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永

　　大年初一早晨，我在自家公众号《谚云》上，晒出一篇除夕夜赶写的小文《谈理想——新年试笔》。一位朋友当即发来一个表扬帖：像牛一样勤奋啊！

　　用牛来褒奖我的，还有我的母亲。母亲常说，你就像你姥爷一样，是个老黄牛，回的时候驮一驮子，走的时候驮一驮子，几十年驮来驮去，你就是个老黄牛。“驮一驮子”的前一个“驮”字是动词，读如驼；后一个“驮”字是名词，读如垛，指驮载的货物。母亲说的是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左手拖一个行李箱，右手提一个大铁桶，给父母的大家带回一些时鲜瓜果以及衣物和日用品，返程的时候再给自己的小家带走一些姐姐哥哥送的红豆、绿豆、白菜、苦菜、西红柿和土鸡蛋等。特别是父亲去世后这些年，我几乎每月抽出一个周六日回一次老家（疫情期间例外），来回往返，负重而行，的确如母亲所说的像老黄牛一样驮来驮去。母亲是心疼我受苦受累。辛苦自然辛苦，但我从来不认为这是受苦，反而觉得是一种甜蜜而快乐的“苦役”，有一种甘心付出后的幸福感。即如《诗经·邶风·谷风》所说的那样：“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俗话常说：“读书种田，早起迟眠。”还说：“书要苦读，田要细作。”说得真好。刻苦读书，辛苦种田，勤勉工作，同样需要具有一种忍辱负重、吃苦耐劳的老黄牛精神。

　　首先要“肯吃苦”。我叫它“自找苦吃”。我跟女儿电话讨论为什么“自找苦吃”？女儿说，老子讲“大道甚夷，而民好径”，吃苦就是“大道”，吃苦就是好好读书，好好工作，不走捷径，不去“抖机灵”。其实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回报。但是有些人就是不肯吃这个苦、受这个累，整日泡在网上打游戏、下象棋，有的连上班时间都在刷屏、追剧、“葛优躺”；更有甚者投机取巧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撺掇是非，试图踩倒他人显出自己“木秀于林”，而且还期盼着在工作、学习和科研等方面收获满满硕果丰盈，老想着无因结果不劳而获，这怎么可能呢？女儿还给我讲了一个她特别喜欢的英文单词painstaking，由pains和taking构成，pains是疼痛、痛苦的意思，taking是取得、收获的意思，整个单词painstaking是艰苦卓绝之意，也就是说，成功是用痛苦换来的，相当于我们常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确，成功是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的。那些怕吃苦的人，其一生就因为一个“怕”字而吃尽了苦头。所以吃苦之难就难在一个“肯”字上，正如《尚书·说命中》所言“非知之艰，惟行之艰；非行之难，终之斯难”。而“自找苦吃”的人，则是在自觉地寻找成功之路，至少也是在走上一条向善向上向好的攀登之路。

