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麦子杨

　　1

　　很多年前，妈妈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刚工作的年轻护士值班，很烦那些刚出世的婴儿哭闹不停，就把他们一个个翻过身睡。这办法迅速奏效，但很快就出了事故：婴儿窒息了。

　　很多年后的2005年，中秋节后的9月27日凌时时分，妈妈却像“故事”中的婴儿，病重至自己翻身后不能翻过救自己。

　　爸爸发现时已经迟了。

　　患了多年帕金森氏综合征、近年“双肾结石”的妈妈没有因为上述疾病而去世，而是多年卧床衰弱、心力交瘁，最后连一丝翻身力气也耗尽了。

　　那晚我睡得不好，白天在电脑前赶写一篇“软文”，头有点痛，三点十几分手机响了，我摁掉，一会打过去，爸爸说妈妈休克了——我的侥幸心理没有想到爸爸一直以来，对于妈妈的病情，都是报喜不报忧。我赶到老屋时，小舅母说已送医院，和我一路疾走去附近的人民医院。在抢救室里，医生、护士忙着抢救妈妈。爸爸和弟弟在一旁，小舅舅来了，小表弟也来了，后来姐姐、姐夫和妈妈的外孙女也来了。小舅舅打了几个电话，能来的亲人都来了。在城市这么酣睡的凌时，妈妈最后一次吵醒我们，抱歉，最后一次麻烦她的亲人送她上医院。以前妈妈能捱的都要挺到天亮，才叫我们来送她去留医。这回，妈妈最后一次劳驾我们了。

　　半个多小时后，两个医生走出来，说可能不行了，发现得太迟了，送得太迟了。

　　灯火通明的抢救室里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和一些机器在工作。我听机器吸着妈妈的胸膛，发出空洞的回声，在这片百年治病救人的土地上，再无力挽救一个老人的生命!

　　没有心跳，没有呼吸。

　　我抚摸着妈妈的头和脸，黑白相间的头发和眼睛、嘴唇、下巴，妈妈宛若安详熟睡中，镇定地安静离开这个令她颤抖了二十余年的世界。我像以往一样轻轻握着妈妈的手和脚，妈妈像在药物的作用下，不再颤抖，镇定地入睡。我以前无数次地想过：颤抖的妈妈，什么时候才能镇定呢？我不敢想象妈妈离开这个世界时才镇定，而是想妈妈能镇定地离开这个颤抖世界。

　　护士说:“拔针了啊?”

　　这刻，我多么期待妈妈颤抖啊!

　　我抚摸着妈妈的颈窝，余热中最后一次感受母爱的温暖。我知道，从此阴阳世界两茫茫了。爸爸、弟弟和我，看见妈妈的双脚板已经没有血液流通了。

　　我把护士拔下针头的那小片纱布藏进牛仔裤的裤袋。这是一片干净雪白的纱布，没有妈妈的一滴血迹。以前妈妈每次打针，我为妈妈摁着拔出针头的针口时，总会有一滴血迹，但现在没有了。很干净。

　　我们送妈妈去太平房。妈妈第一次独自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走出医院门口，第一次没有带得出妈妈回家。

　　已经凌晨五点十几分，我坚持步行回家。

　　台风刚刚离开这座城市，在这片刻的宁静间隙，妈妈悄悄走了。小雨中，我一个人踽踽独行街头，在手机上打下一行字:

　　失去母亲!人生，受尽苦难就走了。

　　回到居住的小巷，大雨倾盆而下。我独守一个没有来处的黎明。

　　2

　　妈妈很多年前就说了，去世后什么也不要，骨灰也不要。她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妈妈年轻时，我们年少时，在饭桌上父亲就笑说妈妈落后，不向组织靠拢。我从小的“进步”，是在饭桌上，接受父亲的进步熏陶，与党性原则很强的父亲血脉相承。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妈妈在半山腰，安眠在她的父母亲和祖父、祖母身旁。

　　我想起贝多芬说的: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眠。

　　妈妈单位每况愈下，不知道有没有领导来开追悼会，本来家里人要我写的悼词也不写了。去送妈妈的亲友有二十几个，刚好坐了一车。到了殡仪馆，妈妈单位的小车才送了四人来，两位领导。很简单的排队见了妈妈最后一面，没有悼词，也无须花圈挽联。我第一个走近熟睡似的妈妈，细细察看妈妈睡得安稳吗?真的，妈妈就像熟睡中慈祥坦然。妈妈将回家，和她的父母亲相聚。

