斛明珠”、“三光万古”；对于所破者，贬其为“病入膏肓”、“以管窥天”、“东涂西抹”、“衰如鼠尾”。表面看来，这只是围绕白诗展开的一场争论，但就其实质而言，这场争论的目的无疑在借平易真朴之白诗针砭尖新浮艳之时风，并提倡一种正确的创作方向。就此而言，这场因王庭筠一首诗所引起的关于白诗的争论，在金源诗歌史上是具有一种拨乱返正的特殊意义的。

　　关于这场争论，本来在王若虚这里已经结束了。但若将视线稍作延伸，还可发现另一位看似置身事外实则身在事中的重要人物——元好问——发挥的作用。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为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独步几三十年”①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遗山先生文集·附录》，四部丛刊初编本。。诗兼学唐宋，而在诗学观上，更接近赵秉文、王若虚等人。赵、王二人与王庭筠关于白居易诗的论争，元好问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却有着极明确的倾向性，并采用独特的方式扩大了这场论争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理由如下：其一，元氏推崇白居易诗并曾给予极高评价（详见后文）。其二，元氏与王若虚关系密切并私心拥戴。《遗山集》卷八《别王使君丈从之》云：“谢公每见皆名语，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风流有今夕，玉堂人物记升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气春风四座倾。别后殷勤更谁接，只应偏忆老门生。”诗以“谢公”、“白傅”尊王，并誉之为“泰山北斗”，足见王在元心目中地位之高。其三，元氏在其所编收录金源一代诗作的大型选本《中州集》中，特意收入王若虚《王内翰子端诗‘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漫赋三诗，为白傅解嘲》。②载《中州集》卷六。按，此三诗即前引《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五《王子端云：“近来陡觉无佳思，纵有诗成似乐天。”其小乐天甚矣！予亦尝和为四绝》之前三首，诗题与《滹南遗老集》所载者略异。这就在诗学观上表明了其不满王庭筠而支持王若虚的态度，并借助大型选本这一传播载体，使这场争论的传播范围超越作家别集而得以大大扩展。就此而言，元好问的做法不正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参与吗？而且这种参与的效果，也是绝不亚于亲身参与论战的赵秉文、王若虚的。可以说，这场围绕白诗展开的争论，到了元好问这里才算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二 崇白风潮与白陶并论

由于诗学祈向发生了由宋到唐的转变，不少金代文人在舍宋学唐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白居易。如曾为翰林供奉、自号西岩老人的刘汲即学白诗，所作“质而不野，清而不寒，简而有理，淡而有味，盖学乐天而酷似之”③《中州集》（上）卷二，中华书局，1959年，第78页。。号称溪南诗老的辛愿也喜白居易，“年二十五始知读书，取《白氏讽谏集》自试，一日便能背诵”④《中州集》（下）卷十，第484页。。山东东路按察司知事贾照“嗜古学，尚友严子陵、陶渊明、白乐天、邵尧夫，号‘四友居士’，故诗有‘高风希四友，古学守三玄’之句”①元好问《东平贾氏千秋录后记》，《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四，四部丛刊初编本。。青年诗人高思诚“平生深慕乐天之为人，而尤爱其诗”，特意“葺其所居之堂，以为读书之所，择乐天绝句之诗，列之壁间，而榜以‘咏白’，盖将日玩诸其目而讽诵诸其口也”。②王若虚《高思诚咏白堂記》，《滹南遗老集》卷四三，四部丛刊初编本。至于文论大家王若虚，一方面给白诗以极高评价，谓“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③《滹南遗老集》卷三八《诗话》。；另一方面，“文以欧苏为正脉，诗学白乐天，作虽不多，而颇能似之”④元好问《内翰王公墓表》，《遗山先生文集》卷一九。。在理论和创作两个层面均大力标举并效法白诗，极具影响力。⑤参见尚永亮：《论王若虚对白居易的接受及其得失》，《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概览这些材料可知，金源诗坛喜爱白居易及其诗者颇有人在，有些人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在这股崇白风潮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将白居易与陶渊明的相提并论。如前引贾照即将陶渊明、白居易等人誉为同具高风之“四友”，予以称赏和效法。赵秉文《题郝运使荣归堂》则以“柴桑问路陶元亮，洛社休官白乐天”的偶对句式，将陶白对举；其《答李天英书》先以“冲澹”许白诗，继谓：“太白、杜陵、东坡，词人之文也，吾师其词不师其意；渊明、乐天，高士之诗也，吾师其意不师其词。”⑥以上诗文分见赵秉文《滏水集》卷七、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此而言，秉文看重陶、白的，不仅是其诗风的冲澹，而且是其品格意趣的高远。赵元《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其四明确声言：“栗里愧渊眀，香山惭乐天。二老已古人，相望云泥悬。”将陶、白“二老”作为典范，在与自我的比况中见出今人与古人的差距，也见出作者的深心推许。

