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世界也已是狂飙的世界了。”这是上世纪从欧洲回国后，高长虹在《狂飙的再来》中写到的。上个世纪之交，正是中华民族苦苦探寻转型变革之路，实现民族复兴的蜕变之时。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先发国家正在瓜分世界。古老的中华从文明的巅峰跌落，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这巨大的逆转中努力、奋斗。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如何才能重新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许，从高长虹那一代人的努力中可以看到民族奋进历程的一个缩影。
生平与创作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这是一个被历史永远铭记的年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美西战争爆发。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的衰落成为必然。新兴的美国逐渐主导世界。在东方，中国先后被迫与俄罗斯、美国、英国等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中国出现了适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教育机构。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具有时代意义的戊戌变法。但仅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中国的变革维新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在历史的长途中苦苦求索。这一年，许多在中国变革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出世。包括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张太雷等革命家，以及在文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郑振铎、许广平等。新的变革力量正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生成。高长虹，亦于这一特别的年份出生在太行山深处的山西盂县清城镇西沟村。他的家族应该条件不错。按照廖久明的研究，“祖上家业殷实”，但“其时已每况愈下，日趋破落”。后来，高长虹的妻子需要到地里做农活才能维持生计。这实际上并不是高长虹一家的境况。诸如鲁迅，也曾感慨从小康落入困顿。他们家庭的境遇也可以一窥当时中国社会的某种状况。
高长虹聪慧过人，好学博闻。五岁即熟读《木兰歌》，十二岁读《红楼梦》，并知道了“生存竞争，天演公例”。《天演论》是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启蒙著作，鲁迅兄弟亦受其影响很大。在高长虹的童年，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因八国联军到盂县烧杀抢掠而逃难，因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剪掉自己的辫子。包办婚姻，无法抗拒却又不得不接受。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到太原读书。因反对阎锡山劝进袁世凯复辟帝制，作《提灯行》（佚）以讽刺，致中断学业。随即到北京大学旁听求学。后因家境困窘回乡办学，开始发表作品。1922 年，高长虹再次来到太原，在山西省立图书馆任书记员，与石评梅的父亲石鼎丞石铭先生同室办公，受到他的赏识与影响，并结识了石评梅、张稼夫等进步青年。
一般而言，认为狂飙社成立于1924 年。但据廖久明考证，早在1923年10月左右，高长虹就在太原与高沐鸿、籍雨农、段复生等成立了“狂飙社”，并于次年9月开始出版《狂飙》月刊，仅出三期即夭折。1924 年9 月底，高长虹来到北京，开始了他改造社会、变革文学与思想革命的生涯。在京期间，他曾把《狂飙》送郁达夫、孙伏园、周作人等，受到郁达夫的肯定。同时，得到前辈乡谊景梅九的支持，在《国风日报》副刊出版《狂飙》周刊。其时亦创办了《世界语周刊》。至12月，拜访鲁迅先生，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并应鲁迅之邀，参与创办《莽原》周刊。后与向培良、高歌等创办《狂飙》不定期刊。1926年创办《弦上》周刊，亦为狂飙社刊物。这年4 月至上海开展狂飙运动，并在上海创办《狂飙》周刊，由光华书局出版。后光华书局出版《狂飙汇刊》，收集了上海《狂飙》周刊1—13期的作品。1927年，与柯仲平等九人自筹资金创办《世界》周刊，为狂飙社刊物。1928年8月，上海、北京的狂飙出版部正式成立。同时，创办《长虹周刊》。狂飙演剧部也在上海成立。1929 年1 月，《狂飙运动》月刊出版。1930 年，赴日本，欲考察马克思主义与行为科学、经济学。狂飙社也正式停止活动。次年，往欧洲。于1932 年至柏林，其间曾到瑞士。1933 年至巴黎。1934 年至荷兰，编印《救国周报》。后返巴黎创办《中国人民报》，负责旅法救国会工作，并加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为宣传部成员。其间曾至荷兰、瑞士、伦敦等地。在欧期间，行无定踪，居无定所，仍积极参加支持祖国抗战的活动。据董大中考证，高长虹一度曾参加法国共产党。
