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刘向奉成帝诏主持“校中秘书”（《汉书·成帝纪》）的大规模典籍整理工作，对先秦西汉图籍进行了彻底的清查整理。《七略》著录之书，无不经由刘向、刘歆等人编纂写定。当时图书多为单篇流传，书无定型，所以刘向须对散乱无序的一人之作或一家之书进行筛选排比，然后定著而成新书，在古代图书编纂史上这无疑是空前之举。细考今存刘向校本以及相关记载，参考出土文献所反映的古书面貌，比对若干图书在校定前后变化，可以发现刘向在具体工作中针对所校之书的客观状况，灵活有效地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整理模式，而最值得提出的是在“定著新书”过程中所最终形成的三种模式。
一 校定传本
流传至汉初的某些先秦典籍，在西汉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传本。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的大部分经书，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年间早已从由单篇文献过渡成为定本典籍，并有了私学的教授和传习。经历秦火，汉初流传的经书尽管有各家不同的“传本”，但这些典籍早在西汉以前即已有相对定型的本子却是不容怀疑的。刘向在整理此类典籍时，极为尊重它们的原有面貌，绝不轻易改动其编次；至于各家不同的“传本”，往往与中书藏本进行比勘，力求整理出完整的本子，所以刘向校订的“新本”与西汉“传本”基本上没有甚么区别。以《易》为例，《汉书·儒林传》云：“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由此可见，《易》以其“为筮卜之事”（《汉书·艺文志》）的特殊内容，属于“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李斯列传》）的范畴，而幸免于秦火之祸，一直流传于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传《易》于瞿（商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瞿为汉中大夫。”①《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略同。其中，西汉《易》的传授和立于学官之事，《汉书·儒林传》所记更为详尽。《易》之由孔门以迄汉初的传授系统历历可考，这在五经当中是较为突出的。当然，战国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易》学流布既广，承传者必多有人在，商瞿一系只是北方儒门传《易》的主要代表而已（如燕地还有韩氏［韩婴］《易》学等）。在南方则另有《易》学传统，以马王堆汉墓帛书《六十四卦》、《系辞》及《二三子问》等五篇《易》说为代表，流行于楚地。南北相异之处，主要在于传本的卦序和文字方面②帛书《易》晚于今传世本，应是传《易》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而改编经文的结果。参详李学勤：《周易溯源》，巴蜀书社，2006年，第 305页。，而两者的主导思想和治学旨趣则基本趋向一致。此外，实用性很强的蓍龟家《易》学，在社会上也较为活跃。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颜注曰：“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说明汉世所习之《易》，包括古《易》经和“十翼”（《易传》）两个部分。“《易》家类”小序云：“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据《汉书·儒林传》所载，沛人施雠、东海兰陵人孟喜、琅邪诸人梁丘贺，早年俱从丁宽门人田王孙受《易》。丁宽从田何学《易》，作《易说》三万言。由此可见，施、孟、梁丘三家《易》皆出自田何，宣、元之时立于学官。三家之外，京氏（京房）亦立于学官。京房早年受《易》于孟喜弟子焦延寿。孟喜倡言“卦气”说，而焦延寿《易》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京房于焦延寿的“占候”《易》说“用之尤精”，且多用以附会政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其所倡的“纳甲”、“纳支”、“八宫”、“卦气”、“五行”、“飞伏”、“互体”等说，标志着西汉今文象数《易》学体系的最终建立和完善。因此，刘向在考察诸家《易》说后，“以为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何）、丁将军（宽），大谊略同，唯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汉书·儒林传》）。至于民间费（直）、高（相）二家，则“皆未尝立于学官”。刘向校书，“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汉书·艺文志》）。于此证明刘向在整理《易》的三家官学传本时，仅以中书古文《易》进行对校，力图恢复各家经文的完整面貌，并没有改动各家传本的编次。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中古文《易经》。《汉书·艺文志》谓中书所藏古文《易经》与费氏经同，《汉纪·孝成皇帝纪》引刘向语：“费氏经与鲁古文同。”由此可见，中书古文《易》是有别于田何一系之外的古文《易》派，其或出于鲁地。《后汉书·儒林列传》云：“（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见《隋书·经籍志》）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施、孟、梁丘三家今文经皆有《章句》），这显然是以“十翼”解经之法，保留了战国遗风，故其所传经文与古文《易》大体相同，是很容易理解的。①清季以来，康有为等先后怀疑费氏《易》只是今文另一派别，非传古文，却没有直接证据，难以令人信服。《汉书·艺文志》未有著录古文《易》②五经及《论语》、《孝经》中，唯《易》无古文经，《诗》有《毛诗》二十九卷，即古文经。，《七略》是否如此，已不可考。顾实以为古文《易》与今文经篇章无大异，而文字则大有不同，其说近是。③参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页。东汉以后，费氏《易》大兴，陈元、郑众皆传其学，马融为其作传，以授郑玄，郑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时王肃、王弼亦为之注，今《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即为王弼所传之费氏学。