　　其次是“会吃苦”。我叫它“苦中作乐”。我曾在《北京日报》工作过短暂的一段时间，每天上午十来点钟到照排车间做版的时候，都能看到当时的《北京晚报》总编辑坐在电脑前，一条一条为当天的晚报新闻做标题，天天如此。作为总编辑每天到车间做标题，是不是“苦中作乐”呢？我看是的。你看他身后围着一大圈儿编辑记者，七嘴八舌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坐在那里“择其善者而从之”，老总和编辑记者打成一片，其风也和煦，其乐也融融。后来我在某报社先后做过几个部门的主任和子报的副总编辑，经常到照排室跟编辑一起做版改标题，我也知道在个别人眼里，这是“越俎代庖”“自讨苦吃”的“苦差事”，但我能亲身体会到当年《北京晚报》那位老总的满足和快乐。当然，吃苦的目的不是为吃苦而吃苦，吃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第一，吃苦是为了长本事。俗话说：“艺高一寸千磨难。”还说：“要人说个好，一世苦到老。”你想好，你想强，你想比别人更优秀，你就得比别人多吃苦，多付出，多承受打击和压力。我跟编辑部的同事们聊天时说过，以前在国际关系用语中经常讲“软实力”和“硬实力”，后来又有人提出“巧实力”。其实，所谓“巧实力”就是“笨功夫”。不管写文章还是做版面，不下足“笨功夫”，是不可能做精做好的。《中庸》讲得很到位：“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如此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第二，吃苦是为了磨炼意志品质。俗话说：“力是压大的，胆是吓大的。”这些我都有切身之经历。生在农村，十一二岁即开始挑水浇园，从担着半桶水、多半桶水到整桶水的过渡期，用不了一两年时间。此所谓“力是压大的”。作为十几岁的孩子利用假期割草打柴，一个人赶上天阴下雨归途蹉跎走夜路，田地里的庄稼叶子沙沙作响，令人毛骨悚然；猛不丁在冷风嗖嗖中“秃尸怪”（猫头鹰）一声怪叫，或者什么野兽长声嚎叫，你真会魂飞魄散！但是慢慢你就会习惯，你就能坦然地面对。这叫作“胆是吓大的”。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所谓“动心忍性”，就是无论心灵经受怎样的煎熬，也要把苦吃下去，咽进肚里，铭刻心底；所谓“曾益其所不能”，则是表明连苦都能吃得下去，那还有什么受不了的！换言之，吃遍苦头者的能量大了去了。人常说，精品工序多。吃大苦受大难，是对人生最好的教训和锤炼，苦难是人生最高级的导师。我所说的“会吃苦”，即指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沿着自己规划的方向和目标行进的时候，免不了要吃苦受难。不过，他们心里都明白，喜欢做的事就不觉得苦，也不觉得累。古人云：“朝斯夕斯，乐此不疲。”俗话也说：“苦中得乐是真乐。”一个人吃他想吃的苦、爱吃的苦，不就是在“寻欢作乐”吗？

　　最后是“苦后甜”。我叫它“苦尽甘来”。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人上人”的滋味究竟是怎样的？我等不得而知。不过，至少在我看来，在追求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人们之所以甘愿吃得“苦中苦”，大多数人倒未必是非要做什么“人上人”吧，更多的则是想实现自身的价值乃至远大的理想抱负。所以我更喜欢另一句俗谚：“吃尽苦中苦，才知甜中甜。”在所有哲学范畴之“关系”中，我以为“因果关系”是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有果必有因，有因方有果。其实，吃苦就是在“种因”。南宋祝穆《方舆胜览》因记述一个“磨针溪”的地名，而顺笔记下一则有关唐代大诗人李白少年时期刻苦读书的传说：“磨针溪，在眉州象耳山下。世传李太白读书山中，未成，弃去。过小溪，逢老媪方磨铁杵。问之，曰：‘欲作针。’太白感其意，还卒业。媪自言姓武。今溪旁有武氏岩。”这大概就是俗话所说的“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较早出处吧？没有青灯古卷埋头苦读的小李白，哪来光芒万丈流芳百世的李太白？我们今天读《李白全集》，每每感叹太白不仅才华盖世，学问也同样大了去了。就连近期最热门的有关“三星堆”的考古文章，也少不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之类“大有学问”的太白诗句。李白去世六年后出生的唐代大文豪韩愈大加称颂“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即是对“苦尽甘来”的太白之最高褒扬。也许有人会说，“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吃苦的价值和意义，正在于“苦尽甘来”。什么才叫“苦后甜”？“千淘万漉虽辛苦”“少年辛苦终生事”“采得百花成蜜后”“富贵必从勤苦得”……便是“苦尽甘来”的“苦后甜”。我们大可不必讳言“富贵”。连大圣人孔夫子都说：“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易经·系辞上》也说：“崇高莫大于富贵。”人生最大的“苦后甜”，无非是求富贵而得成功。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用唐代大诗人刘禹锡的话来概括，叫作“世上功名兼将相，人间声价是文章”。可见，占据《左传》所谓“人生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之一者，即为“人生赢家”。刘禹锡本来是同好友白居易一起欢送当朝宰相令狐楚赴洛阳时作此诗的，他所说的“功名将相”“声价文章”，原意是想承欢令狐相公。然而，如果世上没有刘禹锡等文士们的“声价文章”，后世又有几人知道作为“人上人”的令狐相公呢？而且，“声价文章”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不仅“甜”及自身，还会无穷无尽地泽被后世。诸如上述“采得百花成蜜后”的李白、韩愈、刘禹锡等人的诗文，穿越千年而放射出来的不仅是辉煌灿烂的文学之光，更是彪炳人类历史的文明之光！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给后人留下颇有影响的两句名言——“难得糊涂”和“吃亏是福。”不过，“糊涂”和“吃亏”多包含着模糊性被动性的精明与含忍。所以俗话常说，“让人不傻，吃亏是福”；还说，“吃一分亏，受无量福”。但是“吃苦是福”却与之不同，它是真切地认识到“吃苦”是“播种福田”的必由之路，所以有志有识者才会自觉而主动地像老黄牛那样去艰苦奋斗。因为他们晓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受一番冰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这种“吃苦是福”的精神境界，不仅有理想有作为的个人和家庭应当具备，而且有梦想有前途的民族和国家亦当具有。

