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忠

　　在三苏的散文研究中，无论是从苏洵、苏轼之文看苏辙之文，还是关于苏辙之文的独立研究，客观地说，对苏辙及其文，人们的关注是不够的。人们对传统的批评多有遵循，但最贴近苏辙的批评诸如其兄苏轼的批评等，很难说是不能易移之论，使得遵循传统批评可能有失偏颇。不过，这些批评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使本文能够从传统批评开始作一点探讨，以期看到苏辙散文风格的另一面，促进我们对苏辙的再认识。

一 苏辙文风与性情批评质疑

关于苏辙散文风格的评价，以其兄苏轼所论最具影响。他曾说：“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尤为可笑。”①《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7页。这番话针对苏氏兄弟文章成就的高低说，人们通常不以为然，觉得苏轼有谀弟之嫌。不过，其“汪洋澹泊”说多为人引用以见苏辙散文的风格所在。

　　《宋史·苏辙传》用前一句话总结苏辙文章的风格，只是在“为文汪洋澹泊”前加了一句“辙性沉静简洁”，以见其为人与为文风格的一致。然而，这“汪洋”所见的气势宏大与自然、“澹泊”所示的语言平和而简易，在苏辙散文中有怎样的体现，这散文属于古文还是其他，苏轼没有明言。联想到苏洵曾说欧阳修：“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②《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28～329页。其“纡余委备，往复百折”、“容与闲易”之说，与苏轼评说苏辙文风有类似的地方，而欧阳修在嘉祐二年主持科考时以平淡造理为审美原则和文章标准，可以印证苏轼所说苏辙之文当是欧阳修所倡的古文。

　　同时，苏轼说《黄楼赋》有人认为是他代苏辙所作，苏轼感到“可笑”。但这种说法可证《宋史》本传说的“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以致有人不能分辨。另外也说明《黄楼赋》与苏辙之文惯常的风格不太一样。这从苏轼“稍自振厉”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来。不过，这“振厉”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苏辙的《黄楼赋》作于熙宁十年（1077），时为39岁。他在《黄楼赋叙》里说道：熙宁十年秋，黄河在澶渊决口，漫及彭城（即徐州），其时苏轼正在彭城任太守，率民抗水患，水患消解以后，百姓拥戴，在城东门建黄楼，在这种情况下苏辙作《黄楼赋》。赋中假客之言，说西汉元光年间，黄河在瓠子决口之后，汉武帝率群臣塞河。然后说彭城水患既除，将饮酒作乐以相庆。继而假苏轼说彭城之水患。他以东、南、西、北的地理方位铺排山形水势，如：“东望则连山参差，与水背驰。群石倾奔，绝流而西，百步涌波，舟楫纷披。鱼鳖颠沛，没人所嬉。声崩震雷，城堞为危。”全赋保持着这种描写特色，山水雄奇与声势的彰显，让人感受到“振厉”当是自然景观对人精神的激发，使人因之惊叹不已。而他自己说，《黄楼赋》是学班固《两都赋》之作，晚年没有再写这样的文字。

　　《黄楼赋》是文体之赋，虽与其骚体赋如《巫山赋》、《屈原庙赋》有别，但终究可以归于一类。与之相近的还有《超然台赋》、《服茯苓赋》、《墨竹赋》等。这些赋承袭楚骚和汉赋的传统风格，在铺陈中既重气势，又重文采，风格不可与其“汪洋澹泊”之文画等号。譬如，苏轼在密州建超然台，苏辙为之命名并作《超然台赋》，赋中说：“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这里所状人超越浊世而飞天，是“超然”的极致，苏轼读后说道：“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犹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①《书子由超然台赋后》，《苏轼文集》，第2059页。