与《易》相同的还有对《书》的整理。西汉《书》的流传极为兴盛复杂，既有今文，又有古文，诸多问题迄今缠讼不休。简而言之，今文方面是伏生始传的《书》二十八篇，逐渐形成欧阳（欧阳生）和大、小夏侯（夏侯胜、胜从兄子建）两个主干派别，并衍生出诸多支派。欧阳氏武帝时立于学官，为“五经博士”之一；大、小夏侯宣帝时立于学官。古文方面则先后有出于孔壁、为孔安国（家）所献（《史记·儒林列传》、《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景十三王传》），民间所得《泰誓》（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河内老屋所发（《论衡·正说篇》）等的多种古文《尚书》。④详参董治安：《两汉〈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群经流传概说〉之一》，见氏著《两汉文献与两汉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7至77页。《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经》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欧阳经》三十二卷。”颜注曰：“此二十九卷，伏生传授者。”所谓的“《经》二十九卷”，是指伏生所传二十八篇，加上后得的《泰誓》一篇（此从孔颖达《〈尚书序〉正义》之说）。欧阳氏所传经本为三十二卷（当为“三十一”之误，《汉书·艺文志》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可证），或为分篇不同，然本之伏生，应无疑问。至于从不同渠道先后汇集到中秘的古文《尚书》，《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刘向校书，“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候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汉书·艺文志》）。于此同样证明，刘向在整理《书》的三家官学传本时，仅以中书古文《尚书》进行对校，补苴罅漏，校正讹误，而没有改动各家传本的编次。
致力保存各家经学传本的原有面貌，尽量展示各派的学术旨趣，这种整理原则在刘向校订《论语》时表现得更为明显。《汉纪·孝成皇帝纪》载刘向曰：“《论语》有齐、鲁之说，又有古文。”皇侃《论语义疏序》则称刘向曰：“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古壁所传谓之《古论》。”两处应皆出自《别录》，是刘向对《论语》今古文经本来源和流传的说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分別著录“《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何晏《〈论语集解〉序》载有刘向描述三家经本篇章差异的文字，其曰：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
《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之，故有《鲁论》，有《齐论》。
鲁恭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
《齐论》有《问玉》、《知道》，多于《鲁论》二篇。 《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此段文字应分别来自《论语》三家经本的书录，它不仅补充了《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家类”小序所缺关于古文《论语》的部分①“《论语》家类”小序云：“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序文对《齐论》、《鲁语》传授的记述较详，唯缺古文《论语》部分。，更说明刘向在整理《论语》的齐、鲁、古文三种传本时，刻意保留了它们的不同编次，而没有强行统一。
《孝经》的整理情况也同于《论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孝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孝经》家类”小序云：“汉兴，长孙氏、博士江翁、少府后仓、谏大夫翼奉、安昌侯张禹传之，各自名家。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关于“《孝经古孔氏》一篇”，颜注曰：“刘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经典释文·叙录》云：“《孝经》今文凡十八章，又有古文二十二章，刘向校书定为十八。”）由此可见，刘向校书时曾经详细比勘过《孝经》的今文四家传本，得出“经文皆同”的结论；同时又以古文比勘今文，发现两者不仅在篇章分合多寡上有所不同，而且文字也多有差异。不过从这些说明文字来看，刘向既不以古文就今文，也不以今文律古文，而是同样保留今、古文五家经本的篇次，以供后人选择去取。
