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一苇

偷得浮生半日闲

某日午后，终于获得一节可以自我支配的闲暇时光，下发的原定工作已经完成，需办的缠人的家庭琐事也无，连续两月内外交困、水火相煎、左右腾挪的压力忽然消失，好比登山者于峰顶忽见一片广阔碧绿的山间草甸，探险者在漫漫黄沙间偶窥一泓清泉的倩影，游目骋怀间劳顿尽忘，又顿觉时光之珍贵不由得左顾右盼，怀疑有别的觊觎者，生起“偷”的心态来。于是一句古诗电光石火间照亮了我——偷得浮生半日闲。

　　好一个“偷得浮生半日闲”！

　　少时读到此句，感到颇为费解——浮生无限，何需偷得？还是半日？那时的确是人生最富有之时——时间大把地有，整日地耗费在如游戏、恋爱、发呆上，心里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有钱，能买台电脑给自己、买些礼物给喜欢的女同学？被时间萦绕、托举、困扰着，不管怎么样挥霍时间都用不完。“十年一觉扬州梦”，毕业、工作、结婚、育孩……被人生种种如滚雪球般黏住，不敢说浮生无限了，但还不到需偷的地步，一日半日的逍遥时光总是有的，隐约觉得此句的含义了。及至过了而立之年，年轮一圈圈增加，工作压力不断增大，家庭负担随着人口的增加呈几何倍增加，慢慢感觉到几乎没有哪天是属于自己的——工作日属于单位，星期天属于孩子，节假日属于父母，责任是套在成人头上的紧箍咒。浮生无限？不敢说；半日空闲？也没有；偶然得到一节时光呢，那就等于天降机缘，偷着乐吧！而且还要左顾右盼，看是否有“陷阱”，是否身在梦中；甚至还产生了一种犯罪感——这是“偷”来的，并不属于自己，切不可声张……于是，一句“偷得浮生半日闲”应声而出，成为某时之心声。

我想去桂林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英语老师兼音乐老师教了我们一首《我想去桂林》，我只记住了这么两句，当时我想,这真是一首歌词糟透了的歌。可后来的事实是，这首“烂歌”让我记了整整二十年。

　　我至今没有去过桂林，桂林的山水即使从纸上看来也是很美的，但我却深切地懂得了歌词中揭示的人生困境和生活哲思。“桂林”可以替换成任何一样东西，比如理想、爱情和喜好。我安慰自己说，人生难得圆满，不断地失去、不断地获得，不断地成长却也不断变得沉重，一边坚定地向前走却又时不时地向后看，憧憬着美好可当走近美好时又发现它脸上的那颗痣，钱钟书、张爱玲说得透彻——“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娶了红玫瑰……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没谈恋爱的时候，精神空虚得很，羡慕这个那个，觉得恋爱真是一个时尚又美妙的东西，心中的人儿像天上的星星那样遥远，自己却卑微得像一株狗尾巴草；可谈了恋爱，囊中总是羞涩，荷尔蒙分泌旺盛无法自持，又向往着婚姻，觉得结婚简直是一道希望中的彩虹在向淋着雨的青年男女招手；谈婚论嫁中的道道关卡都攻克了，甜蜜的二人世界总该开始了吧，可不经意间一个小生命开始孕育了，人人都称之为爱情的结晶，殊不知这结晶是要用心血和岁月去浇灌的；在娘胎里时，年轻的父母期待着孩子出生，出生了盼望着能爬会坐学走，说话不利索担心，长得不够高担心，生病了牵肠挂肚，想着什么时候能懂人话能自理，有时回过头来看,打光棍也是美好的回忆；孩子上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大学，择校、辅导作业、参加兴趣班、中高考，然后把自己操心过的事再替儿女操劳一遍，老了老了再帮着带带孙子孙女，有的任务未完成已经闭了眼，能享清福的又有几个？中青年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清了房贷，总算有了点积蓄，然而时间金贵得很；年轻的时候有时间没有钱，年老的时候有时间有钱却已无力消受，人生真是如此滑稽而又真实！