　　进而言之，在时间上很贴近苏辙的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说：“公之文汪洋澹泊，深醇温粹，似其为人。”其所说“深醇温粹”所表现的思想纯正而温厚，自然不同于“汪洋澹泊”。不过，苏辙说：“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②《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第381页。这一说法与曹丕的文气说相应，重视自我品性的修为，从而影响到他散文的写作。这也为清代的金圣叹所关注。金圣叹在读了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之后说：“上书大人先生，更不作喁喁细语，一落笔，便纯是一片奇气。”③《天下才子必读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920页。从这些来看，苏辙散文的风格是较为复杂的，不是苏轼说的“汪洋澹泊”可以尽括。

　　在上述论说中，还有苏轼说苏辙的“其文如其为人”。文如其人说最本质的是文与品性的关系，以及品性对文风的深刻影响。苏辙是怎样的人？《宋史》本传说“沉静简洁”，但审视起来，如是之说有相当复杂的内涵。苏辙真正的“沉静简洁”应当是他被贬筠州、雷州之后，他那时“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④《颖滨遗老传》，《苏辙集》，第1040页。。而在苏轼死了以后，他居颍川，号颍滨遗老，非常伤感苏轼之死，在《和子瞻归去来词》里吟着“世无斯人谁与游”，终日独坐，直至与世长辞。

　　然而，在苏辙的“沉静简洁”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在十九岁时应进士第，在策问里面对宋仁宗直陈朝政得失。他说：“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又指斥宋仁宗好色、滥赏，“陛下无谓好色于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穷困，生民愁苦，而宫中好赐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有无”。这一番话连苏辙自己都深感激烈，觉得会遭黜免，赖宋仁宗说召人直言、不该因人直言而废之才幸免。这大概可以被称为“简洁”，但怎么理解他的“沉静”？如说这时候的苏辙是刚出茅庐，率性而言，那么其后呢？

　　在王安石熙宁变法期间，至少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苏辙相当的不沉静。一是对参与熙宁变法的吕惠卿，他先后写了《乞诛窜吕惠卿状》、《再乞罪吕惠卿状》、《论吕惠卿第三状》，其在《乞诛窜吕惠卿状》里先说西汉武帝时的张汤“挟持怀诈”，然后写道：“前参知政事吕惠卿，怀张汤之辩诈，兼庐杞之奸凶，诡变多端，敢行非度，见利忘义，黩货无厌。王安石初任执政，用之心腹。安石草野之人，强狠傲诞，其于吏事冥无所知。惠卿指擿教导，以济其恶。”这样声色俱厉的批判，充斥痛恨之情，欲除吕惠卿而后快。二是他对王安石等实行的青苗法也是深恶痛绝。他写了《论青苗状》、《再论青苗状》、《三乞罢青苗状》、《申三省请罢青苗状》。他说青苗法之下：“无知之民，急于得钱而忘后患，则虽情愿之法有不能止也；侵渔之利，利在给纳而恶无事，则虽无定额有不能禁也。”他内心涌动的社会关怀，与对吕惠卿的态度是一致的。这样的时候，他性情的所谓沉静是看不到的。

　　再则，苏辙在苏轼遭“乌台诗案”以后，给宋神宗上书，开篇即说：“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虽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恳，惟天地父母哀而怜之。”随后，他无论是说苏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畏抑”，还是说自己“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①《为兄轼下狱上书》，《苏辙集》，第621~622页。，都充满了难以言表的骨肉亲情，令人感同身受。苏轼之于他，亦师亦友，苏轼曾说：“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②《送李公择》，《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第816页。子由则说：“手足之爱，平生一人。”③《祭亡兄端明文》，《苏辙集》，第1099页。当苏轼面临生死攸关的时候，苏辙哪能“沉静”？又如他在《兄除翰林承旨，乞外任札子四首》其一中，面对兄弟当朝应有所回避的制度，恳请让自己外任于一郡，以全公道私义。其中说：“故臣以谓陛下只可使弟避兄，不可使兄避弟；只可使不肖避贤，不可使贤避不肖。区区愚恳，竭尽于此。”如是的兄弟之情，也不是沉静可以解释。更不用说他和着眼泪写的《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等文。

