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灏

老实的侠客

少年拜到先生门下时，先生早已名满天下了。那一年，少年十六岁，先生六十一岁。

　　少年向来忠厚、懂事，自打听了先生的教诲之后，于孝敬父母、关爱兄弟“其为仁之本与”的所谓“孝悌”之道，更加“心有戚戚焉”。一天，少年放学回家，正看见自己的老爹在瓜田里锄草，赶快上前去替下老爹，头也不抬地就干了起来。少年的老爹很高兴，正站在田边摸着胡子笑吟吟地看呢——不曾想，这少年猛一用力，连带着把几根瓜苗给斩断了。少年的老爹勃然大怒！抄起一条大木棍劈头盖脸地就打向了少年——好家伙，这孩子，是他亲生的吗？好一个少年！他好像是看出了读者诸君的疑问，立刻用实际行动做出了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是亲生的！只见他不躲不避，长身玉立——结果，终于被他老爹打昏在地。过了好一会儿，少年终于慢慢苏醒，刚刚恢复神志之后即在第一时间爬起来，赶到父亲眼前问候道：刚才儿子做错了事，有劳父亲大人用力揍我，不知有没有气到、累到父亲？或者，让父亲大人不小心闪了腰？少年看老爹没言语，便躬身告退，到了屋里的屏风后面弹琴唱歌，让他那沉默中的老爹放心：爹啊，儿子既没有被您老人家打伤，也没有怨您老人家的情绪！您老且放心消消气吧。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情况，放在两千多年以前也是一样。少年被他亲爹打昏在地的事，也同样，在第一时间就传到了先生的耳朵里。第二天，少年到先生家上课，在传达室值日的师兄通知他：俺们先生可说了，今天不让你进去听课！少年急得差点大哭——虽说，被老爹打昏在地是确有其事，可我并没犯什么大错误啊，老师为什么要开除我？立刻四处托关系找人，把被打的经过向老师解释清楚。先生告诉少年：你这孩子，纯粹就是个傻小子啊！你难道没听说过古代大孝子舜的故事吗？舜的老爹是个瞎眼睛老头，因为给舜娶了继母，又生了另外一个儿子，这三个人就老是合伙想着来害死舜。但是舜这个人，聪明得很——瞎老爹需要服侍时，不离左右，便于听从使唤；感觉到瞎老爹想要杀他时，立刻逃得无影无踪。平常时，瞎老爹如果拿个小树条来教训他，舜便站在那儿，坦然受之；如果瞎老爹拿个大木棒，那就赶快逃之夭夭。这样多好！对照之下，再看看你昨天的表现：你那狂怒老爹手持粗大木棍准备打你，你还不跑！如果他真的失手把你打死了，你就陷你那老爹于不义，这难道不是大不孝吗？何况，你也是天子之民。你那老爹真要是杀了天子之民，难道就没有王法来给他治罪吗？你说说，你在我这里看起来也在认认真真地听课，你到底都学到了什么？

　　先生“镗镗镗镗”一番话，说得犹如相声技巧中的“贯口”，其例证精准，逻辑谨严，说理透彻，文气沛然，在少年的心中恰好似平川万里一声雷，当下惊醒梦中人！从此，这位反应略有些迟缓的少年更加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跟着先生加倍用功，最终，成为先生的著名高足之一。他，就是那个“吾日三省吾身”世称“曾子”的曾参。那位先生，自然是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孔圣人。

　　实际上，曾参的那位“狂怒老爹”也是孔子的学生，他叫曾点。当年，曾点和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几个师兄弟陪着孔子说话，孔老师曾问几位学生：如果有人了解你们并为你们提供适当的条件，各位将会如何大展宏图呢？那一次，曾点的表现相当出彩：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曾点同学放下手里的瑟，慢条斯理地说：暮春时节，换上春天的衣服。约上五六位朋友，再带上六七个少年，到大河里游泳，到高台上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家……