　　十年前的八月初，我的外公病逝，我第一次踏进殡仪馆。我曾想写一篇文章，题目叫《送别》，但只写了开头几句，十年来一直没有接续写下去。外公去世十年后，他的大女儿也病逝了，而在差不多四年前，外婆寿终正寝。我第三次来这儿“送别”。

　　3

　　我的外公是冠头岭后的马鞍岭人，年轻时和父亲翻越冠头岭去海里绞罾捕鱼。后来进城谋生，和平阳人我的外婆结婚。外公外婆一共生养有三男三女，我的妈妈并不是第一个孩子，前面生的孩子养不成。妈妈作为长女，与父母一起挑起这个大家庭的重担。

　　外公曾为北海、合浦的一些大地主做炊事，不仅炒得一手好菜，还学会了中医，解放后在中医院药房工作，一身本草纲目味。外公说躲日本鬼时，潘园的地主跑了，让他留守，深得主人赞赏。外婆呢，一个一字不识的家庭妇女，家里花钱请来先生办私塾，但她喜欢到田野撒欢。解放后政府曾在原支农商店开办扫盲夜班，叫外婆去学习，但外姿不是迟到就是旷课。外婆曾对我说:“做完了田里的工，卖完了菜，还要煮饭食、喂猪，哪有时间学文化?”

　　外公外婆的辛苦，需要妈妈分担。而妈妈的志气是不甘于在土里刨食，她要读书。外婆反对，一是家里儿女多，没钱，二是卖菜要人手，长女十几岁了，顶得半边天。妈妈和我说过:“我只好早早起床，做完家务，帮外婆挑菜外出摆好摊卖了才跑去上学。”妈妈的同学回忆说，妈妈上学屡是迟到。同学们哪知道，妈妈要做多少家务才能上学堂啊!妈妈就这样把书念了，一直读到合浦卫校，做一名白衣天使。妈妈的同学以前一直回忆，在国家最困难人民最饥饿的那段岁月，同学们的米饭吃不饱，都来跟妈妈换番薯、芋头。妈妈家尽管没有线，但有田有地，从来没有饿过肚子。

　　外公、外婆在世时，我家就搬到四川南路和北海大道交汇处的外贸大厦宿舍了，俩老去我家时，总是打望着四川南路和北海大道交汇处的这个十字路口，后来我才得知外公、外婆的田地就在这一带，可那个“合作社”和贫农至上的年代，外公、外婆不得不交公了。听外婆说，组织还叫她交出两处房产中的任一处，外婆抗辩的理由是:我六个儿女，一个地方不够住。我想，如果当初外公、外婆要是交出所有家产，儿女们大了栖身何处呢?一个人活在世上，为什么会没有自己最根本的财产一一栖身之地呢?为什恒产不能传世?现在我们大都在老屋之外有了不只一处居所，但老屋是根，去到哪里，只是枝繁叶茂的浮萍罢了。

　　4

　　安葬妈妈时，我和姐姐、弟弟、大舅舅一家人在争论“根”和“枝叶”的问题，很具体的说法是离开故乡还是留在小城?我们就北京、澳门说了很多，我不知道刚刚和故园泥土相融的妈妈听到了她的儿女们的去向之争没有?去世了十年和近四年的外公、外婆呢?

　　冠头龄外是大海。大海之外是彼岸吗?

　　听掘墓人说，马鞍岭前几年曾被一个上市企业欲圈作高尔夫球场，全体村民坚决反对。我们说建设和谐、文化、生态和平安社会，其实就是对大自然的态度，就是列宁最欣赏的“给永远比拿好”，哥白尼说:“我自地球母亲怀抱来，也回地球母亲怀抱去。”

