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怀庆

　　《黑石坡煤窑演义》：一部反映阳泉建市前后农村生活的力作

　　●董怀庆

　　1947年5月2日阳泉市建市后，市郊立即进行了土地改革。当时的阳泉，以石太铁路为界，南面属于晋冀鲁豫边区，北面属于晋察冀边区。在“北区”领导阳泉地区土地改革的工作团叫“华北大队”，工作团的许多成员来自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当时在“鲁艺”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湖南省文联主席的康濯也在其中。康濯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新崛起的作家之一，此前已经有许多作品问世，其中短篇小说《我的两家房东》在边区产生过很大影响。阳泉地区土改结束后，康濯随同鲁艺师生，到河北平山（当时党中央所在地）住了下来，创作了一部以阳泉地区农村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黑石坡煤窑演义》。作者在小说原稿上注明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四九·二·十二夜半于平山义羊村初稿。一九四九·八·二十六午于北京改写定稿。”这说明，《黑石坡煤窑演义》是一部在解放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文艺作品。

　　一

　　叙事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即以小说的主人公大三这个人物而言，他并不是当时的先进工人形象。在阳泉，早在上世纪20年代，矿区已经有党的活动。日伪时期，阳泉煤矿已经出现了由共产党员王世英（建市后曾任阳泉市长）领导的有组织的对敌斗争。那么，作者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先进工人，而要舍此就彼，让大三这样一个“中间人物”充当小说的主人公呢？笔者以为，这样做更能够体现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走向“自为阶级”的曲折而艰苦的历程。

　　大三虽然不是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但他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他对大财主聚宝，对日本鬼子充满了仇恨；他性格耿直，直来直去，富有反抗精神；他热爱劳动、热爱自己的职业，是技术熟练的窑把式。大三的成长经历了一个艰苦而曲折的历程。在旧社会，这个技术熟练的窑把式，竟然落到衣食无着的地步；到处碰壁回到村里又遭到了大财主聚宝的暗算，不得不再次离家出走四处流浪。在大同、在同蒲路，他遇到的是比地主更加凶残的日本鬼子。不肯屈服的大三虽然在挣扎、在反抗，但往往以失败收场。在大三成长的过程中，共产党人老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老白的影响和教育下，大三知道了东山、西山有穷人的部队八路军。在老白的帮助下，大三逃脱了日本人的迫害。解放后老白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来到黑石坡领导土改时，更是谆谆教导大三“工人是受苦人里头最受压迫的，翻身斗争更应该打冲锋走在头里”。老白的形象体现了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老白的影响和教育下，大三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锻炼中逐渐成熟起来，最后入了党，由一个只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普通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大三的成长历史告诉人们：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

　　与大三对立的人物是黑石坡的大财主聚宝。如果说，大三这个人物体现了阳泉地区煤矿工人的特点，聚宝则体现了阳泉地区地主的特点：他既占有土地又插手煤矿的开采——是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形象。他的性格特点是阴险毒辣。与他互为表里，相互映衬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干大脑，一个是玉宝。两人都是聚宝的狗腿子，但其性格不同：干大脑是典型的农村痞子，他做坏事毫无顾忌，为所欲为；而玉宝则是因为嫉妒大三的本事才投靠聚宝的，因此他总是畏畏缩缩，瞻前顾后。黑石坡解放后，斗倒了地主聚宝，没收了他的土地，归还了他霸占的煤矿；干大脑送往区里扣押；玉宝坦白交代了自己做的坏事，得到了群众的谅解。这“三座山”被搬掉后，黑石坡的生产才终于轰轰烈烈地搞起来。这个结局说明：当时的农村要发展生产，必须彻底铲除封建势力。

　　还有一个人物是喜禄。旧社会他的土地仅能够自给自足，在阳泉有个小铺子。他没有顾过长工，也没有放过高利贷，投资开煤窑，被聚宝霸占。在聚宝的挤压下，开煤矿赔了钱；小铺子因为生意不景气关了门，已经濒于破产的境地。土改初期遭到了错斗，后来纠正为中农。他的经历表明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土地兼并过程中，中农会逐步贫困化；在农村土改运动中，中农应该是团结对象。