1938 年返国。先到香港，后经广州、长沙至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0 月，随“文协”至重庆。1941 年4 月，离开重庆，只身徒步赴延安。先至西安，后至秋林，终于11月到达延安，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做驻会作家。1943年至鲁艺美术系。抗战胜利后，欲至美国考察经济，后希望到东北开发金矿。1946 年，到达晋绥边区兴县，执意要去东北解放区开采金矿，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终于10 月到达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后随东北局迁往沈阳，住东北局宣传部招待所，享受高级干部待遇。1954 年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享年57岁。
高长虹开展狂飙运动，一直坚持创办各种刊物。先后计有太原《狂飙》月刊；北京《狂飙》周刊、《狂飙》不定期刊，以及《弦上》周刊；上海《狂飙》周刊、《狂飙汇刊》《狂飙运动》月刊。此外，还创办《世界语周刊》《世界》《长虹周刊》，参与编辑了《莽原》周刊等。在欧期间，曾在荷兰创办“救国会”，并编印《救国周报》。在巴黎创办《中国人民报》。回国后，曾在重庆主编《大江日报》副刊《街头》。
高长虹的创作起点较高。他一发表作品就是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小说月报》。这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一生创作字数无法得到确切统计。但由董大中先生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高长虹全集》四卷共收入文字约180 万左右。此外，还有大量散佚作品。综合董大中、廖久明等人的研究，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著作共18种。
1925 年3 月，高长虹的第一部作品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收集了在太原及到北京之后的诗歌作品，为《狂飙小丛书》的一种，由北京平民艺术团出版。“平民艺术团”是狂飙社成立时在《狂飙》月刊上标注的编辑机构。高长虹到北京后，在《国风日报》出版《狂飙》周刊，亦标注“平民艺术团”。由此可以看出这本书是狂飙社自己出版的。
1925 年9 月，高长虹的第二本集子《闪光》出版，为诗集，是高长虹以狂飙社的名义自费出版的。1926 年6 月，作为鲁迅编辑的《乌合丛书》第四种，高长虹第三种作品《心的探险》出版，是一部汇集了剧本、散文、论文与诗歌的作品集。该作为鲁迅所选，是高长虹的代表作。从太原至北京期间，共有三种作品出版。
高长虹的第四种作品《光与热》，是一部诗、文、剧的合集，作为《狂飙丛书》第一种于1927 年2 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9 月，第五种作品，即诗集《给——》作为《狂飙丛书》的一种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1928 年1 月，诗集《献给自然的女儿》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为其第六种作品。该年2 月，第七种作品，也是诗文集《时代的先驱》，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于同年10 月再版。4 月，被标为“书信体小说”的《春天的人们》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并于次年1 月再版。这是高长虹的第八种作品。其第九种作品是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的《曙》，于该年4 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小说”，但实际是高长虹写给自己的儿子高曙的信，是一种书信体散文。至6 月，高长虹的小说集《实生活》作为《狂飙出版物》由上海现代书局印行，为其第十种作品。7月，高长虹第十一种作品，也是他最具影响的论文集《走到出版界》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并于次年3 月再版。10 月，其第十二种作品小说集《青白》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北平狂飙出版部出版。12月，其第十三种作品小说集《游离》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并于次年9月再版。同月，其第十四种作品《从荒岛到莽原》作为《狂飙丛书》之一种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但这并不是一部新创作的作品，而是由过去已出版的《心的探险》与《精神与爱的女神》合编而成。这时，《精神与爱的女神》被改名为《精神与爱的憧憬》。1928年是高长虹创作上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先后出版了9 部作品。其中有8部是新创作的。这还不包括其他没有收录，发表在各地报刊的作品。
1929 年7 月，高长虹的《草书纪年》作为《儿童丛刊》由上海狂飙出版部出版。这是一部寓言童话集，被翻译为俄语、日语与世界语多种文字，是高长虹作品中被翻译语种最多的作品。在1928 年10 月至11 月间，高长虹还创作了小说《神仙世界》，在《长虹周刊》连载。至1929 年，由上海狂飙出版部出版。这两部作品可视为他的第十五与第十六种作品。1938 年，高长虹回国，辗转至重庆。这一年，高长虹以“长虹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政论集《政治的新生》，其中也收有诗歌等非政论性作品。这是他的第十七种著作。从书名来看，初回国的高长虹对重庆充满了希望，以“新生”为其书名。但是很快他就发现了重庆的腐败混乱，由希望变为失望。约三年后于1941 年离开重庆，终至延安，约至1945年底往东北。在延安大约有四年时间。1946 年往东北途中，经张家口，曾与康濯等相见。夏天时，其最后一种作品诗集《延安集》由和平野营出版，应是高长虹第十八种作品。目前能够找到原作的高长虹著作共以上十八种。
不过这些作品并不是高长虹的全部。他的很多作品因种种原因散佚，还难以找到。据董大中先生等考证，高长虹可以成书的著作还有这样一些。其中，长篇小说有四种：
