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

　　父亲开了一辈子车，母亲只坐过三次，且坐一回哭一场，每次都被父亲斥责，骂她是块“车膏药”。

　　我家在农村，二姨家在市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去二姨家，要到火车站坐火车。我家距火车站有八里路。这八里路，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农村人走八里路，从不犯憷。但是母亲背着一些农副产品，一手拎着个大包，另一只手再拽着四岁的我，起个大早，徒步走八里路去火车站，确有些吃力。她担心我太小，走不了那么远。于是她和父亲商量，坐他的车去火车站行不行。父亲一听这话，心里便不太高兴。也许是考虑到我年幼体弱，他在舌根后面重重地“嗯”了一声，算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父亲十六岁学驾驶，开的是村里的大拖拉机。那时，全村就这一辆车，也只有他一个司机。村里有个大事小情特别是远道的活儿，都得由他出车去办。村支书、大队长去公社开会要他出车；村里有急症病人要去县城的医院，这车就是当时的救护车；农忙时，从庄稼地里往出拉棒子、拉麦子、拉庄稼的秸秆，父亲和车出的是头把力；收完了秋，该耕地了，卸去后面的车斗子，装上犁杖，村里三千亩庄稼地，就全指着它了。那时应该没有疲劳驾驶这样的说法，因为一到秋收时节，我总是一连好几天都看不到父亲的影子。

　　有一天半夜，我想父亲哭醒了，叫喊着要找爸爸。母亲对我说：“你把耳朵贴在窗户纸上，静静地听！”

　　我止住哭声，走到火炕的一头，把耳朵贴在窗子上。“听什么呀？什么也听不到！”

　　“你没有听到嗒嗒嗒的声儿吗？那是你爸正开着拖拉机在田里耕地呢！”

　　我又把耳朵紧紧地贴在窗户纸上，细心地听。这次我果真听到了拖拉机的嗒嗒声，在寂静的夏夜里，清脆地回响，仿若天籁之音。

　　农村人走亲戚一般都是在过年之前，只有收了秋，乡下人的收成，才有出门串亲戚的底气。在一九七九年的数九隆冬的早上，那时的大拖拉机还没有一键启动的功能。要想把一辆拖拉机鼓捣着了，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我和母亲预计乘坐早上八点那班火车。父亲早上不到五点就去了大队部“着车”。到了之后，他得先去井台打两桶水，倒在大柴油桶锯成的槽状锅里。然后，他再将锅下的柴草淋些黑乎乎的废机油。晨风凛冽，几十次擦燃火柴，进行引火，那柴草上的废机油才渐渐冒了一丝烟气，继而生出了火光。烧开水是为了给拖拉机的水箱灌水，水箱热了，发动机才能热身，里面大大小小啮合着的僵化齿轮才能解冻、继而才能转动。拖拉机点火起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采用“摇把”。但在冬天季候，机油凝结、齿轮僵抱在一起，摇把是摇不动的；另外一种就是用“车鞭”。车鞭是一条一米多长的棉绳，绳一头有木制手柄，另一头挽一个绳疙瘩。使用时将棉绳一圈圈紧紧地缠绕在发动机前面的一个轮槽里，然后，紧握手柄，将全身的力量汇聚在臂膀，瞬间发力，抽动鞭绳，发动机便可以嗒，嗒嗒，嗒嗒嗒……一声紧似一声的咳嗽之后，恢复到本应正常的喘息速度和频率，它那根朝向天空的粗烟囱冒出的烟气，把烟帽吹得一颤一颤时，拖拉机才算“着车”成功。

　　母亲手提肩背着看望二姨的乡村级礼物，还拉扯着我，抄小路，跨沟越坎，来到村子大队部时，已经是早上七点钟了。父亲见我们来了，二话没有说，一只手臂把我横夹在腋下，另一只手高高举起薅住手门把手，脚一蹬踏板，敏捷地一闪身就钻进了车楼子。母亲手里提着东西，蹒跚着走到拖拉机的另一侧，看着高高的车楼，不知道该怎样进入。父亲是一个急脾气，坐在驾驶位上就望见母亲在车外犹豫，他便从车里面向外一推，将车门敞开，母亲才发现可以攀爬的拉手，她先把礼品托举到车楼里面，然后自己又爬上来，把车门锁好，父亲才挂挡、松离合，猛地踩了油门，拖拉机便由呻吟地哮喘变成了撕心裂肺地大声鸣叫，之后，突突突地驶出了大队部。

