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建平

　　

　　高铁列车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停在开往杭州的一个途中小站。就这样，我回到了黑白镇。一路上，先是疏朗的北国风光，车过长江后，房屋陡然繁密、富庶起来，粉墙错落着黛瓦，树木郁郁葱葱，历历江南风物。不过，我身体里的频道却没有因为回到黑白镇而一下子切换过来。

　　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黑白镇了。作为一个主要搞策划并直接参与写作的书商，我已年近四十，依然在漂。辗转到公司的这几年里，我前前后后策划的五本绘画类图书和其他艺术类图书，全线溃败，没有一本进入畅销书的排行榜，甚至大多数书都堆在仓库里等着发霉和销毁再生。我知道，老板私下里开始把我称作“杀手”，不杀读者，专杀自己。一个星期前，老板终于找我谈话，说：得，老杨，这段时间你也比较累了，人不能老是绷着。这样吧，你歇会儿。

　　“你歇会儿”。老板这话把什么意思都说出来了。我当然懂。我见过那么多被“歇”的人，一旦有一天“歇”了，就等于永远开除了。虽然老板是我多年的酒肉朋友，一旦一个老板一个员工，身份便上下左右地定格了。我知道，这几年来，作为老板，这哥们一直罩着我，不管心里有什么，都没有明摆在脸上，也不容易。我并没有加以拒绝，当然也没有再跟老板说一句话，直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第二天我就不再上班，随便在哪儿歇着。我在家昏睡了两天两夜，然后去了一天北海，逛了一天地坛，在一个犄角旮旯的酒吧又厮混了一天，到了第六天，在大街上晃膀子挤进如潮的人流时，我脑子里没来由地突然想念起遥远的江南来，想念起作为小县城的黑白镇来。那里留存着记忆中的童年和仍然健在的一对老父母。

　　晚上，我跟老婆说起了白天的念头，想要回一趟江南。老婆一脸无所谓，耸耸肩说，随你。去吧。我没意见。我跟老婆的关系比较特殊，哪怕在北京城。老婆是一个职业女性，与我各有天地，彼此从不干涉。两人虽为夫妻，很多方面我们却实行AA制，各自保持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尤其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如胶似漆甜蜜蜜，慢慢发展到坚决不要孩子，再到渐渐走入了无爱婚姻的新阶段，目前更甚一步，干脆朝着无性婚姻狂奔。

　　黑白镇既是老样子，又在不断变化。不过，我懒得去说它的变与不变。我到家时，天近傍晚，老父亲老母亲像看见天上掉宝贝似的，欢天喜地，一个忙着去超市打酒和买菜，一个在家弄出一厨房的腾腾热气。在两个老人面前，我尽量装出镇定的样子，对所有的提问，都不置可否地唯唯诺诺，可三杯酒一入肚，无边的疲倦袭来，我就扛不住了，马上告退到房间。然后是一夜无梦的沉沉清睡，直到早晨的一声鸟叫声把我叫醒。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听到的早晨的鸟鸣声，这声音既有点早晨的清冷，也有点早晨的薄暖，很轻很淡，好像在一张纸上轻轻画出了打底子的第一笔。

　　老母亲说，这次回来，你该住一段时间吧？

　　我点点头，又补充说：说不定很长一段时间。

　　老母亲眼中生怕煮熟的鸭子又飞了的不确定神色终于落下了。可怜。老两口本来都退了休，可是退休后又都出去干活，老父亲给人家看大门，老母亲加入了小镇绿化带的锄草队，专为城市美容。一年前，老父亲终于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个职业，不再外出做工，老母亲还在有滋有味地锄草。不过，她说，我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她决定不去锄草了，专门在家负责做饭。她说，在北京，老是吃面食，怎么吃得习惯？面食哪有米饭好吃？况且是黑白镇产的大米？

　　我只好苦笑。

　　这一天我没有外出。早晨虽然被鸟叫声唤醒，却在床上胡思乱想了很长时间，又睡了一个回笼觉。下午，我陪着老父亲抽烟，也陪着他听收音机，感觉时光一下子倒流了几十年。没听收音机，这有多久了？还是小时候，一家人，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的说书，听得一顿饭要吃上半个小时，非得要听到单田芳说“且听下回书分解”，才肯扒下最后一粒饭。那时，我还没有学会认真看书的习惯，收音机差不多顶得上一整个世界，时事的，传奇的，花边的，杂七杂八，缤纷摇曳，好像一个万花筒。