　　在作品中出现了三个领导农村土改的共产党干部形象。姓武的，急于求成，不作深入调查研究，在他的领导下，黑石坡最初的土改走了过场。老尹，有文化，有经验，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但只抓革命，不抓生产；而且没有针对黑石坡亦工亦农的特点，发动工人参加土改，没有调动像大三这样的老工人的积极性，生产上不去。老白是个矿工出身的干部，他在老尹的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到黑石坡，有针对性的采取了措施，尤其是吸收大三这样的工人参加土改，黑石坡的土改工作出现了新局面，取得了革命和生产双丰收。这一切都证明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语）”这句话的正确。

　　

　　文学作品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典型形象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如果缺乏对典型环境的构建，人物形象失去了依托，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康濯在《黑石坡煤窑演义》里，十分注意典型环境的描写。不论是大环境（国家整体）和局部环境（阳泉地区），在作者笔下充满了时代特点和地域色彩。《黑石坡煤窑演义》里的主人公大三出场时，已经50多岁。他经历了阎锡山统治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国民党“光复”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时期四个历史阶段。作者对于人物环境虽然没有浓墨重彩的去渲染，只是粗线条的几笔勾勒，却都写出了每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为人物的生成构建了典型环境。例如，抗战前夕，黑石坡的大财主聚宝一手遮天，横行霸道；日伪统治时期，日本人和汉奸相互勾结，欺压工人；“光复”后的农村阎锡山实行“兵农合一”，农村生产凋敝，农民生活无着；解放后农民欢欣鼓舞，农村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这些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在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大三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人物——典型环境的描写为典型形象塑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黑石坡煤窑演义》还以“假斗”为题，专辟一章，描写了土改初期，以地主的狗腿子干大脑和玉宝为首的几个人篡夺了村里的领导权，不去斗地主聚宝，却把中农喜禄当作“地主”斗争的经过。这种现象在当时的阳泉地区不能说是普遍存在，但并非绝无仅有。康濯不回避矛盾，不粉饰现实，秉笔直书，体现了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这个教训也为后来在新解放区开展的土改运动积累了反面的经验，避免了走弯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对语言的把握。《黑石坡煤窑演义》在文学语言的运用方面有着大胆的创造。来阳泉参加土改之前，康濯已经是个成名的作家，他又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和教学工作，对于如何运用文学语言，有着深刻的认知和成熟的实践经验，在长期创作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但是，在《黑石坡煤窑演义》中作者并没有使用他已经定型的文学语言去写作，而是运用纯粹的阳泉地区的方言土语去铺陈故事。不仅人物的对话土气十足，连作家的叙述语言也土得掉渣。这样做的好处是，作品洋溢着鲜明的地方色彩和充满了浓厚的泥土气息；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由于对地方语言提炼不够，形成语言障碍，使得它不能像同时出现的名家作品——例如赵树理的小说那样迅速广泛的传播开来。

　　小说以《黑石坡煤窑演义》为书名。“演义”二字让人立刻想起了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演义》《两汉演义》《隋唐演义》等通俗小说。与此相呼应的是小说的结构，作者借鉴了传统的章回小说的形式，把它分为60个章节。每一章短小精悍，自成一体，可以当作独立的故事去阅读；但小故事合起来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的结构形式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便于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多少闲暇的劳动者去阅读。

　　写作方面，作者汲取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白描”手法，人物和场景都不作过分渲染，大多是三言两语的粗线条的勾勒。整个故事以叙述为主，没有浓墨重彩的场面描绘，没有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这样做的好处是行文简练，节省笔墨，但人物形象稍显单薄。

　　二

　　《黑石坡煤窑演义》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康濯的创作道路上，或是在阳泉文化史上都是一部不应该忽视的作品。