除了大部分经书以外，个别先秦西汉诸子、史书著作在产生之初，本身已经具有特定的结构。对于这些著作，刘向也同样只做了文字校雠的工作，而没有对其篇章作增删改动。以《吕氏春秋》为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辑智略士作。”《吕氏春秋》是唯一一部写作年代明确的先秦子书，《吕氏春秋·序意》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据孙星衍考证，“维秦八年”为秦灭周后八年，即秦始皇六年（前241），而非秦始皇八年（《问字堂集·太阴考》）。《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今本《吕氏春秋》的编次为《十二纪》、《八览》、《六论》。高诱序云：“不韦乃集儒书，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训解各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是以著在《录》、《略》。”今本即高诱注本，高本则是根据《录》（《别录》）、《略》（《七略》）所著录之本，也就是刘向校本。今本编次与《史记》所载不同，学者或以为今本是经过改定的②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78页。，主要理由是被公认为全书自序的《序意》排于《十二纪》之后，符合当时著书的通例，所以《十二纪》在后才是原来的编次。然而《序意》只有叙论《十二纪》之文，完全没有涉及《八览》、《六论》，这恐怕并非因为书简有缺，而是《序意》唯序《十二纪》，非序全书。实则《十二纪》成篇在先，《八览》、《六论》继出③刘咸炘《〈吕氏春秋〉发微》曾指出《序意》篇首文辞完整，并无脱误之迹，因此下文就算脱去关于《八览》、《六论》的部分，也应以《十二纪》为首，其说可参。，原各自为帙。《史记·太史公自序》谓“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也说明了《八览》曾经单独流传。所以《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只能是司马迁对三者前后次序的个人理解，而非《吕氏春秋》原本即为此编次。《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每纪五篇，计有六十篇；《八览》除首览《有始览》为七篇外，每览八篇，计有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计有三十篇；又有《序意》一篇。各部分井然有序，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在先秦子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刘向校书时，没有可能对其内部篇章次序进行改动，只是在校正文字之余，进一步确定《纪》、《览》、《论》的编次而已。
与《吕氏春秋》相同的还有对《淮南子》和《史记》的整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云：“（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集万言。”今本《淮南子》即《淮南内》二十一篇，高诱序曾言明其是经过“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之本。《淮南子·要略》开篇即谓“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墬形》，有《时则》，有《览冥》，有《精神》，有《本经》，有《主术》，有《缪称》，有《齐俗》，有《道应》，有《氾论》，有《诠言》，有《兵略》，有《说山》，有《说林》，有《人间》，有《修务》，有《泰族》也”，并详述各篇的撰作主旨。今本各篇次序与之一一相合，说明刘向没有对之重加编次，所做仅限于文字校订的工作。又如《史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司马迁在撰成《史记》后，将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作“藏诸名山，传之其人”），《史记索隐》曰：“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史记》的正本归于中秘所藏，不易流布。副本则为家族所保存，因此，司马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刘向校书，取中秘藏本进行整理，其中虽然或有残缺①《后汉书·班彪传》载班彪《后传·略论》云：“（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 ”《汉书·艺文志》班固自注谓《史记》“十篇有录无书”，《汉书·司马迁传》又云：“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说明至少在班氏父子时，《史记》即已有缺残，三国时魏人张晏更详列十篇亡书篇名（首见《汉书·司马迁传》颜注，其后《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亦于为《太史公自序》作注时加以转述）。然而此十篇亡于何时，《汉书·艺文志》著录本是否已经缺残，这个关乎《史记》的原貌和补窜，以及早期流传真相的重要问题，是研究《史记》必须解决的前提，所以历代学者莫不予以高度关注。可惜歧说漫衍，莫衷一是。近代以来，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华书局，1963年，第1～108页）引证繁博，其后张大可《史记缺残与补窜考辨》（载《史记研究》，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151～176页）续有新说，皆是此方面的力作。易平《刘向班固所见〈太史公书〉考》（《南昌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认为《汉书·艺文志》著录本（即刘向定著本）为一百三十篇完帙，而班固所见的东汉兰台本已缺十篇，又有四篇重复，班氏校理时遂删省之。其说可参。，但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分列一百三十篇篇目，并叙各篇大意，又解释全书的结构，说明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的撰述宗旨，更明言“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对于这部体大思精、结构严密、层次分明的“实录”式伟大史著，刘向在惊服赞叹、深受影响之际②参见韩淑举：《浅论〈史记〉对〈别录〉、〈七略〉形成的影响》，《贵图学刊》1989年第2期。，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改动其寓旨深刻的篇章结构的，恐怕甚至连文字也不敢轻易改易。