　　于是，人们可以在他斥责吕惠卿、批评青苗法等文中，看到一个拍案而起的苏辙，可以在他关于苏轼的文章中看到一个亲情浓郁的苏辙；当然也可以在他晚年的流贬生活中看到一个真正沉静简洁的苏辙。如果以文如其人的尺度来权衡苏辙，苏辙散文的风格也应该是多样的，并不取决于他人的仁智之见。当然，苏辙也和其他散文家一样，其散文风格同样受文体的影响或制约，如其论历史之文不同于游记之文，游记之文不同于书信之文，书信之文又不同于祭吊之文。

二 时政与历史沉思之际的笔势纵横

苏辙散文的风格难以一言尽括，在于其情感的复杂和文体的差异。其实，他的散文在历史与时政沉思之际表现出来的笔势纵横，倒可以用苏籀《栾城先生遗言》所记载的苏辙自言“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中的“稳”来理解。这“稳”说的平和与苏轼的“澹泊”说有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稳”还有另一层意思，即说理的妥帖。当然，这是他自己认为的。

　　苏辙以散文论理最集中地体现在《历代论》中，他曾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④《历代论引》，《苏辙集》，第 958页。这里，他较为明确地说明了自己的写作用心，即要用古今成败得失的经验或教训作为当今之人或后世之人的鉴戒，可谓是间接地追求能够为世所用。不过，他对社会的关怀不仅体现在《历代论》中，论历史而在本质上可归于《历代论》的还有《六国论》、《秦论》、《汉论》、《三国论》、《晋论》等。除了《历代论》还有时政论，如《君术策》五道、《臣事策》五道、《民政策》五道以及《新论》、《上神宗皇帝书》、《论时事状》等。

　　从上述提到的苏辙在对策中对宋仁宗的严厉批评，可以看到他有强烈的变革社会现状的意愿。不仅如此，他的时政论常常指陈社会弊端，无疑是意欲治世的体现。如他说，“当今之世，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治而亦不陷于大乱也”①《新论》，《苏辙集》，第 349 页。；“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②《上皇帝书》，《苏辙集》，第 368页。；“今者天下之患，实在于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为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③《民政策上》，《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第18册，第320页。。的确，他不满国家安于不乱亦不治的现状，寻求的是社会大治；不满国家无财，以为事关国家存亡；不满百姓愚昧，认为是为上者的教化不足。如此看来，他应当不会反对王安石变法。可实际上，他与兄长苏轼都是新法的激烈反对者，尤其是对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这主要是他们变革社会的取径不一样。他说：“介甫急于财利而不知本，吕惠卿为之谋主，辙议事多牾。”④《颍滨遗老传》上，《苏辙集》，第1015页。苏辙与他们政见的不合，导致对青苗法和吕惠卿的猛烈抨击。

　　不过，这里并不着力探讨苏辙散文关于时政与历史沉思的思想内涵，而在意他运用怎样的笔法来表现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在他的思考中，不乏因事的罗列论说，如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先说善为国者当循自下而登高、自迩而陟远的常理，陛下即位以来亲政的聪明睿智和功德，当今社会之患在于乏财及陛下的举措，陛下“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的失当及善为国者当“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然后，苏辙为宋神宗指陈害财之弊有三：冗吏、冗兵、冗费。进而献丰财三法：“其一，使进士诸料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二，使官至于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于朝，袭簪缓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进而推言冗吏、冗兵、冗费三者之弊与富国强兵之道，最后说：“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且没有忘说一句因批评了朝政而自谦自责的话：“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

　　这里不惮烦地叙说苏辙《上神宗皇帝书》的论理格局，因为它是苏辙对时政思考的基本论述模式，由此形成其散文风格，明代茅坤如是说：“凡读先秦、《史》、《汉》，往往言简而意尽，固古人所不可及处。及读子由之文，往往如游丝之从天而下，袅娜曲折，氤氲荡漾，令人读之情畅神解而犹不止，亦非今人所及处。此书专言理财，中多名言，但冗吏一节未见的确。”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年，第5886页。他对苏辙的理财说有不同的意见自当别论，在文学表现上，他以游丝、袅娜、氤氲来形容这篇文章的文气，显得那么温情和顺，其条达理畅是自然的，但笔势稳健而乏纵横的气势。他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都采用这种模式，只是不像《上神宗皇帝书》那样洋洋洒洒。