　　大拖拉机的铁车楼子里没有空调、暖气，玻璃的密封性很差，钻出来的风就像薄薄地刀片……母亲和我都是平生第一次坐拖拉机，刀削面皮的感觉也是头一遭体会。去火车站的路途虽近，但时间有些紧张，父亲把车子开得飞快，五脏六腑被颠簸得翻江倒海一般，车还没有开出四里地，一股股酸水便从腹腔的各个缝隙里涌了出来，一下下地撞击我的嗓子眼，我难受得直翻白眼儿。

　　“妈，我，我想吐。”我不敢张大嘴，潜意识里很克制地使劲憋着，从牙缝里向外挤着并不完整的话。

　　这时，我看到母亲一边用手捂着我的嘴巴，另外一只手也不断地揉捏着自己的太阳穴。她的脸色发白，嘴唇无一点血色。

　　

　　“快停车！”突然间，母亲喊了一声。

　　父亲听到母亲的叫喊，猛地踩下刹车，大拖拉机又窜出二三十米后才停下。我和母亲在副驾驶上惯性地向前一拥，险些撞到挡风玻璃上。母亲推开车门，抱着我飞快地跳下车楼子，我们已经控制不住眩晕的头和上涌的食物，喉咙一鼓，嘴便大大张开，呕吐物飞喷而出……

　　在路边上蹲了好久，肚子里已经空无一物，脑瓜仁也不那么疼了。我和母亲宛若大病初愈，浑身上下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父亲搀扶着母亲站起来，一手抱着我。

　　母亲以为父亲要扶她重新上车，便双手高高举起去拉车门把手。

　　“走两步得啦！”父亲此时又急又气，有些不耐烦地大声嚷嚷着：“一会儿再晕车？起大早，赶晚集，再折腾一回，今天就别去了！”

　　“离车站还有多远？”母亲虚弱地问：“我心里翻腾得厉害，脑袋晕得要死，浑身都没劲了，真的走不动了！”

　　“真是块车膏药！上车，走！”

　　于是，我们又再次上了拖拉机。父亲轻轻地给着油，慢慢地开，拖拉机突突地缓缓行驶。到车站后不到三分钟，一辆绿皮火车便从远方呼啸而来。

　　母亲哭着爬下了拖拉机，说，“要不是怕孩子冻着，谁愿意当你这车膏药？下次再请我，我都不坐了。”

　　我当时不懂事，只以为妈妈说的是心里话，便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不当车膏药了，太难受！”

　　车膏药，是一个贬义词，带有讥讽之意。形容爱坐车的人，就像膏药一样，只要粘在车上，就扯不下来。父亲说母亲是块车膏药，虽然没有太多的贬损之意，但他从心里也是十分不情愿家人乘坐他开的车。

　　父亲有五十五年驾龄，开着车到过中国绝大部分省份和自治区，在同龄人里，也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没有太多的文化素养，从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他为人处世不耍滑、不藏奸，不存坏心眼儿，说直理儿、认死理儿，不贪小便宜，行事做物宁可自己受瘪，也不愿脸皮受热。可他言谈粗鲁，舌根笨拙，说话呛直不入人耳，着急时还爱骂人。

　　父亲是个大嗓门，正常说话也像吵架一般。那一次去火车站，他之所以极不情愿送我和母亲，主要是觉得拖拉机是大队部的，是公家的，开公家的车送自己的妻儿，是假公济私，占了公家的便宜。这有悖于他的处世哲学与价值观。但是，他又是一个粗糙的人，哪里说得出高深的理论呀，哪里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说话？只能将自己的一些不情愿，夹杂在自我复杂的人生哲理之中，用庄稼人儿最朴实的话责骂我的母亲是“车膏药”。“车膏药”一词多关，三个字包涵了太多难以释怀的农人情愫。