　　这里有山，有海，有森林，有礁石，有涛声，有海风，有村落，有飞鸟。

　　人与自然的和睦共处，也是我们和逝者的永在。在这片宁静的土地上，让逝者好好安息，生者继续赶路。

　　安葬好妈妈，姐姐叫我不要回头，我就随着汽车的颠簸，红尘滚滚中，告别了妈妈。

　　妈妈从此一个人留下来了，陪她的父母和祖父母，获得永生。

　　5

　　我所知道的妈妈的年轻岁月很有限，在三十多年里，断断续续听过一些妈妈的青春故事，妈妈除了和爸爸，还恋爱过吗?听妈妈说有一个马栏的医生，或去马栏工作的医生喜欢做护士的妈妈。但妈妈选择爸爸，为什么?是不是命中注定?如果不是妈妈年轻时选择爸爸，妈妈老时，谁照顾得她这么好?妈妈说爸爸家里很穷，爸爸一家是从钦州白石水迁来的，爸爸的父亲早没有了，家里躺着一个病母亲，妈妈去照顺，直到家婆去世。后来爸爸的唯一亲人哥哥、嫂子也去世了，遗留年龄很小的一儿一女“托孤”。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爸爸除了自己的两儿一女，还要照料侄子侄女。面对现实的妈妈做得很好，用妈妈的话来说，是对得起爸爸的。也许因此，爸爸后来要“还债”给妈妈?

　　年轻的妈妈卫校毕业后，在市疗养院(现文化局大院内)工作。妈妈曾对我说过，我在疗养院喝的牛奶最多，厚厚的一层奶皮我一下子就喝光了，胖嘟嘟得像只小老虎。“文革”不久，因为进得疗养院疗养的都是当权派，所以受冲击最大，冲击到解散疗养院。妈妈就调到钦州地区医院(那时钦州管辖北海)。我和弟弟曾随妈妈去过钦州几年，大约四、五岁才回北海。我一直把钦州作为第二故乡，父亲的曾祖父埋在钦州土地屯村一个山顶。在钦州地区医院工作的妈妈并没有给年幼的我留下什么印象，仿佛妈妈经常上夜班，那个把婴儿翻转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那时候妈妈听说的?反正我和弟弟在钦州时，有跟我家一同去的三姐(大伯父的小女儿)照顾。记得有一年夏天，妈妈买了很多荔枝，用我和弟弟洗澡的大锑盆装，让我们吃个够。以后我再也没有这么痛快吃过这么多这么好吃的荔技了。爸爸那时经常出差，有时去钦州和我们团聚(大几岁的姐姐放在北海外公外婆家，上幼儿园)。我记得有一次爸爸拎着灰色的行李袋远远走来，我欢叫着从宿舍院子奔出来，跑向草地原野迎接爸爸，前面有一条并不深的壕沟，我一跃而过。我对爸爸说，我和弟弟跟邻居玩伴们出来玩时，曾掉进过这条壕沟。

　　后来妈妈从钦州调回北海，我们坐的客车是那个年代的灰绿色汽车，在中途妈妈买了些水果，也吃了些东西。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晕车，妈妈和三姐吐得翻天覆地。而我最喜欢闻汽油味，狗一样搜着嗅。

　　6

　　北海属广东管时，爸爸常公差首府广州，曾有机会在广州市工作，但妈妈反对，爸爸就回来了。北海划归广西管时，爸爸也经常公差，但这回是去广西首府南宁，南宁也想留下父亲，妈妈不同意。有一段，北海被钦州管，经常出差的爸爸就改跑钦州。直到1997年初退休，爸爸都经常公差，妈妈病了后，爸爸能推的公差都推了。

　　妈妈离开卫生系统，调来外贸车队医疗室工作。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她的单位，在珠海路摇了半天电话，才等来一辆解放牌货车。妈妈打电话找车时很能干，大热天的大着声音喊话。到了车队的医疗室，妈妈给水我喝，为我扇风。后来妈妈调到外贸东仓。东仓自然在东面，是土产进出口公司的仓库。北海九十年代初土地开发热时卖给了香格里拉。我曾经过建设中的香格里拉工地，看到妈妈的医疗室所在的两层楼房最后才拆除，可能在建楼中作为工地值班室和建筑工人宿舍。

　　妈妈在东仓工作了很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病退。

　　妈妈是八十年代中开始双手轻微颤抖的，医学名叫“帕金森氏综合征”。1984年我中考时，爸爸陪妈妈去广州医病。之前之后的几年，爸爸陪妈妈走过广州、南宁等大医院，留医时写信回来，总是说好多了，安慰家里人，主要是外公外婆。