西汉经学昌盛，五经的各家传本在元、成之时，部分已经流传近二百年以上；而且汉人重师法、家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③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2004年，第46页。之说虽略嫌夸张，但对于本派经本的尊重，还是显得十分坚持的。作为经学名家的刘向，自然充分理解经本差异于各家各派之间的意义，所以无论是今文还是古文经本，“其篇数多寡不同，则两本并存，不删除复重”（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 论编次第三·叙刘向之校雠编次》）。与此同时，刘向又多方考虑所校之书的实际状况，对于某些具有独特结构和篇章无缺的著作，予以应有的尊重，客观地保留原本的完整性，除上述的《淮南子》和《史记》外，相信还应包括一些西汉时产生的官私著作。这种“征实”的校雠精神，显然对典籍的保存以及流布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二 另编新本
某些先秦典籍在西汉以前的流传已非止一本，或在西汉时有不同的“传本”；然而出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刘向在校定“传本”之余，有时还会另外编成一个“新本”，其中今文《礼》经的整理正属此类情况。相传由孔子编定，经孔门弟子递相传授的《礼》经，历经秦火和秦汉之际的战乱，至汉初仅存十七篇。当时，“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史记·儒林列传》）。此外，鲁人徐生善为容，文帝时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汉书·儒林传》）。不过襄不通《礼》经，延颇能，亦未善，因此徐氏仅“能言《礼》为容”，不以传经名家。而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于瑕丘人萧奋，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东海人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儒林传》）。宣帝之时，三家立于学官。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家类”小序云：“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由此可知，今文《礼》经的本子在西汉至少应有后仓、大戴（德）、小戴（圣）、庆普四个本子，其中大小戴、庆普皆出自后仓。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著录：“《经》十七篇。后氏、戴氏。”贾公彦《〈仪礼·士冠礼〉注疏》所引郑玄《三礼目录》载有大、小戴本的篇目，沈文倬认为大戴本用后仓篇次，即高堂生递传下来的原编次第。戴圣与后仓、戴德立异，将十七篇重行编排，所以《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后氏、戴氏，就是后仓本与小戴本，其说近是。②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8页。与此同时，《三礼目录》又载有刘向所编《别录》本《礼》经，刘向本虽同为十七篇，但篇次却与大、小戴本不尽相同，明显是一个经过重新编排的“新本”。今存本《仪礼》即为刘向《别录》本，并经郑玄校定。
1957年7月，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出土了九篇《礼》经的木、竹简四百六十九枚，共计三种。甲本为木简，字大简宽，凡七篇。根据每篇第一、第二简背所题篇次、篇题，可知与大、小戴本及刘向本均不相同。乙本亦为木简，字小简窄，仅《服传》一篇，题为第八。丙本为竹简，仅《丧服》一篇，简背无篇题，不知篇次。据陈梦家推定，武威汉简是失传的庆普《礼》经的残本，其中丙本《丧服》是汉初即已经传用的经记本，甲、乙本则为昭、宣之世出现的删定本，并复原了全书的篇次。③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汉简》，文物出版社，1964年，第10～52页。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简本《礼》经并非庆普本，而是今古文以外的古文或本，为郡国文学弟子所传习，此说可资参考。④详见沈文倬：《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错杂并用说》，载《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第126～129页。在此列示《礼》经四个本子的篇章次第（加有六角括号者，为汉简甲本所无）（见下页）。
四种本子的编目次序，前三篇都相同，以后十四篇则互异。大戴本由于符合《礼记·昏义》“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的次序，故较为后世学者所推重，东汉熹平石经所用的便是大戴本。不过，刘向《别录》本也自成体系，贾公彦曾指出刘向本之次，“皆尊卑吉凶次第伦叙”，而大、小戴本则“皆尊卑吉凶杂乱”（《〈仪礼·士冠礼〉注疏》），故此郑玄作注从刘而不从大、小戴。贾公彦之说也许有些牵强。如按吉凶之次说，《少牢馈食礼》与《有司彻》旨属吉礼，当置于《丧服》之前，但却置于篇次之末；若依尊卑之次说，则《觐礼》之后不应再出现士之丧礼，而士之丧礼之后，又不当出现卿大夫之礼。然而刘向本大体上还是按先吉礼后凶礼的次序，且显然是由三条线索组成，即从成人到成婚、再到社交活动，从士大夫到诸侯、再到天子，从生到死，系统性十分鲜明，正好反映了刘向有别于三家的礼学观。大、小戴及庆普《礼》已经先后失传，刘向本因郑玄为之作注而一直流习至今，可见其在《礼》经流传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此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在“《国语》二十一篇”后，紧接着又著录了“《新国语》五十四篇”。班固自注曰：“刘向分《国语》。”由此可知，刘向在校定二十一篇本《国语》之后，曾经另外编定五十四篇的“新本”。《新国语》今虽不存，不过篇数既为《国语》的两倍以上，两书又分别著录，应该不仅限于篇章分合的差异，而是有一定内容、篇次上的不同。
