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尖

　　日光打在黝黑的立柱上，又硬生生原地折回，厢房里便出现一个闪光的数字——“7”。父亲靠着立柱擦拭火枪，半张脸浸在“7”的一横中，鼻尖与光线最尖锐处合二为一，像个假人。他右手团着的白洋布，左手的火枪枪管，半个蹲下来的身体，因避开了黄灿灿的光线，便跟身后的长条板凳，褐色柜子，柜子上摆放的黑白画像，画像前的铜香炉，香炉旁的茶碗，变得无比黯淡，仿佛在这阳光明媚的清晨，提前进入漫无边际的黑夜。

　　父亲半明半暗的长脸上，漫溢着冷漠、疏离和悲伤，来自胸腔的一声低哼，让我忍不住退后几步。他的目光似乎就要从枪管上移开，下一刻，我不得不接过他威严而冷峻的注视，嚅嗫着不知如何开口。显然，这次我猜错了，他依然沉浸于跟火枪相处的美妙模式中，周围一切，全然消失，包括他脚下暗黑的阴影里，鼓囊囊的软羊皮弹袋。

　　我转身便跑。沉甸甸的火药和铁砂，已被父亲捣进枪管。我分明看见，它们就要通过黑色的枪管，化成一束火星或火箭，穿透某只鹞鹰飞翔的身体。

　　有那么一瞬，我就要冲动地跑出门，穿过牛圈和猪圈，穿过麻河和磨坊，爬上高高的东山，站在顺风口，高声呼叫，告诉蛰伏在东山的狐、狼、豺、狍、鹞鹰、山鸡、野兔和土拨鼠们：有人就要带着枪来了，你们快快藏起来呀。

　　但是，我尚来不及出门，就看到自己的双脚，已站在外婆家光滑的磨道。这是离我家八里远的花家洼。小黑驴的眼睛，被一块褪色的钢蓝洋布裹着，打在脑顶的结，使它凭空又多出两个耳朵。我轻轻拍了拍它，四只小耳朵便支棱起来，忙碌的蹄子迟疑间就要停下来，可是，惯性还是让它继续朝着漫无边际的尽头走去。糯白色的豆浆，正沿着石磨槽沿淌下来。小黑驴悲伤的背影，让我忍不住长长叹口气。迟疑间转身，从小角门拐向院子。

　　春天的日头下，一个高大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天气并不暖和，细细的风，刀子般从脖颈里掠过，我忍不住缩起头，像一只蜗牛。舅舅宽大黝黑的面孔，被汗水浸润，闪闪发光。他左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右手的指头齐刷刷压在刀刃上，在磨刀石上认真而用力地推拉。砂石和刀刃间，涌起污黄的泥水，仿佛无数沙子和尘土被水稀释，又仿佛猪的排泄物，颜色暧昧，发散臭气。奇怪的是，无论他如何用力，汗水涌出，噗噗地滴到地下尘灰里，磨刀石和越来越亮的刀刃之间，却悄无声息，仿佛声音被拉成碎片，化为漫天飞舞的尘粒。

　　我突然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像一头牛，又粗又重，将院里的几只鸡吓跑，又将舅舅的目光从磨刀石上拉起来。他不无惊讶地裂开双唇，白森森的牙齿上，全是太阳的反光，刺得我双目生疼。我忍不住颤抖，不禁大叫一声。

　　一只手轻轻捂在我的额头上，恍惚中母亲的声音响起，“有点热。”

　　祖母缺齿的唇间，带着风声，在我耳边呼呼地吹着，“熬点花椒葱胡子去。”

　　

　　日头从木窗格里照进来，半边炕红彤彤的，地下黝黑的立柱那边，空荡荡。我看见自己坐起来，蹭到炕沿边上，两条腿，绑了大青石般沉重。母亲绵软的右手，没有替我解开捆绑双腿的绳子，也未将我从黏糊糊的梦中拉出，像一条悬浮在空中的手绢，越飘越远。