　　当我在除夕和春节写文章的时候，女儿也在某高等研究院的实验室里“搬砖”。她在“等样”间隙跟我通话，说从前只在《历史》课本上读到“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并没有太多具象化的认识。而这些年从读博留学的实验室到现在工作的实验室里，在所有节假日期间，加班干活的全是中国人（和个别的某国人）。女儿对我说，做科研讲究投入和产出，我想在其他方面也是的，我们中国人这么吃苦，这么投入，当然会有丰厚的产出，所以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是必然的。我说，是啊，俗话常说“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并说“吃不了苦，享不了福”，还说“吃得一时苦，换来万年福”。中华传统文化中本身就蕴含着“苦中有福”的朴素哲学和文化基因，这是五千年中华民族“勤劳、勇敢、智慧”的文化遗产和文明结晶。

吹与贪——读《罴说》与《蝜蝂传》有感

韩退之与柳子厚，皆为唐代文坛领袖，亦是千古文章巨擘。南宋文人罗大经博览群书，对先秦、两汉、六朝乃至唐宋文章，多有精妙见解。他在《鹤林玉露》中评价韩柳文章时说，“韩如美玉，柳如精金”，这似乎是“无差别”地称赞，都是极品高文。又说，“韩如静女，柳如名姝”，一个是小家碧玉，一个是高第名媛，这就有点的“倾向性”了。接着又说，“韩如德骥，柳如天马”，德骥才高德懋，境界高远，然而循规蹈矩；天马飒沓行空，独往独来，潇洒不受拘羁——这就明显“选边站”了。苏东坡对于韩柳文章亦有所偏爱，一边盛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一边于晚年贬谪海外时，又遴选陶（渊明）柳（宗元）二集随身，格外垂青。我个人私下亦以为，退之名高，子厚文好，相较之下，柳文更加清奇、洒脱、凌厉、深邃、幽默、细腻，有情致，有韵味，有针砭，有风骨。尤其是他的杂文，千年之后读来，皆可对应于今日之世相众生，犹自历历然如在目前。