　　与上述诸人的陶白并论相比，元好问对白居易与陶渊明的相关性论说更值得关注。在著名的《论诗三十首》第四首中，元好问论陶渊明诗云：“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其下有一自注：

　　柳子厚，晋之谢灵运；陶渊明，唐之白乐天。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遗山集》卷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另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六六、《御选金诗》卷二三、《元诗选》初集卷三《论诗三十首》第四首下自注为：“柳子厚，唐之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谢灵运、陶渊明均为元好问极为推崇的诗人，这里将柳宗元、白居易分别与谢灵运、陶渊明作比，意谓柳谢一脉（此意在元氏《论诗三十首》之第二十首有专门申论，详后），白陶同源，则其论渊明之“天然”、“真淳”诸语，也自然一定程度地适合乐天。这不仅提高了柳、白的地位，而且清晰地勾勒出了文学史上两种不同诗风的传承线索。就此而言，元氏此论便已具有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价值。

　　进一步看，元氏此论又不仅仅是一般性的文学评说，它还是对此前一个权威性说法的挑战。考察诗歌接受史可知，将唐代诗人与陶渊明联系起来加以评说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首先当推宋人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评韩柳诗》有言：“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精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这段话里，苏轼将柳宗元、韦应物与陶渊明相提并论，并通过对“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之“枯淡”诗风的分析，将“渊明、子厚之流”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派别凸显出来。苏轼这一观点，一方面因其所具有的艺术眼光和深刻性，另一方面也因苏轼其人崇高的文化地位，几乎获得了后人的一致认可。如韩子苍的一段解释：“渊明诗，惟韦苏州得其清闲，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独得之，但恨其少遒尔。柳诗不多，体亦备众家，惟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⑧［宋］何汶：《竹庄诗话》卷八“柳子厚”引，中华书局，1984年，第158页。这段对苏轼语意有着深入体会的话，可以说是将东坡提出的陶柳同源论予以进一步申发的早期代表，而其对后世评家的相关态度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①参看尚永亮、洪迎华：《柳宗元诗歌接受主流及其嬗变——从另一角度看苏轼“第一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然而，柳、陶相似，毕竟主要表现在诗风层面，若从两位诗人之内在心性、生活态度等方面考察，柳与陶是颇有差异的；而且即就诗风来说，所谓“枯淡”亦仅为柳氏诗风的一个方面，远不能代表柳诗之冷峭、凄怨的主体风格。②参见尚永亮：《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江汉论坛》1990年9期。如果换一个角度，从人生经历、诗心诗境诸方面看，柳宗元倒是与晋宋之际的谢灵运更具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借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第二十首的说法，便是：“谢客风容映古今，发源谁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这里所谓“寂寞心”，是柳与谢的深层相通处，亦即前引元诗第四首下自注之“柳子厚，晋之谢灵运”的最好注脚。元好问这一看法，是与苏轼颇有差异的一种新的见解，它指出了不同文学家之间的别种关联和同一。就此而言，则苏轼在指出柳陶相似性的同时，便对柳陶间的相异性作了遮蔽，对柳谢间的相似性作了遮蔽，同时也对其他诗人如白居易与陶渊明间的相似性作了遮蔽。而元好问将陶谢白柳重作区分，使得柳谢一脉、白陶同源，便既可以视作对苏轼观点的驳正，也可以视作对文学史的某种解蔽和真相还原。

　　当然，对白居易与陶渊明间相似性的发现，并不始于元好问。早在北宋中后期，作为苏门弟子之一的张耒即看到了这一点。在《题吴徳仁诗卷》中，张耒这样说道：“陶元亮虽嗜酒，家贫不能常饮，而况必饮美酒乎？其所与饮，多田野樵渔之人，班坐林间，所以奉身而悦口腹者盖略矣。白乐天亦嗜酒，其家酿黄醅者，盖善酒也。又毎饮酒必有丝竹童妓之奉，洛阳山水风物甲天下，其所与游，如裴度刘禹锡之徒，皆一时名士也。夫欲为元亮，则窘陋而难安；欲为乐天，则备足而难成。徳仁居二人之间，真率仅似陶，而奉养略如白，至其放达，则并有之。岂非贤哉！”③《张右史文集》卷四七，《四部丛刊》初编本。这段话以饮酒为话题，拈出陶白二人在生活情境上的似与不似，而归结点则是陶白同具的“放达”心性。就此而言，张耒关注的重点虽不是诗歌，但却在生活态度上将白与陶联结在了一起，从而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成为元好问陶白同源观的远源。