　　春天的风，自梨树下旋起，疯狂地扑打着屋檐上支棱的蒿草。要到许多年后，母亲才相信我的梦中发生过的一切。而当下，她跟我分割在两个世界，看不见也听不见我经历的一切。

　　窗玻璃仿佛一只明晃晃的大眼睛，白洋布圈出它滑稽的形状，一只，不，是两只，或许更多只喜鹊，在梨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对着屋子喳喳叫。祖母从头上取下帕子，浸在浅浅的脸盆里。“这是要有喜了。”细细的揉搓声，夹着她走风漏气的声音。

　　“我爹呢？”我看见自己吃惊地张开嘴，像一个傻子。

　　“他能去哪？牵着牛下地了。”

　　母亲将针头在头发间划拉了几下，顶针一用力，钢针和她的声音，一同入了厚厚的鞋底。

　　一整个冬天，舅舅都没来我家。

　　夜里，吃过晚饭，父亲坐在马扎上，靠着立柱抽烟。我的玻璃弹珠一闪一闪，晃晃悠悠闪到他的脚前，他低头捡起一颗，眯起左眼，将右眼凑到玻璃珠上。他会看到煤油灯晕散开来的亮光，看到灯下祖母盘坐的轮廓，当然，他也能看到我身体的样子，但透过玻璃弹珠，根本看不到一个清晰真实的世界。我嘎嘎的笑声，引得他窄窄瘦瘦的脸上布满笑意。他把弹珠放回我手心，顺手将我拉到他的膝盖上。父亲是个沉默，冷淡的男人，很少抱我，而现在，他身上散发的雄性气味和少有的温情，助长了我的骄矜之气，乃至觉得幸福像水一样漫无边际。

　　祖母遥远的声音响起，“他舅舅近些时没来家坐坐，都还好吧。”

　　她的脸对着灯影下的母亲，但我们都知道，这话是说给父亲听的。

　　除了灯芯偶尔发出的哔叭声，屋子里安静极了。

　　父亲将我推下尖锐的膝盖，磕磕烟袋锅，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祖母的那句话，被搁在空中，在油灯和屋顶之间游荡，好几天，才散去。

　　舅舅依然没有像以往那样，带着酒和肉，沿着那条大道，赶着他的马车，停在我家街门口。

　　早在我出生之前的许多年里，父亲和舅舅就结成了生死弟兄。

　　按舅舅的说法，他是敬佩我父亲的枪法和酒量。而我父亲不解释，也不反驳，沉默地笑笑。这种敬佩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亲上加亲，于是，舅舅请来媒人，把妹妹许给了跟他同年的义兄。

　　父亲对这样的安排如此顺从，是心甘情愿，还是不愿拂去义弟的好意，委曲求全？当日他们结义之时，是否歃血为盟，指河为誓？还是打赌或喝醉之后的一时冲动？在他们的关系中，舅舅无疑是占上风的。父亲作为主角，他的戏份更多要被夺去，就像他消瘦略显单薄的体量，只能成为高大魁梧的舅舅的陪衬，烘托。我从未见过酒桌之外的他们，他们会彼此在肩头锤一拳，互相搂着对方的肩膀，对着耳朵说悄悄话吗？酒桌上，他们结成一个整体形象，一个大声朗笑，一个无声轻笑，舅舅不停地说，父亲一味地听，然后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远不止这些，据说，我和表哥指腹为婚，当然，这得怪我，如果我是女孩，表哥就是我未来的夫婿。但也有解决办法，那就是舅母很快怀孕，并为我生下了一个媳妇——表妹，他们的愿望得以圆满。

　　我跟未来的媳妇并不能常常见面，只有在年节下，才允准被母亲带到外婆家。我对表妹的印象，从一个流着涎水，露出幽深喉咙号啕的婴孩，变成一个梳着辫子，穿着花棉袄，臃肿而乖巧的小女孩，我用指头算计着她的年岁，并幻想她长大后的样子。

