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山

父亲的三大法宝

记得小时候，祖母、母亲、姑姑、小叔都很疼爱我，我很想通过这篇文章向他们表达谢意，却每每无话可说；而我的父亲对我的管束最严，我很怕他甚至有点恨他，却对他倾吐的文字最多。

　　常言道：“父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专家认为，孩子对父亲的认知分为三个阶段，童年时觉得父亲什么都懂，叛逆期觉得父亲什么都不懂，到了成年后反过来又觉得父亲什么都懂。我的父亲是在我对他认知的第三阶段离我而去的，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总结起来他有三个长项：

　　其一是喜欢喝酒，但酒量不算太大，两口酒下肚，话特别多。每次喝酒都是一场“马拉松"，从家里的琐碎小事到周边邻居的家长里短，偶尔也会讲点儿坊间流传的历史名人轶事，乍听有几分新鲜感，可日子长了，只要看他酒杯子一端就找机会躲得远远的。他喝酒时，喜欢把我拉在旁边，他需要有听众。不是好酒，也没有什么好菜，但是父亲很投入。有时会用筷子蘸点酒放在我的嘴里，看到我痛苦的表情时他会很开心。在他的影响下，长大后我也喜欢喝酒，所不同的是我的酒量比他大得多。

　　其二是父亲书法功夫了得，颇有几分“鲁公”遗风。属于清末民初的流行书风——敦实、厚重、光洁、内敛。他是我们周边邻居眼中的“书法大家”，在他身边长期耳濡目染，我对书法的兴趣也浓了起来。有一次，邻居家的孩子，一到天上黑影就开始啼哭，不知从哪求来的偏方，叫作“天黄地绿，小孩夜哭，君子一念，睡到日出”，让我父亲抄写，恰巧父亲不在家，由我代笔，写好后贴到大街小巷、人口流动多的地方，看的人多了，孩子的病自然就好了。父亲看到我的字后大加赞赏，从此我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

　　其三是父亲的二胡拉得不错，属于那种业余中的专业水平，之所以说他“专业”，是因为他有专业化的追求。如他在拉《二泉映月》时，喜欢用丝弦而不是用当时所流行的钢丝弦，他认为只有丝弦演奏出来的效果才能悲凉而哀婉，缠绵而悠长，唯此才足以表达月光下瞎子阿炳的生活窘态，才能向世人传递出《二泉映月》一咏三叹的凄美境界。

　　每逢春夏秋三季，太阳还老高的时候，父亲就会将“半岛”打扫得干干净净，摆好板凳沏好茶，等候太阳快落山时，一些器乐爱好者带上自己应手的家伙向“半岛”聚拢。这些人原来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和搭档，个个身怀绝技，后来被父亲“收编”或自己投靠而来的。所以说这是一支庞大的、自发的、业余的专业团队。演奏的曲目大多是时下流行的革命歌曲，兴之所至时也会弹唱些地方小调，如《王妈说媒》《小寡妇上坟》。唱到伤心处连哭带嚎的情景引起家边一位年轻寡妇的强烈不满，她向居委会告发，居民六组小组长将这“业余的专业团队”强行解散了。

　　居民小组长不是什么官员，但她是小组居民推选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她的任何举措都下代表着小组居民的意愿，上传达和执行上级部门的指示。她是政府部门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官不大，权力是不可小觑的。什么夫妻吵架、婆媳纠纷，只要她出面调解，定能“药到病除"。就连家中来了亲戚留宿，也要据实向她汇报登记。其他诸如孩子当兵就业，贫困家庭吃救济，几乎都是她说了算。她习惯于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人和事，善于“无限上纲”，加之她是军属，在小组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有居民都敬畏她几分。

　　所幸的是这支“业余的专业团队"后继有人，在我们的邻居中，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都能“锯”两下，尽管如同“杀鸡”一样，个个乐此不疲。

家境由盛而衰

我家由盛而衰分为三个阶段：1958 年祖父溘然离去，使家庭处境每况愈下；1964 年父亲结扎，使家庭处境雪上加霜；1970 搬迁重建，使家庭处境岌岌可危。

　　我的父亲这辈子心气很高命运却很背。1958 年夏天，我的祖父卧床多日后撇下一家老少三代，撒手而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一向生活在祖父羽翼下的父亲不知所措。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父亲在猴嘴中学工作，这点微薄的收入无法支撑得起全家人的开支，他只能咬着牙辞去这份足够体面的工作，另谋生路。