刘向《别录》本 大戴（德）本 小戴（圣）本 汉简（庆普）本1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第一〕2士婚礼第二 士婚礼第二 士婚礼第二 〔士婚礼第二〕3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之礼第三4乡饮酒礼第四 士丧礼第四 乡饮礼第四 〔乡饮礼第四〕5乡射礼第五 既夕礼第五 乡射礼第五 〔乡射礼第五〕6燕礼第六 士虞礼六 燕礼第六 〔士丧礼第六〕7大射礼第七 特牲馈食礼第七 大射礼第七 〔既夕礼第七〕8聘礼第八 少牢馈食礼第八 士虞礼第八 服传第八9公食大夫礼第九 有司彻第九 丧服第九 〔士虞礼第九〕10觐礼第十 乡饮酒礼第十 特牲馈食礼第十 特牲第十11丧服第十一 乡射礼第十一 少牢馈食礼第十一 少牢第十一12士丧礼第十二 燕礼第十二 有司彻第十二 有司第十二13既夕礼第十三 大射仪第十三 士丧礼第十三 燕礼第十三14士虞礼第十四 聘礼第十四 既夕礼第十四 泰射第十四15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公食大夫礼第十五 聘礼第十五 〔聘礼第十五〕16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觐礼第十六 公食大夫礼第十六 〔公食大夫礼第十六〕17有司彻第十七 丧服第十七 觐礼第十七 〔觐礼第十七〕
至于先秦诸子书，由于大部分以单篇（或数篇）的形式流传，篇章任意分合，全书尚未定型。刘向校书，裒集中外藏本，定著篇章，始成一书。所以，过往学者认为“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为定本”（余嘉锡《古书通例》卷三《论编次第三·叙刘向之校雠编次》），应该说这是基本符合历史客观情况的。然而个别子书或在撰写之初，或在汉初已有了相对稳定的本子，刘向遂在此基础之上，予以统合，编成“新本”。这与将散乱无序的一人或一家之作汇编成新书，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以《孙卿书》的整理为例，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载，荀卿“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所谓“序列著”，不论是释以“序列论著”（依次撰作），还是“序列所论”（依次编排所作），都强调了荀子的刻意安排和论著本身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以此推测荀卿书的流布，一开始就应具有某种汇编的形式，并且早在战国末年可能已经出现了初始的传本。荀卿在西汉时普遍受到尊崇，刘向对于荀卿一生深表同情和钦佩，认为“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孙卿书录》）。荀卿书在西汉广为流传，从刘向校书的实际工作来看，复重篇（二百九十）约为定著篇（三十二）的九倍，此不仅说明传写本非止一种，而且可以想见各本必有相当数量的篇章实际并无差别。同时，刘向在校雠《孙卿书》之时，只用汉朝收藏丰富的“中书”，而没有运用“外书”，原因应是西汉荀卿书的诸多写本之间，彼此的篇目歧异较少，不必再用“外书”参校。①参见董治安：《荀卿书若干问题的探讨》，载《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第281～300页。故此，刘向所校订的“新本”，大体应是西汉成帝时荀卿书传世诸本所见篇目的“第录”，而没有做很大的调整。
《晏子》一书也是经过刘向重新整理编排的“新本”。《晏子》原称《晏子春秋》（《史记·管晏列传》），是先秦时代一部独立的著作。①参见董治安：《说〈晏子春秋〉》，载《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第353～374页。书中最早的材料应出自晏子逝世后不久的春秋末期，或《左传》成书前的战国初期，是经由多人、非止一时一地编写而成的。其后，人们根据这些材料以加添、删节、拼凑、浅化及改写等衍生手法，不断孳乳繁生，使有关晏子言行的故事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繁多。②详参郑良树：《论〈晏子春秋〉的编写及成书过程》，载《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第21～57页。从目前的出土文献来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若干材料证明晏子故事早在战国中期就已经广为传播，而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阜阳汉简的篇题木牍、居延新简中的相关材料则说明西汉时各种编集形式的晏子书已经广泛流传。③参见刘娇：《从相关出土材料看晏子书的流传》，《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3期。至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简本的出土，更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晏子春秋》于刘向以前已经存在的事实。故此，司马迁言曾见《晏子春秋》并谓“其书世多有之”（《史记·管晏列传》），是坚实可信的。刘向整理《晏子春秋》的过程，在《晏子书录》中有详细的记载：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刘向广集中、外藏书以及本人和其他大臣的收藏进行校雠，可知当时《晏子春秋》的篇次十分混乱。而且“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说明中、外书的差异也很大，因此刘向唯有取“中外皆有”者作为编校的标准。若以简本作为参照进行比较，或可对刘向的整理工作有进一步的认识。简本共分为十六章，除“仲尼之齐”章章首无圆点外，其余十五章章首皆有黑色圆点标识符号，每章各自起迄，没有篇题，也没有题撰集人姓名。