　　但我跟表哥的关系并不好。他没有表妹乖巧，且想尽办法捉弄我，给我脖子里塞冰块，湿了我的新棉袄。在糖水里加盐，让我喝下。更多时候，我们会在院子里玩打“耳”游戏，弹珠子。“耳”是用木头削成的两头尖、中间鼓，约两厘米长，一厘米宽的菱形木器，玩的时候，将它放在地上，手里拿一块比手掌宽的木板，竖着向“耳”切下去，趁着“耳”蹦起来，用手里的木板用力将它击到远处。表哥个子高，力气大，但他不是用力太狠，让木板和“耳”错过相遇的机会，就是一板切空，捂着震疼的虎口龇牙咧嘴。输局他颇为不爽，乃至恼怒。后来，我们就没机会玩打“耳”了，而是直接弹珠子。他在院子里挖了许多坑，树下，花盆底下，墙根，柴跺边，还有鸡窝口，他的玻璃珠，就像他忠实的仆人，每次都会毫无悬念地滚进目标坑，而我的玻璃珠，成为我的背叛者，它向着表哥的玻璃珠群慢慢滚去，仿佛久别重逢。直到我手里、兜里空空荡荡。表哥每次拍着鼓囊囊的上衣口袋，露出两个大板牙，鄙夷地说，“你太差了。”表情之中，带着炫耀和不屑，跟舅舅像极了。

　　母亲说，舅舅在小时候，曾跟人学过两年刀法，十里八乡，无人敢惹。也因此，人们都躲着他，他孤独的像一条野狗，直到，遇见了我父亲。

　　“他们在哪里遇见的？”

　　“不知道，我第一次见你父亲，他瘦瘦的，薄薄的，像一个没长大的孩子，背着一把火枪，黑黑的枪管口高高杵在他头顶，人跟枪焊成一体。他站在我家的大门前，被你舅舅硬拉进来。那天，我给他们做了下酒菜，两个人在院子里喝酒，你舅舅越喝越话多，脸越喝越红，你父亲却越喝越沉默，脸越来越白，像一张粉连纸，连额头的青筋都看得一清二楚。你舅舅跟我说，你父亲枪法了得，一枪命中，无物可逃，是他遇到过的最好的枪手。后来，他们醉醺醺到场院里比试了一回，你爹一枪打死两个麻雀，你舅舅一刀砍断一只苍蝇翅膀。围观的人，目瞪口呆。”

　　我曾无数次幻想，自己要学得父亲的枪法，也要学得舅舅的刀法，成为这世上最厉害的人。

　　在舅舅家，我偷偷去摸那把挂在墙上的刀，那是一把雁翎刀，刀柄上缠着一圈被汗和尘浸染褪色的羊皮，狭长的刀鞘上，竟然悬挂着一个密密的蜘蛛网，好几只小蜘蛛静静地待在那里，一动不动。

　　表哥对这把刀全无兴趣，有次他将刀从刀鞘里抽出，略上翘的圆弧形刀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锈，看起来，一点都不锋利，根本不像一把削铁如泥的刀。他撇撇嘴，“我爹的武艺不是假的吧？他每天除了挑着担子卖豆腐，赶着骡子拉东西，就是下地干活，从没见过他摸过这把刀啊。”

　　我把小表妹的拇指从她嘴里拉出来，她却一把把我的含住。一股温热的气流传来，让我整个人痒起来，先是拇指，后来就是手心，脚心，手臂和双腿，慢慢地，我觉得自己的骨头里都是这种挠痒。我忍不住将手从表妹口里拉出来，逃也似的离开那把刀。

　　舅舅来我家时，除了酒肉，从不带任何物品。我母亲将温好的酒放到桌子上，埋怨道：“哥哥你真偏心，不给妹子礼道就算了，你小外甥将来可是你女婿呢，你就不能带点吃的给他？”

　　我舅舅笑笑，蛮横地拉过我：“来，女婿，陪老泰山喝一杯烧酒。”说着就把酒盅端起来，要灌我。吓得我母亲赶紧把我从他身边抱走。更多时候，他会用筷子沾一点酒，送到我的舌尖，又辣，又麻，又热，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大张着嘴，不知如何是好。