　　我家来自北方，落户于龙尾河畔，属于单门独户，而其他邻居来自附近农村，大多沾亲带故。他们要抱团欺负那些势单力薄的邻居，是绝不会给对方留下反抗余地的。父亲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势，在“四面楚歌”的境地中争取一份领地，实属不易。大约是在1964 年的春天，我家忽然热闹起来了，街道组长整天带着一些有头面的人物来我家，有街道主任、派出所所长以及更高一级的领导干部，通过他们与父母零星对话，我大约知道他们的目的：动员我的父母做“结扎”手术。那时候，计划生育并不是国策，也不是强制性，所以打感情牌是最有效的手段。我父亲在猴嘴中学工作，我母亲在地毯厂上班，双职工家庭在龙尾河边的居民中是不多见的。这或许是他们选择我家作为计划生育示范家庭的理由。我母亲天生心脏不好，医生再三告诫她，像她这样的身体是绝对不能生孩子的，可是母亲冒着生命危险，一连为张家生了六个孩子（其中前两个孩子夭折了）。况且当时母亲的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妹妹。父亲正值壮年，身体强壮，找不到推脱的借口，无奈地接受了结扎手术。尽管那时候的公民对于上级指示的执行力度是不折不扣的、理所当然的、无怨无悔的，但父亲的心里多少有点被强迫被挟持的感觉。限于当时的条件，手术是不成功的。从此父亲落下了许多毛病，性格也一改以前，变得十分暴躁，并失去了工作，家庭生活一落千丈。生活的贫困，尚可忍受，让我提心吊胆的是，父亲一改读书人的斯文，每每在酒后会指名道姓地谩骂当初动员他做结扎手术的各级领导。尽管政府部门对我家给予包括吃救济等各种形式的关照和安抚，生活状况还是不可逆转地每况愈下了。

　　站在国家层面上来看，这场计划生育运动无疑是有战略眼光的百年大计，但对于我的家庭而言确实是一场灾难。父亲失去了工作，祖母，我的小姑、小爷，我和两个小弟一个小妹，老少三代十口人的生活负担，指望我母亲的微薄收入是难以维系的，家中的红木家具陆续卖给了民主路上的乐器店，座钟、瓷瓶等摆件悄然不见，短短几年间家徒四壁，1970 年，洪水过后只剩下锅碗瓢勺了。

　　好在父亲头脑灵活，据说得到我外祖父的真传，干起了铜锅钮碗的行当。坏了个洞补补可以继续使用，既省钱又省事。铜锅钮碗，始于先秦，兴盛于明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是政府极力扶持的职业。但父亲毕竟是新入行，加上身体大不如以前，家庭生活只能艰难地维持着。

男人要有血性

调皮捣蛋是男孩子的天性，偶尔搞点恶作剧会使童年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过去男孩特别好斗，从骑马打仗、捣拐、老鹰抓小鸡、打弹弓等对抗性的游戏中能找到它的历史渊源。该出手时不出手，那是懦夫的表现，让人瞧不起。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从外地调来一个新同学，是个部队干部家的小孩。这个男孩穿着十分洁净，容貌清新，皮肤细腻，黄大衣、黄手套、黄军鞋、黄书包是他的行头，一个缩小版的“解放军战士”。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小嘴也很甜，会施小恩小惠，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浑身上下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与龙尾河边的“土著”孩子相比，算是鹤立鸡群的人物。可是这家伙会使小心眼，常搞些意想不到的恶作剧来捉弄人，因无伤大雅，同学们也不会跟他有太多的计较。一次上体育课，由于前两天下了一场大雨，操场上十分泥泞，为了安抚同学们的情绪，老师组织大家猜谜语。他坐在前几排，撅着屁股，将手举到老师的面前，老师不忍扫他的兴，点名让他上台。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他压根就没有考虑成熟，尴尬地杵在那儿，同学们正在起哄的时候，他突然冒出声来：“王大娘，大白腱，坐在石头上。”课堂上顿时笑翻了天。这个谜底所有男孩都知道，是“碧”字,是男孩子调侃的顺口溜，他居然将其搬到课堂上来了。班主任漂亮文静，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女教师，哪能受得这等场面，红着面，流着眼泪走出了教室。从此同学们人前人后都管他叫“大白腱”。

　　算是有缘分，我与“大白腱”走得很近，课余时间会相互走动，双方父母都彼此认识。说实话，他在班上除我而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私下交往的朋友。接下来发生在我俩之间的一件冲突使他的人气迅速飙升，成为焦点人物。

