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灏

　　散文写作之难，难在人人能写。人人能写的散文，看似因没有了门槛儿而特别容易，殊不知正因如此，才让真正的散文写作更有意义也更为艰难——此中真意，知者自知，不知者，估计轻易之间也不能就说得让他明白。记得唐人刘禹锡乐府小章《杨柳枝词》有谓：“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说长安的树木无穷无尽，但是负责别离的，却只有杨柳“这一种”。同理，充斥在各类报刊、媒体和平台上的“散文”也无穷无尽，但是那些文章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散文”呢？那也只能说，只有真正的散文才是“这一种”。

　　林伟宝先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即有散文和诗作在广东名刊《作品》等杂志发表，后因工作繁忙而搁笔。退休后，伟宝先生重拾旧趣而成书散文集《心祭》，为时光作传，为山川立心，为苍茫世事涂抹了一缕属于他自己的亮色与温柔，也为丰富连云港市文坛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又一个令人欣喜的成功例证。

以生动的细节纪事书写生命

《文心雕龙》首章《原道》说：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在刘勰看来：好文章本身就是天地之“心”。但是，这天地之“心”又为何物？程颢程明道先生说得好：“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天地之“心”，无非就是那长养万物的力量罢了。如是观之，好文章自身皆需有生命。而且往根上看，好文章的生命实际正在于：能够有利于他人、他物之长养生命。

　　在《我的小学时代》里，伟宝先生这样写自己到“二爷”家听课时的场景：

　　在他家小院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牡丹花，花朵之大，之艳，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再衬以碧绿的叶子，漂亮极了！二爷看我入神，过来说：

　　“喜欢吗？”

　　我点了点头。

　　“给你。”说着，他随手折了一枝花蕾递给我。

　　我把这枝花蕾带回家插到瓶子里，放进水，每天放学回家都会仔仔细细地观察一会儿，看着它的花瓣如何一片一片地打开，又如何一片一片地掉落。

　　这样的文字，有极强的画面感：那朵牡丹花的花朵之大、之艳，叶子之青绿，那个看花人“我”之“入神”，那个二爷的“喜欢吗”之一问，那个“我”“点了点头”的少年之羞怯，那个放学回家仔仔细细观察的“一会儿”……有形、有色，有神、有声，有情、有怯，最后，都归结于时间上的那“一会儿”。正是无数的细节所形成了无数的“一会儿”，构成了人生，积淀着感情，改变着世界，也完善着生命。不到一百六十个字，让一个乡村少年对美的观察、接受，对生命的热爱、传承、怜惜，都在平白的对话和简单的动作之中，得到了体现。让几十年后的读者再来看这段文字时，好像眼前仍然是：“它的花瓣如何一片一片地打开，又如何一片一片地掉落。”

　　又以《夏天过去了》为例：

　　“我们在瓜田中跳跃，摘下公花，掐去花盘的一半成喇叭状。拿着这喇叭对准母花，使得公花细长的花蕊直插进母花瓣状的蕊中。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看着母花紧紧地拥抱着公花渐渐萎缩褪去，花后的瓜体便逐渐膨大起来。”

　　一群花一样的少年，在万物与他者的成长之中，在有心与无心中辅助着这一切的成长；同时，也在有心与无心中挥霍着自己的成长。也正因如此，“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因为，“成人的所谓幸福与儿时的幸福根本就是两回事。即使说有闲有钱钟情于山水，那也是带有主观意向的有意为之，全然不同于儿时的率性、单纯、天真，与自然的天然和谐相通。我崇尚自然。我崇尚天性。”对幸福的体验和对自然、天性的崇尚之中，见作者之心，亦见天地之心。实际上，这里的两者之心是“一”而不是“二”，他们一体两面地共同融入了万物的成长，既体现着“天行健”的自强不息，同时也体现着“地势坤”的厚德载物。当我们看到生命向上的状态即构成了岁月的锦绣文章时，果然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也，果然是古人刘勰诚不我欺也，果然是伟宝先生诚不自欺、也不欺人也，果然是“自然之道也”！

以真挚的情感写人铭刻岁月

著名批评家、散文家、鲁奖得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在其《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中写：

　　所以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

　　散文的灵魂在于其“真”，散文要通过“真实地穿透”、“真实地书写”，来真实地表现和探索人生与人心。《心祭》一书中，伟宝先生有几篇专为纪念母亲而作的文章，其以心为祭，为心作祭，不仅使人感受到作者与其母亲的心心相印，也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与作者之间产生心灵上的互动、进而达到了心意上的相通。

　　其《有一双眼睛》，在回忆清苦而又快乐的童年生活时说到了自己的绘画爱好和天赋，于是，就特别希望能有些纸笔颜料供自己练习。文中写道：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母亲开了口，“妈，请你给我买点纸和颜料。”我知道家境窘迫，不得已才用了“请”字。现在想来这话多么别扭，可当时确实是这么说的。