　　那时，我父亲会嘿嘿嘿嘿地笑。这罕见的笑声以及他眼角的笑纹，让我错以为是自己带来的，我会极其夸张的表演，以期得到他们毫无城府的大笑。

　　我父亲无比爱惜他那把火枪，只要他闲下，就会不停擦拭它，黑黑的枪管，擦出一丝隐约亮光，而褐色的枪托，愈发沉黑。那把枪，看起来沉甸甸的，像父亲一样，极具威严和冷漠。我从不敢去摸那把枪，尽管它就在柱子旁立着。站在跟我齐肩的它面前，我常常呆滞，仿佛被魇住了般。倘若祖母忘了高声喊我的名字，可能我会一直一直痴痴傻傻地站在那里，变成另外一杆枪。

　　窗外刮着大风，门帘被风掀起来，又被拍回去，哐当哐当地响着。在父亲的召唤下，我第一次摸到了枪管，冰冷的，散发着铁锈和火药的腥味，一种危险而令人害怕的气息笼罩着我，我忍不住想逃。父亲心情好极了，他把我圈到两腿之间，将瘦长而满是老茧的手压住我，我感觉自己先是碰到了枪托，然后又碰到了扳机，那是一块冷冷的铁，有恰到好处的弯度，来配合手指的命令，后来，沿着长长的枪管，我们的手指停在了乌黑的枪口，父亲把我的手指，插了进去。食指一阵灼热，仿佛表妹嘴唇的吮吸，一股热气，通过枪口，源源不断涌进我的四肢、骨头和皮肉里，我差一点就要颤抖起来。但我不敢，故作镇定地在那只手的引领下，沿着原路返回。

　　“这把枪，迟早都是你的。”

　　我紧紧地抿着嘴唇，咬着牙齿。

　　“明天我要带楠生上东山打猎去，练练枪法。”

　　母亲吃惊地抬起头，“他刚刚六岁，会不会太早？”

　　纵观张岱家族，从张天复、张元忭经过张汝霖到张岱，都十分欣赏徐渭的才学。从送马金囊、短袖皮袄和菽酒，鼎力帮其出狱，到编写《会稽县志》，天复、元忭父子主要通过生活上、行动上体现了对徐渭的关爱，而张汝霖、张岱祖孙俩，则通过写文辑书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徐渭的敬意。

　　我绕过木柱，胆战心惊，重新回到洋油灯下。

　　祖母没吭声。什么地方有只老鼠，吱吱地叫了几下，很快被风呼呼地盖过了。

　　东山就像一道厚厚的屏障，将我们村跟外面的山河无情隔断。祖母曾说，在东山外，有一条大河，还有一个陷在山中间，形似“盂”的大镇子，那里有剧院，有商店，有饭庄，隔三岔五就会举行一场庙会。那里叫盂城，县衙驻扎地。

　　我仰着头，幻想自己成为一只鹞鹰，长着一双翅膀，自由地穿梭在盂城与我们村之间。当然，我更是幻想可以爬上高高的东山，站在山顶，瞭望山下的大河和县衙。现在，我的幻想就要实现。

　　我笨拙地跟在父亲后面，四蹄并用，沿着荒草和岩层奋力向上攀爬，父亲偶尔伸出手拉我一把，但更多的时候，他似乎遗忘了身后的我。他跟遥远的大树和不停晃动的荆棘丛，成为我视野里高大而不可超越的形象。

　　热淋淋的汗水，顺着发根，一直流进脖颈里，我大张着嘴，喘着粗气，风通过喉咙，猛烈地灌进肚子。

　　我们沿着山脊，终于看到一片枯黄的树林。此刻我才发觉，东山，是座没有尽头和峰顶的山，更多的山，更高的山，在东山之上，之外，我根本看不到盂城，看不到环绕盂城的大河。

　　风发着呼哨声，从树林里吹来，一人高的荒草变成一条涌动的河流，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每一步都是陷阱，每一步都可能丢失勇气。直到，一群石头出现，高高矮矮的青石之间，窄窄宽宽的缝隙，成功地容纳了我跟父亲的身体。

