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阮 直

不对等抒情

“我们”是一个被泛用的代名词，这也许是我们做人文化中的一种聪明吧。一个常写文章的人在否定“我们”时，恰恰不包括我，但本老汉先声明，我的“我们”是包括我的，如果我省略“们”，那就成了我私人的检讨书，我就显得有点矫情了。

　　我们时常抒情，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思想、有感悟，有对人生与别人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我们用文字或优美、或浪漫、或悲怆、或荒凉、或深刻、或独特地表达出我们的情感来。这是每一个人享有的自由，也是大众阅读的需要，因为每一个灵魂都想窥探另一个灵魂的“隐私”。但是，当我们替穷人抒情，替大众代言时制作的这一道道自认是心灵的甜点就有夏日发馊的味道了。

　　有一位我曾经喜欢的名作家，近日在自己的一篇作品中写到：“在宁夏的西海固，在贵州的偏远山区，在四川小凉山的深处，到处可以看到，大人和小孩子，只要吃饱了，就会很安详地坐着晒太阳，甜蜜地打盹，万事不挂心，目光温和得如新生羔羊。穷日子固然难过，但容易满足。穷日子难过的是肚子，好日子难过的是心情。心情好不起来，吃了什么都白吃。”不仅是这位作家，许多作家都替我们的穷人在美好的抒情，在我们的有些作家心里，穷人的心情永远是不锈的阳光，“三天一小节，七天一大节”，谁穷谁快乐。因为他们没有思想，他们底层的物欲感在现代的日子里不难满足。

　　其实，这是我们对他们的不了解，我们或许跨越了对生命的漠视阶段，但是我们对一个人灵魂还缺乏感受的敏感。特别是对穷人，不用对等的心灵、尊严去为他们抒情都是不真实的。在资讯如此发达的年代，城市人的生活、富人的消费甚至是欧美人的价值观对当今的大众都不那么神秘、陌生了。穷人的孩子们拼命苦读，就是为了摆脱“安详地坐着晒太阳，甜蜜地打盹，万事不挂心”这种日子。每一个穷孩子的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未来和前途时，有几个不是想让他们也出人头地，这种企盼不是焦虑，而是每日里“目光温和得如新生羔羊”？我是不信的。我们一再抒情地说，“好日子不仅仅是物质的，好日子更是精神的。”那么穷人好心情的源头是从何而来呢？我们是用理性思考还是在用“文学”思考？

　　人的尊严是没有贫富的，但贫富的差别一旦让人时时都感受到了，穷人还能不受“诱惑”而安贫乐道吗？就连富人的成就感、富人的显富对穷人的自尊也是有伤害的。除非穷人以为这个世界大家的日子差不多，你就是嫁了皇帝，贵为娘娘了，也无非是过“午觉醒来，揉一揉睡眼，把手一伸就喊丫环‘拿柿子饼来’”的日子。

　　可如今不是了，前村儿、后屯儿的乡亲们都有改变命运的人了，他们不再重复着“大了放羊，再大了就娶婆娘，生娃，娃长大了，再放羊，再娶婆娘，再生娃”的日子了。每一个在精彩世界里打工的穷人，也打开了他们的思想对接大千世界的那扇门。穷人或许不知道美学上的乡愁，但想家的滋味是一样酸楚的，穷人也许还没资格享受休闲，但放假加餐的日子大家都是眉开眼笑的。过上好日子难，但享受一下好日子还难吗？

　　谁不知道坐在轿车里比踩单车舒服，谁不知道在海边浴场享受日光浴，比蹲在自家的场院里晒日头儿心情更爽？谁羡慕宁夏的西海固、四川的小凉山、广西的巴马，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户籍迁过去，在那过“安详地坐着晒太阳，甜蜜地打盹，万事不挂心”的日子嘛，那里可是不要门票的啊，而且那里的人们都欢迎，因为他们比文化人还尊重文化人。

仪式化的“忠诚”是变相的忽悠

在我工作的写字楼前边有几家商铺，隔三差五就看见身着统一工作服，由一名领导模样的人统领，在那儿大呼小叫，类似发誓表决心，过往行人越是注目，他们越是昂首挺胸，声音洪亮。就是不够规模，要是也聚集数百之众，也有威武之师的架势。

　　据说，这是从东洋的管理学上学来的仪式化管理，说这么做，可以振奋员工精神，加强员工的团结一致和集体的忠诚感。

　　其实，这几家铺面我都熟悉，大多生意冷淡，喊完了口号的员工回到自己的岗位，马上就如被扎了一锥子的皮球，那股气鼓的弹性也就了没了。原因简单，经营不好，工资太低，员工在这里无非是骑驴找马，没人忠诚你那个土鳖老板，更没啥信念让员工坚守。你一个月就给人家开个最低工资，还想培养别人“爱的情怀”“忠的精神”，无论你仪式搞得多么庄严隆重，有多少人见证，也是老板忽悠员工，员工就是把嗓子喊充血了，也不过是忽悠老板。

　　仪式化这种玩意其实并非东洋人首创，而是国人的老套，自从孔子发明了“礼仪”，仪式化就从宫廷到家庭，从军营到山头儿都学会了。就连三个小毛贼决定偷一家杂货店之前也都对着电灯泡咬牙切齿地对天发誓：被抓之后绝不互咬。可一旦事发，分开审讯，没有一个坚守同盟“打死也不说”的。就连水泊梁山那些最讲义气的铁血好汉，在聚义厅里海誓山盟，打出“替天行道”的杏黄旗，谁都以为能一干到底了，可最后“大当家”的自己就带头儿归顺了朝廷。