　　这情景！让孔子他老人家听了之后深有感触，长叹一声道：我呀，赞同阿点同学的计划啊！

　　后世之儒家，多有对此拍案称绝者：如程颢程明道先生说：“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谢良佐先生则直陈：“学者不可著一事在胸中，才著些事，便不得其正，且道曾点有甚事?‘列子御风事’近之”；朱熹朱夫子则对此“曾点气象”注解说：“见道无疑，心不累事，而气象从容，志尚高远”……王阳明说得最性情，其诗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在《传习录》中，阳明先生再一次强调说：“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这句话，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虽是同一意旨，却在平实的论理中，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对于曾点同学的充分肯定与强烈喜爱之情！不过，在我而言，却总是不合时宜地经常纠结着这样的问题：曾点同学如此洒脱放逸之人，为何做了爹之后，对于自己的亲生儿子那般狂躁？这样的老爹身边长大的孩子，大概，只能是或者更加狂躁，或者非常谨小慎微之人吧？

　　所以，我读《论语》、《大学》时，每每会把曾子想成一位老实的侠客——好像，他老人家跟金庸群侠形象中的郭靖郭大侠，还真是有点相近之处呢。你看，同样的憨厚、倔强，同样的有点笨、有点迟钝，但也是同样的重情重义、同样的肯下苦功夫、笨功夫，最后，都学到了一身高强的本领，都成就了一生不朽的功业。

　　《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有一天，孔子他老人家对曾参说：阿参啊！我所行持和所宣说的“道”，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你知道吗？曾参说：是。孔子出去后，有孔门其他弟子来请教曾参说：咱们先生一以贯之的“道”，是什么呢？曾子回答说：“咱们先生的道啊，就是忠恕罢了。”曾参这句话，当然不如他自己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风雅，也不如他自己说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深刻，也不如他自己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厚重，更不如他自己说的“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痛快……但是，却干脆利落，又意蕴无穷：一个“忠”字，是中正之心，即以中正之心以“尽己”；一个“恕”字，是如如之心，即以如如之心以“推己”。内圣外王，尽在此心，可叹孔门之“道”的心法，最终，却是让一个反应有点迟钝的老实人给悟出来了！

　　相类似的故事，在外国也有：

　　尔时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属来奉献世尊于金婆罗华，各各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即付嘱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时迦叶奉佛敕，顶礼佛足退。（《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

　　灵山法会上，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大迦叶破颜一笑。于是，禅宗之心法，由此以心印心，代代传承。不过，在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中，大迦叶本是以修“苦行”为第一的，此人惯以露天静坐、冢间观尸、树下补衣为生活常态，结果，却是这样的一个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弟子，于不声不响之间传承了风流蕴藉的禅宗法脉——所以，真正的智慧，又哪里是一般世间的“聪明人”所能认识的呢？

　　其实，曾参的“老实”或者“傻”，那本来也是“一以贯之”的。《韩非子》上说：有一次，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要跟着同去。曾参的妻子就骗孩子说：乖孩子听话在家里，等娘回来给你杀猪吃。后来，曾子的妻子回家后，曾子真的把猪杀了给孩子吃。他的理由很简单：说话做事，要诚实！

　　公元前436 年，七十岁的曾参因病卧床不起。这一天，他把弟子们叫到跟前说：你们掀开被子，看看我的脚和手，都保全得很好吧？这身体发肤，本是父母所赐，所以我这一生正像《诗经》上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须知，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是孝敬父母的开端啊！

　　一晃就到了第二年。一天夜里，病危中的曾参，突然想起身下的席子是鲁国的大夫所赠。但是，自己这一生并没有做到“大夫”这种品级，所以用这样的席子算是“越礼”了。于是，连忙招呼儿子把席子换下来。结果，还没等换上的席子铺好，这位“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的老实侠客，就在自己对自己的纠正之中，悄无声息地，告别了这个危险而又喧嚣的世界……