　　自从那一次母亲被父亲屈说成“车膏药”之后，她便从心里较着劲，再不坐父亲开的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村里成立了一个建筑队，买了一辆解放牌汽车，父亲便成了开“大解放”的不二人选。但大解放是汽车，和拖拉机不是一回事。那时父亲已有近二十年的拖拉机驾龄，但也需要学习汽车驾照，重新“考本儿”才能上路。学“本儿”为期一年，考交规、考机械常识、考内路外路……一切全都合格了，发一个“白本”。“白本”是俗称，实为红色的本皮，意为已是一名实习驾驶员。领了白本之后在每个月的月末一天，都要到乡里的安委会，参加一期交通安全知识培训。每期培训结束，工作人员在红皮的“白本”上盖一个戳子，“白本”上什么时候盖够了十二枚红戳印，便可验本了。验本是一个程式化的工作，说来像个绕口令，即：将红本皮的“白本”换成黑本皮的“红本”。拿到俗称的“红本”了就算是一名正式驾驶员。

　　在父亲还是一名红本皮的“白本”驾驶员时，有一天夜里，四岁的弟弟肚子疼，在床上来回地打滚，不停地叫喊，额头的汗水把枕巾都洇湿了。八十年代的农村，医疗条件不好。就在一年前，村中李家沟的一小孩儿——柱儿，因误食了一种俗名“尖子草”的草根儿，当时乡里的卫生所也没有遇到这种病情，劝柱儿的爸妈赶快带孩子去县城医院救治。那时乡里到县城没有公交车，卫生所也没有画着红十字的救护车。于是柱儿的爸找到村书记，村书记当机立断，便派村里的大拖拉机赶紧拉柱儿去县城医院。父亲开着大拖拉机，摇摇晃晃地跑在路上很有气势，但速度并不真快。柱儿的爸妈横抱着柱儿坐在拖拉机的车斗子里，路途还没有走过一半，柱儿便口吐白沫儿、蹬腿儿了……

　　因为不知道弟弟到底得了什么病，他一个劲地在床上折腾，父亲害怕耽搁了时间，贻误了病情。他让母亲赶紧给弟弟穿衣服，带齐钱物等随身用品，到大路边等着，他去队部开车，然后一起去县医院。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是早上五点多钟。太阳还没有升起，但轻霭伴着晨曦已经驱走了黑暗和一夜的恐惧。

　　弟弟的病情，很简单。医生一番紧张检查之后，便从容地从耳朵上摘下了听诊器，只说了两个字——

　　“撑的。”

　　这个诊断结果出人意料，又令人啼笑皆非。

　　那一年是一九八四年。农村刚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分到了田地自己种庄稼。“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手里面有了余粮，白白的大馒头可劲吃，白皮烙饼嚼在嘴里都能吃出麦子的香味。

　　弟弟年幼，贪吃无度，不知饥饱。那时，父亲在建筑队开车，母亲在村里的砖瓦厂上班。没有人知道这一天中他吃了多少食物，奶奶家饭橱里的饺子少一大盘，爷爷给他切了一个西瓜、两个甜瓜，大伯家的二姐还给了他一大把动物饼干，我家的烙饼没了一张、黄瓜少了两条……

　　“你就不知道管孩子！都快把他撑死了！”从医院回来的半路上，父亲一边开着车，一边生气地埋怨着母亲。

　　“我也在砖厂上班。谁知道他吃了这么多东西呀！”妈妈说。

　　这时，弟弟的肚子已经不疼了，折腾了一夜，食物应该消化得差不多了。

　　“妈，我饿了！我想吃包子！”弟弟不谙事态，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求。

　　“就知道吃，你是猪啊！”父亲气呼呼地说。

　　“猪饿了，也得吃饭呀！”弟弟小声地说着，他并没有看到父亲的满脸怒色，也许他并不明白这一夜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距离村子还有四五里路时，天已经大亮，父亲突然停下了车。他说他不回家了，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走着回去，他要拐弯直接去接他师傅，（那时候“白本儿”的驾驶员出车，要有师傅随车同行，否则属于违章驾驶。师傅随车时间为12 个月，以安委会盖满12个红印戳为准。）然后去砂石厂拉石料去。

　　“还这么远呢，孩子这么小，你给我们送回去，也耽误不了多少工夫。”母亲说。

　　“真是块车膏药！”父亲生气地说：“我这还是‘白本儿’呢，师傅没随车，天亮了，现在路上车多人也多，不安全。”