一是《家庭之下》，曾有部分在上海《狂飙周刊》连载，但写完没有不得而知。据高长虹所言，是在1926 年开始创作的。二是《中国》，为作者在欧洲时创作。据载，他每写完一章，即有人翻译成英、德、意、西四国文字。该作呼吁正义与牺牲一起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但现在还没有找到当时发表这部作品的报刊。这应该是高长虹比较重要的小说。除以上两种外，高长虹应该还有两部长篇小说。一为《红心》。高长虹多次谈到要发表这部作品，预计要写二百多万字。但据董大中研究，被收入《青白》之中的同名小说只写出数千字。亦有人说高长虹在日本期间已创作了七十多万字，但已散落。另一部为《从民间来》，也是高长虹多次提及的小说，但不知作者是否创作，或已失散。
除小说之外，高长虹还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其中散佚的有这样几部。首先是《小剧场》。据《长虹周刊》第一期所载《本刊编者的著作》介绍，其中有一种为《小剧场》。但这本书目前还没有发现，也不知道其中所收作品是什么。但据此介绍，高长虹应出版过一部剧本集。在《高长虹全集》中，编者在此书名下收录了三种已知的剧本，按发表先后为《上海之夜》《白蛇》《火》。其次，据董大中先生考证，高长虹散佚的剧本还有几种。一是《苦人们》，是高长虹根据雨果的长篇小说《孤星泪》改编的。现在没有发现这部作品，且作者是否改编完成也存在疑问。二是《当兵去》，曾于1930 年演出，剧本今未见。三是《上海的除夕》，高长虹曾说该剧要在除夕夜演出，但没有办到。这三部剧作与上面提到的三部是不同的，是不是被收录到《小剧场》中也难以说清。
高长虹后期的创作多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哲学等，大大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从已经完成，或进行了大量创作但未完成的角度来看，还有许多。据董大中先生考证，现在能够知道的有以下几种。一是《时代的姿势》，在上海《狂飙》周刊第一期中有《狂飙出版物略目》，注明其中的第八种为该作，内容为批评。但今未找到此书。二是《爱的天使》《一个青年的创造》《别了，中国！》三种。其中，董大中认为《爱的天使》就是《给——》。《一个青年的创造》应该是关于上海的一部著作。而《别了，中国！》似与之后的《留别中国》相近或为同一本书。三是《梦与预言》《到乐园去》《留别中国》三种。《梦与预言》是关于思想、文艺与人生的记录。《到乐园去》是“恋爱书简”。《留别中国》是诗歌、批评及其他。高长虹在上海期间决定要出国考察，发表了数篇《留别中国》的长诗。应该在这本著作中收录了这些诗作，并增加了其他一些作品。四是《经济学批评》。1926 年上海《狂飙》周刊介绍狂飙社出版物略目中有对此作的介绍，并注明“尚未付印”。之后是否付印，或书稿在什么地方均不知。五是《行动，科学与艺术》，为学术专著。上部讨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下部讨论国防政策。该作为作者在瑞士与德国旅行期间创作，有德语及英语翻译，但未出版。六是《为什么我们的抗战还未胜利？》，为政论著作。1941年抗日战争中期，高长虹对国民党之腐败混乱进行批判，但未出版。七是《什么是法西斯蒂？》，政论著作。为高长虹在延安时期所作，亦未出版。八是《中文文法大辞典》，为在东北时期所编。高长虹认为自己年龄大了，不能深入生活了。他感到中国文法有许多不足之处，希望能够为中国编制一部科学的新文法。但很可能没有完成。除这些著作之外，高长虹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在各类报刊发表。这些作品没有结集出版。凡能够找到并确认的，均已收录至《高长虹全集》中。大致而言，可以列为散佚之作的著作，仍有长篇小说四部，戏剧三部，诗歌文论等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约七部，学术著作四部，字典（未完成）一部。共约十九部。
狂飙社、狂飙运动及其文化现象
今天我们讨论高长虹，主要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的。但高长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或者作家。从他个人的志向来看，更是一个社会活动家、行动者。与一般的学者、作家不同，高长虹不仅强调行动，而且身体力行。从某种意义讲，文学只是他生命的一种偶然，是他行动的一种表现、手段。他在1939年《中国文化的行动成分》一文中指出，文化是行动中的一种，是在实际行动的条件之下产生的。他认为文化和行动在根本上不可分离。在历数中外文化与行动的历史现象后，他希望文化人能够更多地将自己的文化付诸行动之中，而不仅仅是脱离行动的空谈。高长虹的一生正是这种行动的文化之印证。他在幼年求学期间，就在辛亥革命后剪掉辫子。这对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学生来说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勇气。考入省立一中，积极参加反对阎锡山“劝进”复辟帝制的行动，被迫退学。回乡之后，联络同道创办新式女子小学校。高长虹从不放过各种机会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高蹈凌厉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说干就干不管不顾的社会活动家。他觉得应该做的事就立刻去做，从不瞻前顾后、考虑利益。但也正因此，往往事不周全，半途而废。高长虹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具有突出的韧性。他认定的事是不管别人的想法、看法的，也不管是否具备条件。即使遇到挫折甚至失败，也要做到底。这是他的性格所致。据廖久明研究，1923 年，在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做事的高长虹与高沐鸿等人成立了狂飙社，但至1924年9月才出版《狂飙》月刊。很多人也以此作为狂飙社成立的时间。实际上他们当时成立的是“平民艺术团”。“狂飙”只是平民艺术团所办刊物的名称。这是山西最早的新文化月刊之一。可高长虹却在9月底便跑到北京。这似乎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为。他一到北京就着手狂飙运动，且成效颇丰。这也从一个方面看出高长虹是一个雷厉风行，有很强的“行动”能力的人。