吴公子的剑

吴越之地，自来多出好剑。按各种记载和传说所述，在中国古代的十大名剑之中，至少有六柄出于吴越——比如：湛卢、七星、干将、莫邪、鱼肠、纯钧等等。所以，一直到汉代，《汉书·地理志》依然记载说“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剑，古代兵器之一，属于“短兵”。因其开双刃身直头尖，横竖均可伤人，击刺更可透甲，可谓凶险异常，犹如兵器中的王者，故被称为“百兵之王”。当然，“剑”之所以为“剑”，本有不同的作用和不同的理解。比如《礼记·玉藻》中有“必佩剑”的记载，强调的是为君子者必须佩带宝剑；而《礼记·少仪》中，则指出，“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弗贾”，强调的则是“观赏君子的服装、佩剑和车马，不要谈论它们的价格”。可见，佩剑也可以同时是我国古代服饰礼仪中用来界定身份、地位、等级的一个道具。又比如庄子之《说剑》篇则有云：天下之剑，其类有三：曰天子之剑、诸侯之剑，以及路人甲之剑。天子之剑，以高山做剑尖剑刃，以国家做剑柄剑环，以东西南北之四境为剑鞘，以春夏秋冬之四季为剑饰，挥动起来旁若无物，可以匡正诸侯，可以臣服天下；诸侯之剑，以智勇清廉之士为剑尖剑刃，以忠诚豪杰之士为剑柄剑环，此剑之出，恰似高天响雷威震四境，必使万众顺从；至于普通的路人甲之剑，也就是头发蓬乱、衣服紧身，瞪大眼睛而且气喘语塞的两个人，一番争斗之后，或斩断脖颈，或剖裂肝肺，与两只相互争斗的鸡实在没有什么不同！

　　诸子百家之中，庄子他老人家既擅想象，又擅形而上，一番剑论果然是高明之至，令当时的赵文王和两千年之后的读者们，当下即心驰神往。不过，赵王是赵王，庄子是庄子，若讲起吴越之地的“剑事”，那是决不能不提吴越国主钱镠的。

　　话说一千一百多年前，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有一吴越国，定都于杭州，国主姓钱名镠字婆留，此人“侗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沉远”（语出《吴越备史》），故苏轼评价他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身为一国之君，能在一个刀兵四起的乱世里，让自己的国民永享太平，这就是有厚德于百姓啊！

　　这位吴越国主与剑的故事，要从一个春天说起——江南的春天，莺飞草长、杂树红英，恰是“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位有厚德的吴越国主钱镠一张丑脸（据说，钱镠刚生时长相极为丑恶，其父惊恐万分，欲将其带到野外扔掉，终被其祖母拦住留在家中，所以他字“婆留”）上满是温柔，正手持湖笔对着一张浣花小笺抓耳挠腮、欲语还休，只见他一会儿遥望长天、口中喃喃，一会儿默然有思、情意绵绵，一会儿好像是终于痛下决心、当机立断——于是，他写下了中国古代爱情史上非常著名的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说给春天的多么甜蜜又多么忧伤的情话呵！似是阻归——你那里的田野上，花儿开得正好吧？慢慢看，别急着回来；似是盼归——我这里的花，也开了呀！想你，想你慢慢地回来看我们的花儿吧……这又是多么精彩多么蕴藉的一个象征啊，在迢迢长路的两端，都是家、都是春天，只要有爱，一生中的离开或者回来，其实都是看陌上花开，缓缓而归。自然，这九个字，也可以看成是一柄利剑，一柄握在吴越国主钱镠手中，却可以斩断那位外出省亲的爱人罹留之心的慧剑……

　　还是这位吴越国主——他与剑的故事，不要太多吧！话说，又是一年春好处，一僧一驴一卷诗，伴着“得得”的驴蹄声，自自然然如水到渠成一般，径直就来到了钱镠的大殿里。这一天，钱国主正大宴宾客，但见酒席宴前，一众文臣武将哄然而饮，几多社会贤达酒风酣畅，好一派太平盛世、天下大同之场景，让在场之人无不在心中喟然而叹：果然是说不尽的花好月圆、宾主尽欢！忽有左右来报：贯休和尚求见！此文暗表，这位贯休和尚，那可是五代十国时期了不起的一位“高”僧！什么？高在哪里？当然不是指他的身高“高”！第一自然是才华高：此僧能诗善书，更擅绘画，特别是所画罗汉像，更是状貌古野，绝俗超群，恰如《宣和画谱》评说：“状貌古野，殊不类世间所传，丰颐蹙额，深目大鼻，或巨颡搞项，黝然若夷獠异类，见者莫不骇瞩。”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很高的声誉。第二确实是名望高：此人少时熟读儒家经典，出家后更是深入研习三藏理论，恪守梵行，广为教内诸大德长老所称道。特别是这位高僧大慈大悲，心心念念不忘民生之多艰，曾为愤怒谴责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暴行作诗一首《酷吏词》，在社会各界产生较大影响。钱国主一听，大喜：立刻命左右延请“高僧”上殿供养。这位高僧贯休倒也不客气，且即席赋诗一首《献钱尚父》：“贵逼人来不自由，龙骧凤翥势难收。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气冷，风涛动地海山秋。东南永作金天柱，谁羡当时万户侯。”诗写得很得体，既表扬了老钱，又丝毫不露谄媚之相，一句“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更是夺人眼目。老钱一看，大喜，更兼激起了一番开疆扩土、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安排亲信手下找贯休商量：法师啊，能不能托您老人家的佛手佛口，把那诗中的“十四州”改成“四十州”呢？但是——贯休既为“高僧”，那当然也不是盖的，只听到老和尚断然回答：“州既难添,诗亦难改。”如此，这斩钉截铁的八个字，或者也可以可看做一柄握在贯休手中，却可以斩断吴越国主乃至世人各种名缰利锁的禅门“空性”之剑吧？

