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自伦

　　这口水井，是全村上千号人的命脉。很难想象，假如没有它，移民搬迁到岭顶上栖居，能很好地生存下来。

　　打井，就山村而言，是一门挺深的学问。既要把井口选在离村近的地方，尽量减轻运水的劳顿之苦，又要勘准地下水的流向，避免挖不到泉眼前功尽弃。于是，村里问事的便请一位有经验的风水先生，绕着山前岭后转上几圈，琢磨半天，然后敲定打井的位置。接下来，先沿着定位从上到下挖坑。挖坑是个力气活，施工的遇土挖土，遇石琢石，一直挖到够着水的地方，再用成块的石头，一层一层往上垒砌。垒的井呈圆形，等砌到地面时，再用四块长条石，把井口封成四方形，这样，取水者站在井沿上打水，可以防止水桶碰到下面壁上的石头。经过一番辛勤的劳作，这井终于打成了，深度足有六七米。

　　山里人吃井水，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习惯。相对于河沟里的水，井水一来干净，二来清爽。进入盛夏，山岗上火辣辣的热，喝上一瓢刚打上来的井拔凉，透心的冷，防暑降温，绝不亚于冰箱里的雪糕和冰激凌；到了大雪封山的季节，井水是恒温的，打上来热气腾腾，使用起来暖暖和和，舒服了许多。那时，各家的人口多，连同烧水做饭，刷锅洗碗，有的还要养牛喂猪，一天每户起码得担三挑子六水桶。于是，每天天麻麻亮，就得起来到井台打水，去晚了还要排队，所以勤快的人都是早早地过去，麻利地打好水，挑回家倒在缸里备用。村里长大的孩子，稍稍拿动扁担，就要跟着大人屁股后面，学练这维持生计的基本功，从井里提水历练臂力，往家中挑水磨炼肩膀，最终，锻就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壮实的体魄。

　　平日里，有的家庭大人因急事外出不在家，两个孩子抬着桶打水的事儿常有，但这只能是去井台抬水，而没有胆气和能力，将水桶溜到井底，灌满水再从井里往上提。这当口，如果有哪个大人在井边碰到，二话不说，就会帮忙，替孩子把水从井里提上来，让孩子抬回家去，这成为山村一种纯朴的传统美德。

　　不过，也有年龄小的娃子，练挑水的节点过早，超负荷运转，个头压住了不长的，成了“三寸丁谷树皮”；还有的不会换肩，只用一个肩膀挑水，长大了两个肩膀一高一低，整天歪着脖子，成了“三等残废”，自是终身遗憾。这种感觉，生活在平原里的孩子，是永远体会不到挑井水的甘苦的，因而也就品尝不到山里娃后来远离井台的幸福感。

　　村里有位视力极弱的人，家中弟兄中排行第三，因为没有响亮的名字，乡邻送了个不太雅的外号“瞎三”。“瞎三”平时吃水靠大哥送，也有大哥忙的时候，没工夫送，他只好手持探路杆，让小侄女领着，到井里取水。小侄女尚且年幼，拎不动一桶水，“瞎三”便自个儿动手，摸摸索索着把桶续到井里，等打满了水，再试摸着提上来，实在有些难为。有一回，“瞎三”在提水时，刚巧被村小学一位姓吴的老师碰见，便帮其把水送到家中。吴老师是外地人，支教来到山村，不光教书育人有两下子，还有一副热心肠，常常帮着弱势群体做好事，他瞧见“瞎三”挑水行动不便，就记在了心上，打那以后，把其吃水全包了下来，一到傍晚，学生放学了，便去给挑上一缸水，无论刮风下雨，雪里泥里，雷打不动，直到两年后提拔调走。吴老师送水的举动，手留余香，不仅给“瞎三”传递了脉脉的温情，也给偏僻山村带来了浓浓的春意。

　　再次光顾这口水井，只见井壁上布满了藓苔，已全然失去了往日的风光，仿佛成了文化遗产。取而代之的是，家家户户吃上了自来水；有条件的还打了机井。水井旁，新盖的小楼房鳞次栉比，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内 助

内助与我同龄，属兔。她是兔年头，正月初二出世，我是兔年尾，腊月二十九降生。两人经媒妁之言，十七岁定亲，二十岁领了结婚证，掐指算来，按这个法定的节点，已属金婚的年龄，然而，领了证后，直到二十四岁才举行婚礼仪式，说是金婚，好像有点勉强。

　　成长在繁华热闹的镇政府驻地，内助被称为城里人；我生活在偏僻冷清的小河畔村庄，被唤作乡下人。照当地的风俗，城里人与乡下人结婚，属于下嫁；乡下人与城里人结婚，称为高攀，如此说来，我就是高攀了。不过，内助下嫁，全然没有失落感，也丝毫看不出像有的城里人那样摆架子，而是平平常常地下地干活，爬西南岭种地瓜，上高垛子搂草，下南湖割麦子，干得津津有味，忙得有条不紊;就连左邻右舍的关系，也处得温馨和谐。