　　柳公杂文多精短而有深味。譬如《罴说》，全文仅用130个字，就把平时不肯修炼内功，只倚仗外部势力、利用欺诈手段讨生活，最终原形毕露害死自己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剖析阐说得淋漓尽致。《罴说》开头即排出一个动物世界“食物链”：“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也就是说，貙能吃掉鹿，虎又能吃掉貙，而罴又能干掉虎。貙，读作chū，《尔雅·释兽》曰“貙似狸”，是一种形状似狸而又大如狗的野兽。罴，读作pí，《诗经·大雅·韩奕》即有“赤豹黄罴”，罴俗称人熊，憨猛有力能拔树，老虎在它面前也只是“小菜一碟”。楚地南部有一位猎者，能用竹管吹出各种各样野兽的声音，而且惟妙惟肖，足以乱真。他准备猎杀鹿，就吹鹿的叫声——鹿是一种仁兽，发现食物后呼朋引伴一起共享，所以《诗经·小雅·鹿鸣》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鹿听到同伴呼唤跑过来了，貙也循声跟踪而来；猎者害怕貙，便赶紧吹起虎的啸声，意欲吓跑貙，没想到真招来了虎；貙跑了，虎来了，猎者更加害怕了，于是急忙吹起罴的叫声；虎听到罴的叫声逃跑了，而罴听到同伴的呼叫却赶来了，看见缩成一团的猎者，撕巴撕巴便吃掉了。所以柳公在文末感叹道：“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

　　但我读罢此文却有些另外的想法。首先，是这篇文章为什么要叫《罴说》呢？“鹿畏貙，貙畏虎，虎畏罴”，貙也讲到了，虎也谈到了，罴也说到了，为什么单单叫《罴说》呢？该文的主人公无疑是猎者，猎者的典型行为则是“吹”，就算是罴站在“食物链”的顶端，标题也应该叫《吹罴》或《吹罴说》吧，而文章圣手柳公却将它命名为《罴说》，想必自有其深层原因，只是浅陋如我者不得其解而已。

　　其次，是这篇文章的思想内涵和哲学意蕴，远远超乎柳公解读的“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比如，那位猎者的初始目标是猎物——鹿，但吹出鹿的鸣声，不仅引来了鹿，同时也招来貙，接连又招来了虎，招来了罴，招来杀身之祸。《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讲过：“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猎者原本是为谋私利而搞出一个小问题，可是为了解决或曰掩盖这个小问题，从而制造了一系列中问题，直至积攒成一个致命的大问题，才导致其走向根本性毁灭覆亡。这不仅是一个关乎道德、心术与智商的人性问题，似乎还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是一个关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再比如，你我都并不陌生的“某些人”，常常借助一张能吹会谝的利口，利用信息不对称，侥幸彼此不对质，私下里游说张三倒李四，离间王五攻赵六，摇唇鼓舌搬弄是非毁人不倦地“瞎吹吹”，然而令其万万没想到的是，张三、李四、王五、赵六都有可能转变成《罴说》中的鹿、貙、虎、罴，于是乎“某些人”最终把自己彻底地“吹瞎”了！本来处心积虑擘画着自身渔利的同时，还可以因利乘便挖坑陷人借刀杀人的“某些人”，却未料到事态发展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结果是三寸舌害了七尺身，到头来被套路被戏耍被揭露被耻笑被推进坑里像罴一样“捽搏挽裂而食之”的却是乖觉伶俐的阁下本尊！这就是《易经·夬卦》所谓“扬于王庭，孚号有厉”；这也是俗话常说的“害人开始，害己告终”；这更像是《红楼梦》里“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凤之人生大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由《罴说》所引发出来的无尽遐思，又何止柳公所谓“不善内而恃外者”所能完全涵盖包蕴得了的？这就是传世之经典文章的“溢出效应”所在吧。