　　实际上，对我而言，在那些流传千载的吴越“剑事”中，最让人心仪最让人神往的，当属吴国公子季札空挂在徐君墓地的孤松之上、默默无语却又说尽了世事的那柄无名佩剑。说那佩剑无名，自然，是指那柄剑并没有像“湛卢、七星、干将、莫邪”等名剑一样，有一个明确而响亮的名号，有一段悲壮而泣血的故事；但是，那柄无名佩剑透出剑鞘的锋芒，无疑，却照彻了两千五百年的时光，让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美德，同时闪闪发亮——在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时期：受命出使各国的吴国公子季札，于某年某月某日在徐国与徐君初次相见。两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两块温润洁净的美玉，光华相映，言笑晏晏。但是，细心的吴国公子季札还是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眼前这位徐君，对于自己的佩剑爱之甚切！本来，君子有通财之谊，当此情境之下，那季公子解剑相赠于徐君更是好朋友之间的题中应有之意。但是，出使的任务尚未完成，作为“礼器”的佩剑实在是不能离身，所以吴公子只好在心中暗下决定：等完成了在剩下几个国家的出使任务之后，回到徐国时，一定以剑相赠！可惜，那位好客知礼也爱剑的徐君，却等不到那一天了——当吴公子季札完成出访任务后再次经过徐国时，他没有看到好朋友徐君春阳一般的笑脸，却只看到空旷的墓园里徐君那孤零零的墓碑，只看到墓碑旁边更加孤零零的松树，还有，那吹过墓园的肃杀的风声中，夹杂着徐君家人们压抑不住的悲伤的哭泣声……季札缓步上前虔诚地下拜，久久地，不能起身。终于，他站了起来，解下剑，挂在了墓旁的松树上。左右不解，他轻轻地告诉他们：那次与徐君相谈时，已决心回来后，就把剑赠给他了。徐君虽然不在了，我季札，在心里对他的承诺，永远都在！他回头，又望了一眼挂在松树上的剑，径直走了，走着走着，他把自己走成了一柄剑，一柄身剑合一的，君子之剑。

　　吴越之地，自来多出好剑，也多出造剑的名匠，也多出擅剑的英雄。可是，从吴公子季札，再到吴越国主钱镠，再到方外之人贯休老和尚，若从他们与剑的故事在历史上所产生的名望看，要说他们都是擅剑之人，恐怕必定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吧？但是，偏偏是这样三个毫不相似之人，却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说似乎是非常相像的道理：比如，吴公子之于剑，是用以演绎如何忠于自己的承诺；比如，吴越国主之于剑，是用于演绎如何忠于自己的情感；比如，贯休老和尚之于剑，是用于演绎如何忠于自己的慈悲……千经万论，殊途同归，他们共同的“剑”，其实都是一个“诚”字，所以：“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少年时，爱读古龙小说《七种武器》。当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和箱子等等一一上场，直到最后，戏剧性的故事结局揭示出这七种武器不同的象征意义时，我们对于“笑、自信心、诚实、仇恨、谦虚团结、勇气、不放弃”的理解，也得到了进一步升华，进而我们还可以得出一个更为大胆的结论：七种武器，其实也是一种武器，这个武器，叫作“诚”！因为，“不诚无物”！