　　那时候，妈妈还上班。我十四、五岁时，有几个暑假都替妈妈加班，因为妈妈做不得重力工，而所谓的重力工，不过是把仓库里的竹木藤条做的筐、箩、篮等搬出来晒一晒，用毛扫扫一扫。这种加班得的钱不少，我没有要过，全是妈妈领了家用。

　　那时候茶亭路是泥土路，东仓前面是一个大陡坡。妈妈早上早早上班，中午一点半上班，几乎不能午睡，操持大部分家务。妈妈生病不久，有一回我骑着妈妈那辆28吋凤凰牌自行车搭妈妈去上班，半路到木站时（现富丽华大酒店门口）摔倒了，把妈妈的头顶磕了一个包，经过的一位女同事扶起妈妈，狠批我几句，搭妈妈去上班。

　　妈妈去世几天后，我说世上最爱我的人去了。“最爱”，像柏杨说的“我不怕死，而是怕这世上没有一个人值得我为他而死。”1982年我刚读初一时得了红眼病，妈妈为了不影响我上学，搭我到她的医疗室，面对面为我滴眼水，几天后我的眼好了，而妈妈的眼却红了。

　　7

　　一家人中，我小时最多感冒发烧。有一天下午，我发烧过了四十度，等不回爸爸，妈妈就用矮小的身子背我去医院。我现在还记得妈妈背着包裹严实的我走过中山东路时的情景，那是母子最紧贴一体的命。更多时候，我在深更半夜发高烧，妈妈就叫弟弟骑车从城东往城西，去搬救兵小舅舅，再骑三轮车来搭我去医院急诊打退烧针。我发高烧说梦话，有一次大白天的，高烧不退的我突然大叫:“有鬼!有鬼啊!”当场吓得姐姐和弟弟四脚不到地奔逃屋外。我和弟弟的尿道生下来时有点破裂，爸爸妈妈为此揪了很多心。小学五年级和初一我都做了两次小手术，后来这次成功了。记得第二次手术后不久去手术室拆线，妈妈陪着我，走到手术室外的龙眼树下，妈妈居然双手合十，祈求神灵保佑。妈妈从来不信神不信鬼，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听到妈妈为我而信而求“神灵”。

　　我的南京舅舅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新疆药物研究所调回北海开辟家乡的药物检查和研究工作后，为妈妈翻阅了大量国内外最新的对“帕金森氏综合征”治疗的研究成果，为了妈妈而建议医院引进一种新药，免得妈妈经常寄钱去广州买。

　　1989年9月份我家搬到四川路外贸宿舍后，曾为妈妈请过看护，但不如意，辞掉了。妈妈那时还能做些家务事，如拖地搞卫生，洗菜和淘米做饭，只是不能去买菜和炒菜。我们上班时，妈妈就绕着宿含和大院逛，在楼前楼旁种些南瓜和蔬菜。我和父亲、弟弟都在与宿舍一墙之隔的顺风大厦上班。有一年我要在楼下的杂物房砌一个小水泥坡，以便摩托车出入。我找来水泥、沙子和砖石，每年春节前都搭建鸡笼的妈妈看见我要做“工程”，忙来帮手，教我怎么砌得好，还为我搬些碎砖。妈妈病逝后，有一晚我回到杂物房轻轻踏上这个水泥坡，感慨万千。我摸黑进来杂物房找东西，有意用手去摸妈妈病前骑过的28吋凤凰自行车，告诉这辆爸爸妈妈托南京舅母从南京买来，拆散后托运来北海的凤凰牌自行车:你的主人刚刚去世了。

　　这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我们一直舍不得卖，搬了家也要找个地方保存好。在妈妈入土为安的第二天，我和姐姐、弟媳一起搞老屋的卫生，我和爸爸的意见都是能用的东西，不要扔。有一台落地电风扇，和一台半自动洗衣机，我们卖给了收旧货的。这台落地电风扇是上海产的“华生牌”，是八十年代中国最好的电风扇。现在卖这台断了头的旧电风扇时，爸爸说，这是船队职工转卖给我家，我和你妈晚上扛回来的呢。爸爸还对我说，你结婚时在楼下坐，这风扇还能扇嘛。