到北京之后，高长虹首先结识联络了当时在北京比较重要的文化界人士。如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孙伏园，以及张稼夫、阎宗临、郑效洵等。后来又结识了许钦文、荆有麟、向培良、章衣萍、许广平、尚钺、柯仲平、李小峰、韦素园、黄鹏基等。这为他之后的“行动”打下了良好的人际基础。他一旦来到新文化运动的重镇，就进入了最核心的地带。
其次是借助乡谊创办刊物。在辛亥老人、山西同乡景梅九的帮助下，高长虹开始在景负责的《国风日报》副刊出版《狂飙》周刊。在太原的《狂飙》月刊停刊之后，开创了一个新的阵地。同时他还创办了《世界语周刊》。这是高长虹至京后最早创办的报纸。《狂飙》周刊在17 期后停刊。高长虹便筹备《狂飙》月刊，后决定出版《狂飙》不定期刊。1925年，高长虹还与常燕生、张友渔、侯外庐等在北京创办《山西周报》，由常燕生主编。至1926年2月，又创办了狂飙刊物《弦上》周刊，至8月停刊。同时，高长虹还协助鲁迅创办编辑《莽原》周刊，后改为半月刊，成为“奔走最力者”，受到鲁迅的肯定。鲁迅对高长虹极为信任，委托编辑重任，资助钱款路费，帮助编选作品。其间，高长虹还支持高歌、向培良等在河南开封创办《豫报副刊》，为特约撰稿人之一。
再次是高长虹的创作也出现了新气象。不仅在以上刊物，以及《京报副刊》《语丝》等发表文章，而且出版了《精神与爱的女神》《闪光》。特别是鲁迅为他亲自遴选篇目，设计封面，校对文稿，列入自己主编的《乌合丛书第四种》的《心的探险》成为高长虹的代表作。该著于1926 年6 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其广告评价曰：“长虹的作品，文字是短峭的，含义是精刻的，精神是对于现社会的反抗。”在北京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长虹做了大量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6 年4 月，高长虹与郑效洵相偕赴上海开展狂飙运动。10月，上海《狂飙》周刊创刊，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至次年初停刊。虽一直想复刊，但未果，后出版《狂飙汇刊》。1927 年底，高长虹与柯仲平、张申府、高沐鸿、鲁彦周、周曙山等九人自筹资金创办《世界周刊》，次年一月出版。1928 年10月，创办个人刊物《长虹周刊》。1929年，《狂飙运动》月刊出版。在上年的《长虹周刊》第1期中刊有该刊广告，言“《狂飙运动》月刊是狂飙运动的机关报，由狂飙编辑所六人分类编辑。”这其中包括数学与物理、生理与心理、经济与教育，还有诗歌、小说、演剧。从体制来看，这一时期的狂飙运动似更“正规”，有了系统的组织。从月刊所刊内容来看，虽然文学部分占一半，但仍然涉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许多方面。可见《狂飙运动》月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刊物。这一点非常符合高长虹“行动”的思想。但是该刊大概只出了三期。此外，据董大中考证，他们还在天津办有副刊《前线上》。
在上海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是出版图书。其中以《狂飙丛书》成就为最。在1928 年8 月中旬，狂飙出版部正式成立，且分别在上海与北京设有工作地址。可见这一时期，狂飙运动并不仅在上海开展。实际上，到上海后，高长虹曾往返于北京、上海、太原及苏州、镇江、泰安、济南、西北等地。还在杭州养病，住了数月。同时他不断地寻找资金，写信给狂飙同仁，希望他们到上海参加“狂飙运动”。《狂飙丛书》共三辑。其一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其二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其三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这三辑共出版图书在二十五种左右。
在上海期间，狂飙演剧运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上海租了剧场，组织演出。高长虹并言“愿把我的全力交付给演剧运动，尤其是中国的演剧运动”（《看了袁牧之演剧之后》）。在《狂飙演剧运动说略一》中，高长虹言，自己担任筹款，集合同志，给予组织，并且要坚持下去，“非做到成功不可”。可见他的决心之大。事实上狂飙演剧运动开展得很好。不仅在上海有剧场，还在北京、天津、南京及太原等地演出。所演剧目有高长虹创作的《上海之夜》《火》等；柯仲平创作的《战士的儿子》《海夜歌声》等；向培良创作的《从人间来》等，以及翻译的易卜生的《娜拉》等。此外，还办有《狂飙演剧部不定期刊》。
这一时期也是高长虹创作极为活跃的时期。仅1928 年就在上海与北京出版了八种新著，还不断地在各种报刊发表作品。其中，最具影响的是《走到出版界》《给——》《草书纪年》。前两者因涉及与鲁迅的关系尤受人关注。特别是《走到出版界》，是了解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化状况的重要著作。后一种出版后即被翻译为多种语言，有较大的国际影响。
1930年，高长虹开始出国活动。他出国并不是为了创作，而是要进行社会考察，了解日见影响深广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行为科学与经济学，实现其改造社会的愿望。可以说，他正是在创作势头最旺盛的时刻把兴趣转向了社会思考与建设。之后尽管还有很多文学方面的努力，但文学并不是他的目的。他希望自己能够寻找到中国变革的正确道路。高长虹出国后，狂飙运动也告终止。在1931 年时，曾有一位“少年的狂飙之友”给他写信，希望能够复活狂飙，而高长虹却回信说狂飙不复活了。这也可以看出，高长虹是狂飙运动的核心人物。他无论在太原、北京，或者是上海，这些地方就成为狂飙运动的核心地区。而他一旦出国，狂飙运动也事实上宣告终结。