　　我不做生意，可我总觉得要想让员工焕发工作热情，忠诚你的事业，前提是这事业一定也是他的事业，他做得越好他越有利益。就是把员工聚集在关帝庙前搞个滴血为盟的仪式，都不如给员工几个股份更有正能量。

　　美国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里指出，现代社会中“共同确认”的心理效果是一种有社会危险性的羊群效应，他写道，“关于社会成员的精神状态，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非常具有欺骗性，与理性和精神健康都毫不相干”。

　　就像那些被仪式化洗脑的传销人员，他们好像是在忠诚于“共同确认”目标，是什么“信念”与价值观的一致，其实找他们单个人一聊你就知道了，原来他们都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被绑定在“团伙”之中了，谁要以为那是“仪式化”的效应谁就被忽悠了。

　　仪式不仅可能被剥离掉意义，还可能像婚礼一样，虽然的确有一点意义，但实际上起不到维护这种意义的作用。还有一些仪式则在意义和作用上都模糊不清。

　　我从不相信仪式化能让人永远效忠，婚礼可以热闹、可以煽情，但婚礼的仪式从来不保证男女的彼此忠诚，倒是葬礼的仪式即便有点浮夸，可那个沉默不语的主角从这个仪式之后就真的没有二心与不忠诚了，但这不是葬礼的仪式效应，而是肉身的保鲜显灵了。

　　仪式化为诱发某些文明礼貌是做出过贡献，例如，空姐那仪式化微笑是用嘴叼着筷子训练出来的，也美丽，但没有温度，谁要以为那是她对你的情有独钟，是闪着恋人的微笑，我就要送他个日本名字——“缺心眼子”。

　　用仪式化编码的集体行为，诱发出的人类的情感、信心、喜悦、愤怒、憎恨都不会在心中扎根，那是表演。

“有若”之“有”在哪里

“有若”非“若有”，此“有若”乃春秋末年鲁国人氏，字子有，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后被人尊称为“有子”。有若勤奋好学，能深刻理解孔子的学说，因品学兼优，且范儿近似于孔子，所以，孔子死后，曾一度被孔门弟子推举为“师”。但不久，弟子们先后提出两个问题，有若因不能回答，遂被赶下位来，据说《论语》即为有若的学生们编辑而成。

　　春秋时，鲁国第26任君主鲁哀公执政，恰逢经济严重下滑，于是请来智库的专家有若献策。鲁哀公问有若：“饥馑之年，物用不足，该怎么办？”有若建议降低民众赋税，鲁哀公难以理解。有若解释道：“百姓如果富足，您怎么不富足；百姓如果不能富足，您又从哪里富足？”

　　可是千百年来有若的这一“经济学原理”始终被忽略。因为中国智慧的提出不是“学说与理论”，而是“碎片化的语录”，以《论语》为代表。不像西方的学者提出一个理论就形成一个学派，提炼出一个定律。

　　有若的经济学思想是一种典型的“藏富于民”主张，体现了早期儒家对民生的关切与思考。温家宝曾经在湖南大学与师生交流时就讲过有若的“藏富于民”经济学理论与“拉弗曲线”在供给学派中重要性。

　　拉弗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早在1974年为了说服当时福特总统的白宫助理切尼，使其明白只有通过减税才能让美国摆脱经济困境，即兴在华盛顿一家餐厅的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抛物线，这就是“拉弗曲线”，也被戏称“餐桌曲线”。

　　这个“拉弗曲线”用图形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但是超过这个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使得政府税收减少。可降低税率可以增加税收收入这一“拉弗曲线”的原理的知识产权首创应该是孔子的弟子有若才对。

　　当年鲁哀公问有若：百姓困难，政府没有钱救济怎么办？有若说，把税赋降低到10%。鲁哀公十分困惑地说：百分之二十的税都不够用，百分之十哪里够啊？有若就说：等天下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用担心困难了。这是《论语》中记载的，不是杜撰。

　　当下我们进行性的营改增税制就是在税率上大作减法，从改制近期的账面上看也许国家的税收有所不增，可是随着企业的税负的减轻，企业积累多了，实力强了，后劲大了，就会加大投入不断创新创造，如此一来，国家的收入岂不更多。美国前总统里根可以说是有若的好门徒。“里根经济学”的理念就是通过减税，使企业更壮大，人民的收入更多，之后企业与民众才会更大胆地花钱，这样一来政府的实际收入也会因此增加。换句话说，从10公斤的大蛋糕中分到10/1，比从1公斤小蛋糕中分到10/2更多吧，猪肥才能膘厚呀。就像从米缸中抓一把就是米，从稻谷中抓一把就是稻谷。

　　减税才能够刺激经济增长，低税才可率鼓励人们将蛋糕做大。“有若之有”在哪里？现在看来就好找了，原来是“藏富于民”。

　　但是，那些横征暴敛的历代帝王将相也都不是白痴，他们也有智囊团，也知道把蛋糕做大了自己才能分得更多的份额，但是蛋糕做大是个慢工，需要几代帝王才可完成，而是那些走马灯似的统治者，他们等不及呀，他们需要钱让他的团队为自己效忠，必须实行重税。要钱，还要得立竿见影才行，这样的做法就是猪八戒啃猪蹄——自己吃自己，自残呀，甚至是自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