　　然而，苏辙的《新论》就不一样了。今传《新论》分上、中、下三篇，论天下形势及治天下之道，往往是笔涉古今而用语急促。《新论上》说古之君子能立世，往往先为其他论，首称伏羲、神农、黄帝之所为，然后说尧、舜、禹三代之君因所缺而时补，“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三代之间，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比闾族党州乡之制。夫家卒乘车马之数，冠昏丧祭之节，岁时交会之礼，养生除害之术，所以利安其人者，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这里，虽然不像战国策士的游说之辞多用夸饰，使语意不免于虚浮而更显宏博之姿，但苏辙在思及远古的构想中，运用策士惯用的铺排句法，辅之以“命”的口吻，构成文章纵横笔势的基本要素。很明显苏辙论理尚实，这与他救时政得失的写作意图是一致的。又如《君术第一道》中的“臣常以为天下之事，虽其甚大而难办者，天下必有能办之人。盖当今所为大患者，不过曰：四夷强盛，而兵革不振；百姓凋弊，而官吏不饬；重赋厚敛，而用度不足；严令峻法，而奸轨不止。此数四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夜叹息而不寐者也，然臣皆以为不足忧”，这与上述采用类似铺排以明理的表现方法相似，语言少了夸饰，说理较为质实而乏空灵，而这正是苏辙说理散文的基本特征。由此形成笔势纵横的风格，同样也表现在他的《臣事》、《民政》等篇中。

　　苏辙的《历代论》及未入其中实为历代论的《六国论》诸篇，论天下兴亡。在这些篇什中，他并不作全面论说，如《历代论》中的《尧舜》，以农耕论为政缓急；《汉高祖》以刘邦反秦时先项羽而入咸阳，论天命而非人谋；《晋武帝》以人君不幸而立幼主当托付贤臣，但晋武帝不知择福求重，择祸求轻，以至一败涂地。《历代论》共44篇，基本上是这样一种论史的风格。《历代论》之外的《六国论》、《秦论》、《汉论》等，是历史上的朝代论，始于夏，止于唐，不像《历代论》主要是历史人物论，显然视野更为开阔。

　　上述无论是人物论还是朝代论，都不为长篇巨制，点到即止。清人金圣叹曾说苏辙的《六国论》：“看得透，写得快，笔如骏马下坂，云腾风卷而下，只为留足不住，故也。”①《天下才子必读书》，第916页。这一评价也可以用于苏辙其他的史论之文，如他在《王衍》中论不守礼之弊：“至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始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相乘不已，而虚无放荡之论盈于朝野。何晏、邓飏导其源，阮籍父子涨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乱天下。要其终皆以济邪佞，成淫欲，恶礼法之绳其奸也。故蔑弃礼法，而以道自命。天下小人便之，君臣奢纵于上，男女淫佚于下，风俗大坏，至于中原为墟而不悟。”在这样的论述中，涉及较多的历史故实，意在上行而下效，礼坏则风俗坏，最终导致的是国家败亡。苏辙言及此，心中似乎郁积了太多的悲愤，笔势也若“骏马下坂，云腾风卷”。