　　“儿子，下车！咱俩走着回去！不借他这光，不当车膏药！”母亲抹着眼泪说，抱着弟弟下了父亲的大解放车。

　　“让他走两步路，也消化消化！”父亲撂下这么一句话，调转车头，便开走了。

　　母亲一手拉扯着嘴里喊饿的二儿子，一手抹着泪，沿着马路边往家走。

　　大约走了一二百米远时，突然有一辆汽车停在了母亲的身边。母亲一看原来是乡政府的绿吉普。吉普车驾驶员小郑也是我们村人，和我家隔着一条老河沟。他是当兵时学的开车，复员后被安排在乡政府给乡长开车。那时，全乡只有这一辆“小车”，只要绿吉普跑在路上，司机不会有第二个人，肯定就是沟东小郑。

　　“嫂子，您这么早去哪儿呀？”

　　“小郑呀，我带儿子去医院来着。看完了病，回家。”

　　“嫂子，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这还好几里路呢！”小郑说着，跳下车，绕到驾驶室的另一侧，打开车门，请我母亲和弟弟上车。

　　“不行不行，该耽误你事儿了。”

　　“没事的，嫂子，上车吧，我开车送你们回去，用不了几分钟，您要是领着孩子走到家，起码也得半个小时。况且，我小侄子还生着病！”

　　不容分说，小郑把我母亲和我弟弟推促着上了车。母亲坐在副驾驶上，揽着我弟，再也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嫂子，怎么了？我小侄子得什么病了？”小郑不解地问。

　　“没有。”母亲抹了把眼泪，控制好了自己的情绪，扯着谎说：“你那么忙，还麻烦你送我们。我这不成了车膏药了吗？”

　　“你带孩子看病，坐一次汽车就成了车膏药，那我天天坐着车跑这儿跑那儿的，我不成了大块的车膏药了吗！哈哈……”突然间，一个话语声从吉普车的后排座传来。

　　母亲被吓了一跳，赶紧回头观看。原来乡长正坐在后排座位上说话。她顿时惊慌失措，怎么也没有想到乡长会在车上。“乡长……您——”母亲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孩子生病是天大的事！我不要紧的，耽误不了几分钟。”乡长话语朴实、厚道，笑容可掬。

　　母亲颔首语塞，又落泪了。然而，在她那泉涌一般的泪水之中，一部分定是感动，另一部分应该是对父亲的怨恨吧。

　　母亲第二次坐吉普车，是一九九三年她和父亲一起去表姐家。吉普车是父亲所在公司新置办的，橄榄绿的车身，防雨布的软棚顶，硬朗的“骨骼线”，看上去别提多顺眼了。父亲开得也特别爱惜，只要一有空就擦车。

　　那天，父亲开着吉普车，母亲如同乡长一样坐在车的后排座位上。表姐家距离我家不远，住在大石河东岸的一个叫墩台的小村里。墩台是新规划的村庄，红砖房整齐排列，房与房之间形成的小胡同，三四米宽，只能容一车出入。父亲把车慢慢倒进表姐家的胡同。车子刚停稳，还未来得及下车，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背着一筐柴火，从车侧缓步走过。柴火参差不齐用一根细绳拢着，有几根秫秸秆略长，正好剐在吉普车的车身上，随着老太太步履蹒跚地移动，秫秸杆与车身发出了细小的吱吱声。

　　这吱吱声，真的很细小。小到只有爱车的人，才能听得到。

　　父亲嘿嘿嘿地大喊了好几声，示意老太太别再走了，赶快停下。可是那老太太就好像丝毫没有听到。母亲也从车窗向外探出头，叫老太太停步。可是那老太太不理睬也不回头，背着柴火继续向前走。

　　一辆车的长度只有几米，父亲打开车门下车拦住老太太时，她已经错过车身好几丈远了。

　　“没听见呀，叫你停下？”父亲此时已经怒发冲冠了，用手指着车身上的白道道儿，向老太嚷嚷：“你看看，你把这车剐的？”

　　“啊？什么？”老太太微笑着，指着自己耳朵，说：“我这儿不好使，听不真。”

　　父亲把老太太拉到车身侧面，给她指了指筐里的柴火，又指了指橄榄色车身上从头到尾的几条白道道儿，他又气又恼地说：“你给剐的。”