那么，以高长虹为领袖的狂飙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团，其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其核心理念是什么？还需要进行研究。
从组织形式来看，狂飙社是一个“无组织”的松散的同仁团体。它没有组织机构，没有管理运作规则，也没有固定的场所，甚至也没有固定的报刊。对参加活动的成员也没有纪律约束，没有责任要求，完全是以个人兴趣、机遇，以及工作热情聚集起来的。即使是高长虹，也没有认为自己在狂飙社中是什么角色，应该担负什么责任。他本人就是靠兴趣、热爱来做事的。所以他可以在《狂飙》月刊在太原刚刚办起来的时候就跑到北京，也可以在北京正风生水起的时候跑到上海，在上海颇见影响的时候又出国，致使狂飙社终结，狂飙运动销声匿迹。
但是又很难说狂飙社没有组织。只是这个组织是非常松散的。其核心人物当然是高长虹。其中又有一些围绕在高长虹周边的进步青年。在太原时期，是高沐鸿、籍雨农、段复生、高歌、高远征等。在北京时期是高歌、向培良、张稼夫、阎宗临、郑效洵、高沐鸿等。在上海时期是柯仲平、郑效洵、高沐鸿、张申府、向培良、高歌等。他们可能不是同时在一起，但陆续参与了相关工作。据董大中先生考证，狂飙社是新文学运动中成员最多的社团。有姓名可考者在七十人左右。他们或者直接参与狂飙社的具体工作，或者为《狂飙》撰稿。其中的很多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如柯仲平，既是著名诗人，后又成为我党重要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是狂飙社极为重要的组织者；张申府，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哲学家；潘汉年，我党隐蔽战线与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朱谦之，被誉为是百科全书式学者，一生著作等身；阎宗临，著名历史学家；常燕生（常乃德），著名学者、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杨国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塞克，著名剧作家，被称为“延安四怪”之一；尚钺，著名作家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早期接受新思想影响，参与创办多种新文化刊物，后作为地下党员组织农民运动，是金日成的引路人。金日成曾撰文《我的老师尚钺先生》，细数在求学其间尚钺对他的指导关心。此外，诸如沉樱、袁殊、欧阳山、冈夫、王鲁彦、黄鹏基、常风、赵石宾、张磐石等均为狂飙社成员。其中的大多数为进步青年。很多人从事实际工作，成为我党重要的文化干部。从某种意义讲，狂飙社通过自己的活动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极为重要的人才。
狂飙社在创作上也有非常突出的成就。除高长虹外，高沐鸿、高歌的创作具有极为鲜明的个人风格。董大中先生认为，高歌的创作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明显，偏于印象主义，且把印象主义发挥到极致。其小说直到新时期都极少见。高沐鸿则以诗歌创作为重。他早期的诗歌也如高歌一样，晦涩难解，受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很深。鲁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对狂飙社的小说创作予以积极评价。除肯定高长虹的作品外，特别介绍了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人的创作。而另外一些成员，大部分学有专攻。除文学创作外，在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均有创见，是或一学科的标志性人物。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高长虹创办狂飙社的最终目标。单纯从文字来看，狂飙社基本没有关于其宗旨的清晰论述。虽然有几篇短文似乎在说明什么，但多为文学性的表达，不很清晰。其中最重要的是1925年发表在北京《狂飙》周刊上的《本刊宣言》，也同样没有明晰的表述。其主要意思是说，中国社会几百年如黑沉沉的夜，人们都睡着了。但仍然有几个人从黑暗中醒来，相互呼唤，“使一切不安于期待的人们也起来”，点起灯来，照亮幽暗的前途。即使这种呼唤很微弱，但隐隐传来了强大的声音，“微小的起源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这就是说，高长虹把自己及同道视作对现实社会负有“持灯者”使命的人，希望能够唤醒人们改造社会。但如何去改造，“宣言”并无明确表述。未来的中国是什么也不清楚。我们能够看到的是狂飙社并不是一个仅限于文学的社团，而是企图通过文学来实现，或者推动实现包括高长虹在内的人们的社会理想——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只是一种手段，社会变革才是目的。概而言之，由高长虹发起并主导的狂飙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成立较早、规模最大、成就突出、影响深远的文学社团。实际上它的影响远不止文学，更涉及思想、文化、社会改造诸多方面，且均有突出的成就，成为不仅竭力倡导，而且致力于行动的文化组织，为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造、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实现了高长虹及其成员的理想。
创作与影响