　　有一天课间，我跟他一起上厕所，偌大的厕所里就我俩，隔墙的女厕所里传来了叽叽喳喳的嬉闹声，他满脸堆笑，我知道他肯定有坏主意了。这小子趁我不备，爬到小便池的台阶上，踮着脚，屁股一撅，一泡尿撒了过去，女厕所里顿时发出一片叫骂声。这小子真够灵活的，撒尿和逃跑的动作是连贯的，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完成。当他跑到厕所外面时，我还傻傻地愣在那，原地不动，不知如何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场面。

　　我估摸着，上课的铃声马上就要响了，不得不硬着头皮走出厕所，眼前的情景让我再次崩溃，十多个同学将厕所的门团团围住，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他们用极其鄙夷的目光盯着我，手指着我，嘴里不停地骂着“流氓、流氓”。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这小子在人群中煽风点火，直接将这桩丑事推在我的身上。接下来，班主任老师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让我好好想想，夹着备课本，上课去了。

　　老师让我好好想想，可是我想什么呢？我唯一能想的问题是如何为自己开脱罪名，可是在厕所这样极为私密的空间，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口说无凭，那时也没有DNA 检测。我怎样才能说得清楚呢？其实我那时想的最多的是，我绝不会放过那小子，要还事实以真相，绝不能忍气吞声。

　　我父亲的身影岀现在办公室里，将我领回家了。一进家门，我忍不住大哭起来，我不想唤起父亲对我怜悯，只是我感到满肚的委屈需要有人来听我的诉说。一番发泄后，心里舒坦了许多。

　　父亲让我看着他的眼睛，不许回避他的目光。这大概是父亲从私塾先生那儿学来的招数，十分有效。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事实证明眼睛能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意向，能泄露心底深处的秘密。所以孟子曰：“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眨焉。”在四目对视中，父亲从我眼神中读到了委屈和愤怒，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有误，更相信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不会做出这么下作的事来。于是递给我一条毛巾，嘴里骂道“看你那个熊样，一点血性都没有”。我在父亲的骂声中体味到父亲对我的安慰，领略到父亲对我的理解，同时也能触摸到父亲对我的鞭策，更提振了找这小子算账的勇气。

　　做男人一定要有点血性。如果我对于父亲责骂没有理会错的话，接下来便是孕育着一场“拿鸡蛋碰石头”的抗争，这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只要是抗争谁都不能保证完胜。

　　父亲这关就这么过去了，但同学的愤怒蔓延到整个学校，所到之处“流氓”二字满天飞，这让我无法抬起头来。

　　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流氓”的概念，仅限于男女之间的污秽之事。什么人只要被冠以“流氓”，就意味着他永世不得翻身。盗窃诈骗或许是为了钱财，或许是为了生计；杀人放火或许是为了自卫，或许是为了复仇。唯有“流氓”让人找不到任何同情他的理由。

　　人们同情弱者，但更崇拜英雄。“厕所事件”发生后，这小子在班级里俨然是一副英雄的模样，这更让我咽不下这口气，寻机正本清源，还事实以真相，是我那段时间唯一要做的事。

　　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在教室里我俩坐前后排，这小子坐在我前排的里面，我坐在他后排的外面。有一天下课，他厚厚的棉袄将我的铅笔盒碰到了地上，文具撒了一地，我让他捡起来，他死活不肯，如此剑拔弩张的局面立马点燃了全班同学的激情。平时看这小子不顺眼的同学力主我揍他，经他们的起哄，我的蛮劲被调动起来了，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勇气和力气，我抓住他的头发拖到教室门口，拿起一把笞帚，一阵暴风骤雨般地猛打，不给他任何还手的机会。这小子真不禁打,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他的嚎叫不是为了渲染气氛，而是发自心底的恐惧，这让我大大地出了一口恶气，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打人的事很快传到我父亲的耳朵里，父亲一反常态，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权当什么事也不曾发生。我知道他反对同学之间的暴力，但也不主张妥协。或许通过此事他看到了我的身上有他的遗传基因，这着实让他感到自豪。