　　我故意关掉了手机。这样，北京基本上就跟我失去了联系。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尽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一些敏感的话题。

　　后来，老父亲问我，还画画吗？

　　我告诉他，不再画画了。

　　老父亲说，现在干啥？

　　我说，不干啥。

　　老父亲问，啥叫不干啥？总得有个事吧？不是说在编画画的书吗？

　　我说，现在也不编书了。

　　老父亲沉默了半晌，说，可惜，可惜了画画。

　　我心里回答说，这辈子恐怕跟画画绝缘了。

　　老父亲递过来一支烟，我赶紧先给他点了，才自己点烟。

　　你还记得吗？那个画画老头？老父亲突然问。

　　这话在我心底里勾起了一个形象。一个差不多腿脚残废的老头，从腿脚残废时起，开始了画画。不管别人怎么奚落他，他从没有停过笔。等到我十来岁时，出于阴差阳错的机缘，竟跟画画老头学起了画画。老头像得了一个义孙似的，又像得了一个传衣钵的弟子似的，十分高兴。他一直以我为荣，认为我在画画上一定会有出息。

　　我点点头。老父亲也点点头。

　　画画老头只教了我一个暑假，紧接着他生了一场大病，病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画画，而我也开始跟着学校里的老师学素描练习。此后，虽然我听说老头病愈之后又慢慢开始了画画，我却再也没有机会跟着他学画。真是一件有始无终的事。

　　老父亲告诉我，画画老头已经去世了，就在半个月前。听说，他去世后，他家里人松了一大口气。他家里人一直觉得老头画画在黑白镇上是一个笑话。

　　老父亲又说，如果你早半个月回来，或许能看到他。这几年，老头画得少了，可嘴上总是挂着你的名字。你本来应该再看他一眼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又是一件有始无终的事。

　　晚上，一家三口，好像当年听单田芳说书那样，围着老式的八仙桌吃饭。我善饮，老父亲更善饮。出乎我意料，老母亲也倒了半碗花雕黄酒，陪我们喝。

　　喝着喝着，老父亲感叹说：我们真的老了！

　　我说，现在寿长。

　　老父亲摇摇头：你没听懂！我是在说你的事情！

　　老母亲赶紧凑上来说：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啊？

　　这个话题在我三十岁前不成为话题，三十五岁前开始成为话题，过了三十五岁成了我和父母在电话里不断吵架的话题。每次我从北京打电话到黑白镇，或者老两口从黑白镇打到北京，老两口的压轴话题就是这个。有几次，我干脆没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挂了电话直接切断了话题。三年多来，我一直没回黑白镇，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想了想，对父母说，你们还是关心你们自己吧。你们一定要想通一点，就是在这个年纪，健康比一个孙子更重要。

　　然后我举起酒杯，跟父母碰杯，祝他们健康长寿。然而，酒虽是热的，话却是凉的。两个老人的眼睛里布满了无限的落寞。

　　因为喝了不少酒的缘故，我很早就入睡了。在梦中，我听到我的手机在叫。非常奇怪的是，梦中我的意识同时处于极度清晰和极度模糊的两端，并在两端之间没有过度地来回高频跳跃。我既纳闷谁在打我手机（我的手机明明已经关掉了），并且手机就在我的耳朵里面振动不休，又感到这手机声远在天边，似有若无，与我无关。

　　就在将生未生、将死未死的梦中时分，老母亲打开房间的门，轻轻地说，你有一个电话。北京来的。

　　原来电话声进了梦中。不管它如何轻微，如何朦胧。

　　下楼梯时，老母亲悄声问，你们怎么了？有矛盾了？

　　我说，没有啊。

　　老母亲马上反驳，不对！那阿文电话打过来时，怎么连一句“妈”都不叫？直接说让杨明听电话？

　　我哑然。我心里面说，事实就是如此。尤其是现在，本该如此，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