　　它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以解放区土改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要说描写工矿区的土改运动，堪称独一无二。因此，这部小说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抗战时期，边区实行的是减租减息政策，即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减少佃农的地租和借贷的利息。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党的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贫农、下中农）——即土地改革运动。土改运动对于刚刚解放的地区来讲是一件崭新的事物，尤其是像阳泉地区这样的工矿区更是没有成规可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新工作。而阳泉是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座工业城市，它责无旁贷的担当起了这个历史重任——为以后新解放区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积累经验，提供借鉴。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详细的描写了阳泉地区一个村庄土改的全过程，在这部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可以说都是某个阶级的代表，他们的立身行事都打着浓厚的阶级烙印；在土改运动中对他们的处理，都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而老白的既抓革命又抓生产的举措，更为建国后在城市工作的共产党人提供了经验。《黑石坡煤窑演义》，既是阳泉工矿区土改经验的总结，又为党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提供了实例；而这部《大纲》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后神州大地上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可见这部作品重大的现实意义。时光已经过去了60多年，现在人们阅读《黑石坡煤窑演义》，不仅能够了解当时阳泉土改的历史，而且仍然可以从中汲取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它的历史意义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康濯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解放区新崛起的一代作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躬身实践毛泽东的文艺理论，以自己的作品昭示革命文艺的方向。

　　毛泽东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向群众学习”，康濯正是这样做的。他随同“华大”来到阳泉地区参加土改，一头扎在农村里，和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验了农民的生活，收集了大量的写作素材。因此他的这部小说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散发着浓厚的泥土气息，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与那钻进象牙塔里，凭空捏造出来的“小摆设”完全不同。

　　毛泽东提倡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就是通过土地改革，彻底铲除农村封建势力，使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康濯紧紧把握着这一原则，在《黑石坡煤窑演义》里，通过作家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向世人展现了解放初期阳泉地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揭露了以地主聚宝为首的农村封建势力的恶行劣迹，描写了大三这个具有朴素的阶级意识的工人，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曲折过程，揭示了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工人和农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的真理。作品表现的是重大的政治主题。这与那些借口文学要淡化政治色彩，专门发掘身边琐事和市井新闻的“消闲文艺”也有着天渊之别。

　　毛泽东提倡文艺要“民族化”，要求作家去创造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在这方面，康濯做出了创造性努力。《黑石坡煤窑演义》不论在语言、结构、描写手法上都是民族化的。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作者力矫当时文坛的流行语言（书生气十足的语言）之弊，大胆地用阳泉方言去写作，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其探索革新精神还是应该肯定的。

　　上面说过，康濯在创作《黑石坡煤窑演义》之前，已经有作品问世，其中短篇小说《我两家房东》影响较大，但是创作像《黑石坡煤窑演义》这样的长篇小说这还是第一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者又曾写出了《春种秋收》《公社的秧苗》《分秒值千金》等短篇小说，《水滴石穿》《友谊和仇恨》等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东方红》等。可以发现，作者大量的作品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在1949年前夕的《黑石坡煤窑演义》，无疑是康濯的创作生涯中承前启后的一座桥梁。

　　阳泉地区出现过石平梅、高长红等著名作家，但是以阳泉地区的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似乎并不多见。《黑石坡煤窑演义》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向世人介绍了阳泉地区的山形水态、风土人情，以及阳泉人民艰难的生活史、壮烈的奋斗史——这部史诗式的作品是阳泉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黑石坡煤窑演义》于1954年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印行的解放区作家作品之一。1984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唐弢、严家炎主编的《现代文学史》（曾经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在全国使用）对《黑石坡煤窑演义》作了如下的评价：“塑造近代无产阶级的艺术形象，在新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薄弱的部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曾经在这方面作了热情的尝试，但没有取得多大成绩。这固然有作家不熟悉无产阶级和工厂生活，反动政府又不准作家接近工人等主客观原因，但毕竟与“五四”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新文学都由无产阶级领导这一根本事实很不相称。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全党的工作中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依靠工人阶级管好城市和发展生产，更成为重要的课题。”“《黑石坡煤窑演义》以通俗的形式写了山西阳泉工矿区人民在新旧两个时代的生活面貌。作品以一个有很高技术并热爱劳动的窑工张大三为线索，写了工友们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遭遇。”两位研究现代文学的权威学者把这部长篇小说和草明的中篇小说《原动力》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是“最早的描写解放了的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优秀作品”。这说明《黑石坡煤窑演义》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