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

　　回到村里，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这里，横亘眼前的是绿树青山，抬头仰望的是蓝天白云。清晨，有百鸟欢唱；夜晚，有繁星满天。院门一关，就远离了尘嚣，仿佛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也只有一个我。不必刻意寻找，大自然就在身边。

　　小院不大，有几间公婆一生栖身守护的瓦房。他们仙逝后，为了不致使小院被“无名枯草”侵入，空留“一股辛酸”，丈夫执意要维修房屋。而我，最是热爱乡村，哪里舍得让曾经充满烟火气的院子零落凋敝？于是，在尽量保留原貌的基础上，对房屋进行了简单修缮，完工后没再理会。今年利用五一假期，做了一些善后整理。

　　劳动节，因劳动而设。整理小院的几日里，我以劳动的形式走近劳动者，体会他们劳动人生的甘苦滋味。

　　一

　　老旧门窗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者，眯缝着双眼，颤颤巍巍地强撑着。油漆已大面积脱落，门框窗格坑坑洼洼，原先的淡蓝色已变成了灰白色。为了装点门面，也为了保护门窗，买几桶油漆，改个头换个面，它们就能继续在光阴中细数人间故事，静观花开花谢。找来几只破碗，买几把刷子，油漆工具就齐备了。油漆最是难缠的主儿，一旦被它粘上，清理起来很费劲。为避免在上漆过程中油漆滴到玻璃上，需要事先用纸把每块玻璃蒙住。这个好办法是一位亲戚的主意，他家的门窗从来都是自己油。

　　大姑姐说，盖正房时公公要把糊纸的窗格全部改成镶玻璃的式样，婆婆不同意。她喜欢窗格糊上白森森的毛边纸的感觉，透气、保暖、柔和、有温度。工匠们听从了婆婆的意见，把窗户顶端的木格保留了下来。每年腊月，婆婆总要把用了一年的发黄的窗户纸撕去，换上新崭崭的毛边纸。完成了这件事，屋子亮堂了，婆婆才觉得像个过年的样子。

　　感谢婆婆的恋旧情怀，减轻了我的工作量。老式门窗的窗格很多，从下往上共三排。一个窗口有十二块玻璃，大小不等。我先用报纸比当好玻璃的长宽，然后裁出与玻璃大小相等的报纸块，用面糊把这些报纸块贴到对应的玻璃上。花了半天时间，我才做完这件事，给三十六块玻璃穿上了一件纸做的防护衣。

　　

　　下午，给门窗上漆。左手端碗，右手执刷，戴着口罩，穿一身旧衣服，平生第一次当起了油漆工。想象中，油漆工这营生也不难，无非就是沾些油漆，拿把刷子刷来刷去，一会儿就刷出一个多彩世界。实际操作起来，并非那么轻松浪漫。我把刷子浸到油漆里，翻来覆去，生怕沾得油漆太少。结果，拿着刷子往门框上一刷，油漆直往下淌，我赶紧拿刷子截住油漆向上刷。只是油漆沾得太多，还是不停地向下流，滴得满世界都是，让我真有些手足无措。多亏那些“报纸衣服”护着，不然那些玻璃可要变成大花脸了。有了第一刷的教训，第二刷就格外小心。再不能把整个刷子浸泡在油漆里了，只用刷子的一个角沾些油漆，小心翼翼地刷，唯恐动作过大，溅得油漆满天飞。这次是避免了油漆四处横流，可是因油漆太少，浓度不够，没有彻底盖住原先的淡蓝色，使得新的白色和旧的淡蓝色融在一处，白中有蓝，蓝中有白，还有木头的本色穿插其间，远远看去，说白不白，说蓝不蓝，说黑不黑。丈夫戏说，好端端的门窗，过了一下你的手，看上去像害了“白癫风”。我只得一遍遍地刷，试图掩盖那些不合群的斑块。