　　此后，南宋人陈善针对黄庭坚就柳宗元、白居易诗与陶诗之关联的说法提出异议，他说：“山谷尝谓：白乐天、柳子厚俱效陶渊明作诗，而惟柳子厚诗为近。然以予观之，子厚语近而气不近，乐天气近而语不近。子厚气凄怆，乐天语散缓，虽各得其一，要于渊明诗未能尽似也。”④［宋］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四“拟渊明作诗”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86页。从“语近”和“气尽”的角度比较柳、白与陶的关联，认为二人“各得其一”，而未能尽似陶。不过，“语近”多属外在语言层面的效法模拟，“气近”则属内在心性气格的自然相通，相比之下，白与陶的关联较之柳与陶的关联，无疑更深一层。就此而言，陈善的看法大致构成了元好问陶白同源观的近源。

　　元好问将白陶并举，关注点之一也是二人个体心性和生活态度的相似。元人陈栎《定宇集》卷七载陈氏与其甥吴仲文之答问，即涉及此一问题：“问：元裕之云：柳子厚，唐之谢康乐；陶元亮，晋之白乐天。此说如何？答曰：谢康乐灵运，谢玄之后，袭封康乐公，以放旷不检束遭祸；柳子厚陷叔文之党，亦卒贬死，以之并说，亦自颇是。陶元亮忠义旷达，优游乐易，以白乐天比之，亦似之。但优游乐易相似，而论其至到处，乐天不能及渊明也。”细详文意，陈氏虽认为在“至到处”“乐天不能及渊明”，但在“忠义旷达”、“优游乐易”一点上，却是充分肯定了白与陶间的相似性，肯定了元氏之论的眼光。

　　元好问将白陶并举同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认识到了二人建基于文化人格相似性上的诗品类同。在《石洲诗话》中，清人翁方纲对元氏论陶白谢柳诗之关联曾有如下分析：“盖陶、谢体格，并高出六朝，而以天然闲适者归之陶，以蕴酿神秀者归之谢，此所以为‘初日芙蓉’，他家莫及也。”①《石州诗话》卷七《元遗山论诗三十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496页。“此实上下古今之定品也。其不以柳与陶并言，而言其继谢；不以陶与韦并言，而言其似白者，盖陶与白皆萧散闲适之品，谢与柳皆蕴酿神秀之品也。”②《石洲诗话》卷八《王文简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清诗话续编》第1504页。细绎翁氏之言，既高度称许元氏诗论，认为此为“上下古今之定品”，又对其不以陶与柳、韦并言而以陶、白并言的原因予以分析，可谓深中肯綮。质言之，在白与陶之间，既有个体心性和生活态度的相似，也有文化品格和诗心诗境的承接，较之苏轼的以柳继陶来，元好问的“陶渊明，晋之白乐天”，更着重其在“萧散闲适之品”上的同一，并在广阔的文化范围将白乐天视为陶之正传。就此而言，元氏之论既是对苏轼权威言论的一次挑战，是对白乐天地位的极大提高，也是对白诗理解的一个深化，是金源白居易接受史上的一个理论创举。联系到元好问《陶然集诗序》所谓“子美虁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的评说，可以看出，元氏将晚年白诗与后期杜甫、苏轼诗相提并论，誉之为“不烦绳削而自合”、“技进于道者”，实在已是一个极高的评价了。由此一评价出发，不难解悟元氏将白陶并举的源于诗歌美学方面的原因。③参见尚永亮：《元遗山与白乐天的诗学关联及其接受背景》，《文学遗产》2009年第4期。

三 创作中的效白与发展

金源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还表现在诗歌创作层面对白诗的效法。这种效法，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稍作说明。