　　经父亲这么一说，老太太好像明白了。她弯着腰，把头探到距离车身大约一拃远的距离，瞄了一眼那白道道儿，笑了。“多大点儿事呀！就这么一道小白印儿，不碍事，不碍事的！”老太太若无其事地说着，表情还有些漫不经心和不以为然。她突然向车身上吐了一口唾沫，紧接着用四个竹技一样的手指攥着袖口，开始用自己的衣袖擦那条白道道儿……

　　“得得得！”父亲一把拉住那个老太太，气急败坏地说：“赶紧走你的吧，别给我这儿添乱了……”

　　“这么一个小白印儿至于的吗？”老太太见父亲一脸愠色，也很生气，认为父亲有些吹毛求疵，小题大做，嘴里便嘟嘟囔囔开始唠叨开了：“你小时候没背着你爹在大河里洗过澡呀，洗过澡用指甲在身上一挠，谁都有白道儿，赶明儿自个就没了……”

　　父亲心情极其烦乱，已经无意再和那个聋老太太辩解，因为他说什么她也听不见，她也根本不理解这车身的白道道儿，与在大河里游泳后抓挠时留在身上的白道儿的本质区别。他看也不看那个老太太，只是很不耐烦地撩扬了两下手腕儿，示意她赶紧走，别再烦他了。

　　就在这时，父亲突然看到车窗里的母亲。母亲坐在车里，还没有下来，正透过车窗朝外观看。其实，这事的整个过程用文字描写，感觉时间很长，实际也就是几分钟。

　　“你还不下车？你还想坐到哪儿呀？还想让我把车开到院子里去吗？”父亲把对聋老太太无法发散的怒火，一股脑儿地都倾泻给了母亲。

　　“我也不知到没到呀？”母亲辩解地说：“谁知道你还向不向胡同里面开呀？”

　　“车膏药！”

　　“你才是车膏药呢！是你偏要开到胡同里来的。”母亲说。

　　“把车放在胡同口，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着，剐了蹭了怎么办？”父亲大声吼骂：“简直就是猪脑子！”

　　“你不猪脑子？现在你也看见了，你也听见了，也剐了，也蹭了，也没见你怎么办呀？我车膏药，你不是车膏药？你倒是下车了，也没见那个老太太听你的话，也没见她给你修车啊？”

　　父亲望了一眼走远的聋老太太，皱了一下眉头，简直无奈极了。

　　父亲今年七十一了，还在开车，一辈子没有从事过第二职业。五十五年驾龄，五十五年安全驾驶无事故。他六十岁那年，从原单位退休回家。原以为他退了休，轻闲了，也能像其他老年人似的，天天提笼架鸟，遛遛公园，颐养天年。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他开了一辈子车，突然没车开了，家里家外，走出走进，嘴里虽然什么都不说，可一切郁闷烦躁都挂在了脸上。母亲劝他报个老年观光团，出去旅旅游，玩玩走走。他一脸不高兴地说：我开了一辈子车，哪儿没去过呀？犯得上和他们一起瞎转吗？后来，母亲听说村里的园林队正在招工，没有年龄限制，也没有重体力活，身体健康就行，养养花，种种草，浇浇水，也累不着，还能舒活一下筋骨。她便把这消息和父亲说了。父亲有些犹豫，想了想，虽然不是很称心，但是人多毕竟也可以多些聊谈的机会。于是他便到园林队去报名。

　　接近中午时分，父亲骑着自行车回到家，自退休以来，第一次嗓门出奇的敞亮：“我回来啦！”

　　“报上了嘛？”母亲问，又自言自语地说：“甭问！看你这个劲头，肯定是被录用了！”

　　“嘿嘿！”父亲笑着说：“不但录用了，而且，你猜猜让我干什么活儿？”

　　“种花？”

　　“不对，让我开水车！哈哈哈！”父亲兴高采烈地说：“园林队有一辆新买的大水车，一直没有人会开。我一去报名，因为我是老司机，又有驾照，对工资又没要求，你猜怎么着——当下队长就拍板，那辆大水车归我开了。哈哈……我又有车开喽！”

　　“瞧把你美的，平时还总说我，我看你才是一块名副其实的车膏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