　　原来，看似简单的活儿，要想做得精致美观，也非一日之功。上漆的过程中，要想盖住原有的颜色，油漆就得有一定的厚度，刷子上的油漆就不能太少，但也不能太多，做到恰到好处显得是油漆者的功夫。门窗的棱棱角角，更是如此。要找准刷子的角度，才能把油漆刷到门窗的犄角旮旯里。油完一遍，我站在远处一看，不由望门兴叹。门上的油漆薄厚不一不说，到处是凝固的油漆流滴。不消别人说，自己的眼都过不了。无奈，只得在油漆薄的地方再补刷一番，使整体看起来圆润光滑一些。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门窗上，却没意识到，自己在午后的阳光下已立了两个钟头。

　　早先家里的家具都是请木匠打制，油匠上漆。木匠是匠人自不必说，油匠也是不折不扣的匠人。只做了一次油漆工，我就体会到，没有几年工夫的油漆实践，难成一名技术娴熟的匠人。这期间，有前辈的教训，有经济的压力，有油漆的污染，有失败的教训。成为一名匠人的路上，他们要亲手刷过多少件家具？要在刺鼻的气味中穿行多少个日夜？要弄脏多少件衣服？要承受多少次主家的责难和白眼？他们的身体要扛得住有害气味的侵入，意志要扛得住一次次失败的打击，心理要扛得住繁重劳动带来的焦虑。

　　然而，生存就在那里，家人就在那里，责任就在那里。他们，只有向前的劲头，绝无退后的理由。

　　二

　　谁能想到，一个红色柜子，有腿，有盖，有锁扣，盖子还是百分百的实木，柜体竟然是水泥钢筋。

　　大姑姐说，当年她第一次到婆家相亲，见正房里墩着两只大红柜，暗自惊奇。回来给父母说，男方家有两只大红柜，看来光景也还殷实。当时，村里人家能有大红柜的实在不多。过门以后，一日，她见婆婆从大红柜里取粮食，还纳闷，谁家的大红柜不放衣物却储藏粮食？后来“谜底”终于揭穿，她大呼上当。原来。那两只大红柜是结结实实的水泥柜，根本不是什么这木那木做成的。而我，也是在嫁进婆家二十五年后，才知道柜子原来还可以是水泥的。

　　我倒没有上当的感觉，而是觉得脑洞大开。真像脑筋急转弯，我惊讶于人们的“奇思妙想”，更惊讶于工匠的手艺。如此精致的水泥柜，骗过了初见它的每一个人。我甚至认为，水泥柜应当被作为文物保留。于是，如今村里人早已对此物不屑一顾时，我却想把它们留下来。这是一个时代的见证，也是聪明的人们抵御贫穷的杰作。水泥柜的妙处在于非常适宜存放谷物豆类等粮食。它既干爽又坚硬的特质，避免粮食发霉和硕鼠惦记。不足的是体积过于笨重，移动不便。

　　去年收拾屋子时，两个水泥柜被工人师傅移到房子中央，现在，需要把它们归回原位。如果是木头箱子，只要腾空，两个人抬着，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水泥柜却因体重过大，墩在那里像个巨人，大有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架势。这件事很让人犯愁。要想挪动这两个“巨人”，至少需要有两个壮小伙（四个人最好），用粗绳子把柜子绑住，然后用一根结实的木棒插到绳子里，一边一个人，共同发力，才可能抬起柜子。然而，这壮小伙到哪里找？眼下村里的男劳力年纪最轻的也已六十多了，谁有那么大气力？就算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人家给抬，咱也不敢用，万一有个闪失，又如何交代？我想着，应该找农民建筑队的人，说好价钱，请他们帮忙。可是一打听，这个季节正是农家修房盖屋的黄金时间，农民建筑队的工人整日走村串户，哪有闲工夫？唉，这两个水泥疙瘩真成了“鸡肋”了。有心砸烂吧，往外运送它的“断臂残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同样耗时费力；留着吧，在当地下墩着，碍眼又碍事。丈夫说，等冬天农工们闲的时候再说吧。等到冬天，又把一年过去了。这个夏天，每次回来都得看水泥疙瘩的脸，实是让人闹心。