　　《蝜蝂传》是柳公的另一篇经典杂文。蝜蝂，读作fùbǎn，是一种善于驮东西的小虫。这种虫颇受“拿来主义”思想支配，它天然具有一种见东西就抓取的本领，并把所有能“拿来”的东西全都搞到背上驮着，一边负重前行，一边到处抓取。由于抓取太多、驮负太重，把腿脚都压瘸了，以至于趴在地上动弹不得。有人可怜它，帮其把背上的东西扒拉下来一些。但它一旦能动弹，便故态复萌，又开始奉行“拿来主义”四处抓取；其天性又喜欢往高处爬，终于筋疲力尽登高跌重摔死了。所以柳公总结道，“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乃至于有的被“货”压倒了，有的被免职搂掉了，有的被彻查处理了，但他们一旦有机会东山再起，依旧每天构想着“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并未记取之前的惨痛教训。故柳公鄙夷哂笑这类人物：“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每一次赏读柳公《蝜蝂传》，我都会闭目沉思好一会儿，体会文意，低回流连，叹惋再三，击壶成缺也！小虫蝜蝂的悲剧在于，一是“嗜取”，二是“不知戒”。村下有一句老话常说，“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那是一种狗性或曰动物性；蝜蝂改不了“嗜取”的本性，那是一种虫性或曰生物性；而人作为“万物之灵长”，则不应当“嗜取”成性欲壑难填，更不应该在“拿来”的道路上滑下去而“不知戒”，不收手，不收敛，不作死，不罢休。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嗜取”者不“知足”，“不知戒”者不“知止”，岂可“不辱”“不殆”“长久”乎？生物界之“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的小虫蝜蝂，不正是人类社会历史上“贪取滋甚”者最典型的生物标本吗？有学者考据称，《尔雅·释虫》里的“傅，负版”，就是柳文中的蝜蝂。但也有考据者说，生物界压根儿就没有蝜蝂这种小虫，是柳宗元虚构创作出来的。其实，经典作品的思想力，艺术创作的生命力，本来就包蕴在“虚有其事”的真实性中。换言之，艺术性的虚构，乃更高层次的真实。试想，“嗜取”的蝜蝂，不就是《诗经·大雅·桑柔》中的“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吗？“不知戒”的蝜蝂，不正是俗话所说的“前车倒了千千万，后车倒了亦如然”的屡教不改重蹈覆辙者吗？就算《蝜蝂传》是一篇虚构的寓言吧，如果你用柳公笔下的蝜蝂之行径，比照现实世界“其形魁然大者也”“而智则小虫也”者所在多有，就完全可以理解，仅只短短167字的《蝜蝂传》，缘何能成为一篇传世经典妙文！

　　而且，柳公的《罴说》与《蝜蝂传》同样宣示，“嗜取”而“不知戒”，乃人欲之万丈深渊。英国谚语说得好，私欲填满半个地狱。虽然不敢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是如果能够“知戒”“知止”及时止损回头是岸，《罴说》中的猎者是不至于玩掉小命的。他原本上山时是带着“弓矢罂火”的，完全可以对付比狗略大一点的貙，安全撤退应当是不成问题的。然而，正如柳公在《全义县复北门记》中所说的“愚莫大于恡且诬”。“恡”即“吝”也。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贪婪悭吝更兼捏造谎言欺诈成性。孔子曰：“小人行险以徼幸。”又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天纵之圣与冥顽不化的愚人，是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前者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不必改，后者混淆是非怙恶不悛不肯改。猎者侥幸以为凭借其拿手“吹技”，吹虎啸而驱走貙，结果却是吹虎啸而招来罴，铤而走险一条黑道上走到死！套用一句柳公的名言，愚莫大于三桩事——“不知戒”“不知止”“不能移”。

　　英国著名传记作家、批评家李顿·斯特雷奇说：“经典永远是现代文学。”柳公的《罴说》和《蝜蝂传》，今天读来同样具有阅读鲁迅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经典杂文之价值和意义。所谓经典永流传，指的就是杰出的经典作品——特别是优秀古典文学作品，不仅具备恒久的经典性与历史意义，同时也具有深刻的现代性与现实意义。