　　一个“请”字，既写出了孩子对于热切需要的恳求之意，又写出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时基于家庭现状而产生的歉疚之情、自尊之心。实际上，一个“请”字的意义还在于：他在下意识里，更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向另一个平等的主体而同时身为其母亲的人提出了自己的渴望。

　　接下来，伟宝先生写母亲的反应是：“母亲站起来身望着我，一言不发。”“眼睛里先是飘忽着惊讶、疑惑，但只是极短暂的，倏忽即逝，代之以长久的平静，从母亲的眼睛里我读到了赞许、鼓励。”

　　从“惊讶、疑惑”，到“平静”，再到“赞许、鼓励”，我们看到了天底下一代一代人成长的身影，都在这种温暖的注视下渐行渐远。作者写自己的母亲，也写出了天底下所有母亲相同的爱子之心。文章至此，已直欲使读者叹问“云横秦岭家何在？”了，但是在行文上，作者却没有因此而“雪拥蓝关马不前”，他却更进一步写出：

　　“晚上，我在母亲买回的纸上涂抹着我的山水，母亲坐在旁边纳着鞋底陪伴着……母亲不时停下手中的活，看看纸面看看我。母亲的眼睛如春天池塘的水，温暖、柔和，在腊月寒冷的夜晚，给我的心头带来丝丝暖意。”

　　我相信：“晚上，我在母亲买回的纸上涂抹着我的山水”，这一句之于伟宝先生，纯属妙手偶得。那些画作，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画纸上的具体“山水”，更是他人生理想中的万里江山！而同时，这人世间所有儿女的星辰大海，其实，都一直倒映在母亲的眼波之中。

　　面对母亲的那一双眼睛，作者调动着自己记忆深处最柔软的感动，不断地强化着岁月与亲情给予自己的馈赠。伟宝先生记得，上初中那年报到的第一天，床上连席子都没有。两天后，母亲背了一筐豆角去集市上卖掉才为我买回一张苇席。当她“铺好席子，帮我整理好东西”之后：

　　母亲要走了，我送她到大门口，她在来时站过的大树下立住了脚。我说：“妈，回去吧。”母亲“嗯”了一声，眼睛在我的身上移动着。这时母亲的眼睛，如清泉，深不见底，里面贮满了慈爱、期待。我转身走了，数次回头，仍见母亲在大树下站着，一动不动，眼睛始终未离开过我。

　　伫立在树下的母亲，只是一动不动地用眼睛看着孩子，于是，她“深不见底”的爱，就成为了天下所有的孩子们一辈子的靠山。这靠山，足以让孩子们能够面对任何困难任何挑战。就在其母亲离去世前不到半年时间的一天，破“四旧”的队伍开到了村上，想要没收作者珍藏的“竖排版的《西游记》”。面对这样的队伍，作者患病卧床的母亲如是应对：

　　“不给！”母亲声音提高了，眼睛里立时放出光来。空气刹那间凝固了。母亲不识字，但是儿子喜欢的书，她绝不撒手。她完全一副老鸡护雏、老牛护犊的架势。她的两眼直视来人，眼睛里满是愤怒，愤怒中夹杂着些许焦急、哀怨。

　　梁启超的《新民说》有谓：“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面对可能抢走孩子最喜欢的书本的“敌人”，母亲“愤怒中夹杂着些许焦急、哀怨”的眼光，这一刻，她是誓死迎战的队伍，也是委曲求全的使者。但无论是“战”？是“和”？其实，母亲根本没有选择权，母亲唯一的选择权就是：永远坚定地站在儿子的一边，为了儿子的利益，敢于不惜一切付出牺牲，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母亲走了，带走了关注我多年的目光……人的一生中是多么需要这么一双眼睛啊！失意时给你慰藉，挫折时给你自信，迷茫时给你廓清，头脑发昏时给你清醒，犯错时给你勇气，成功时给你赞许，受欺凌时给你呵护。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看母亲，看母亲的眼睛。而在母亲的眼睛里，自己就是她的世界。于是，这种依恋与母爱，都得到了进一步放大和加强。在写法上，这是所谓“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在内容上，正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透过对自身的书写，完成了对于外在世界的描述和表达。

　　写母亲时，是深情款款，如泣如诉。写同学时，则又平和中正，力求客观。在《心祭》中，《同学陈兆美》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文章。两个少年高中毕业时，同学陈兆美主动送给作者一本笔记本，并在扉页题写：“伟宝同学 毕业留念 陈兆美”。伟宝先生以毕业时告别的方式引出了主人公，同时展开叙述。分析整个的文章结构，是以某个时段的别离，写到人生最终的别离，以忧伤写忧伤，其忧更忧。这种写法，令我想起杜甫诗《赠卫八处士》有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写老朋友重逢话旧，以家常情境、家常话语，娓娓写来，表现了乱离时代的普通民众所共有的“沧海桑田”和“别易会难”之感。诗歌结构上，正是以朋友之间片刻的欢聚写到知音之间精神上永远的欢聚，以喜悦写喜悦，其喜更喜。二者虽在内容和文体上都南辕北辙，却在书写结构和思想逻辑上殊途同归，这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也是生活本身的自然呈现。如此，则笔记本“里面记载的大多是一些时间点，诸如某年某月到单位报到，某年某月结婚、孩子出生，某年某月到某国某个港口……几乎囊括了我大半生的人生轨迹。”，无疑在笔记本记录了生活、并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这一客观描述之外，赋予了一种新的象征意义：人与人之间，通过任何一种媒介比如笔记本，都可以互为对方世界的经历者、阅读者、创造者，最终，也互相成了对方世界的一部分或其存世的意义之所在。