　　这几日，出来进去，两个水泥疙瘩只往我眼里钻。忙碌间，心里总有一小块地方被堵着。

　　离开村子的前一天下午，我们正收拾东西，隔壁的保贵叔来了。之前丈夫曾向他借了把钳子，他是来取钳子的，有急用。丈夫赶紧站起来递上支烟，并把钳子拿给他。两人站在院子里攀谈着，丈夫向他说起水泥柜的事。保贵叔一听就说，你拿两根结实些的木棒来。丈夫立即找来两根一米来长的木棒，保贵叔接过一根，一手拿着木棒一端，把另一端塞到柜底，准备挪柜子。丈夫急忙说，保贵叔，你指挥就行，我来推。保贵叔是一位古稀老人，个子不高，身体精瘦，说话利落，行动敏捷。但即使这样，丈夫仍担心他在挪柜子时会闪腰岔气。保贵叔蛮有把握地说，这用的是巧劲，又不费力，没事的。说着，指挥着丈夫，两人一起，不一会儿工夫，竟然把两个让人欢喜让人忧的东西齐排排归回了原位。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这个目不识丁的老农民，把杠杆原理用到了极致。我想起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棍子，我就能撬起地球。地球都能被撬起，何况一只水泥柜？

　　保贵叔手上夹着一根烟，指着水泥柜自豪地说，这是我抹的。当时兴这个，现在谁还要这？在当年，对一个农民家庭而言，这也算是一项工程。需要请匠人，需要付工钱，需要管饭。是谁第一个想到这个主意的，不得而知，但保贵叔一定是拥有这个技术的人。他是村里响当当的泥瓦匠，谁家盖屋修房，盘火垒炕，都少不了他。想来，他一定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抹一个水泥柜对他而言，自然是小菜一碟了。

　　手艺人，就是靠手艺养家糊口，也是靠手艺赢得人们的赞许。

　　三

　　刮家的师傅是弟兄俩，这是后来知道的。现在村里用工只说工钱，不管饭，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定。我们联系的刮家师傅执意要我们管饭，理由是天气热，中午跑来跑去的浪费时间，他们也懒得跑。工钱是一平米七块。本是亲戚从中联系的，那位亲戚也委婉表达了此意，我们也就没再说什么。

　　兄弟俩个子都不高。哥哥偏瘦，鹰钩鼻，大眼睛，眼窝深陷，尖下巴，有点像外国人。弟弟敦实，小平头，细长眼，脸庞有些婴儿肥。整个上午，几乎没听到他们说话，一直埋头干活。偶尔，丈夫去看一眼，和他们搭讪两句。正值春夏之交，早晨还有些微凉，太阳光也有些清亮，并不热烈。他们是室内作业，其实不冷不热，刚刚好。午饭时分，丈夫把一张矮方桌摆到院子里的阴凉处，两凉两热四盘菜，肉臊子饸饹。我们特意准备了两个大海碗。受苦人饭量大，又不好三大五碗地吃，所以一大碗饭既有面的量，也有碗数的少，一举两得。他们是客，自然先请他们吃。我们也是一样的饭菜，只是没有一本正经地坐桌子，随捞随吃。丈夫坐在一边陪他们说着话。吃完一大碗，他们又从刚捞出的面里挑了一筷子。我们热情地招呼他们再挑些，他们一再推辞。看样子是真饱了。村里人都实在，不施假。肚子不能讲客气，否则就没力气干活。他们吃罢饭，丈夫过去收拾碗筷。年长的哥哥不仅勤快地帮着收拾，还把盘碗送到厨房，感觉有些过于殷勤。厨房位于正房的里间，到厨房需穿过正房。当时我和大姑姐、姐夫正在正房吃饭。我想，他是想借送碗筷之机看看我们在吃什么吗？其实他有些多虑了，或是我多虑了。他们的四盘菜没怎么动，乡下人就是这样，只要有碗面就行，菜不菜的不打紧。在他们的概念中，吃饭就是吃主食，最好的主食就是面。