　　父亲冷峻的眼神制止了我。

　　其后许多年，我再没有爬过东山，我知道，所有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可能是假象。而什么是真相，或者说需要怎样的技巧才能撕开事物表层，得到真相，分辨真相，困扰了我整整一生。

　　一群蚂蚁托着一只草籽，沿着石头缝隙蹒跚而来，我用有些肿胀的手，将那个草籽拿起了，放到它们酒盅状的蚁穴口。蚂蚁部队失去了食物，并未如释重负地轻松向前，突然就乱了阵脚，迅速四散开去。我沮丧极了，为蚂蚁的不信任，为自己的鲁莽。但愿蚂蚁们很快就能回过神来，那时，在自己洞穴口发现食物时，会有狂喜。

　　隐约有股清香，还有湿漉漉的水汽，我扒开一丛枯草，竟然看见微绿的草根。

　　一阵困倦袭来，我在石头上翻了个身，一只鹞鹰正在空中翱翔，缓慢而悠扬，它后面不远处，更多的鹞鹰张着翅膀，晃悠悠似飞似停。突然，前面的鹞鹰停止了盘旋，敛起翅膀，箭一般朝树林飞去。身后那群鹞鹰，随后也以同样的姿态，慌张而快速地进入树林。

　　它们总是发现了父亲手中的枪。我担心地望向父亲，他正将烟袋插入腰间。

　　要是将那只鹞鹰打下来就好了，起码它无法将危险的消息带给野兽。很远的地方，一些麻雀叽叽喳喳在吵闹，蛰伏在树林里的野兽，肯定能听得到它们的叫喊。有人吵架，村里人会跑去观望，也不劝架，嘻嘻哈哈地看笑话。麻雀们吵架，野兽肯定会出来看热闹的。

　　震耳欲聋的枪声，惊雷般响起，我的耳朵突然就聋了，风声以及其他声音都离我远去。

　　在我们的不远处，一只草黄色狍子，像被风吹了个趔趄似的，脚下一滑，就要变成这遍山的蒿草，却又被谁奇迹般扶起，朝树林里笨拙地跑去。被惊到的兔子，山鸡，鹞鹰，喜鹊和山雀，慌慌张张逃窜，扑棱着翅膀，在空中笨拙地转弯。那片树林，顿时成为山上最柔软和安全的藏身之地，张开看不见的臂膀，将它们全部迎进怀中。

　　整个东山，陷入了冷寂，仿佛被什么东西魇住了般。

　　我转过头，耳朵里渐渐又传来呼呼的风声，父亲站在那里，黑黑的枪口朝向天空的云层，冒着淡烟。他身后，是柔软的蒿草，仿佛海浪，一波一波涌来，又一波一波退去。

　　祖母的哮喘病发作，她半仰身子靠在被子上，嗓子眼里，仿佛有人藏在那里，拉扯大锯，刺啦刺啦，拉来拉去，让她痛不欲生。或许她更痛的，应该是没有如愿得到一张草黄色的狍皮褥子。假如她知道，我父亲并没有将枪口对准狍子，她会生气吗？还是会大喘着气，用风箱一样的声音原谅他？

　　他漫不经心地对她们说，“今年的猎物少了。”都没有看我一样。他笃定我不会多嘴，而我也像一个密封的口袋，被绳子紧紧勒住了嘴唇。

　　沉甸甸的秘密重量，像一块磨盘，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惊恐中，我只能跌入炼狱。东山呼啸的风，灌满我的肠胃和血液，而喉咙里的岩石，沙子和草根，蛮横地挡住封住了出口，我用手指不停地往出抠，抠成了一个小哑巴。

　　母亲抱怨，“这么小的孩子上什么东山打什么猎，这是受了风又被惊吓了。”

