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局促地坐在医院大厅里等号,本来我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从小体弱多病的原因,我一直像一个顽强的毽子一样,在各家医院飞来飞去,而这里的候诊大厅和病患看起来也和其他医院的没什么不同——有玩手机的、骂孩子的、打瞌睡的。
然而安逸的时光毕竟是短暂的,十分钟后,坐在我后排的一对关系不明的男女毫无预兆地开始大声对骂,短短一分多钟又过渡到互殴,然后,又势均力敌地对打半分多钟后,以男的前面逃,女的后面追为结尾,消失在大门之外。
还没等我缓过来就被第一排小伙子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惊了。只见这个年轻人一边拍打自己的胸脯,一边高声呐喊出内心的声音:“我不要看病,我不要看病!”旁边一个年纪看起来大他一圈的中年男人拍着他肩膀安慰,在效果甚微的情况下,另一边的大叔也站起来,两个人合力把满脸鼻涕眼泪水,四肢壮实的小伙子从第一排“架”到最后一排的大门,麻利地拖出去了。
诡异的事接二连三,这使我再也无法逃避一个事实——当下,我正以病号的身份,坐在本市精神病院大厅的椅子上。
半个月前,我突然产生了失重的感觉,轻飘飘的空虚感与日俱增,随着焦虑程度的加深,睡眠也渐渐离我而去,我妈自告奋勇得帮我挂了神经病院的号,一边语气温柔地安慰我,“别害怕,现在的第XX医院,精神分裂专科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所有的神经系统疾病,包括抑郁、睡眠障碍,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治疗。”而我的表情看起来明显不是害怕,而是尴尬。
这时广播叫到了我的号,推开诊室的门,故作镇定地在医生面前坐下。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以一种见怪不怪的温柔视线注视着我,“哪里不舒服?”我把自己的症状感受老实地描述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微笑地点头,然后很快公布了我的检查结果,“中度焦虑症伴随躯体疼痛。”
顿了顿,补充了一句,“先住院治疗一星期看看吧。”
“光吃药不行吗?”
“除了吃药,住院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配以物理治疗,效果会更好。”看我实在不情愿的样子,女医生表示可以先试着住两天,如果觉得能适应的话就继续住下去。然后就和我妈一起,两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双双用看似询问实则不容置疑的目光把我“浇筑”在椅子上。就这样,即明日起,我就将以病号的身份,正式入住我市最大的精神病院。
第二天,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磨矶到中午,才去医院,趁着护士登记资料的时候,我四处打量,这里看起来和普通病房没什么两样,走廊中间是护士站,左右两排是病号房,四人一间。走廊一面尽头是大玻璃窗,只能开一条缝(据说是怕病人跳下去),另一面尽头是一个大活动室,每天都有晨练、K歌、讲座等活动。
此时,午饭结束不久,病人们纷纷绕着走廊散步消化,看样子,年龄都在30到50之间。瞄了一圈下来,大多数人面目从容,大部分人没有神经质眼神,倒是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太太有些病人的样子,她脸色青灰,眉头紧锁,枯黄的眼珠子几乎一动不动,在保姆的搀扶下,缓缓移步,在人群里,沉默地释放着无言的自己。
护士叫了我的名字,把我带到病房,打开门走进去,三张床上的人齐刷刷转过头看着我。我一下子成了马戏团里的老虎狮子,在炽热的目光下,不自在地开始了铺床表演,当然也不敢主动搭讪,因为朋友曾表示,我一开口就拥有“百分之百平白无故得罪人”的绝技,毕竟这里与众不同,如果一不小心祸从口出,拨动了对方哪一根敏感的神经,对方一激动,要“做”了我或“做”了自己,场面会非常尴尬,甚至难以收拾。
我的床位紧挨着厕所,墙壁高贴着51床。隔壁52床的大姐,40多岁的样子,一头金发。看我一声不吭,忍不住搭话,“你新来的啊?可以去小店买点牙膏沐浴露,这里除了热水瓶,啥也没有。”更远一些的53床和54床也纷纷凑过来聊天。来自陌生人的友好,化解了我青涩的自我保护屏障,一轮寒暄后,我掌握了她们的基本资料。染发穿名牌的时髦姐,姓琴,家里开装修公司。紧邻她的53床,年龄与我相仿,短发黑框镜,在学校里教英语的是小科。靠窗的,是50多岁的李姐,头发剪得很短,面色红润,看样子挺养身,一边聊天,一边还在做起立蹲下,完全看不出已经是个退休的人了。