经过整理，简本十六章的内容散见于今本《晏子春秋》八篇之中的十八章，相当于《内篇谏上》第三、九、二十、二十二章，《内篇谏下》第十八章，《内篇问上》第三、十、十七、十八、二十、二十一章，《内篇问下》第二十二、二十三章，《内篇杂上》第二章，《内篇杂下》第四章，《外篇第七》第十九章，《外篇第八》第一、十八章。篇章分合也与今本不尽相同，如，简本第十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上》之第二十、第二十一两章；简本第十一章，今本析为《内篇问下》之第二十二、第二十三两章。简本虽然不一定是一个“节选本”④骈宇骞：《晏子春秋校释·前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3页。，但可以肯定是当时众多的晏子书之一，且已有了一定的篇章组合。值得指出的是，简本仅余十六章，且于各篇的分布并不均匀，说明刘向确曾对包括简本（或与之相类）在内的各种晏子书做过统合编排，而且在章数上也刻意进行划一。内篇六篇分为谏、问、杂三类，每类又分上、下：谏上、下各二十五章，共五十章；问上、下各三十章，共六十章；杂上、下各三十章，共六十章。如此整齐的篇章数，在先秦诸子书中可谓绝无仅有，显然是刘向基于某种考虑而做出的安排。更重要的是，刘向将流传于西汉的晏子书传本重新编排为六篇一百七十章后，又将“有复重，文辞颇异”者分列一篇，“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亦“复以为一篇”，形成外篇二篇，这是与各种晏子书在体例上最大的差异（从简本可知，此部分内容于“旧本”晏子书并未予以区分）。于是，从此出现了分为内、外篇的八篇本，并更名为《晏子》。此时的《晏子》已经不同于包括简本在内的各种先秦西汉“旧本”晏子书，也不同于司马迁所见的本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新本”。
与经书的情况不同，个别先秦诸子之书在汉初虽已有了相对稳定的传本，但刘向整理编定的“新本”一经出现之后，各种“旧本”随之被淘汰殆尽，不复存在。因此，刘向曾经利用若干子书的“旧本”进行重新统合、另编“新本”的模式，便被将散乱无序的一人或一家之作汇编成新书的普遍子书整理模式所掩盖。现今借助出土文献展示的先秦西汉古书真实面貌，得以还原刘向校书工作中的此种模式，显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刘向校本的形成和价值。
三 勒成新书
除了编定一批先秦著作的“新本”外，刘向又利用当时散见的先秦和西汉的材料集成“新书”。所谓“新书”，是指在校书之前虽然已经有了某类文献材料，但刘向重新对其进行编排整理，所编成的“新书”与原有材料之间在体例和性质上有较大的差异，《战国策》的编定可谓典型例子。《战国策书录》对《战国策》编纂的经过以及所利用的材料有详细的说明：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筴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由此可知，在刘向编定《战国策》之前，中书藏有多批内容相近的零散材料。它们有着六种不同的名称，分别是“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还有以“国别”为次的同类材料八篇，内容主要是战国时游士的游说辞令、策谋，游士在学习揣摩时的习作，以及一些前代史事的文字。由于战国游士材料的失传，过往对于中书所藏这批材料的具体情况所知不多，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种有关战国游士的帛书，整理者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些线索。该书抄写在长1.92米，宽24厘米的半幅绢帛上，共存325行，约11000字。抄写字体是由篆变隶过程中的古隶体，文字避高祖刘邦讳而不避惠帝刘盈讳，因此抄写年代应在汉高祖后期或惠帝时（195年前后）。全书共二十七章，每章章首皆有黑色圆点标识符号，每章不提行。根据内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至第十四章，大都是苏秦给燕昭王和齐愍王的书信和游说辞，内容彼此相互关联，体例也相同，自成一个整体；第二部分为第十五章至第十九章，每章结尾都有统计数字，第十九章章末还有这五章的总计字数，显然是有另一个来源，主要内容是战国游说故事的记录；第三部分为第二十章至第二十七章，章末没有总计字数，内容彼此无甚关联，其中也有苏秦的游说辞，但所用的文字与第一部分不同，应该是另一种辑录战国游说故事和纵横家游说言论的作品。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是一部十分重要的战国后期历史材料，尤其是第一部分十四章最可宝贵，足以纠正《史记》有关苏秦事迹的一些记录。此外，第二、三部分的第十五、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四章，除了一些脱误衍倒的文句差异之外，与今本《战国策》中的相应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帛书虽然早在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即已被埋入墓中，很可能连司马迁也没有见过①唐兰：《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载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 战国纵横家书》，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3～153页。，然而与其相类的战国纵横家材料在当时应该尚不乏见，否则司马迁无以采录来作《史记》，中秘也没有可能藏有如此之多且各具书名的作品，所以可据此帛书对中书藏本的情况略作推测。通过帛书与《史记》、《战国策》相同部分的比对，大约可知，中书各本是一批编录游士辞令的零散材料，所重在记言，编次既无一定，记事也没有时间和先后次序。这些材料的来源可能不尽相同，存在一事两传的情况①详参何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59页。，彼此“错乱相糅莒”，甚为混乱重复，又多错讹。在此情况下，刘向既不能像《孙卿书》那样只作文字上的校订，又不能像《晏子春秋》那样重加编次整理，唯有推倒重来，利用这些材料另外编成一种“新书”。