　　又如楚汉相争，刘胜而项败。他在《三国论》中先写道：“昔者项籍，乘百战百胜之威，而执诸侯之柄，咄嗟叱咤，奋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势飘忽震荡，如风雨之至。天下之人，以为遂无汉矣。”寥寥数语，项羽当初的英雄气盛，不可一世，尽显笔端。再说汉高祖刘邦：“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横塞其冲，徘徊而不进，其顽钝椎鲁，足以为笑于天下，而卒能摧折项氏而待其死，此其何故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则必有所耗竭；而其智虑久而无成，则亦必有所倦怠而不举。彼欲就其所长以制我于一时，而我闭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项籍固已败矣。”苏辙对刘邦的评价不高，在《高帝论》里曾说刘邦入咸阳是天命所致，在这里则说刘邦之胜，实因项羽所失，而不是刘邦有取天下的能耐。但这番叙说与上面的项羽论，一急一缓，一扬一抑，构成文气的跌宕，也是他笔势纵横之所至。当然，这篇文章题为《三国论》，说刘邦一节是因刘备之才近于刘邦，但无自用之方，从而有“夫古之英雄，唯汉高帝为不可及也夫”的感慨。

　　苏辙在《上两制诸公书》中谈到自己的读书经历，说是少时读书不求其博，及长则遍观百家之书，纵横颠倒，无所适从。后来又读《孟子》，这才遍观百家之书而不淆乱，可谓是己学出于《孟子》。况且他还有《孟子二十四章》。《孟子》之文的气足而通透，确为他所取，使其文具有纵横之势。当然，他评说历史兴亡，最终是为现实提供治世的经验或方法，而重现实与论理畅达平易，不取“工巧组绣钻研离析之学”②《上两制诸公书》，《苏辙集》，第386页。，是思想与趣味的取向所致。

三 适意之下山水情怀的自然表达

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被贬黄州，苏辙受到牵连被贬到筠州，二人同时离开京城各赴贬所。这年四月，他到黄州与苏轼相会，二人同游武昌西山，建亭于西山之上，苏辙受兄命而作《武昌九曲亭记》。其中写道：“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这番话表明固然是游山水之乐，但提到天下之乐“以适意为悦”则是很高的人生境界。

　　年轻时的苏辙抱负远大，在入京时写给太尉韩琦的信中坦言：“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①《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第381页。他如是的雄心在以后岁月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践行，而是或在京城或在地方官场上徘徊，实在是未能适意，他又不能趋炎附势，所以他才会像其兄苏轼一样，同样不得志于新旧两党，一再被流贬。

　　苏辙曾说：“古之君子不用于世，必寄于物以自遣。”②《答黄庭坚书》，《苏辙集》，第392页。这只是人生的常态和无奈，情感郁积的抒发，诸如苏辙看到阮籍寄托于酒、嵇康寄托于琴，都是具体的方式。与陶渊明寄托于田园、谢灵运寄托于山水没有本质的差异。苏辙对人生的清醒认识，在苏轼为密州太守时为其作的《超然台赋》里就有很好的表现。

　　当时，他为苏轼所筑之台命名，称之为“超然台”，并在叙文中说道：“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③《超然台赋并叙》，《苏辙集》，第331页。这番话表明人生的复杂状态，山居者、林居者、耕者、渔者、士者各不相同。但他所欲表达的，是现实生活中有两类人生，即超势利人生与势利人生。前者在东汉张衡的《归田赋》里可以看到，以见隐者与自然相拥的生活。而后者，苏辙说“达者”悲之，这“达者”也当是他自己。他似乎希求这种生活，但并没有真正享有。

　　同样是在元丰三年（1080），他在筠州监盐酒税，十二月作《东轩记》，因身陷于“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而想到颜渊甘贫乐道，不以贫贱而害学，于是感慨道：“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死生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这与他《超然台赋叙》所言相一致。人生的选择固然有超势利与势利两途，他处在势利场上，憧憬的是超势利的“从容自得”，而这当知天地之大与死生之变的自然，与苏轼在《赤壁赋》里表现的庄子式的物我为一的人生精神也相吻合。