　　其一是服膺白居易的闲适、知足思想，追步其平易诗风，在创作中表现出对白居易生活态度的深层理解和接受。

　　生活在金代中前期的王寂首先引起我们的关注。寂（1128—1194）字元老，河北玉田人，官至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四库馆臣谓其“诗境清刻镵露，有戛戛独造之风，古文亦博大疏畅，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金朝一代文士见于《中州集》者，不下百数十家，今惟赵秉文、王若虚二集尚有传本，馀多湮没无存，独寂是编，幸于沉埋晦蚀之馀复显于世，而文章体格，亦足与滹南、滏水相为抗行”④［清］永瑢等：《〈拙轩集〉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下）卷一六六，中华书局，1965年，第 1420页。就对王诗的整体评价而言，这段话是准确的；但就其对王诗风格的表述看，却略欠周全。翻阅《拙轩集》，王诗风格并不单一，既有清刻镵露者，也有豪迈奔放者，还有追奇逐险者，更有闲适平易者。大抵来说，其前期心性偏向豪迈一路，故诗风相对张扬；后期经生活磨砺特别是贬谪生涯，使其心性趋于内敛，诗风也趋于平易。除此之外，他对白居易生活态度的认同，也是导致其诗走向平易的一个要因。

　　效法白居易，关键在于汲取白氏的“知足”思想，追步白氏的“中隐”道路。在《易足斋》诗中，王寂这样表现自己的生活态度：

　　吾爱吾庐事事幽，此生随分得优游。穷冬夜话蒲团暖，长夏朝眠竹簟秋。一榻蠧书闲处看，两盂薄粥饱时休。红旗黄纸非吾事，未羡元龙百尺楼。⑤王寂《易足斋》，《拙轩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独处幽庐，随分优游，穷冬夜话，长夏朝眠，充溢其中的“知足”思想与白居易可谓一脉相承。联系到白居易《春日闲居三首》其一所谓“陶云爱吾庐，吾亦爱吾屋。屋中有琴书，聊以慰幽独”，《刘十九同宿》所谓“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棊赌酒到天明”的诗句，尤能见出王诗对白诗的承袭线索。与此相类，其《题中隐轩》诗更明确地表达了对白居易“中隐”生活的钦羡：

　　君不见严君平、梅子真，成都卜肆吴市门。万人如海一身隐，外听车马争驰奔。又不见介之推、屈大夫，绵山泽畔何区区，孤高与世自冰炭。甘焚就溺捐微躯，两公朝市大喧噪，二子山林更牢落。混俗变姓良自欺，卖身买名何太错。我则愿师白乐天，终身衮衮留司官。伏腊粗给忧患少，妻孥饱暖身心安。况有民社可行道，随分歌酒陶馀欢。经邦论道不我责，除书破贼非吾干。折腰束带莫耻五斗粟，犹胜元载胡椒八百斛。一朝事败竟赤族，嗟尔安得为孤犊。尘靴汗板莫厌时，奔走犹胜李斯相秦印如斗。一朝祸起遭鞭杻，却思上蔡牵黄狗。况知富贵不可求，侥求纵得终身忧。不如中隐轩中日日醉，醉倒不省万事休。

　　在作者看来，严君平、梅子真、介之推、屈大夫的生活方式或“喧噪”，或“牢落”，均不及隐在留司官的白乐天来得优游自在，因而明确声言：“我则愿师白乐天。”将此诗与白居易《中隐》一诗相较，其意绪、情怀，对忧患和人生的理解，如出一辙。实际上，在白居易的《咏怀》、《池上篇》等众多作品中，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便是避祸远灾、知足而乐的“中隐”生活，这是饱经世事磨难、人生困境后对政治的一种自觉避离，也是中国文人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思想在生活层面的具体落实。王寂的诗，不过是将这些体验和道理换一种说法再予表述，不过是将其师法对象明确锁定为白居易而已。

　　王寂也有一些标明效法白诗的作品，如其《中秋月下有感戏效乐天》：

　　此夜十分满，中秋万古情。素娥应不老，苍鬓可怜生。追想欢呼处，翻成叹息声。悲欢人自尔，月是一般明。

　　用语平易，诗意深透，颇肖白氏《中秋月》等写景感怀之作。他如《题香山寺》：

　　平生居士爱香山，百岁神游定此间。黄卷既能探妙理，青衫安用拭馀澘。樱桃笑日艳樊素，杨柳舞风娇小蛮。尚想夜深携满老，幅巾来听水潺潺。

　　聊聊数语，即将白氏晚年读佛书、探妙理、拥美妓、游山水诸般情事囊括无遗。读这样的诗，即使没有开篇“平生居士爱香山”之句，亦足可看出其对白氏生活之艳羡，对其为人之推崇了。