和室友们第一次见面的气氛本来挺融洽,直到琴姐突然毫无预兆地问我,“你得的是什么病啊?”初来乍到,我没想到她会问得这么直白,一下子愣住了,毕竟得了这种病心里多少是有点疙瘩的。想了想,还是老实地回答,“焦虑症。”“哦……”琴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是工作压力太大了吗?”“……”这就有点想揭人老底的意思了。“那你呢,是因为啥原因进来的?”反问的目的,是让她也体会一下被人揭老底的不适感,没想到琴姐出人意料地爽快,“能是什么病,抑郁症呗。”语气轻快得像是在说自己刚才喝了一杯白开水。没容我想好怎么接话,她又自顾自地说,“奇怪吧,你看我有钱有闲,老公也没到处乱花,一把年纪了得这种心理病,可是咋就觉得日子越来越没盼头了。”顿了顿又说,“年轻的时候穷啊,和老公一起吃苦奋斗,很满足很开心,现在钱多了,有滋有味的日子,却越来越少了,两个人都不知道哪来那么多虚火,整天吵架,再这样下去……哎,有时候觉得活着挺没意思的。”她叹了口气,伸出一根手指,无聊地把GUCCI包的铁链子包带在桌子上推来推去。
轻微而刺耳的摩擦声,让我不由感地焦躁起来,琴姐年龄比我大,人生经历也与我毫无交汇之处,但我的心却淹没在她深深的叹息里。来这里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概括自己的茫然若失和焦虑不安,现在看起来,也无非是琴姐口中的“中年丧失感”。
年轻时立下的目标: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赚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资,组建一个精致的小家庭,就算不是全部称心如意,也实现了七七八八,旁人看起来都觉得你还过得不错。只是我自己咀嚼起来却没有当初想象中的好滋味。
仔细想想,年轻时立下的目标,之所以鲜活而立体,是因为支撑它成形的骨架是少年人意气风发的生活态度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而到了中年,被变现的就真的只是一个扁平的目标了,不知不觉,所有和理想有关的目标都被岁月和现实掏空,就像一只放了几个月的干瘪苹果,名字还是那个名字,吃起来却早不是期待中的口感。
相较中年时的苦闷,我这才发觉自己年轻时的坏情绪真算不上什么,因为那些单纯的不愉快总是指向理想和现实的落差而有迹可循,只要还有毅力,总能在某个清晨,一个鲤鱼打挺地从床上跳起来,“怕什么,老子还是一条好汉。”而中年时的惆怅,有时候却往往让人觉得无法降落,往后看,黄金岁月一去不返,往前看,垂垂暮年仿佛一眼望穿。于是这种看似虚无缥缈的痛苦就生出了一丝绝望的蕾味。
更何况,你也不能再如年轻人一样,肆意向别人吐露自己的不满。无论聆听者与你关系多么亲密,他人看到的永远只是一个结果,没有几个人会真正留意拨动你心尖的那根弦。所以,如果你有钱有闲、有儿有女,却还像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喋喋抱怨,也只会让人觉得矫情。而事实上也很少有中年人向他人倾诉这种微妙的不如意。照理说,人生兜兜转转,时常都会出现往后退的状况,可大多数人却觉得人生始终是一个前进的过程。所以中年人总会觉得把自己找不到方向感的困惑说出来,只觉得旁观者眼里充斥着“这人白活了这么多年”的鄙夷表情。
“哪里诶”,一个声音,我一激灵,琴姐隔壁的小科正不满意地努着嘴,“琴姐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看我,累成什么样了。”在她的自述中,她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一个帅气能干的老公,附加一个喜欢带孙子的婆婆。
而看似圆满的生活,在她嘴里却汇总成一个“累”字。“在家当妈累,当老婆累,当儿媳也累。到了单位当人下属被压榨还是累!这一天天过得,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讲完这些“高冷”有点难接的话,于是,她又开始说起不近人情的婆婆,如何把已经身心俱疲的自己,活活逼到这里。“婆媳大战”的狗血故事,我没怎么仔细听,但小科口中的这种“累”,我已经不止听身边的朋友提起过多次了。
年轻时,孑然一身,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透过时不时出现的困惑感,思考自己和世界的关系。但人到中年,迷茫的感觉,明明比年轻时更厚重和混沌,可供思考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儿子或女儿、爸爸或妈妈、下属或上司、女婿或媳妇甚至爷爷或奶奶、外公或外婆……需要演好的角色越来越多,精力却随着年龄的增大变差,脑子越来越迟钝,当下无法摆脱的空虚感,往后会越来越想不明白,而扮演的角色,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
不过有时候想想,我们自己在生活茫然中,慌不择路地扎入每一个角色,不仅投入自己所有的精力,还越来越好为人师,不断向年轻人重复自己身为父母、配偶甚至职场老人的人生经验,潜意识不断展示自己的“美好扮相”,才能维护岌岌可危的自我价值感和存在感。
只是嘴上话说得越多,心里却越来越孤独,这种孤单感,依附在家宴后,流过自来水的洗碗槽里;哄孩子睡着后,摇篮旁的椅子上以及阳台上,晾衣杆上……
如果以往我总是一个人无端陷入忧思中,而此时,听了琴姐和小柯的坦白,倒有了几分找到“盟友”如释负重感,只是我总是觉得正常情况下,中年人是相当不乐意坦白内心丧失感的,更何况已经到了要住院的地步。所以,对于琴姐和小科如此“豪爽”地自报家门,我还是颇感意外,忍不住就用开玩笑的语气说,“好多人得这种病都不太好意思说,你们还挺直爽的嘛?”