　　如此，则吴公子的“剑”，也未必真是“剑”了。但是，不明白这道理的人如果也这样说，那可要小心！小心这句话也锋利如剑，你稍不小心，恐怕就会割下你的舌头呢……

夹谷啼莺

风吹夹谷山，岩石耸立，花草默然。有莺啼，自史书的册页间传出，或婉转妙好，或声若金石，或清越，或隐约……此即明清两朝著名的赣榆八景之“夹谷啼莺”。然，方志又载：“啼不必莺，风微石罅莺声也”——历史和文化皆如此，“形而上者谓之道”，而“道”之“用”、“道”之“相”者，则千变万化、千差万别矣！故，风过岩隙亦如黄莺啼啭，此为一山之有声？抑为一鸟之有声？端在万人之有心也。

　　有心之人继续往山上走，可走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是为“定公十年”：鲁定公十年即公元前500 年，鲁国国君鲁定公与齐国国君齐景公会盟于此。会者，合也，聚也。盟者，日月为证，歃血誓也。齐鲁两国，本来就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两国国君的先祖，一为周公旦，一为姜子牙。一相一将，曾因为同一个革命目标在同一个战壕结下了深厚的兄弟情谊，也曾因为不同的执政理念开诚布公而留下了著名的为政之论：

　　说的是周朝初年周天子大分封时，周公封地为鲁国，姜子牙封地为齐国。周公问姜太公，“何以治齐？”姜太公曰：“尊贤而尚功。”周公听了说：那样的话，你这个封国后世必定会有篡位的臣子啊。姜太公又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姜太公听了说：那样的话，你这个封国后世国君的力量，必定会越来越弱了啊。

　　历史证明：这两位古圣先贤所说的话，都应验了！后来，齐国果真不出周公旦之所料，最终被大臣田氏（田和）篡位；鲁国也果真不出姜太公之所料，王族势力日渐衰微，大权最终旁落“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手。历史还证明了：当“崇尚功业”和“敬爱亲族”分别成为两个封国各自坚持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时，就已经决定了这两位异姓兄弟的后代子孙们，再也不能真正做到兄弟相待、和平相处了——“三观”不同，或者更进一步说是文化不同，又岂能让两个贵为一国之君的同样骄傲之人，明知道自己是“鸡同鸭讲”，还可以“尿到一个壶里”去？

　　所以，夹谷会盟，固然是两个诸侯国之间一次神圣的政治结盟，其实亦不异于两个各有所需的生意人之间心中有数却又都故作正经的一次共同的政治投资。这之前，齐景公的部队刚刚打败了强大的晋国，并夺取了晋国东部的战略要地夷仪（今山东聊城）；而鲁定公也因任命孔子为鲁国中都宰（首都市长），从而使鲁国由首都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影响和推动着全国走向大治。于是，就有了《史记·孔子世家》之如是记：

　　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

　　鲁定公十年的那个夏天，红尘喧嚣，蝉声零乱。更加零乱的，是世道人心！当齐国的干部群众，上上下下都还沉浸在大破晋国、掠人土地的快乐与自豪之中欢歌笑语时，突然，有个叫作黎鉏的大夫用他那好像是废铁拖行在废铁之上发出的那种冰冷、尖利、锈蚀、刺耳的“嘶嘶”的、“滋滋”的声音说道：邻居鲁国，终于起用圣人孔子来治理国家了，他们长此以往地发展下去，可是会对我们齐国大有威胁啊！

　　只允许自己强大甚至称霸，而自己之外的其他国家强大了，就一定会对周围的国家乃至远到八竿子打不着的国家产生威胁！两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我和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之间以及当代的很多人一样，仍然搞不清这里面的推演方式和逻辑顺序。但是，当我纵观当今世界形势，再把这古今的情况对照了一下之后，不由得在心中豁然有悟：原来有些国家的“政治家”们，难不成都是在齐国大夫黎鉏那里认祖归宗的？