一驴一马的教训

“唐宋八大家”这个概念，是明代文人提出来的。就朝代远近而言，无疑是宋代更挨近明代一些，近水楼台先得月，朝代越近其影响力越大，故八大家中，唐取二家，宋占六家。但是，越往后越淘洗均衡，八大家中常被提到的多是韩柳欧苏，唐宋各二，平分秋色。唐代韩柳，双峰并峙，都是“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八大家中之宋代文豪苏轼对唐代文豪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八代”，指东汉以来的三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朝、北朝、隋朝直至唐代。的确，韩文公乃千古文章“大手笔”，重振先秦、两汉之雄文风骨，写出《原道》《师说》《进学解》《杂说》等一系列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的傥论宏文。而柳河东亦是巨笔如椽“多面手”，其政论有《封建论》《刑断论》，其传记有《段太尉逸事状》《种树郭橐驼传》，其预言有《三戒》《蝜蝂传》，更有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经典性意义的山水游记“永州八记”，等等。

　　然而，如果让我从韩柳二公之大文中，只能各自选出一篇“自己最喜欢的文章”，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两篇短章，即韩愈的《马说》和柳宗元的《黔之驴》。尽管它们形制短小，教益却无比深刻。

　　先说柳柳州的《黔之驴》吧，全文只有160字。大意是说，黔本无驴，有人用船运来一头驴放在山中。“山中之王”老虎没见过这种庞然大物，以为是“神”，就潜藏在林间悄悄观察。某日，驴放开喉咙抒情地大叫一声，惊得老虎撒腿就跑，可是吓坏了虎虎！但是时间长了观察下来，老虎发现驴也并没有什么特高超的武艺，便渐渐地靠近它，挑逗它，终于“荡倚冲冒”惹怒了驴！你知道驴子是有脾气的——它憋足吃奶的劲儿向老虎奋力踢出一蹄子！一蹶子踢醒梦中虎——哈哈，就这点本事？老虎于是大喜过望，咬死那驴，啖尽其肉，就差再添一句虎语：“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真香啊！”

　　柳宗元对黔之驴的结论是：“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柳公以为驴的优势在于“装”，既有形体之伟岸（形之庞也类有德），又有声音之嘹亮（声之宏也类有能），似这般“德能兼备”之庞然大物，只要沉住气，“装”下去，“装”的时间越长，门面越壮，气场越大，老虎就越不敢靠近，驴就越能够撑下去——或曰苟且下去，或曰“继续伟大”下去。所以柳公的潜台词是，驴子一定要保持定力，不动声色，不出其技，“装”，“装”着，一直“装”下去。

　　其实，柳公说的是反语，此乃作文之精要所在。他当然知道驴子最终是撑不下去的。老虎固然有过短暂的“疑畏”，但“疑畏”之后是行动，是“稍近”，是“益狎”，是“荡倚冲冒”。驴子眼看着老虎已在蹭它的腿，不出其技，腿便没了。当然，亮出其技，命就没了。这虽然是一个悖论，但结论却是相同的。俗话说，踮着脚尖站不长。《韩非子·内储说上》有一则仅44字的短文：“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处士请为王吹竽，宣王说之，廪食以数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听之，处士逃。”这则“滥竽充数”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群竽合奏，廪食数百；一一听之，处士在逃。可见，滥竽只能充数一时，不可以冒充一世。“装”，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或者说，瞒和骗，不可能永远蒙混过关。对于没有真才实学而混世的“装家”而言，三十六计走为上，是其最好出路。齐湣王时代的南郭先生，见势不妙，逃之夭夭，要比“装大充能”的黔之驴结果好得多。

　　再说韩文公之《马说》，全文亦仅151字。《马说》的全部意义尽在开头两句话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随后之阐释的重心亦大致有两点，一是“千里马”是需要“伯乐”去发现的，否则“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二是“千里马”是需要特殊待遇的，否则“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当然是韩文公站在爱才惜才、爱重“千里马”的立场上发表的申论。不过，《马说》强调的都是“千里马”发现、培养和成长的外部因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发展的根据。所以换一个角度设问，“千里马”自身是怎样成长和发展的呢？或者说，“千里马”在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每一次读韩文公《马说》，都会使我联想到同为八大家中的宋代文豪欧阳修之《卖油翁》。这篇名文亦只有短短148字。引述如下：