狂飙社成员中，创作成就最突出的仍然是高长虹。这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社会影响上，更体现在其创作涉及的体裁、内容与贡献上。现在他的很多著作还没有找到，基本可以确定是散佚了。还有一些作品没有出版，原稿也难以发现。还有一些可能没有完成。但总的来看，他最为人注目的是诗歌，然后是散文与各种论述。小说虽然有多种，但并不能体现他的文学成就。至于剧本，今天来看比较简略，在当时的戏剧作品中也缺少影响。在新文学阵营中，高长虹作品的个人特色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方面，具有突出的传统色彩，受古典文学的影响比较大。另一方面，他的作品显然与传统文学有很大的不同。或者说，其作品的“现代”特色极其突出。这应该与他接受的教育、经历与性格有极大的关系。
高长虹的家庭是旧式家庭。其父亲是清政府官员，有相应的旧学积累。他在幼年时期即开始阅读古典文学著作。他受祖母的影响较大，给予他很多民间传说之类的教育。他的大伯父是一位民间文人，曾考中秀才，在家乡办私塾，教了他很多历史方面的知识。同时，他成长的时代已是中国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正在不断地移介到中国。他正式开始读书生涯上的就是新式小学校。后来又考中省立第一中学，在十七岁的时候来到省会太原。这时是一九一四年，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三年。在退学之后高长虹曾短期到北京大学旁听。这些经历都使他有机会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想。可以说，传统之旧与时代之新均对他产生了影响。不过就高长虹自己而言，应该是更倾向于新的。到北京之后，他所接触的人也以“新”为主。与他父亲相识的景梅九，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具有求新的革命思想。高长虹初至北京就受到了景梅九的帮助。不过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景梅九已是“老人”，不那么新了。而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阵营，活跃着许许多多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新人物，与高长虹多有交往。在多年之后，就高长虹来看，即使是鲁迅也有些“暮气”，不算“新人”了。这一方面反映出时代变化之快速巨大，一方面也可以看出高长虹是一个不安分的、不断求新、求进的人。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不满足于现状，急欲取得成效的冲动。虽然他在大约七八年的时间里一直执着地、锲而不舍地推动狂飙运动，风风火火、轰轰烈烈。但我们也看到，他实际上难以稳扎稳打地、持久地把一件事做到极致。他总是在某种情况下从头再来。
高长虹也是一个极为敏感、性情狂躁，非常自我的人。敏感对于作家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做事就不一定了。他多疑、多变，耐力不足。有才华，有能力，有热情，自视甚高，自谓“超人”。自己认定的事就很难改变。这种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人生。特别是他与鲁迅先生的友情，与这种性格有极大的关系。再加上周围有人出于某种目的的挑拨、误传，终使矛盾公开爆发。但在高长虹后来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对鲁迅先生还是非常感念的。另一件人们比较关注的事是高长虹没有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原因。实事求是地说，延安对高长虹非常重视。尽管时隔多年，仍然把他作为著名的“狂飙诗人”对待，安排从事文化工作，并担任重要职务。但高长虹的兴趣已经转移，希望在西北地区开矿，要求到根据地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他认为自己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诗只是业余爱好。这种想法一直左右着他。在延安，他参加文艺界的活动比较少，热心的工作也多为政治、经济等非文学的东西。甚至还希望去美国考察经济。他坚持去东北也是为了开矿发展经济。这虽然有其合理性，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当时却缺乏现实性。他想从事经济工作而不愿从事文艺工作是他的真实思想。因此，他也没有参加座谈会。这些事董大中先生均有极为细致翔实的研究。
高长虹的品格中还有着极为纯粹、崇高的东西。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他不求功利，不怕付出，甚至要比别人多付出，鲁迅先生对此极为欣赏认可。他乐于助人，不求回报，十分真诚，缺乏韬略。他就像一团火，时刻在燃烧着。只要有光就要闪射，从来不怕燃尽自己。只要是认准的理，认定的路，就不会妥协。他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矢志不渝。特别是在欧期间，常常生活无着，身无分文，饥饮寒露，夜覆天幕，仍然积极从事爱国活动，坚持创作且著作颇丰。他不求名，不谋利，无家无业无余财，不为世俗所牵累。其精神境界确可谓“超人”。这些也都影响了他的创作。
大体来说，高长虹的创作在前期，也就是出国之前，有比较一致的风格。主要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强调主观抒情色彩，不重叙述。即使是介绍某人某事，也非常简略，并不注重情节的完整性，以及细节的准确性，而是强调个人的主观感受。往往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二是借用某种意象来表达情感。其中涉及的人、景、物、象，都不是确指，而是有某种象征意义或隐喻内涵。所以对这些意象的理解不能确认为实有其事，而是要体会其中的隐喻与象征含义。三是在抒情的同时往往含有某种论述性的说理意味。但这种“理”并不清晰明确，多为概念性表述。这也反映出高长虹尽管对现实社会的变革充满期待，有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具体的方法、道路、目标是什么，仍然是迷茫的。这与他后期的创作有明显的不同。