　　我接电话时，老母亲先是远远地站着，好像怕我出事以挺身出面，后来还是识趣地避开了。毫无疑问，北京来的电话，肯定又要折腾她一宿了。

　　电话里老婆说，你关机了啊？

　　我说，嗯。

　　老婆说，趁你这次回了江南，我好好想了一番，最后想通了，我们与其现在这样不死不活地吊着，还不如干脆作一个了结，离个婚吧，死过一回之后大家就都活了。

　　我说，好。

　　我心里说，死后复活。但愿如此。

　　我又说，好。没意见。

　　老婆说，那好。再见。

　　我说，回头见。

　　电话那头老婆停了至少半分钟，才挂了电话。

　　我知道，这个半分钟的静音，类似于一座城市的毁灭，从繁华一步跨越到了废墟。并且变成废墟之后还将继续塌陷。不仅快，而且痛快。对两个人来说，都是如此。

　　早上醒来，第一个跃入我意识的不是老父老母，不是昨晚刚刚相互同意协议离婚的老婆，而是几十年未见面的画画老头。老头的形象仍然停留在几十年前，那天早上一直在我眼前晃动，好像他就待在我床前，要跟我说话。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我却产生了一个冲动。所以，一吃过早饭，我就出门了。我并不是去看望固守在黑白镇的老同学们，而是打算去看看画家老头生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如果还存在，它的年纪比我还要大。

　　我从黑白镇东头向西头步行穿越。出乎我的意料，黑白镇在三年多时间里，蛇一样在不断地蜕皮和新生，除了建筑在到处更新之外，最明显的变化是黑白镇上有了自己的公交系统。我停驻在一个港湾式停靠站上，看公交路线的站名，有些站名，已经是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发现，701路公交线路，从首站到尾站，中间竟要经过25个站点。其中一个站点正是画画老头过去住的地方，也是我十岁那年暑假经常去的地方。在停靠站，不少人正引颈向公交车来处望去。这些人，也全都是陌生人。

　　701路公交车停了下来，不到一分钟，又启动奔向下一站。我没有上车。我心里打定主意，无论如何，在满城的陌生人中，我要走着去，从现在走到过去，听起来像是一种时髦而科幻的时间旅行，其实原因仅仅是一种毫无理由的莫名心绪所致。

　　这段路并不长，正常步行二十多分钟，我却足足走了翻了一倍的时间。一路上，我告诉自己，如果到了目的地，看到的是一片新楼，就是说我和画画老头的缘分便告终了。一旦真如此，意味着不仅老头的身体已经消失，连同散发他气息的所有物件也都消失了。那样，又是一件有始无终的事。

　　那幢房子居然还在。黑白镇的蜕皮，尚未蜕到这一段。我老远就看到灰色的墙壁，和那个熟悉的门洞。在向老房子走过去的路上，我下意识地手伸进口袋去掏烟，却掏了个空。我稍稍环顾了一下，走进了靠近老房子的一个杂货铺子，买了一盒烟。我拆了烟盒，抽出一根，递给店主。店主是个陌生男子，爽快地接了烟，两个人对抽起来。

　　看我没有马上要走的意思，男子没话找话说，你不是这儿的人吧？没见过你买烟。

　　我说，我住在镇子的东头。

　　店主说，哦。

　　抽第二根烟时，我说，这儿我以前来过，差不多三十年前。那时跟一个老头学画画。

　　店主马上说，啊，我明白了，是那个残疾人吧？

　　他边说边用手指着老房子。我点点头。

　　店主说，老头死了，半个月前吧。他停了一下，又说，听说他是个怪人，都残疾了，居然画什么画画。

　　我没有回答。

　　店主说，听说他画画倒花掉了不少钱，可是一张画都没有卖出去。只花钱不赚钱。这年头，老人要身体健康，又能贴钱，才是个宝。可他，又是老人，又是残废，又是花钱，还不赚钱，唉！

　　店主手一摊，又摇摇头。我还是没有回答。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他抽完了第三根烟，然后走出了铺子。