首先，刘向依“国别”体例，把“以时次之”的部分材料加以初步编排；然后再取“不以序者”的其余部分以相增补，编排入“国别”的框架之内。如此，刘向就在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有关战国游士的材料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条理清晰、记载“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的全新史籍②参考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9～118页。，并命名为“战国策”。刘向集合多种材料编成的《战国策》，不只是对战国一代策士活动资料的简单重组，而且有意把此书纳入历史著作的范围，表现出史家的识力。应该承认，从一个方面来说，策士的活动属于“九流十家”中之“纵横家”一派。今见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纵横家类”的著作有《苏子》三十篇、《张子》十篇、《庞暖》二篇、《阙子》一篇等，“共十二家，百七篇”，《兵书略》“兵权谋类”又有“《庞暖》二篇”，皆说明刘向对先秦以及西汉的纵横家著作是十分重视的。然而，刘向着眼于纵横家者“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的历史作用，非常醒目地把《战国策》排列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类”之内，紧接在“国别体”的《新国语》和“记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的《世本》之后，明确地确立了它的史书地位。《隋书·经籍志》建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战国策》被归入“史部”的“杂史类”，新、旧《唐志》因之，《战国策》作为史部著作的地位，历二千年而不变。但由于原有材料的性质关系，自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开始，便有《战国策》究竟归属史部还是子部的争论。③同①，第132～154页。但传统上把《战国策》认定为史书的观点仍占主流，如清代有广泛学术影响的《四库全书总目》，依旧把《战国策》归入史部“杂史类”，并指出“当为史类，更无疑义”。
与《战国策》类似的还有《楚辞》的编集。由于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叙》中明白交代屈原辞“凡二十五篇”，“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因此后人公认《楚辞》一书是由刘向最早辑集的，而王逸只是在刘向本上增加自已所作的《九思》，并对全书施之“章句”，遂成今本《楚辞》，所以《四库全书总目》云：
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初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辨》、《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向所作《九叹》，共楚辞十六篇（卷），是为总集之祖。
然而，作为“总集之祖”的“楚辞”在刘向之前是否存在过？若有，又与刘向所编的《楚辞》在性质上是否有区别？这就牵涉到“楚辞”的流传和早期结集的重要问题。
自从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其辞为众贤所悼患，故传于后”（班固《离骚赞序》），“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说明在屈原死后，其作品诸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等早已在楚地广泛流传，并出现了“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楚辞”作家群。屈原作品的流传虽因秦灭楚而一度受阻，但刘邦以楚人而得天下，加上楚人在反抗秦朝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西汉初年楚文化得到复兴，屈原作品的传习又兴盛起来。汉初思想家、文学家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和《鵩鸟赋》都是追慕屈原、深受屈原作品影响的名作，其中《吊屈原赋》中的语句更有脱化自《离骚》、《怀沙》的明显痕迹。
与此同时及稍后，以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等分封在楚国故地的诸侯王为首，掀起了另一次传习“楚辞”的高潮。《汉书·地理志》云：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父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此段记述揭示出文、景、武三朝传受“楚辞”的两条线索：一是以吴王濞诸士为主，枚乘的《七发》、严夫子①严夫子，即庄忌，因避东汉明帝讳，改“严”为“庄”。的《哀时命》等皆为代表。另外，庄忌子庄助曾荐朱买臣，所以《史记·酷吏列传》谓“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二是淮南王安及其门下之士。刘安精通“楚辞”，到长安时武帝曾“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刘安的《离骚传》早已失传，不过在班固《离骚赞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保留了部份内容。
武帝好文，尤好辞赋，于是“楚辞”得以通过庄助、朱买臣、刘安等人在帝都长安集中起来。司马迁曾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既摘载《渔父》的主要事辞，又录《怀沙》全文，篇末赞语更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证明汉廷藏有不少屈原作品。针对楚辞在汉初的传流情况，近世学者提出刘向只是《楚辞》纂辑者之一，并不是最早的编辑者，认为在汉初曾经有多个不同的“楚辞”辑本。