　　礼崩乐坏啊，正是在那样一个“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现在，终于轮到我们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孔圣人登场说话了。关于齐鲁会盟，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和小人打交道，就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所以，鲁国必须带军队。进入了会盟程序以后，在“奏四方之乐”时，齐国方面有所谓“四方”之民，头戴羽毛冠，身披兽皮衣，手执矛、戟、剑、盾等武器喧闹着一拥而上。孔子一看，场面如此混乱，鲁君难免会有危险。立刻快步登台，扬起衣袖一挥，侃侃而谈：两国国君为了相互交好才来此相会，为什么在这里演奏如此缺少文化的舞乐？管事官员在哪里？赶快传令，叫他们下去！彼时彼境，让齐景公心里惭愧万分。接着，当会盟程序进行到“奏宫中之乐”的阶段时，齐国方面又安排了一些歌舞杂技艺人和身材矮小的侏儒前来表演，犹如闹剧一般。于是，孔子再次急急跑来，高声喝道：如此庄重的场合，却安排了如此不着调的家伙们前来胡闹以忽悠诸侯，论罪当杀！请命令主事官员，立刻执行！说话间，这群不知好歹的家伙身首异处了。

　　曾有孔子的学生问老师说：“子行三军，则谁与？”这话，非常接近于似是而非地暗示孔子之无勇也。曾有齐国官员对齐景公说：“孔丘知礼而无勇”，这话，根本就是大张旗鼓地直指孔子之无勇也。然而，公元前500 年的那个夏天，夹谷山上，草木森森，在嘈杂的声音和混乱的人群之中，一个声音在声音之中清亮起来，一个身影在人群之中高大起来——是的，那是孔子的声音，那是孔子的身影。齐景公面对此情此景，惭愧、恐惧、敬佩……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好不难堪！回国后，立刻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义正词严地训斥自己的大臣们说：人家鲁国的孔子，是用君子的道理来辅佐他们的国君；你们再看看你们各位，一个赛过一个都是拿一些下三烂的办法教我。唉，实在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最后，他专门责令相关部门：退还以前从鲁国所侵夺的郓、汶阳、龟阴等三处土地，希望以此来表达向鲁国道歉和悔过的诚意。

　　谁说孔子“知礼而无勇”？子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又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公元前500 年的那个夏天，夹谷山上，草木森森，孔子在齐鲁会盟之处拨开刀丛剑树、按下喧嚣噪音，他登阶、说话，急迫而从容，典雅而武勇——那是一种文化之勇，德行之勇！它勇得文质彬彬，勇得理直气壮，勇得不战而屈人之兵，勇得仅凭数语而得到了郓、汶阳和龟阴三城！

　　风吹夹谷山。吹过齐国，吹过鲁国，吹过齐景公，吹过鲁定公，吹过孔子，吹过一群当时所谓文明世界的人们，吹过当时所谓尚未开化的野蛮人群……风，一直吹到今天，吹到我们的脸上，吹到我们的心上。今天的人们，可以忘掉2500 年前所有当时的与会者，却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都能够说出：当年，圣人孔子来过这里——在《周易》中，“风”为“巽卦”之象，其卦德为“入”，即无处不至；其意为谦顺，为教化，为以德服人，为以文化人。风当然还会继续吹，会吹过我们，吹过我们的后人，吹过我们后人的后人……但是夹谷山会永远站在这里，但是孔子会永远站在这里，但是风，也会永远吹过这里，永远，继续吹！

　　夹谷山海拔304 米，既不高，也不险，那齐鲁会盟处更是处在山腰，且为一小片平地。不过，要说是真正能够在这里立足、观景，依我看，却也殊为不易！遥想齐鲁会盟的场景，它早已被风，吹成天外的云烟；倾听夹谷啼莺的声音，它一直被风，放在我们的耳边。那夹谷啼莺，说的当然不是一只莺，或者其他的一只什么鸟！实际上，它说的从来都是一个人和一座山的故事——当一个人发出了光耀千古的文化的声音、自己的声音，他的所立之处，就连石头，也会被赋予灵魂，会被赋予活泼而又热烈的生命。