　　我并没有直接去叩门，而是沿着老房子周围不停走动。那些小路，看得出，虽然已经修过好几回了，但仍掩不住不可遏制的苍老。路边的树木，也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老去，唯有树枝上的叶子，一如既往地翠绿，并且更加浓密。

　　日渐中午时，我终于靠近了门洞。门里刚好有人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突然叫了起来，你是杨明？

　　我是杨明。

　　你脸上这胎记！那人指着我说，你这胎记，没有第二个人有！

　　这时，我也认出来了，那人是画画老头的儿子，比我大五岁。我跟老头学画画时，还是一个童子，可老头儿子已经是少年了，正开始在黑白镇上指东打西，风云叱咤。

　　老头儿子说，多少年没见面了？你在北京吧？你什么时候回来了？你怎么到了这儿？

　　我一边听他连珠炮地问，一边跟着他进了屋子。

　　我说，没想到老房子还在。

　　老头儿子说，我们等着拆迁哪！这年头，拆迁值钱。

　　我们一起喝茶抽烟聊天。老头儿子对我恭敬有加，因为我已经成了一个“北京人”。他的话题不断地围着北京转，北京的一切都引起他强烈的好奇，似乎光是听人说说北京的事，他也跟北京沾亲带故了。

　　后来，我终于把话头拗到他父亲身上。

　　他呀，死了，半个月前吧。老头儿子似乎羞于提起他父亲，你早半个月来，还能见着他。

　　我说，有八十岁吧？

　　老头儿子叹气，有。残废了三十多年，也拖了三十多年。

　　我说，那是喜寿。

　　老头儿子摇摇头。

　　我又问，他画画一直画到去世为止？

　　这回他点点头作答。

　　我说，我算是他的学生，看看他的房间吧。

　　老头儿子很不情愿地带我去老头的房间。我注意到，老头去世才半个月，可他的房间已经完全腾空，没有留下一丁点老头的任何痕迹。

　　我在门口看了半晌，走到房间中间又看了半晌。

　　我不假思索问，那些画呢？

　　话一出口，我才意识到我的问话里带着的一丝丝冒犯味。

　　哈，那些画啊，老头儿子有点尴尬地说，唉，不瞒你说，我家老头的画不值钱，画了三十年，都没卖出一张。都成了周围邻居的笑话了。

　　他停了一下，我等着他继续说。

　　这不，我家老头去了，总算不让人再说笑话了。那些画，留着又不能当饭吃，还占地方，几天前卖掉了。

　　卖掉了？有人来收购了？

　　是啊，全部收购走了，一张不剩。那天，我好不容易等到那个收垃圾的人来，收垃圾的说，只能当废纸收。废纸就废纸吧。老头画了一辈子没挣到一个钱，死了后，哪怕当废纸卖，总算卖了几个钱。

　　老头儿子尴尬地哈哈笑了起来。

　　晚上，我睡不着，就在灯下看书。

　　突然，玻璃上发出一声既轻又尖的响声，类似于甲虫撞击玻璃的声音。可是我眼光搜索了一下，没有发现甲虫。过了一会儿，这个声音又响了一下。我起身走到窗户前，透过玻璃往外看，似乎窗外有一个人影，就推开窗户，探出身子，发现一个小女孩站在窗下，正仰头往上看。

　　看到我打开窗户，女孩扔掉了手里的一颗石子，向我招招手，又指指怀里。我这才看到女孩的另一只手抱着一个东西，从模样上看，像是一幅卷起来的画。我还明白了，原来是这个小女孩用小石子投击窗户玻璃，引我开窗。

　　我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无声地张了张嘴，意思是找我吗？

　　小女孩用力地点点头。

　　我也点点头，又再次用手指指自己的鼻子，然后用手指指下面，意思是我马上下楼来。

　　小女孩一边用力点头，一边双手抱着那个东西，转过身子，往房子左侧向正门走去。

　　我开门时，小女孩已经站在了门前，仍然双手环抱的姿势。我不认识这个小女孩。

　　我开门见山问，你找我？

　　因为我脸孔背着光，小女孩睁大了眼，仔细看了看我。接着她问，你是杨叔叔吗？

　　我回答说，是啊。

　　小女孩又问，你是那个跟我爷爷学过画画的杨叔叔？

　　原来如此。这个小女孩是死去的画画老头的孙女。

　　我说，是。

　　小女孩出乎我意料地又问，你还画画吗？

　　我摇摇头说，我不再画画了。

　　不再画画了啊！小女孩像是回答我的提问，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一下子有些迟疑起来。