　　内助说，女人是抓家耙，揽草绳，对家务活、照料孩子，那是必须好好承担的，不能有丝毫马虎。在进城前的那些年里，我干过民办教师、代课老师、通讯报道组长、文化站长，天天忙得不亦乐乎，家务是内助全包，特别是干文化站长以后，每逢春节、国庆节等，别人阖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而我却依然得在乡里组织文艺活动，带着剧团到各村巡回演出。每次演完，很晚了才能回到家，脸上难免露出歉意的赧色。她似乎一眼就看透了我的心思，总要安慰说：“端人家碗，受人家管，只要把公家的事儿干好，家里的活再苦再累，我也心甘情愿！”

　　内助挺灵巧，虽说只读过“识字班”夜校，没入过一天正儿八经的学堂门，但要想学点什么，她几乎一点就通。俗话说，“龙王爷的闺女会浮水。”内助父亲是瓦匠工头，她耳濡目染，竟然自己动手，盖起了我家两间锅屋。村里号召发展生猪，内助也不甘示弱，到集市上买了一头老母猪，经过细心喂养，那母猪下了十几头小崽，一个个滚瓜溜圆、活蹦乱跳，赚了好样的一笔钱。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她怀着对领袖的敬仰，刺绣的《毛主席去安源》惟妙惟肖，十分逼真，被乡革委会选去展览。结婚那阵子，内助千针万线绗的袜垫子上，绣了五彩缤纷的花朵和朴实的祝福语，纳了几十双步鞋，送给爷爷奶奶、叔叔婶婶等长辈作见面礼，还用见面礼换来的喜钱，买了一台上海牌缝纫机，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裁剪衣服。有了裁缝手艺，内助既可义务帮邻居缝缝补补破衣服，也可用新布料为乡亲们做成件套的衣服挣工分，当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劳务报酬是工分制，男劳力干一天挣10分，女同志干一天挣7 分，内助做一件衣服能挣四五分，两件衣服就是九到十分，有时一天能做两三件，顶上一个男劳力的报酬。裁缝手艺熟了，她曾有过到镇上开缝纫铺的念头，终因繁重的家务牵扯，甚至连本人承包的责任田也要她来耕种，以至到今日，那并非远大的理想也尚未实现。

　　坚忍执着的女性特质在内助身上体现的颇为淋漓。1986 年，江苏省文化学校首届招生，从900 名以农代干和大集体性质的文化站长中招收40 名，脱产学习三年，解决干部体制。这可是难得的机遇，考还是不考？我念及上有老、下有小，不忍心丢下不管，一时拿不定主意。内助看我犹豫不决，硬是鼓动我去试试，还背地里打气说，“估摸着能考上！”我说，“我去上学，家里怎么办？”她自信地说，“家里有我，不用你操心”。迎考时，正是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麦收当口，家中地里无闲人，可内助不让我下地，怕有人干扰，把我反锁在家里，集中精力复习。有人听说我要考学，忍不住问她：“自伦都三四十岁了，出窑的砖——定型了，还能学出个啥名堂？”可内助就是不信那个邪，支持我迎考雷打不动。那次考试竞争确实激烈，连云港市去了七八十人，先是文化考试，接着专业面试，最终考取了我一人，看得出，内助为此打心眼儿里高兴。开学那天，我转罢粮油关系，离却年迈的父母、内助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不舍地踏上南下的列车。车轮在广袤的淮海平原上疾驶，望窗外“碧云天，黄花地，北雁南飞”，心中涌上一股莫名的酸楚之感，仿佛欠下了内助一笔债。后来听儿子说：“有几回妈发高烧，我要拍电报让你回来，可妈担心打搅你学习，硬是不肯。”毕业后，我分配到市文化局上班，先后评上国家二级编剧、国家二级作曲职称，利用对知识分子的优惠政策，我为内助张罗了“农转非”，由乡下接到市政府驻地；相关部门又一路绿灯，为内助正式招了工。

　　日月如梭，转眼到了我快退休的年龄。一天，内助对我说，“俺俩得去买辆轿车。”“买轿车干嘛？”我诧异地问。“你在局里上班的时候，外出乘公家的车，退休了，不能没有车坐啊！”她一本正经地回答。“甭开玩笑了，你我都没有驾驶执照，买车谁开？”“我开啊！我们一起去学。”我情知，两人都到了五十九的年纪，再去拿驾驶执照多么不容易，尤其自己长期“爬格子”右眼长了黄斑，两只眼看东西不在一条线上，哪能开车？但考虑这些年内助操持家务兢兢业业，吃了不少苦头，不能扫了她的兴，最终拿定主意，学！哪料想，正如俗话说的，“老天爷饿不死瞎鹰”，三个月学下来，两人均一步到位，拿到了驾驶执照，很快买了一辆长安福特。一晃十余年过去，内助开了十多万公里，驾驶技术也越来越娴熟，我退休后参加什么活动，大都由她接送，方便了行动，到南京看女儿，有时当天打来回。不过，我也有受到惊吓的时候，那是一年前，到济南参加全国山东快书创演培训班，回来路过泰山观光，谁知导航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车被从北坡导到山顶上，下山时，我从车窗往下一看，全是万丈深渊，顿时冒了一身冷汗，赶紧让内助停车，问“要不要打110，请公安驾驶员帮开一下？”没想到，她从容地说，“不要紧，你坐好！”果然，她不慌不忙地沿着九曲十八弯的盘山路，安安稳稳开到了山下，观完光后，又连夜驱车回到苍梧路口的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