周敦颐说莲

故事发生在大约一千年以前，说是某县破获了一起刑事案件，社会影响非常大，相关情况甚至传到了省里各位领导的耳朵里。用那谁的话说叫作：“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其中，特别有一位分管纪检监察和财政工作的省领导，向来以“严刑峻法”的主张为世人所熟知、以“铁面无私”的形象为百姓所传诵，更是在多种场合直接指示说：这样的犯罪分子，死有余辜！这种话，站在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的立场，当然是听了解气、解恨、解了心结。但是，按今天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诉讼原则来看，那个罪犯其实罪不至死。然而，有重要领导已经发话，有相关百姓群情激愤，即使各级官员个个心中有数，可又有哪个官员敢于站出来提问说：“这案子，好像不应该这样判决吧？”须知，那位省领导的一项重要本职工作可是“监察地方官吏”啊！

　　事态发展到这里，不得不说，有些基层干部的素质还真是高——就在那案发地所在县里，还真有那么一位副县级的领导，一层一层地逐一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有理有据地提出了这个案犯罪不当死的主张。最后，一直反映到那位表态领导的耳朵里。表态的省领导当然不以为然，反映情况的县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当然人微言轻，但是，这位副县级领导甚有血性，当他听说可能无法改变已经内定的判决结果时，一面果断提出辞职，一面在各种场合以及个人的qq、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中发布说：“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这样的官还能当吗？通过违反法度的杀人来讨好个别上级官员和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而操控舆论并为自己赢得良好的政声，这样的事，我坚决不干！要说那位省领导，也是一条好汉，他听到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传过来的这句话后，仔细把这句话想了又想，再把整个案情和相关法律法规又想了又想，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坚持一错到底，而是实事求是地说：对呀，此人果然是罪不至死，确不该杀！后来，不仅那位罪犯得到了公正地判决，而且坚持依法办案的那位副县级领导也得到了提拔，被安排到另外一个县做了县长。

　　这故事，见于《宋史·道学（一）》：那位举止光风霁月的副省级领导，叫作王逵；那位敢于坚持原则的副县级领导，叫作周敦颐。

　　一般情况下，现在六十岁以内年纪的中国人，绝大多数应该都在二十岁以前就会知道周敦颐其人了。他的那篇《爱莲说》不足一百五十字，却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融为一体，写出了莲的风骨、莲的气节，突显了这“花之君子”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在东方文化中，莲花，确实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植物。佛教中有所谓“花开见佛”之说，这里“开”的“花”即指莲花。这当然不是说，看见莲花开了，就可以看见佛！而是一种比喻，比喻一个人如果发现了自己固有的莲花一样的心性，真正做到生于污泥而不污且不惧，出于污泥而不染且不喜，不以假作真、不以虚为实，事来即应、事去即无，出离于生死烦恼之外的清净智慧，那也就是见到了自己的佛性了。所以，佛教故事中讲：释迦牟尼的母亲，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就叫作“目如青莲花”。而释迦牟尼降生时，皇宫御苑中出现了八种瑞相之一，就是池塘之中长出了大如车轮的白莲花。接着，在大莲花的根上再次生出1000 朵小莲花，每朵小莲花上面都端坐了一个小娃娃。不仅如此，小释迦牟尼刚出生后即能周行七步，步步生莲，朵朵莲花光华灿灿，动人心神。于是，寺院里很多佛、菩萨的座位均以莲花为台，故佛座称为“莲座”或“莲台”；《阿弥陀经》描写西方极乐世界是：“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池中莲花大如车轮。”因此西方极乐世界又被称作“莲邦”或“莲刹”（因“刹”为梵语，即净土之意，以莲花为往生之所托，故称“莲刹”）；念佛之人可称为结“莲胎”，比喻住在莲花之内，如在母胎之中；佛教认为人的胸中有八叶心莲花，故又把心称为“莲宫”，喻心中的莲花般的境界；僧尼受戒称“莲花戒”，僧尼之袈裟称“莲花衣”，均为清净无杂之义；佛教又把五智中的妙观察智，称为“莲花智”；又把善于解说佛法，称为“舌上生莲”；至于佛经之《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同样是以莲花为喻，取莲是百花中唯一能花、果（藕）、种子（莲子）并存的特点，象征佛“法身、报身、化身”的“三身同驻”和教义的纯洁高雅；东晋东林寺慧远大师创立了我国最早的佛教结社，称为“莲社”；佛教净土宗主张以修行来达到西方的莲花净土，故又称“莲宗”。