　　我记得刚买风扇回来时邻居们是多羡慕啊，妈妈每年冬天将来时，要收起它时，都叫我和弟弟用黄油小心擦拭，最后为它的扇叶和不锈钢打白蜡。二十年过去了，人病了，机器也旧了，只有思念能鲜活地留下来。

　　8

　　妈妈是1996年搬离宿舍，回老屋住的吧，是留宿舍给我结婚。前几年我另外买楼，几次要妈妈爸爸跟我住，妈妈最后答应了，但爸爸坚决不同意。爸爸是挂念孙子要人看护。而妈妈尽管答应过，却对我说过她的顺虑，妈妈说人家会说你拉个病妈妈回去啊!

　　这几年，妈妈的病情每况愈下，越来越离不开床，坐起来也不能太长时间，更不站着和走路了。妈妈的衰弱是久病卧床的缘故，医生也说过，病了这么多年，好在有爸爸这么周到的服侍和照顾。妈妈病逝后我略算一下，二十年来，妈妈至少服用了各种药片五万粒左右。

　　外公在世时，有时步行去故园冠头岭摘山草药给妈妈泡手脚治病(附近的菜园被房地产开发，不说中草药，就是杂草也被水泥覆盖了)，外婆也常常忧心妈妈的病，有时批评我们不听她的话医妈妈，外婆抹着眼泪说:“你不心疼，因为不是你的女!”

　　1995年8月份，外公病重在人民医院内科四楼留医时，妈妈就在同一楼的楼下留医，但妈妈不能去看最后一眼她的父亲。外公病逝几天后，妈妈才猜出来。翌年的清明节，很少去扫墓的妈妈和外婆一起去看外公了，妈妈哭着说知道你在楼上，但我走不上去啊!

　　一场父女的生离死别，只不过在楼上楼下。

　　外公的坟墓是外公生前步行到马鞍岭故园时，借了一柄锄头在山岭半腰锄了一圈，选为自己百年后的长眠安身处。

　　9

　　妈妈最后一次住院，单位领导拎着装满水果、麦片的藤篮来探望，还给了一百元中秋节慰问金。妈妈很虚弱，不说话，流下滚滚热泪。我为妈妈拭去热泪，想着妈妈这样的一辈人，辛苦工作一生，本来在那个低工资、以为高福利的时代，以为好好为国家工作，组织不会亏待的，老了病了有组织。但一切都在“与时俱进”，人却老了，被抛弃了。也许“国情”和困难长在，但生命和灵魂没有保障和安全，我们开拓进取又有什么意义?

　　妈妈是七月三十日住院的，冥冥中似乎有安排，在家人不通知我的情况下，我从北京毅然决定辞职回来。我早就想外出工作的，每次征求爸爸妈妈的意见，他俩都反对，但最后都说由我定。妈妈几次对我说，我会很快的，你去外地工作，去那么远，回不来了，见不到我了。我多年来一直在想，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是限制远方，还是看透远方？后来我来到孔子的墓前，看到孔子墓旁子贡的茅屋，子贡和孔子别的弟子一起守孝，守满三年后大家散去，子贡不走，再守三年，才消失在中国历史烟雨中。

　　以前有几次晚上回家看妈妈，妈妈都叫我留下来陪她睡，就睡在旁边的木沙发上。妈妈说爸爸睡得死沉，叫不醒他。但自从三年前有了孩子，很少回去老屋的我一晚都没有回老屋陪妈妈睡过。

　　妈妈不止一次对我说:“我会在睡眠中去的，一觉就不会醒来了。”

　　每次听妈妈这样说，我都说别乱说。这些年，我只为妈妈拉电线做了两个电铃，让妈妈握着电铃开关，有什么事，就按铃叫楼上煮饭炒菜的爸爸。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去万事空。人老归老路，是这个星球上最平常不过的事儿。每次到人民医院，我都想，我在这儿降生于这个人世间，最好也在这儿离开。没有痛苦，也没有牵挂。

　　10

　　妈妈病逝后我把与妈妈有关的照片及文字筛理了一遍。但我一下子还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是勇敢地留在北海，还是安静地闯荡京城?