以豁达的胸襟游历见证家国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开门见山地宣称：“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诗人认为，在悠悠“天地”这间客房之中，唯有“光阴”这个游子，是常客。但是，人生在世，皆寓居于天地间，虽仅一期一会，一会百年，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却也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如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当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从肉体上升到精神时，“时间”，从来都只是某个特定个人的“时间”；“空间”，从来也只是某个特定个人的“空间”。如是，即是阳明先生“岩中花树论”所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伟宝先生之游历四海、见证家国，其理一然。

　　其一，深情于故园桑梓，立传乡亲父老。通读《心祭》全书，一个重要的感觉就是：为家园作传、为父老乡亲作传，这应该是伟宝先生主要的写作动力之一。此书首篇为《林码》，作者在文末喟然而叹曰：

　　林家码头已经从这块土地上消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迟早有一天，“林码”这个词也会在人们的口中消失。无须惊讶，这是历史的规律。作为走出去的林码人，我只把“林码”这个词深深地记在心里。

　　《林码》行文看似平淡，却是以黄河和时代变迁为背景的宏大叙事。读伟宝先生散文，可知其创作思想严格秉承着“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北宋时期，周敦颐《通书》有“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之句，强调文章需阐明大道，以文化人。敢问，此《心祭》一车所载之“道”，究竟为何？作者的创作实践准确了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是天理良心，也是深蕴天理良心的各种故事。比如，因为在林码这块土地上出生，血管中流淌着林家的血。所以，虽然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作者缺吃少穿的岁月中那些痛苦不堪的生活，但是对这块土地，伟宝先生却没有抱怨，只有感恩。

　　其二，羁旅于异域山川，心思天下家国。作者自大连海事大学毕业后，在中国远洋集团相关公司工作多年，惊涛骇浪中的生涯虽艰苦又危险，却仍能保持着闲庭信步的淡定和笑傲江湖的自信，以一句“我愿美丽的梦能够永恒。我愿船儿长留心中。”（见于作者散文《船》）的真挚抒情，表达出对于工作岗位的一种珍惜与自豪。《祖国的春燕》一文作于1977 年，作者通过一位海外老华侨的心声，表达出对于祖国的挚爱之情：

　　我们祖孙四个，刚赶到这儿，看到你们的船，你猜我的小孙孙怎么说？他说，“爷爷！你看，飞来了，祖国的春燕！”真的，你们就是祖国的春燕，总给我们带来春天的消息！

　　而在《海浪并不总是轻轻地摇》中，作者更是在见惯了风浪之后，对生命的意义有了自己更加深刻的思考理解：

　　人们总是喜欢议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一些有闲文人更是乐此不疲，从他们嘴里道出的理论让人觉得云山雾罩。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玄乎。人好好地活着本身就是意义。

　　其三，徜徉于流金岁月，怀抱桃李春风。此类文章如《生产队记忆》、《出公差》、《我的老师》、《秋夜》等，或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个人史”的角度出发，为“生产队”这个将会变得逐渐生僻、不再被人提起的词留影；或以“到了社场卸了车，我腰酸背痛，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我把疲惫的身体扔在草垛上”句中，那一个打人眼目的“扔”字，写出人生之苦、人生豪迈，人生之乐和命自我立；或以“算来张老师差不多八十岁了。看着微信里的头像，老师满头白发，但面带微笑，表情依然通达乐观，就跟第一次站在我们教室的讲台上一样。老师并不老”的观察与论断，致敬青春、致敬岁月；或“傍着宁静的小溪，检视着往日的历程，该得到的得到了，该失去的失去了。”同时，自豪地对自己也对世界说：“老树上打着旋儿悄然坠地的枯叶，不是对生命完结的叹息，是对过去旅程满足的认可，它孕育着新生，昭示着未来。”

　　散文集《心祭》，在结构上也甚有特点：其首篇之《林码》到末篇之《又到清明》，是从空间、写到时间，也是从来处、写到去处。这种编排，可能是伟宝先生严谨周密的“有为”之举，也可能是作者天命所致、福至心灵的“无为”之举。但无论是哪一种，正如先生在《我心即佛》中所说的那样：“我于佛学是门外汉。我直观地认为，佛是大众，是自然，是世间万事万物。”由林先生的理解生发出来看《心祭》，再印证《华严经》之“一佛出世，万佛护持”，即可知：哪一种“有为”或“无为”，不是佛的意思、心的意思？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