　　我又看到磨刀的舅舅，在泥浆中，明亮的刀刃忽隐忽现，它越来越锋利了。舅舅用一块脏兮兮的布，仔细而轻柔地将刀刃擦拭后，对着空中极其凶狠地挥舞一刀，他脚下，落下阳光和灰尘的尸体。

　　我看见母亲在黑暗的街衢奔走，影影绰绰的月色下，她的身影摇晃的像东山上的一株蒿草。她敲响神婆的门板，扑通一声跪在她面前。

　　神婆惺忪地盘坐在那里，嘴唇翕动不止。

　　她赐给我消除魇症的药，那是一碗混合着柏叶草根和香灰的药，它们穿过我喉咙里的风沙，抵达我最深的内里。我瑟瑟发抖。

　　日光穿透我，火光烧着我，流水漫过我。风中奔跑的小伙伴，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跑过，手里拿着“耳”，叫喊声穿透整个街衢，身后，掀起一团又一团黄焰。一个落单的伙伴，像一只笨拙的熊，慢吞吞摆动双腿，经过我时，无比迷茫地注视了一小会儿，却没有停下脚步，仿佛这世上从未有过我。太阳暖洋洋晒着我身后的土墙，我跟墙上稀稀的枯草，渐渐被袭裹上一层朦胧睡意。面前的喊叫和争闹缓慢退后，一大片一大片的云彩涌向我，我努力想让自己清醒起来，手在土墙上机械地抠着，但那样单调的抠动根本无法将我唤醒，面前的光越来越亮，越来越暖，我的心慢慢地变小，变没了。

　　一只家雀儿的黑眼睛定定地盯着我，好像研究一样喜好的食物，尖黑的喙犹疑着，就要向我的鼻尖上叮下来。

　　风在街口盘旋，一圈一圈朝前移动，五六个陌生人好不容易从旋涡里钻出来，他们睁开被风沙迷住的眼睛。一个人俯下身，身后的枪，突然弹出来。他轻声问我：“这是高占喜家吗？”

　　牛圈里，我家的黄牛噗噗地打着响鼻，只要黄牛在圈里悠闲地咀嚼，我的父亲高占喜肯定就靠在厢房的立柱上，紧闭嘴唇，永无止境擦拭那把火枪。但此刻，厢房像没有人一般，悄无声息，连阳光都溜走了，窗棂上挂着的布掸子，花花绿绿摇晃着，带着被遗弃的悲伤气息。

　　那些人踢开门板，黑洞洞的门里，塞满母亲哭声，先是嘤嘤地哭，像小狗叫，后来声大了，尖锐绝望，像骡子嚎。

　　父亲从屋子里走出来，眼角笑纹里湿漉漉的，他定定地凝视着我：“楠生，我把你舅舅杀了。”

　　漫无边际的黑暗，挟裹着暗绿的黏液，漫过来荡过去。我大叫着，感觉眼泪像麻河里的水，黏稠，散发着怪味。

　　我渴望有人来推我一把，喊我一声，哪怕打我一耳光。

　　除了风箱一样喘着粗气的祖母，整个世界都空荡荡的。阳光早已撤去，朦朦胧胧的昏暗中，立柱那边，有人半蹲着，手里紧紧抱着那把火枪。日光游移，缓慢而匀速，先是黑黝黝的枪管闪过一星亮光，似乎刺痛了那人的眼睛，他闭上眼，再睁开时，日光像一盏灯，照亮了他。那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漫溢着冷漠、疏离和悲伤，像父亲，也像我。