　　弟兄俩坐在院子里又抽了一阵子烟，才起身干活。我们吃完饭，还没收拾停当，他们就准备离开了。约好第三天再来。因为第二天来，墙要是没干透，就不能往下进行。所以我们说干脆第三天再来吧，那样保险。

　　他们走后，大姑姐发了一大通牢骚。充其量就大半天的活，早晨早来半小时就赶出来了，何必非拖到下午？分明就是想蹭顿饭。这些人，精明得很。大姑姐总是这样心直口快。

　　我们无语。

　　第三天，只来了一位师傅。据说弟弟又揽下活了。整个上午，师傅蹬上跳下、弯腰曲背地忙活着。到了中午，因只有他一人，就邀他和我们一起吃。上午丈夫特地开车到镇上买了些菜，又割了一斤肉。依旧是肉臊子饸饹，一荤两素三盘菜。一张桌子上吃饭，边吃边聊，这时才知道他们是亲哥儿俩。年长的师傅今年已经六十二了，还如小伙子一般整日在外面打拼，动作利索，干劲十足，饭量也好。师傅依然很少吃菜，倒是吃了两大海碗饸饹。问其为何不吃菜，他说牙口不好，咬不动。

　　闲聊间，知他膝下有两个儿子，都已在山东成家。我好奇，怎么都去山东了？他说，先是哥儿俩在山东打工，然后找了当地的媳妇，就落到那里了。家里只有他老两口，日子也算过得去。我又问，去过山东吗？他答，去过。孩子需要帮忙，就去。又问，儿子什么单位？他说，不太清楚。我说是不是在事业单位？当时我想，也许两个孩子学校毕业留到山东工作了。令我没想到的是，事业单位这个词打破了他内心的平静，他自嘲似的冷笑了几声，重复说着一句话，“不念书，还事业单位？”从他的语气表情可以看出，他对两个不读书的儿子十分不屑，也十分无奈。他内心是希望儿子们能读书考学的，可惜事与愿违，致使他这个父亲既看不起不读书的儿子，也看不起儿子未成才的农民父亲。

　　半下午时分，活计基本结束，丈夫和他商量工钱的事。意外的是，他张口就是一平米八块。我们诧异。之前明明说好一平米七块，怎么平白无故就加了一块？他说，七块是指没有屋顶的房子。我们更诧异，哪个房子没有屋顶？他不再说什么，还按先前说好的算了工钱。这期间，发现西房的两个墙柱需要刮一下，我们便提出这个小要求，他没说啥，也没另加工钱，算是友情赠送。

　　晚上，我恍然大悟对丈夫说，师傅说的没屋顶的房子是存在的。比如过去的老式房子，都要做个幔子（天花板），这幔子是不需要刮的，自然刮这样的房子就不包括屋顶了。丈夫说，有道理。看来，师傅并未强词夺理，只是事先忘记说明这个条件了，只能哑巴吃黄连了。

　　四

　　我的大姑姐和姐夫打小在农村长大，对村里的生活如数家珍。

　　大姑姐说，姐夫最大的爱好就是劈柴。我听了笑得前仰后合，心下觉得这只是大姑姐戏谑丈夫的笑话。大姑姐说，年轻那会儿，家里做饭取暖都离不了柴，姐夫一有空就把废旧的木头劈成柴，一劈就是大半天。大姑姐从没因为缺柴挡了干活的手。柴房里的柴垛子总是保持着一人多高的“身量”，而且齐齐整整地码着，堪称一道风景。