　　我在前文中说过，我是母亲生的第三个孩子，却在我这辈分中排行老大，于祖辈而言我是“长孙”，于父辈而言我是“长子”，“娇生惯养”贯穿了我整个童年，祖母说我一直是被当作女孩子来养大的，上学时满头扎着辫子，带着项圈和银锁,幼年时集宠爱娇惯于一身。我的亲小叔只比我大几个月，又是同班同学，小时候，我的同龄人，我都管人家叫叔叔或阿姨。所以胆小怕事自卑懦弱，常常是别人的过错，我却心虚地谴责自己。“厕所事件”发生在我即将进入青春叛逆期的前夜，揍那小子为自己正名，这对于我个人意识的形成启动了良好的开端，虽然是第一次打人，但我也绝不后悔。

　　虽说不后悔，却有点后怕。人在愤怒时瞬间迸发的能量是巨大的，超常的，会使人的心理及生理发生变态和扭曲，从而失去掌控自己行为的能力，如同一个欲跳楼的人，一旦他的双脚离开了楼面，他是无法控制其坠落速度的。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我出手打人的时候，整个世界只有一种颜色，那是一种令人恐怖的血红色。

　　班主任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去了。没有几分钟，他两眼通红，回到了教室，全班同学都在注视着他。他走到我的面前，嘴里嘟哝着“老师叫你去了”。四目相对时，他的目光在回避着我，这让我很开心。

　　班主任老师见面就说，“看你平时很老实的，怎么也学会打人了。”这是埋怨，不像是批评。“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都清楚了，不管怎么说，打人是你的错，要当着班上全体同学面向他道歉，并表示今后不再犯类似错误。”我低下头“嗯”了一声。我终于有机会把那天发生在厕所里的事，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最后抓住了他的手请求他的谅解，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

　　在若干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俩相遇了，看上去他混得应当很不错，只是油嘴滑舌的德行没改。同学们都为人父为人母了，少了孩提时的忌讳，两杯酒下肚，这小子首次添油加醋地向同学们透露那次“厕所事件”的花絮，笑得同学们前仰后合，纷纷要求他罚酒赔罪。

孩子你在哪里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水的双重性。

　　据说新浦地区的海拔是负一米，如遇连日暴雨海水处于高位时，临洪闸不能提闸放水，整个市区会成为一片汪洋,有人溺水身亡的事时有发生。

　　我在贾圩桥上，看着河水由南往北汹涌而过，眼看就要天黑了，天黑之前一定要回家，这是家长定下的底线。当我回家时，河边本有两米多宽的路，被洪水挤得只能容一人通过，一条黑狗占据了所有空间。这是一条无主狗，瘦得皮包骨头，与我对视时，目光十分凶险，尾巴紧紧地夹在两腿之间。大人们说，这样的狗会因胆怯而主动发起攻击，一定要躲远远的。可能是受到我的惊扰，它摇摆晃晃站了起来，充满着敌意，把我吓得不轻。无奈之下只能返回贾圩桥，本打算从海连路折回通灌路兜上一大圈回家，可是当我再次来到桥上，桥下的王大爷正在起网，鱼网即将脱离水面时，有许多鱼在网里蹿来蹿去，于是我走下桥，来到扳罾前，看个究竟。

　　王大爷家住在我家北面，靠近铁路桥，跟我的父母都很熟悉。每天上午，他拎着马灯和马扎从我家门前经过，下午回来时，我家是他必经之地。我想，再待一会儿，天黑之前与他一起回去。殊不知，那天的鱼特别多，听说是上游农场的鱼塘漫水，鱼都跑到河里来了，所以天已上黑影，王大爷丝毫没有回去的迹象。我的好奇心很快就过去，倚在鱼棚的草堆旁，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对家中所发生的事我浑然不知。家边邻居，包括居委会组织大队人马到处在寻找我，河里、下水道里、芦苇地里，同学家、亲戚朋友家，底朝天找了个遍也不见我的踪影。等我回到家时已近半夜，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有我的父亲、舅舅、家边帮助寻我未果的四邻，他们心中有数——按常理，这孩子多半是没了，静等着噩耗传来，以证实他们的推测。母亲听说我回来了，哭着喊着从堂屋里跑了出来，把我紧紧地揽在怀里。那天晚上我睡在了父母的床上，母亲一直在流眼泪，我假装睡着了，其实我也几乎一夜未眠，不过使我无法理解的是，就这么点事，至于这么大惊小怪的么？

　　回过头来看，大人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们的居住地相对比较偏僻，河东岸有很多坟茔，河西岸长满芦苇，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蔓延关于恐怖的传说，更要命是居民对所有的传说都确信无疑。所以，我的“失踪”引起父母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