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作品体裁的模糊性。除诗歌外，其他类型的作品往往很难区分。如小说与戏剧、散文，散文与论文等等。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是高长虹创作的一个特点，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新文学初期，文体的分别并不很明显。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新的文体正在逐渐形成之中。比如狂飙社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高沐鸿，就著有韵体小说。他的小说如《寡妇语》就是押韵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介于小说与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也可以说，新文学早期，文体的分类还不明显。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过去”的作品，可以认为还没有成熟的体例。但在那一历史时期是不是已经有今天认可的文体类型还不一定。
高长虹的后期创作，也就是出国之后的创作，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高长虹关注的社会面越来越广。文学只是其创作的一部分。这与高长虹的文学观有极大的关系。高长虹并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作家或诗人。他从事文学创作当然有其喜爱的成分在内。但更主要的是他要“行动”，要改造社会。当他在无意之中与当时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骨干们在一起的时候，文学就成为他最主要的工具。也有人认为他在国内时期，文学创作只是谋生与办刊的手段，企图通过创作得到经济收入来支持办刊，或者说开展狂飙运动。一旦出国考察，不再承担这一责任后，他的创作也就发生了巨大转变。除文学外，更多地把关注的对象转移到社会、经济、政治、哲学等方面。所以在其后期，出现了很多“非文学”的作品。由于他流浪海外，身处战争时期，许多作品今天看不到了。其次是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高长虹在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中国社会的变革有了较清晰的目标，对理想社会也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达。这也是他返国后历尽千辛万苦要到延安的精神动力。他一直想做的事是从事经济建设。文学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是“业余爱好”。三是从艺术表达来看，高长虹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尽管仍然充满激情，在这点上保持了一贯性，但前期那种隐晦的、象征的成分大大减少了。通俗的、明晓的，甚至民间的成分多了起来。民众的命运、国家的未来、通往理想社会的方向均是具体的，而不是笼统的、概念性的。这当然是高长虹人生经历的体现，是他在从事实际工作的“行动”——经历了欧洲、抗战等诸多不同生活之后的自觉选择。
高长虹的创作，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其次是散文，或者说“文”，然后才是小说。其戏剧没有十分重要的作品。诗歌不仅是高长虹一直坚持的创作，也是作品最多的创作。以现有资料来看，他最早发表的作品是1921年《晨报》上翻译的惠特曼的诗歌，以及1922 年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诗歌《红叶》。之后，在他与狂飙社同仁创办的《狂飙》月刊中也发表了许多诗歌。他的第一部作品集《精神与爱的女神》是诗集，最后一部作品《延安集》仍然是诗集。简单而言，高长虹的诗歌创作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是在早期创作中受古典诗歌的影响很深。特别是受《诗经》《楚辞》的影响比较明显。在诗歌的体例上，模仿或借鉴了这些古典诗歌的表达形式，是现代诗歌“新风体”与“新骚体”的开创者。我们还不能断定在新文学运动中，高长虹是不是唯一创作了这种诗歌的人，但至少说他是开创者还是比较合适的。二是高长虹善于创作长诗。他的诗歌一般来说都很长。有几首作品几乎就是一本集子，达百节以上。这是不多见的。因此也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诗歌的形式表达、体例构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三是他的诗歌具有突出的象征色彩，多借用意象隐喻内容。但这种“内容”也往往是模糊的、观念性的。这当然是他对现实认知的模糊、迷茫决定了表达的局限性。四是他的诗歌在抒情表意中具有极大的跳跃性。他更重视情绪的连贯而不注重情节的连贯。在一首诗中往往没有一个可以贯穿始终的叙述或物象主线，只有情绪线。其抒情一泻千里，心鹜八极，有奇特的想象力。我们往往需要根据整篇诗歌来把握其情绪，很难就某一段、某一节来做出详细的解读。五是后期的诗歌逐渐变得明晰易懂起来。这与他倡导大众化、民族化的思想是一致的，也与他对社会的认知发生了变化是相符的。