　　小女孩咬了咬嘴唇，说，今天我看到你了，刚好放学回到家，看到你的背影。我曲里拐弯知道了你是杨叔叔。所以我过来了。

　　我说，哦？

　　小女孩又重复了一遍刚才那句话，不再画画了啊？紧接着说，可是我爷爷告诉我你肯定一直在画画。

　　我内心感到惭愧，就转移话题问她，你爷爷刚刚去世吧？

　　小女孩点点头。

　　我说，你爷爷是个好人，他是我的老师啊。

　　小女孩说，那就对了。我爷爷死之前，把画托给我，让我交给你。一定要当面交给你。

　　小女孩把怀里抱着的画递了出来，交给我。

　　我问，不是都卖掉了吗？

　　小女孩说，其他的都卖掉了，可是这两幅画是爷爷死之前偷偷交给我的，我偷偷藏了起来。我爸爸妈妈不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笑。我心领神会，问，真的两幅？

　　小女孩说，两幅。

　　我又问，你都看过了？

　　小女孩点点头。

　　我看了看已经到了我怀中的画，并没有打开画，却问小女孩，那上面都画了什么？

　　小女孩摇摇头说，我不懂。你得自己看。

　　那样啊！我仿佛自言自语。

　　小女孩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了过来，说，这也是爷爷给你的。

　　一封并不算厚的信。令人倍感好奇。

　　小女孩大功告成，突然说，杨叔叔，我要走了。

　　我一抬眼，面对满眼夜色，问她，这么晚，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小女孩说，我有车夫。

　　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了指远处街灯下的街道。原来街道边上停了一辆摩托车。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正等着。

　　小女孩解释说，那是我哥哥。

　　哦。那我放心了。

　　一分钟后，小女孩和她的哥哥消失在了黑白镇的深处，好像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似乎从未存在过似的。

　　几乎像一个传奇。

　　我回到卧室。

　　我先看了信，然后看那两幅画。我可以打赌，任何人看到这两幅画，都肯定会留下深刻印象，但又无法用确切的语言来描述它们的本质。两幅画一样大小，结构也完全相同，都在画幅中央留下一块相同的空白，都不着一笔颜色，而且两块空白是形状和大小完全一样的人形。除了这些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更令人惊异，那是一种奇异的对比：其中一幅画在空白人形周围画满了各种鲜花，五彩斑斓，色调繁复，而另一幅画在空白人形周围则是清一色的骷髅，色调全是黑白，并且栩栩如生。

　　我几乎彻夜未眠，仿佛聆听天籁。

　　第二天一早，我就送两幅画去装裱。一个礼拜后，我带着这两幅画，离开黑白镇，坐着高铁一路向北往北京奔去。

　　一路上，一切仿佛是电影的倒带：熟悉的江南风物徐徐往后退去，北国疏朗的风光渐渐涌来。这也像一幅画：线条不断简洁明朗起来。

　　在漫长的旅程中，我的头脑不断回味着画画老头给我的那封信。在信中，他告诉我：

　　……

　　你一定好奇过，我的腿是怎么残废的。那是1975年的时候，我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场武斗当中，失去了两条腿。这样的结果还是好的，因为有人在武斗中甚至丢了命。

　　失去了双腿后的日子是灰暗的。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来是黑白镇上小学里的一个美术老师，那个时候才四十出头啊，因为一双丢失的腿，突然就跟世界拉开了距离。不但拉开了距离，还被排斥出了大部分人的生活，永远地排斥出了生活。

　　……

　　后来的情况你应该知道了：我走上了画画的路。以前教学生画画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现在成了我的寄托。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家里人个个都有意见。认为我疯了又能怎样？对我有意见又怎样？我什么都不管不顾，拼了命地投进了画画当中。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只有你投入进去后，你才有可能发现它的另一副面孔。当画画不再是一个谋生的饭碗后，我突然发现了那些色彩的奥秘：它们其实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颜色，而是像人一样会呼吸，会跳跃，会笑，会哭，会让人失眠，牵肠挂肚……