　　再以赵秉文为例，他由学宋到学唐，除了“以李杜为法”，还能转益多师，广泛模拟李杜以外如王维、郎士元、韦应物、刘长卿、李贺、卢仝等唐人的诗作，而其中较引人注目的，便是他对白居易的态度。《归潜志》卷八引李纯甫为赵秉文集所作序云：“公诗往往有李太白、白乐天语，某辄能识之。”话虽内含讥刺，但却从侧面反映了赵诗与白诗的关联。细阅赵秉文《滏水集》，多有涉及白居易及其诗者，或仰慕白氏为人而自抒怀抱：“山川宛如昔，白傅不可见”（《龙门》），或将渊明、乐天之作视为“高士之诗”而欲“师其意”（《答李天英书》）。①以上诗文分见赵秉文《滏水集》卷三、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仿乐天新宅》诗云：

　　吉凶翻覆两何如，新贵移来旧贵居。昨日弓刀围旧宅，今朝车马庆新除。兔惊尚顾罝中兔，鱼逸还寻筚下鱼。富贵贫穷皆有命，大都覆辙戒前车。①《滏水集》卷四。

　　诗以仿乐天诗为题，借宅第新旧间的更换，表现政治斗争导致的吉凶翻覆。类似主题，白居易诗中多有涉及，如：“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感兴二首》其一）。两相比照，很可以看出二人对吉凶祸福之变化无常及知足安命、避祸远灾的共同认识和态度。

　　其二，学习白居易直面现实的精神，创作乐府讽谕诗，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

　　在这方面，那位曾双目失明而宣称“香山惭乐天”②《书怀继元弟裕之韵四首》其四，《中州集》卷五，中华书局，1959年，第266页。的赵元（约1215年前后在世）最值得关注。《中州集》赵元小传称其“既病废，无所营为，万虑一归于诗，故诗益工。若其五言平淡处，他人未易造也”③［金］元好问：《中州集》卷五，第265页。。细阅该集所收赵元34首诗作，基本特点确是平易晓畅，深得白诗神髓。如其《读乐天无可奈何歌》：“凫胫苦太短，蚿足何其多。物理斩不齐，利剑空自磨。老跖富且寿，元恶天不诃。伯夷岂不仁，饿死西山阿。天意寓冥邈，人心徒揣摩。不如且饮酒，流年付蹉跎。酒酣登高原，浩歌无奈何。”④《读乐天无可奈何歌》，《中州集》卷五，第272页。虽与白居易《无可奈何歌》诗体有别，但皆面对人生磨难和苦闷，说理述怀，自我排遣，其表现手法和基本情调是相当一致的。

　　赵元学白，不只是追求语言和诗风的相似，其更突出的表现在于，借鉴白氏新乐府的形式，作有多首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由此展示了与白氏现实关怀的深层相通。如列于第一篇的《邻妇哭》即是如此：

　　邻妇哭，哭声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亲问之亡者谁，儿郎被杀夫遭虏。邻妇哭，哭声哀，儿郎未埋夫未回。烧残破屋不暇葺，田畴失锄多草莱。邻妇哭，哭不停，应当门户无馀丁。追胥夜至星火急，并州运米云中行。⑤《邻妇哭》，《中州集》卷五，第265页。

　　诗以“邻妇哭”为主线，极写其“儿郎被杀夫遭虏”、“烧残破屋不暇葺”、“并州运米云中行”的悲惨遭遇及所受赋役重压，读之令人叹息。而在表现形式上，虽受到《诗经》、古乐府民歌的影响，但其最接近的，莫过于白居易《新乐府》中最常使用的三、三、七言句式，重沓回环，一唱三叹。如将其与白氏标明“哀冤民”的《秦吉了》等相比，则其一脉相承的痕迹就更清晰了。

　　再如《修城去》、《田间秋日三首》其一等，都是反映现实、哀愍民生、抨击官府的力作。前诗题下自注：“甲戌岁，忻城陷，官复完治，途中闻哀叹声，感而有作。”诗以“修城去，劳复劳，途中哀叹声嗷嗷”领起，通过对艰苦劳作的描写，一再放言揭露并怒喝：“一锹复一杵，沥尽民脂膏”、“城根运土到城头，补城残缺终何益！”⑥《修城去》，《中州集》卷五，第267页。后诗仅四句：“好雨知时便放晴，天和酝酿作西成。秋收但得官军饱，未怕输租远十程。”⑦《田间秋日三首》其一，《中州集》卷五，第267页。表面是说不惧路远也要给官军输租送粮，实则正话反说，借以曲折展示秋收之际农人所受赋役重压。联系到元稹《田家词》所谓“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不难发现二者的相似性关联。