刘向编《楚辞》和王逸《楚辞章句》在北宋以前的本子皆已不存，流传下来的只有南宋初年的《楚辞补注》。汤炳正据今本《楚辞补注》所引的《楚辞释文》篇次以及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列的篇次与今本《楚辞章句》对勘，推测《楚辞》一书既非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而是经由不同时代、不同人们的逐渐纂辑增补而形成。②详参汤炳正：《〈楚辞〉成书之探索》，载褚斌杰编《屈原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5～496页。此说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但由于没有直接的材料和现存刊本的证明，学界大多对此持保留态度。一般仍从王逸以迄《四库全书总目》的成说，认为今本《楚辞》的最先编辑者应当为刘向。当然，肯定刘向始辑《楚辞》，“并不排斥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所做的工作，也不排斥他以前有过辑本”③褚斌杰：《楚辞要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0页。，其中以刘安或其宾客曾辑有“楚辞”本子的观点，最为部分学者所接受。④详参李大明：《楚辞文献学史论考》，巴蜀书社，1997年，第24～40页。
值得探究的是，刘安所传的屈、宋作品与刘向本之间的关系问题。综合考察《史记》、《汉书》的有关记载以及学者的推论，刘安所传只是屈、宋的部分作品，即使他确有“楚辞”辑本，所载也主要是屈原的作品①汤炳正认为，汉初流传着屈原、宋玉代表作《离骚》、《九辨》的合集本，刘安及其宾客在此基础上增辑了他们收集、认定并进行研读的屈原作品《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合为一编，而且按照先秦以来的惯例，在卷末附以编纂者的拟作《招隐士》。就屈原作品而言，计有《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共二十五篇。也就是汉末刘向校定，并为《七略》、《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屈原赋二十五篇”。此说多为后来学者所从，今姑信之。，因此基本上属于“屈原辞”的“别集”性质。反观今存十七卷本《楚辞章句》，书面标明“汉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刘向集”、“后汉校书郎臣王逸章句”，王逸又在《楚辞章句·离骚后序》中云屈原辞“凡二十五篇”，“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十六卷包括屈原辞七卷二十五篇之外，还增收有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的作品。收录范围扩大的同时，也意味着性质的改变，由收录屈原辞的“别集”转变为选录屈原辞和战国末年到西汉期间追慕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体作品的“总集”。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向十六卷本《楚辞》与刘安辑本就有了性质和体例上的区别，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新书”了。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只有“屈原赋二十五篇”，何以未出现《楚辞》之名。此问题有一个重要的讨论前提，即是否所有刘向的著作或经刘向编集的作品，都必然见著于《七略》（《汉书·艺文志》）。从目前所见的史料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汉书·律历志》记载刘向“作《五纪论》”、《三礼目录》所载的《别录》本《礼》经，《汉书·艺文志》皆无。准此，若《七略》不收《楚辞》，则《汉书·艺文志》自然不见著录。至于《七略》不收《楚辞》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屈原赋二十五篇”就是《楚辞》中的“屈原辞二十五篇”，而《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一般是以个人赋作作为著录单位，为免重复，加上限于体例，故不再著录带有“总集”性质的《楚辞》也是理所当然的，不应藉此否定今本《楚辞》为刘向所编集的历史事实。
结 语
由于刘向在编纂校订工作中方法科学、态度认真，其所整理的“新本”一般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班固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判别东汉流传的东方朔作品时，曾云“凡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就是以刘向校定之本作为标准来判断东方朔作品的真伪。另一方面，自从刘向将众多的先秦西汉典籍编集成书之后，刘向本在东汉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郑玄遍作经注时，《尚书》、《仪礼》用的便是刘向的本子，《三礼目录》又记载刘向本《礼记》的编次。此外，东汉以来传世的先秦并西汉子书，也多为刘向校本，《管子》、《晏子》、《荀子》等自不必说，他如今本《淮南子》是由“刘向校定撰具”，今本《韩非子》的编定者也应该是刘向②参见周勋初：《〈韩非〉的编者──刘向》，见《〈韩非子〉札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3～20页。。至于上面提到的《战国策》、《楚辞》等“新书”，更不在话下。由此可见，细致分析考辨刘向校书时所采用的诸种模式，不仅可深化对校书工作细节的理解，更有助于认识古代图书流传过程中的若干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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