　　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

　　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此与庄生所谓解牛斫轮者何异？

　　每一次读《卖油翁》，我关注的重点并不在卖油翁，而在于陈康肃公。陈尧咨是阆中郡（今四川南充市）人。历官右正言、知制诰、起居舍人、以龙图阁直学士知永兴军、陕西缘边安抚使、以尚书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武信军节度使、知天雄军，卒谥“康肃”，故世称康肃公。陈尧咨人生最为光辉灿烂的“亮点”，是一千二百年前考取那一个庚子年的进士第一——即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庚子科状元。他的大哥陈尧叟为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状元。兄弟同为状元，自然是倍受世人称颂。陈尧咨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且其射技亦超乎群伦，曾以铜钱为的，一箭穿孔而过！可见，这位陈康肃公绝对称得上是一匹杠杠的“千里马”！

　　不过，欧阳文忠公在《卖油翁》起首便开宗明义：“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自矜”一词，切中肯綮。有史料记述，陈尧咨善射箭，号称“百发百中”，世以为神，他也常常自称为“小由基”。因而，当卖油翁观看他射箭时，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便轻轻地点点头，心里暗暗称道“还行”。而这位陈康肃公却以为卖油翁点头点得不够重、钦佩钦得不够深，居然心中老大不高兴地连连质问，“吾射不亦精乎？”“尔安敢轻吾射！”大人物的小家之气溢于言表。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就有点格局太小，有点“作”了。

　　俗话说得好，行行出状元。这位卖油翁也是卖油行当里的“油状元”。你看他不慌不忙地展示自己的绝技，透过一枚铜钱的钱孔，把油倒进葫芦里，而钱孔边上并没沾到一滴油星。然后，他气定神闲地说：“我亦无他，惟手熟尔。”言下之意，射箭射个十中八九，也没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手熟而已。如果把这两位“状元”放在天平的两端称一称，孰轻孰重，不言自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周公是孔子毕生顶礼膜拜的圣人，岂是“千里马”所能比拟的！然而，即使是“才美”如周公那样的大圣，一旦“骄且吝”，在孔子看来，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提了。而陈尧咨这匹“千里马”却有些过分“自矜”，犯了一个“骄”字；跟一位卖油翁又斤斤计较，格局狭小，又犯了一个“吝”字，其余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史书称“尧咨性刚戾，数被挫，忽忽不自乐”，也是陈康肃公这匹“千里马”内心太强劲而又褊狭之必然结局吧。

　　我的好友某君不止一次跟我讲过，“千里马”多毁于“骄且吝”，毁于“自矜”且“作”，有的是“作”，有的是“狂”，更多情形是既“作”且“狂”，影响其成长为真正的“千里马”。尽管有些“千里马”的确能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但在其他方面却“不足以千里称也”。他剖析并总结了一起共过事的十几匹“千里马”的“三个十年怪圈”——大多是前十年刚走上工作岗位，默默无闻甚而有点自卑；再过十年崭露头角做出点成绩，又颇有些自负，就有点“狂”且“作”了；直到最后十年才明白如何踏实工作、怎样与同事和谐相处，然而惜乎晚矣，很快便“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更有甚者，不仅“骄且吝”，而且“狂”且“作”，甚至折腾来折腾去最终生生地把自己折腾“折了”，“千里马失蹄撵不上拐骡子”，亦不足稀奇。对于这些“才美不外见”的“千里马”来说，是多么地遗憾而悲哀啊！

　　这也正是柳柳州的《黔之驴》和韩文公的《马说》，乃至于欧阳文忠公的《卖油翁》以及韩非子的《滥竽充数》，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有本事的不要“狂”，没本事的不要“装”。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枭便鸱枭般叫”。老老实实以真面目示人，既不拿腔作调虚张声势打肿脸充胖子，更无须摇头晃脑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