　　可能我的画毫无价值，但这不重要。三十年前你跟着我学画画，按老规矩算得上师生，你也是我双腿残废后唯一的学生，这真是一个缘分，所以我才写这封信给你。我马上要死了，这我很清醒地感觉到了。当然，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

　　现在我来说说最后一年我做的两个梦。那真是奇怪之极的两个梦，而且两个梦是两个晚上连着做的。第一个晚上，我梦到自己睡在一张床上，可是床上满是骷髅，我就睡在骷髅之中，而且睡得那样香甜；第二天晚上，我同样梦到自己睡在一张床上，可是床上不再有骷髅，骷髅全部变成了鲜花，我就睡在鲜花之中。

　　我为什么会做这两个梦？它们预示了什么？我一无所知，但是，自从两个梦出现后，我发现我的内心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而且，我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把这两个梦画下来，这就是留给你的这两幅画，因为我知道我其他的画会一张不剩全部被家里人处理掉，如果我不早作准备，这两张画也难逃一样的下场。这我会安排好的。

　　我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画完了这两幅画。现在我知道了，作画，并不需要自己有什么明确的想法，而是一种类似光一样的东西，一闪而过后，一切便清楚了。画完之后，我每天对着这两幅画看，我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秘密：一幅好的画，它真的有生命，因为我发现只有把这两幅画合在一起看，它们才有看头。而一旦拆开来，它们就变得死气沉沉，毫无意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画，我仅仅是把梦老老实实地画下来，它们就自己活了起来。

　　我自己都不知道，一切都是画完后才发生的：两幅画结构完全一模一样，不一样的仅仅是骷髅和鲜花，还有黑白和彩色。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发现：骷髅和鲜花，黑白和彩色，仅仅是叫法不同罢了，这正如生与死，也仅仅是叫法不同罢了，它们指的其实是同一种东西。奇怪的是，它们本质相同，却又要独自存在，一旦少了一个，另一个便不再有生命。你看，看透了这一层，死亡就来敲门了。或者说，死亡来敲门时，就等着我看透这一层。

　　还有一点，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个骷髅，十朵鲜花；十朵鲜花，十个骷髅。我把它看作是十全十美。这是老派人的老观点了，也许你会笑。不过，我却很看重，因为我是画了四十年时间，才弄明白骷髅与鲜花的本质。如果没有这四十年，我肯定一无所得，仍然是个睁眼瞎，既老又瞎，然后死掉。

　　现在，我就倚老卖老，再给你出一道题目，让你去解答：你的骷髅和鲜花在哪里？

　　……

　　我的骷髅和鲜花在哪里？在高铁列车里，我无限惭愧地想：我甚至都从来没有想过骷髅，也没有想过鲜花。跟老头相比，我过着令世人羡慕的世俗生活，却总是有始无终。

　　在高铁列车上，我还想起了一件十岁时跟老头学画画时的往事，这件往事，老头在信里没有提到，而我也已遗忘了三十年。

　　那年暑假很热。有一天下午，老头说天太热，不画画，叫我把他的轮椅推到弄堂里乘风凉。

　　在弄堂里，老头先跟我讲了一些画画的知识。后来，他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古人，非常喜爱画画，他一天到黑地画，从来没有停过笔。他的画大部分都毁掉了，因为他都不满意。有一天，他终于画出了一张令自己完全满意的画画，他就把那幅画挂在墙上，一天到晚地对着画看。他实在是太喜欢这张画了，竟产生了要走进画中的愿望。这愿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不吃，不喝，就坐在画前，一眼不眨地盯着。又有一天，人们发现画家从世上凭空消失了。

　　老头说：画家终于走进了那幅画中。

　　那年，我才十岁，懵懂无知，听过便忘。现在，我已四十，终于领会，并且相信，历经四十年，跟那个画家一样，老头也走进了画中。

　　漫漫行程到了终点。我下了列车，站台上，所有人的正面看上去都是鲜花，所有人的后背看上去都是骷髅。它们同时混沌地并存在天地之间的殿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