没想到三个人都露出仿佛听了一个重量级笑话的表情,琴姐一边笑一边说,“哈哈哈有什么,到了这里,越来越发现,得这个病是好啊。”
我蒙了,“好?好什么?”小科神秘兮兮地朝我挤挤眼睛,“别急呀,你很快就会知道了。”其实,生活中,我还挺怕听到“很快”两个字的,什么“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钱我很快就会还给你的”——“很快”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等于遥遥无期。只不过没想到这一次,小科口中的“很快”,还真的很快。晚饭后,三个室友勾肩搭背出去散步了,我百无聊赖地斜靠在床上看电视。
这时门外传来几声类似喊口号的声音,由远极近。我好奇地走到门口,看到在走廊散步的人不知什么时候排成了一条长队,每个人双手搭在前面这个人的肩膀上,身体像鸭子一样左右摇摆着前进,嘴巴里整齐地喊着,“我抑郁啊我焦虑,我焦虑啊我抑郁。”
领头的两人正是琴姐和李姐,两个中年女人喊着疯疯癫癫的口号,脸上因为兴奋而涨得通红,一边还眉飞色舞地朝站在各个房间门口的观众示意。往后看,处在队伍中间靠前的,是几个膀大粗圆的中年人,作为骨干力量,他们以浑厚响亮的口号和铿锵有力的肢体动作,维护着组织的存在感。
走在队伍靠后的,是小科和另外几个女子,再往后排尾,是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也清一色面容饱含激情,虽然声音几乎听不见,嘴巴也坚定而又节奏地一张一合着。
我目瞪口呆许久,因为搞不清楚是这些人的病情恶化了,还是一开始就分错了病房(七楼才是精神分裂科),于是默默关了门并小心翼翼地锁上。
过了一会儿,同寝室的人参加完“百鬼游行”回来,打不开门,急得直敲。我拧开门锁,谎称刚才在换衣服。
“那个,看你们散步,心态都很好嘛,哪像焦虑症、抑郁症患者哦(更像精神病患者哦)。”
小科用手抬了抬眼镜,不经意地说,“嗯,所以我才说喜欢得这种病嘛,也只有住在这里的时候,才能无所顾虑地释放自己哦,出了这个大门可就不行啦。”她的语气听起来甜美而忧伤。表情里,已然看不到下午抱怨婆婆抱怨老公时的戾气,笑得红扑扑的脸上,竟有了几分“可爱”的感觉。
这一瞬间,我觉得站在眼前的不是被工作和生活压垮的中年学者科副教授和模范主妇科妈妈,而是从旧照片里笑盈盈走出来的少女小科,撒在她身上的阳光,柔和而灿烂,稚嫩得仿佛只有18岁。
我突然明白了琴姐、小科她们喜欢来这里当病人的原因,也只有在这里,当我们“堕落”成一个个“精神病人”时,才能彻底忘掉夹持在心里的一个个头衔,好比把自己摔成一块块,躺在地上,就再也不用辛苦装得人模狗样了。人到中年,还能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无所依托的苦闷,再像个孩子一样肆无忌惮地发泄出来,并不害怕被人嘲笑,恐怕也只能在这座医院里了。
这样的认知,让我既惆怅又莫名多了几分踏实感,这一夜,我极快地入睡了。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上午的治疗,所谓治疗项目,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电波、音乐、动态图像的物理治疗,使人放松心情,似乎也并不是什么让人惊叹的“黑科技”,不需要特别指出来,我甚至还怀疑这些治疗是不是真的如传说中那么灵。
回到寝室,发现三个室友正背对着我在讨论什么刺激的话题。琴姐听到脚步声回头朝我抬抬下颚,神秘兮兮地说,“下午,我们有个集体活动,你要不要参加啊?”我想起昨天晚饭后一幕,明明之前还如同见了鬼,可是这会儿竟然有点跃跃欲试,于是一把抱住琴姐的胳膊,激动地大声回答,“我愿意!”三个人被我的过度反应,刺激得愣了愣,琴姐隔了几秒爽朗地说“好,那3点半活动室集合。”
下午2点多,另外三个人就去别的寝室喊人了,我百无聊赖盯着手表看,3点20分,就兴奋地穿戴整齐,直奔活动室。琴姐看到我热情地摇摇手,“XX,快来。”