　　西房的门窗（当地人称下架子）年久破败，因不堪房顶的重负，一些框子已扭曲变形。虽说木质门窗最能勾起心中的怀旧情愫，也是我喜欢的风格，但出于安全考虑，只能忍痛更换。拆卸下来的旧门窗，如同暮年老者，拖着枯槁的身体斜倚在东墙下，光景惨淡，令人伤感。于是，它们便成为处理的首选。原本计划把它们扔到垃圾堆里了事，姐夫却说，还是劈了柴好，万一天冷生火时用一下。也就在这时，大姑姐说了那句让我捧腹的话。既然姐夫喜欢劈柴，我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忙活了半天，一定神，无意间瞥见两只洋铁皮水桶里，满满的全是劈柴，不粗不细，不长不短，生炉子引火正合适。我不由一惊，为那两桶“精致”的劈柴，也为姐夫劈柴的速度和“手艺”。看来，大姑姐说的不完全是笑话。

　　落户西安的一位亲戚自小爱吃煎榆叶，即使远在他乡，吃遍山珍海味，最爱的味道还是家乡的煎榆叶。听说大姑姐在村里，三番五次请大姑姐给他捋些榆叶，放到村里的老邻居家，让邻居帮着阴干，等他们夏天回来时再取。虽说“五一”以后的榆叶已不够鲜嫩，对方却执意要，大姑姐不好再推辞。

　　临近黄昏，大姑姐、姐夫和我一起去捋榆叶。听起来轻松且有些许诗意的事，做起来可就有些难了。首先要找到看上去还算嫩的榆叶。榆树不少，嫩榆叶不多。绕着村子转了一圈，好不容易在村的东北头才找到几棵。我两手撑着袋子，他俩左手拽着树枝，右手不停地捋着。不一会儿，大姑姐就说手疼。细思量，农人的手为何粗糙，是因为年长日久劳作的结果。细嫩的皮肤要无数次与粗糙的物体表面摩擦，把自己变粗变厚，才不会被伤。皮肤保护自己的代价，就是失去娇好的容颜。各种植物的汁液侵入到指甲缝和皮肤的纹路里，使得手和指甲缝不是变绿就是变黑。农人的手，丑、粗、拙，像老树根，让人感叹、心疼、哽咽。这是劳动的结果，是艰苦的写照。盘中之餐粒粒皆辛苦，身上之衫针针皆汗水，这不是诗人的联想，根本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休息日，总爱睡个懒觉。夏日的朝阳很勤快，早早就把黑暗撕破，把百鸟唤醒。躺在结实的土炕上，听着此起彼伏忽远忽近的鸟鸣，微闭双眼，静静聆听来自大自然的盛大音乐会，是何等悠然惬意？大姑姐却说，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的时光很宝贵，能出不少活。因此，他们不去享受天籁盛宴，却拿着工具去挖野菜了。

　　也就是前一天捋榆叶的地方，姐夫无意间一低头，看到一大片刚刚长起来的蒲公英，兴奋地指给我们看，并连连说：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看这蒲公英长得多好，都没有开花，正好吃了。因此，一大早，他们就奔那片蒲公英去了。

　　我没去。但他们出来进去的响动，依然惊扰了我的“懒觉”。再无心情躺着了，也便起来，做一些零活。不到七点，他们就满载而归。大姑姐把一张折叠的矮方桌放在院子里，把挖到的野菜一股脑儿倒在桌子上，和姐夫一起开始捡起来。等早饭做好，他们匆匆吃了些，继续拣。一根根野菜都要经过他们的手，拣去枯叶、杂草，除去黑色根须，蒲公英变得更加齐整鲜嫩。面对一大堆野菜，他们不急不慌，摘完一根摘一根，边摘边说着闲话，有时也会调侃两句。大姑姐取笑姐夫的长相就和不起眼的野菜一样，姐夫憨憨一笑，也回敬一句，不起眼也是一辈子。

　　平日里，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辛苦”这个词就出口了。可是众人口里的辛苦，仅是个形容词，只有躬身辛苦，才知其中况味。靠体力劳动讨生活的人们，常常被歧视、冷落、嘲讽，殊不知，他们的智慧、韧性、力量，是纸上谈兵之人永远无法企及的。

　　尊重劳动，要让它成为人们心头的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