　　妈妈病得很轻时，对着我的文章，戴上老花眼镜，只读几行就搁下说:“写得太长了。”

　　妈妈一直说我写作是“不务正业”，但她还是为我买了第一盏光管台灯，掏钱支持我买第一台电脑。当我在广西签约时，妈妈对我能在家写作每月有钱领将信将疑，说:“有这等好事?”

　　离开这个世界，最好是没有痛苦地安静离开，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亲人送别，到一个好地长眠，总是幸运的。有死亡，人世间才获得最终的公平。

　　小时候妈妈是健康能干的，包揽所有家务，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妈妈劳累得清瘦矮小。我们的穿着，妈妈总是尽其所有为三个孩子做新衣和缝补旧衣服。我的第一件的确良是小考成绩好，爸爸妈妈奖赏的，妈妈买了白色的确良回家，日晚加班踩着她的华南牌缝机为我亲手制作。我读小学时，妈妈说最怕去三小开我的家长会，我不仅学习差，还捣蛋。每次开家长会，妈妈都说被班主任和校长“控诉”得抬不起头。时间过得真快啊，我们长大了，父母长辈们都老了、病了、离开了。我眼前总浮现小时一家人走在中山路旁或骑楼下的样子:逛百货大楼、去人民电影院看电影，妈妈有时会买一两斤夹心饼干，一个粗纸筒装着，一家人一边逛街一边吃。或者一家人步行去外婆家，拐入双水井对面铺满车螺壳的小巷子，回来一家人走过三小和人民医院门口，在原四小门口的水银路灯下，夏夜总会有几只金虫低飞或爬行，父亲捉了，折断金虫的小腿，回家用线绑起来，我和弟弟提着线，让金虫绕着我们飞呀飞!我童年就是在这样的逛街和去外公、外婆家中，一年年长大，直到妈妈说我长得高过她了，我和爸爸并肩了。什么时候一家人很少逛街了的？长大的孩子都有了自己的同学和朋友，爸爸妈妈想孩子陪逛街的时候，孩子陪恋爱的朋友逛去了。

　　三十多年过去了，近七十岁的妈妈病逝。现在每次回老屋，我都想看看病床上的妈妈，上四楼吃了饭下来，总以为下到二楼的房间，还能看到妈妈，能喂妈妈吃一小碗粥、喝半杯冰镇可口可乐，但妈妈已镶进黑镜框里。妈妈病逝后的几天，我不吃一块鸡鸭肉——这使我想起，每次吃鸡鸭肉时，我都要扯碎几块喂妈妈。以后不再用扯碎鸡鸭肉了，我就不想再吃了。我的三岁女儿问:“阿妈去好远好远的地方了，她走得稳吗?要用拐杖是不是?”

　　刚安葬好妈妈，老屋附近的双水井就被文物所立碑和用栏杆保护起来了，我叫爸爸去看，因为爸爸少年时就是靠挑水卖维持生计和求学的。爸爸来到双水井边，指给我看井边的一户人家墙壁上镶嵌着记载文字的三块石碑，我这才发觉以前疏忽的“地方志”。爸爸回到老祖屋的地盘（爸爸的老屋现住着爸爸的侄子一家），见到几个熟人，一个驼背老大娘和爸爸搭腔，说:“怎么认不出你?你二嫂常担水吃?一家人就靠这两眼井。”爸爸说到老街坊现在的情况，这位老大娘就说谁早就过世了，谁去年才过世，最后说:“老的都排队走了，准备轮到我了。”

　　我和爸爸看到这位老大娘如此乐观，感到生命某种意义上的“生趣”，就像坚强的妈妈活在这个颤抖的人世间，最后镇定地“回家”。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古人说天命不足惧，说托体同山阿。一个人在人世间活得长久，对新人就陌生了，而对先他而去的人却是熟悉和亲切的，他就会很安详地想去另一个世界找自己熟悉亲切的人“团聚”。最聪明的是人世间，让你吃苦吃到不愿再恋人世间。

　　少年时，我奉行人生信条: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后来我懂得了出世、入世、再出世的道理。一个人就是一部长、中或短篇小说，一部秘密的心灵史，文字触摸到的不是有限的颤抖肉体，而是永生的镇定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