高长虹的散文，或者说“文”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部分。一是关于社会政治、文化哲学、经济军事的“论文”。这些作品应该不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可以看出他关注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也影响了他的创作。二是学术性论文。如讨论文学、文化的性质，研究国外文艺的有关情况，介绍国内的创作动态等。这些作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散文”，而是具有学术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也可以让我们了解高长虹的思想，特别是关于文艺创作的思想。其中一些曾经产生过比较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鲁迅的几篇文章，既是对历史一个侧面的记录，也是我们了解当时文学状况的重要史料。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高长虹对鲁迅那种复杂的感情。从初出茅庐受到肯定支持，到渐有大名而终于分手，再到多年之后内心的留恋与难以言说的心绪等等，是十分珍贵的。此外，我们要讨论的主要是那些可以称为“散文”的作品。这是高长虹除诗歌外最重要的作品。大致而言，这些作品具有突出的抒情性，但并不仅仅以抒情为满足，而是同时表现出对社会人生的某种思考。或者也可以说，其抒情是服从于说理的，是以理为主旨而以抒情为手段的。在一些作品中也间杂有叙事的成分。但这种叙事也是服从于说理的。在表达方式上，其散文与诗歌有非常相近的地方，就是常用某种象征性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这种思想并不是明确清晰的，而是隐喻的、暗指的。这种手法的运用在其前期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被认为是童话与寓言的《草书纪年》中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与高长虹在这一时期对社会现实的认知有关。他明确地感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性，对现实有很多不满。但这种变革应该如何，高长虹并没有清晰的认知。所以，他积极开展“狂飙运动”，希望唤醒民众，唤醒社会。而实际上，这种唤醒的成效并不突出。在身边的狂飙社同仁中，很多人如尚钺、柯仲平，以及高长虹的二弟高歌等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投入到实际工作中。他的三弟高远征甚至参加了“南昌起义”，并牺牲。但他仍然在迷茫、彷徨的状态里。所以他要出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行为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期望寻找到变革中国的正确道路。在欧洲，他实际参与了救亡工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等有了清晰的认知，终于决定回国抗日。在这样的情况下，高长虹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其作多为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属于文学性的散文已不多。
高长虹创作了许多小说。虽然其小说在新文学史上没有产生什么重要影响，但至少丰富了新文学阵营。根据《高长虹全集》，现在能够收集到的小说作品主要有小说集《实生活》《青白》《游离》，中篇小说《神仙世界》等。总体来看数量较少，也不是作者倾注心力之作。此外，《春天的人们》在出版时标明是书信体小说，在文体上相近的《曙》也被人们认为是小说。而在我看来，这两部作品应该是散文。因为它们缺乏小说的要素。不过，也许因为新文学早期文体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也可以权且视之为小说。无论如何，这两部作品还是非常出色的。它们均采用了书信体，是作者以书信的方式写给自己所爱的“她”与儿子“曙”的。其情感极为真挚强烈，所言并不拘于一定，而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其中不仅表露出作者的情感，也讨论了很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果说是小说的话，应可视为“非情节”小说的某种开拓性探索。而其他的小说作品，多为对青年期人生的表露。其核心问题是对社会的不满及由此而形成的迷茫。一般来说，其中的男主人公生活无着，漂泊无靠，渴求爱情而又难以如愿，希望有价值的人生却又不得，唯一的办法是逃离现实。但欲往何方也并不明确。其原因，既有社会文化的制约，又有个人的人生际遇，多带自传色彩。这些小说的叙述并不讲究情节的完整清晰、故事的曲折起伏，多注重氛围的渲染营造，以及情绪的表达。人物形象也比较模糊，其性格、行为、经历多隐含在描写之中，并不做特别的介绍。在文体上，这些作品仍然体现出多文体夹杂的状态。在小说中掺杂有书信、诗歌、戏剧的成分。总而言之，在高长虹前期的小说中，表露出来的是一种时代的苦闷与迷茫。在他出国之后的创作中，小说仍然占很大的部分。但今天我们还难看到这些作品。他在旅法期间所著长篇小说《中国》应有大的变化。除小说外，高长虹还著有多部戏剧作品，出版有《小剧场》等。
这本《高长虹选集》的编选，主要参考了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高长虹全集》一书。仅以高长虹论，诗歌与文、论是最能够代表其创作成就的。但现在编选的这套丛书要求反映新文学以来山西地区除“山药蛋派”之外，特别是根据地之外作家的小说创作，所选作品以小说为主。由于小说这并不能很好地反映高长虹的创作，故也选择了部分小说之外的作品，力求能够在了解小说创作的同时，对高长虹的整体创作有较全面的了解。但这也肯定是一个极为尴尬的选择。总之，在此要感谢那些对高长虹及狂飙社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学人，特别是董大中、廖久明等先生，感谢为《高长虹文集》《高长虹全集》，以及《高沐鸿诗文集》《鲁迅与高长虹》《狂飙社纪事》《高长虹年谱》等相关著作的面世做出贡献的学人。这本选集存在的问题当由我负责，并希望能够有机会编选更好的选集。而我们所能够欣慰的是，高长虹等前辈孜孜以求的“狂飙”的中国，正在成为现实。中国已是狂飙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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