　　臭气熏天的茅厕里，一个面目模糊的人躺在茅石旁，要不是他手里那把明晃晃直挺的雁翎刀，没有人能认出这个死去的人，是我舅舅。

　　他的整个头，被铁砂喷射，坑坑洼洼的小窟窿里，流着浓稠的黑泥浆。人们围着他说：“他的血已经变黑了。”而另外一些人正在闻讯赶来。

　　人们对他的死，似乎并不意外。在他短短的三十年生命中，死过好几次，第一次死在一个刀法上乘的人手里，他奄奄一息之际，师傅用金疮药止住了他的血，又潜入深山，采到稀缺的灵芝，将他从昏迷中唤醒；第二次他被狼群撕破喉咙，是打柴的女孩用神奇的米汤，将他从死神那里拉回来的，那个女孩，后来成了他的妻子我的舅母和未来的丈母娘；第三次，他喝醉跌入枯井，在铺满尘土和落叶的井底，他跟老鼠和臭虫们生活了五天，从开始它们吃他，变成后来的他吃它们。他用指头在光滑的井壁凿出浅窝，踩着它们，艰难地从幽深的枯井底部爬上来，井口，一只黑犬步步逼近，对着他张开血盆大口，狂哮不已，导致他再次跌回老鼠和臭虫身边，这一次他摔伤了腿，黑犬的咆哮，或者是他绝望的大叫让他获救，经过大半年的保养，身体才恢复过来。他的身上，布满深深浅浅的伤痕，据说每一道伤痕，都有性命之忧，但他每每奇迹般逃过，且笑称自己是猫，有不止九条的命。

　　他跟茅石板像兄弟般并排躺在那里，等待自己的第九条命凭空而降。观望的人，也加入等待的行列，抬头仰望灰蒙蒙的天空，从午后等到傍晚，风携着浓郁的春寒，冲开人群，推攘着观望的人们。直到舅舅的身体渐渐坚硬，头发和脸面的窟窿里，黑泥浆凝固，他还没有醒来。

　　“高占喜呢？”

　　不知谁问。

　　那个跟他结拜过的兄弟——我的父亲，按常理应该出现，他要流出悲伤的泪水，为兄弟的不幸伤心，他还要抓紧时间，找人将兄弟的尸体抬出臭混混的茅厕，用清水仔细擦拭他的身体，就像擦拭自己的火枪。他要在花家洼绵延的田地，给兄弟修筑一个良穴，将他埋葬。他要安抚兄弟的妻子儿女和父母。他要穿上麻衣，为他戴孝。而最重要的是，他得拿起火枪，阴沉着脸，出现在人们面前，发誓要揪出杀害兄弟的凶手。

　　直到现在，人们才想起高占喜和他的火枪，并轻易联想到我舅舅脸上密密麻麻被药砂喷射的小窟窿，但他们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没有人会狠心到对自己的兄弟下毒手，即便是没有血脉相连的结拜兄弟。

　　但是，方圆十几里的村庄，拥有火枪的，只有一个人。

　　关键时不止一人站出来，说他在中午时分，碰到过带着火枪的高占喜，他脸色阴沉，双目通红，走路趔趔趄趄，像喝醉了酒。还有一个说，高占喜拿着火枪瞄准他，吓得他尿了裤子。

　　警备队荷枪实弹，冲出大院。一群乌鸦，黑压压飞过。

　　祖母躺在炕上，她喉咙里那两个拉锯的人，在我陷在梦的迷阵，冲杀奔突的时候，已经走了，少有的安静让她看起来轻松极了。祖母脸上蒙着一块黄表纸，被麻绑着的双手举在胸前。黑平绒帽上八个白玉帽花端端正正，一点也没歪。她换了新衣，挂在第一个拌扣上的麻布手巾，也是新的。

　　母亲穿着白洋布孝服，脸色苍白，两眼通红，无限悲伤地望着跟祖母一样，躺在炕上昏睡着的我，巨大的绝望，蛇一样缠绕着她。眼前的一切迅速消退，天地间，只剩哭嚎着的母亲，她肩膀耸动着，黏稠的眼泪里，充满砂石和淤泥。

　　恍惚中，我沉默地走过她，走过院子的藩篱和黑铁树干。

　　我已失去任何机会，去求证事情真相，更不能去那个叫花家洼的村庄，看看我未来的媳妇和她的家人。

　　我靠在门外的土墙上，任春天的风刀子般生疼地刮着，从头顶，鼻尖，嘴角，到耳朵和脖子，我的眼睛也被刮出了一层冰水。没有一丝绿意的东山上，正涌动着一股潮湿而浩大的暗流，向我汹涌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