活动室里,已经聚集了好多人,大部分是中年人,差不多每3,4个人扎一堆,兴奋地聊着什么。我四下张望了一番,好奇地问琴姐,“你们这是干嘛呢?”琴姐神秘地说,“我们在讨论一个非常大的抢银行活动。”我“……”这时,有人激动地说,“差不多到点了,人也到齐了,我们开始吧。”
琴姐似乎是活动策划者,她首先发表活动祝词,“为了纪念大伙儿有缘聚集在这里,我们决定进行5.21抢银行活动,通过这个需要团队协作的活动,增进彼此的感情。”
“言归正传,抢银行嘛,首先需要工具,我家里开了个五金店,钳子啊,螺丝刀啊,这些必要作案工具,都由我来提供。至于枪支,我就不知道去哪里搞了,你们有途经吗?”好几个人在下面叽叽喳喳地说黑市可以买。
于是,大家又释然了。接下来,是具体的“活动”方案和分工,一位马脸大叔表示最近看了一部犯罪类美剧,里面提供了多种抢银行手段并有圈有点地给我们分析起来。 这时我感觉有点不自在了,心想这些家伙不是玩真的吧?
当然并不会有人管我怎么想,接下来,琴姐他们开始分工了,胆战心惊的我被分到“望风”一职。董姐严肃地用“提问”考验我的职业精神,“如果警察发现你了,你第一时间该做什么?”
我吐口而出,“迅速跑路。”这个回答以“完全没有团队精神”遭到了大家一致的指责。
分工还在继续,大家越聊越嗨,好不容易告一段落,我终于鼓起勇气,问道,“计划虽妙,如果被警察抓到了,该怎么办啊?”琴姐听完大笑三声,举起手臂,“哈哈哈,怕什么,我们是特殊病人啊。”“对啊,我们都是病人,就算被抓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就是就是,哇哈哈……”周围的一圈人卷起袖子,露出手环,活动在这一刻达到高潮,每个人手上的小手环在日光灯的照射下,白皙透亮,如同无聊赦免券一样,让一群枯燥的灵魂获得了新生。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亢奋,一些人大笑着拍着我的肩膀,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误入靶场的新手,明明晕头转向,却被老天安排一箭命中红心——在每个人放飞自我的笑声中,我觉得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策划行动就在此等高潮中,无疾而终。
我就在交织理所当然的震惊和莫名其妙的兴奋两种复杂情绪中,根本没注意到,张姐已悄无声息地来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这个活动怎么样,开不开心?”我点点头。
张姐用手指了指一个方向,“看到那个老太太了吗,70多岁了,身体毛病多,总是被儿女嫌弃,日子一久,得了抑郁症,儿女把她送到这里,就再也不管她了,病情也从不见好转,今天搞这个活动,也是为了带她来开心一下。”
我顺着她示意的方向,看到一个皱巴巴的熟悉面孔,想起来就是昨天报到时,在走廊看到的萎靡老太太。
这时听到其中一个围着她的中年人说,“李阿姨,等我们抢了钱啊,给你买许多补品。”老太太咧开嘴,笑声中带着老年人返朴归真的特有单纯质感,“什么抢抢抢,抓进去,我不负责啊。”
另外一个中年人说,“要是我们被抓进去,绝对不会把您给供出来的,放心吧。”
老太太笑得皱纹都展开了,昨天愁眉苦脸,老态龙钟的样子似乎只是我的一个幻觉。
一群中年人用这么可爱的方式,向陌生人施与单纯善良的好意,让我有种久违了的感觉。不是我对年龄有什么偏见,而是觉得大多数人到中年者,除了家务事和自己的工作,似乎早已失去了对周围的人事,报以善意和热情的能力。
记得某个耿直的女作家讲过,比起儒雅的中年男人,其实大部分时候,她更喜欢那些看起来毛躁的年轻男人。因为年轻人无论看起来多么张狂冲动甚至幼稚,他们内心的血是在燃烧的。而中年男士则正相反,无论是对他人自发的善意还是对人生未来的美好憧憬,几乎都是稀缺的。他们的内心往往干燥冰冷得如同北方的冬天,偏偏表面看起来,风度翩翩,儒雅迷人,而这也只不过是被岁月“调教”的结果。