　　在这样的人生观念之下，苏辙追寻的人生适意，必然与山水相系。元丰六年（1083），他又赴黄州，为其友张梦得建的“快哉亭”作《黄州快哉亭记》。因江风拂面，就宋玉《风赋》所载楚襄王说“快哉，此风”发论：“夫风无雌雄之异，而人有遇不遇之变。楚王之所以为乐，与庶人之所以为忧，此则人之变也，而风何与焉？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乎濯长江之清流，揖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④《黄州快哉亭记》，《苏辙集》，第410页。在这里，苏辙从楚襄王与庶人对风的态度，强调外物的客观性及人的审美感受，说人生主要在于“自得”，自得的基本原则是“不以物伤性”，也就是说保持物性或曰人性的自然，这样才会有无所不在的“自适”之乐。于是，苏辙所崇尚的人生当是自然人生，或说是人与自然一体化的人生。吴楚材等评价这篇文章，“文势汪洋，笔下雄壮，读之令人心胸旷达，宠辱都忘”。①《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59年，第522页。

　　有意思的是，苏辙的山水情怀，当以自然山水作表达的时候，他再现出来的往往不是池塘春草、园柳鸣禽之类的小巧景致，而着力于山水的雄奇壮阔。如他在元丰三年（1080）过庐山时，状庐山之景：“留二日，涉其山之阳，入栖贤谷。谷中多大石，岌嶫相倚。水行石间，其声如雷霆，如千乘车行者，震掉不能自持，虽三峡之险不过也。故其桥曰三峡。渡桥而东，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练。横触巨石，汇为大车轮，流转汹涌，穷水之变。院据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横生倒植，葱蒨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将压焉。”②《庐山栖贤寺新修僧堂记》，《苏辙集》，第402页。这里的描写有两个重心，一则是流动之水，二则是不动之石，水声若雷霆，水变而汹涌，都因绕巨石或触巨石而生变化，况有狂峰怪石的翔舞和杉松竹箭横生倒植所彰显的奇姿，共同构成奇壮的景观。还有，他在武昌西山，行进于松柏之间，历九曲羊肠小道之后到达山半的平地，然后说：“游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荫茂木，俯视大江，仰瞻陵阜，旁瞩溪谷，风云变化，林麓向背，皆效于左右。”③《武昌九曲亭记》，《苏辙集》，第407页。其中，石是怪石，木是茂木，更有俯察的江之大、仰视的山之高，看似平常而不平常。所谓溪谷本不生奇，但他以“风云变化”让人感受其奇；以“效”说不动之林麓仿佛在因游人运动一般，别生趣味。

　　再则苏辙状黄州快哉亭旁的景致：“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④《黄州快哉亭记》，《苏辙集》，第409页。写吴氏浩然堂旁的江水之势：“秋雨时至，沟浍盈满，众水既发，合而为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后滂洋东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触石而石陨，浩然物莫能支。”⑤《吴氏浩然堂记》，《苏辙集》，第408页。前者，以观江水之际的“动心骇目”表现江水波涛汹涌之状；后者，以江水之威猛表现江水波涛汹涌之状，异曲而同工，江水之奇壮尽在目前。

　　苏辙的记体文不多，它们对于山水景观的把握体现出以奇壮为美的意趣。这同时也表现在他的辞赋中，如《巫山赋》、《黄楼赋》、《墨竹赋》等，其文辞有汪洋之姿却乏淡泊之味，感情有奔放之势却少沉静之性。这让人想到钱基博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里说过的：“轼、辙之文，有余于汪洋，不足于淡泊；工于用尽，而不善于用有余；可振厉以警发愦愦之意，而未能唱叹以发人悠悠之思。”这是因苏轼和苏辙的文章风格而论，未尝没有道理。之所以会如此，与苏辙受孟子浩然之气和司马迁为文奇气的影响相关。苏辙曾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⑥《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集》，第381页。尽管他只是在评说孟子和司马迁之文，但自己也在不自觉地接受着他们的影响，造就为文的汪洋气势，所谓的淡泊自然被淡化了。

　　上述从三个方面审视苏辙散文的风格，重在讨论其不同于传统批评的地方，当然这只是一孔之见，对苏辙散文风格的研究是有待进一步深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