　　但是，在中国古代诗歌里，由于“莲”字也通“怜”字音，所以多有借“莲花”之名写“怜爱”之实的诗句，借以表达对爱人的情感。如南朝乐府《西洲曲》：“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莲子”者，“怜子”也，亦即爱你也！实写劳动，虚写爱情和思念，采用谐音双关的修辞手法，写出语意双关的实质内容，把一个女子对自己所爱男子那深情的爱恋和刻骨的相思写得言近旨远、无限缠绵。又如晋《子夜歌四十二首》之三十五：“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个“莲”字，从音通于“怜爱”之“怜”，进而至于以此“怜”字来代指心中的那个“他”，看似隐隐约约、曲曲折折，实为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如此，则莲花的形象，又给人以婉转而低回、一往而情深的深切感怀。

　　是神圣而又神秘的宗教教义和宗教情感的载体，也是温暖而又温婉的人间美意和人间至爱的归旨，“莲”之为用也，岂不大欤？那么，问题来了——以此“莲花”为“花之君子”者，为什么是周敦颐？史载：周敦颐十五岁时，父亲病逝。他只好跟着母亲奔波两个多月，前往衡阳投靠身为龙图阁学士的舅舅郑向。舅舅郑向见自己的外甥好学上进、聪慧仁孝，且酷爱白莲，便在自家宅前西湖凤凰山下（今衡阳市二中所在地）构亭植莲，供周敦颐在此亭中悟道参学。周敦颐二十一岁时，按照当时朝中通例，郑向依据官衔可得到朝廷的恩荫推荐家中的一名子弟出来做一名小官。向来爱外甥如子的舅舅，把这个机会交给了他，从此周敦颐正式出仕。到了二十八岁上，周敦颐开始了他仕途的第一次升迁——提任南安军司理参军。也正是在这个岗位上，周敦颐与王逵相遇，两个人上演了宋代道学史上著名的“不畏强权，不惜牺牲政治前途也要维护法律尊严”的一幕。实际上，当周敦颐应朋友所邀共同游玩聚会后，兴之所至写下传世之作《爱莲说》时，已经四十八岁了。再过了九年之后，他就病死于庐山濂溪书堂。由此一生观之，可知其一路走来所见所闻所经所历，仍然是光明永远大于黑暗，真理最终一定胜利。如此，也就坚实奠定了其思想上充分信服君子人格的生活基础。

　　同时，周敦颐苦心孤诣、精研六经所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决定了其在莲花身上看到君子之风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在其代表作《通书》中，他提出了“定”、“主”、“立”三字诀：定者，“定之以中正仁义”也，即把自己的心志固定在“中”、“正”、“仁”、“义”四个字上，这实际上就是宋儒所说的“存天理”；主者，“主静”、“慎动”也，即在思想和言行上都要符合规矩，这实际上就是宋儒所说的“灭人欲”；立者，“修辞立其诚”也，这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所以，周敦颐又有《题莲》诗云：“佛爱我亦爱，清香蝶不偷。一般清意味，不上美人头。”四句话讲得无非是三个字，即“定”、“主”、“立”也！

　　有一次，周敦颐曾问佛印了元禅师：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禅门何谓无心是道？”元曰：“疑则别参。”颐曰：“参则不无，毕竟以何为道？”元曰：“满目青山一任看。”颐豁然有省。一日，忽见窗前草生。乃曰：“与自家意思一般。”

　　说的正是周敦颐周濂溪先生曾经请教了元禅师说：形而上的“道”，究竟是什么？那位了元禅师作答说：满目青山一任看。后来，濂溪先生忽见窗前绿草青青矣，一下子就完全明白了：这个形而上的“道”啊，却原来：“与自家意思一般”。

　　这“自家意思”，既是周敦颐的意思，也是了元禅师的意思，既是“满目青山”的意思，也是“绿草青青”的意思，当然，也同样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的意思！这“意思”到底是啥“意思”？或者，湖南学者王闿运能说得明白：民国初年,王闿运到江浙讲学,当地士人不以为意。王闿运当即作了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我的学问呀，从南方来，那本是周敦颐周濂溪先生的一脉传承；且看那大江东去汇入大海，也无非是湖南的湘江水余波而已！

　　这副对联，现在还挂在岳麓书院濂溪祠。其实，那也就相当于挂了一篇《爱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