　　与赵元的《田间秋日》相比，萧贡（1158—1223）的《荒田拟白乐天》题旨更为显豁：“荒田几岁阙人耕，欲种糜荞趁晚晴。急手剪除荆与棘，一科才了十科生。”⑧《荒田拟白乐天》，《中州集》卷五，第236页。田荒已“几岁”，显见战乱频仍，民不聊生；剪除荆棘，说明田荒之甚，劳作艰辛；然而就在此耕种阶段，便已有科税光顾，而且是“一科才了十科生”，则官家赋税之繁、农人受压之重，便已不言自明了。诗为仿白之作，语言平易简洁，诗风朴质自然，而充溢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实属受白诗影响而又有所提升的佳作。

　　元好问也有多篇表现现实、反映民生苦难的诗作。如《虎害》通过对山虎食人而官府无人过问的描写，真实地表现了“哀哀太山妇，叫断秋空云”的凄凉；《驭丘猪行》具体描述了黄台张氏庄豪猪毁稼、飞蝗害田、“天明垄亩见狼藉，妇子相看空泪流”的惨景；《宿菊潭》借作者与田父的对话表现官民关系，有指斥，有同情，而其最终目的，便是“教汝子若孙，努力逃寒饥”；《雁门道中书所见》则通过城中“醉歌舞”和城外“愁肺腑”的比照，展示出社会的不公和诗人心理的落差，并深刻揭示了百姓苦难的根源在于“食禾有百螣，择肉非一虎”。元氏这些诗作，虽未标明效白的题名，但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并不亚于白居易的《新乐府》，其所使用的语言和表现方法，也与白居易的讽谕诗一脉相承。

四结论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对白居易在金源一代的接受境遇作了一个梳理，倘稍加总结，大致可以看出这样几个要点：

　　其一，关于白居易及其诗作的评价，由王庭筠一首涉白诗作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争论拉开序幕，推向高潮；这样一个看似偶然实则具有某种必然性的事件，借助白居易这位有争议的人物，展示了金源一代宗唐宗宋两派在诗学旨趣上的对立，也表现了赵秉文、王若虚、元好问等宗唐诗人对尖新浮艳时风的针砭和对正确创作方向的探寻。就此而言，这场关于白诗的争论，在金源诗歌史上便具有了一种拨乱返正的转折意义。

　　其二，白居易在金源中后期受人重视、追捧，以至被元好问视作陶渊明的正宗传人，其个体心性、文化品格乃至诗学意趣诸方面均获得新的理解和体认。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既是一种新意义的发现，也是对以苏轼为代表的既有权威观点的驳正，或者说是对文学史的某种解蔽和真相还原。而这一点，应是这个常被人忽略之朝代中最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

　　其三，金源诗人对白居易的接受，不只体现在口头的争论和理性的评说，而且还表现为此期诗人在创作中对白居易闲适、讽谕两类题材的集中效法。这种情况，除其所具有的诗学层面的意义外，同时说明：知足、闲适的情怀与对社会的揭露、批判，这一内一外、自白居易开始突显化了的自我关怀和现实关怀两个维度，在金源诗人这里获得进一步呈现，并在一定范围构成其精神生活之常态。

　　当然，金源诗人之推崇白居易，与其说缘于明确自觉的理性，不如说缘于心灵的相通或某种艺术敏感更为准确。类似王若虚对“坦白平易，直以写自然之趣，合乎天造，厌乎人意”①《髙思诚咏白堂记》，《滹南遗老集》卷四十三。之乐天诗的一再推举，元好问之“并州未是风流减，五百年中一乐天”②《感兴四首》其二，《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三。的宏观判断，“学诗二十年，钝笔死不神。乞灵白少傅，佳句傥能新”③《龙门杂诗二首》其二，《遗山先生文集》卷一。的创作自述，都可作如是观。这里有生活态度的接近，有诗美追求的类同，有同乡之缘导致的亲和，有躬身实践的甘苦体悟。就此而言，白居易这位受争议的诗人在金源这个常被忽略的朝代，其接受境遇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转变，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