　　所以，去“桂林”的方法有二：一是趁年轻的时候攒点资本去，或者凭着一腔热情毅力去，正所谓“穷游”；二是在年老的时候去，珍惜银龄时光，放下一切羁绊和牵挂，适时地潇洒走一回，才不至于让“桂林”徒挂心中，成为永远的痛。

“叔叔”和我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的结尾，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在《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歌声中自杀了，侯亮平说“他可能是被儿歌中的美好唤醒了，人性得到了暂时的复苏”，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尤其觉得富有魔力的，是这首歌带给我的穿越之感。

　　当我还是一名小学生时，经常做捡到一分钱送给老师的事，耳边常常回响起这首儿歌的旋律，“叔叔”——这是一个多么高大而又遥远的词汇，是必须仰视的崇高形象。可忽然有一天，我在单位楼道里遇到一个看起来十几岁的男孩儿，他对我说：

　　“叔叔，你知道某某局在哪里吗？”

　　我瞬间像被一道雷电击中，内心的震撼难以言喻，当然我给他指了路。让我倍感疑惑的是，我和他的差距真有那么大吗？我真的已经成长到“叔叔”的地步了吗？显然地，在我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名未成年人来看待，虽然我当时已经二十多岁。这一声“叔叔”，仿佛是一束从别人的手电筒里照出的光，于不经意间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后来我写了一部名为《十年》的中篇小说，即是受此影响。

　　有一次，随我居住的父亲给我打电话，那天是工作日，上午十点多钟，我立即感觉到事情不寻常，因为我父亲是一个十分自律要强的人，他很少在工作时间打扰我，更不会因一些琐事寻求帮助，可我接通电话后才知道，是一件小事困扰了他，他要坐火车，可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早上去单位前，我一再提议送送他，父亲自信而又倔强地拒绝了，我也没太当回事。当时离火车发车还有一个小时，我当下请了假回到家，看到他急得脸红脖子粗，一脸懊恼神色，要是在平时别人犯了这样的错，他会狗血淋头地训斥好一阵，可当时他却像犯了错的孩子一样一声不吭，甚至不敢面对我质询的眼光。翻箱倒柜一顿好找，无望之时父亲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掏出来一看，正是身份证，他尴尬地笑笑，满是歉意，从前染得乌黑的头发而今凌乱得像经霜的秋草。我第一次没有对家人大发脾气，有四个字如一缕萧瑟的秋风吹过心头，吹走了我所有的愤怒——父亲老了；我回想起二十多年前的父亲，也才四十多岁，现在父亲是真老了；我继而想起他给我讲过的、母亲给我讲过的他的故事，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岁月不饶人，父亲老了，谁又该挑起生活的担子？当然是我。我没有发脾气，是觉得作为一个没能承担起应尽责任的儿子，我没有发脾气的权利，而只有体恤和安慰的义务。

　　我的母亲身体一直很好，不仅别人这样说，她也这样觉得。前些年一场脑梗击中了她，在电话里，她第一次没有抢着说“儿子，不用回来了”，也许她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接到姐姐的电话后，我忍着变调的声音请了假，并坚持把手头的一个报告写完，坐着动车连夜回了老家。母亲没有我想象中的脆弱，依然能说能笑，只是身体被固定在病床上，而以往，不管是谁来医院，她总是在病床前服侍忙个不停的那个——她给亲人做心理疏导，以种种名言、生活哲理教他们树立信心，忙着按摩、翻身、买饭、喂饭、辅助方便，嘴里念叨个不停，不留情面的数落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降临到病患身上，她总是一个发条上得紧紧的闹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停的那一天。即使这样，出院时间一到，她也急着要出院，要晾晒谷物啦、菜地浇水啦、蒸馒头啦，她永远把她的活儿当作天大的事，可身体总是不如之前，之前她不觉得累，现在母亲知道要适时休息。我知道，母亲终于不是超人了，她变回了普通人，那我呢，也得从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变而成真真正正的男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