现代人为了抢到排头位置,理所当然地在主流人群中挤得头破血流,不断地把自己框架在有限的选项里,过度使用大脑的结果是,我们除了和其他人一样焦虑,幸福感却从从来不比别人多一点。当初,每一次奋不顾身的鲤鱼跳龙门之后,我们总觉得来到了一片更高的新天地,而如今整合过往,也不过是从一个封闭的空房间跳到另一个封闭的空房间。
现在很多中年人眼里,年轻人释放如花火般炽热青春的样子,多少有点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
因为没有见识过真实的世界,所以叫嚣着要征服世界的样子,充斥着与假想敌搏斗的幼稚感。
但活过30岁,人到中年,看到的真的是所谓的“真实世界”吗?也许,只不过是这个社会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扁平切面。
人生真正的宽度和广度在一次次跳跃中从未被拓宽,少年时的英姿勃发,却早已被苦难磨平。
这种变化,不但谈不上成长或成熟,就内心而言,更多的是一个失去的过程。
张姐还在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大致是像她这样独居又没什么朋友的人,得了睡眠障碍症,无非是因为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安全入睡的理由。
张姐的遭遇,我私下听琴姐说过。四十多岁老公就去世了,现在都50多了,赚钱养孩子已是不易,亡夫家还有几个穷折腾的亲戚,仗着自己手头微不足道的房产继承权,整天在小区里对张姐围追堵截,要分她家房子,什么难听的话都在大庭广众对着她骂。
中年丧夫,又被小人盯上,我对这个坚强的女人几乎是怀着心疼,对话也格外小心翼翼。
“在这里就不一样啦,”还没等我酝酿好措辞,张姐就愉快地说,“大家都很友好,一起疯,一起闹,心情不好了,有人听我诉苦,感觉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外面坏心眼的人多,到了我这个年龄,就和很多朋友之间,也像隔了一堵墙。”
“这是为什么?得了神经病症之后性格会改变吗?”我开玩笑地说。
张姐听闻竟然没有笑,似乎还努力思考了一下“嗯,可能大家都被类似的病困扰,特别能理解彼此的苦处吧,感觉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哦,是这样吧,得了“精神病”的结果,不仅是破罐子破摔,让中年危机下的茫然焦躁,找到了发泄的渠道,也激发了被岁月深埋的一部分赤子之心。
晚上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听着三个兴奋的室友聊天,聊小鲜肉,聊自己的少女时代以及私下里从不为外人知道的一些些小理想。月光浅浅地透进来,使得屋子里的浓墨晕染开了一些,每个人的脸蛋看起来都闪烁着稚嫩的银光色,某个瞬间,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清新气味,那是树木往外抽出嫩枝时,特有的香。而我已记不清有多久没从身边的中年人身上嗅到过这样的味道了。
据说,人到中年,梦境就不再是可以兴致勃勃拿来复述的实景,而是如意识流般闪过的一个又一个灰色十字路口或者一个又一个面目不清的面孔。
于是,醒来之后,就会加倍怀念逝去的青春,哪怕是曾经嘲笑过的飞蛾扑火一般的激情,如今也巴不得抓回嘴里反复咀嚼。因为直到中年,才发现那些傻乎乎张扬着的少年时光,可是人生中唯一值得怀念的。
快睡着时,被微信短信新消息提醒吵醒,妈妈问我,“住两天了,是否习惯,考虑好了吗?要不要继续住?”我回了一句,“不住了。”
“为什么不住?”
“因为在这里的两天,我已经吃到了最难得的特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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