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自伦

母亲炒的焦肉

自打记事起，每当“爆竹声中一岁除”的当儿，母亲总要制作一道近似非遗的过年菜——焦肉。年年如此。仿佛没有这道菜，年就没法过了。

　　焦肉色香味俱佳，卷煎饼、就糊涂（北方的一种杂粮粥）、下酒，越吃越想吃，一旦吃起来，总是不想撂筷子。多少年下来，走南闯北，虽然吃了不少山珍海味，但从没在别的地方品尝到这道菜。想必这是母亲家的家传秘方，要不，怎么其他地方没有呢？意识到这道菜的珍贵，便在母亲九十大寿那年，请老人家传授烹饪法儿，让爱人和大妹当学徒。先备原料，按照母亲的指点，选了几斤鲜嫩的五花肉，拣了几斤饱鼓鼓的花生米，挑了几棵越了冬的大白菜，择了几个晒干的红辣椒，另有些许葱姜油等。

　　原料备齐，母亲顿时精神抖擞，亲手操刀，将猪肉切成条，大白菜连根带帮切成块状，红辣椒切成条形，花生米放在锅里煮熟，看那架势，全然不像耄耋之年。一切齐备，母亲当仁不让，掌勺执铲做示范，油锅加温，“哧溜”一声，猪肉在锅里翻滚起来。我想，这道菜既然换作焦肉，想必是先用油盐炸锅，再把肉炒焦煳的缘故。其实不然，母亲说，不能先放盐，先放盐再放肉，肉容易硬，嚼不动。说罢，只见母亲举起铁铲，大火快翻，三下五去二，这肉便熟将起来，而且嫩嫩绰绰。这当口，母亲毫不怠慢，油盐酱醋辣椒，加好调料，再把切好的白菜放进锅里炒倒，最后把煮好的花生米掺进去，翻滚几下，焖几分钟，这菜就成了。

　　虽然热气腾腾的焦肉炒好了，但算不得热菜范畴，属于冷菜系列。从年近除夕炒好，常常要吃到正月初十前后。这期间，不管是自家用餐，还是招待来客，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端起酒杯，品味着荤素搭配、香辣兼备的焦肉，酒下得特别快。

　　又过了两年多，母亲走了，连同炒焦肉的手艺一并带走了。当初手把手带的徒弟，只学了个程式，并未能学到真谛，炒出的焦肉，不是肉炒老了嚼不动，就是白菜烀得太烂发腻，抑或花生米煮得不到火候有点硬。我想，如果再下下功夫，或许还能吃到母亲炒的焦肉那种味道。

故乡的草垛

草垛，曾是故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如今，随着岁月的沧桑变迁，这道风景已渐行渐远，不复存在，但草垛背后的故事，却总是隔三岔五地在脑海里讲述，不离不弃。

　　故乡的草垛,有的是秋收脱粒后的麦穰、稻草和从山野里拾来的荒草，堆在一起，用于烧灶做饭；有的是果子摘净后晒干的花生秧，堆积在一块儿，用于饲养牲畜。通常在家里放小垛，随时使用，大垛放在村外大场上，常年备用。大场上的草垛有十几米长、三四米高，堆的时候由父辈们用铁叉一层一层往上摞，摞完后，蹬着梯子爬到垛子顶上，用绳结的网子罩起来，防止被大风掀翻，一大垛草可用一年或数年，有时几个大垛一字儿排开，犹如连绵起伏的小山，蔚为壮观。

　　草垛，曾是衡量乡亲家庭富裕程度的试金石。旧时的山村，既没有煤，更没有煤气，一天三顿饭，就指望烧草，如果没的烧了，只好断顿，所以，每每有儿女婚事提亲，也会把有无草垛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家里穷得叮当响，烧了上顿没下顿，就不要寻思那相亲的好事了；要是家中还有陈年草垛，谈婚论嫁自然就有优势。记得本家二大娘给大哥讨媳妇时，媒人问生活状况，她掰着手指头说，“东屋有满满的两囤粮食，家院里有两座草垛，南场上还有两座草垛。”媒人听了，满脸堆笑，“透肥，透肥！”回去找女方一反馈，这婚事就成了。

　　堆放草垛的地方，曾是我童年的乐园。山沟里长大的孩子，比不得城里娃幸运，甭说玩滑梯，连见都没见过，能够嬉耍的也就是打打瓦，下雨了在小沟里拦拦堑，较有兴趣的是围着草垛藏猫猫，几位小朋友在几个大草垛中间捉迷藏，你追我赶，转来转去，常常跑得浑身是汗，乐得前仰后合。有时一人将一块石头藏在草垛里，其他小朋友去寻找，谁机灵，先找到，就算赢，也是别有一番情趣。

　　草垛不仅是我的童年乐园，还是幼儿的栖息地。平日里，大人到草垛附近干活，带的孩子时常不消一会儿便困睡了，大人就将其放到草垛边上，用草围一下，既遮阳，又挡风，娃子睡得又香又甜。隔壁的三大爷孩子多，每天晚上都要一一点清人数才能休息，结果有天夜里，他干活太累，没数好便躺下了，谁知第二天早上一看，十个孩子少了一个，到院子里一找，原来小九子拱在草垛里，正在呼呼大睡。

　　草垛，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那时的山乡交通闭塞，村里人的思想相对保守，姑娘小伙在生产队里干活，大庭广众之下说几句话，常被指责为授受不亲，唾沫星子也能把人淹死。草垛空隙里便成了男女之间吐露心扉的平台，通过在这里卿卿我我地交流，就能定了终身。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草垛有时会碰到不文明的现象，比如在周边刨地瓜，上了年纪的人一时内急，找不到厕所，就提着裤子一溜小跑赶到垛子旁小解，令人啼笑皆非。当然，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再回故里，但见漫山遍野绿荫如盖，花果飘香，往日大场上的草垛早已没有了踪影，家院里的草垛也已罕见，煤气灶的普遍使用，新时代山里人的观念更新，成为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标记。

地 铺

小时候听奶奶说，睡地铺，是北方人的习俗。但我长大后渐渐感到，这应该是气候的缘故。北方气候干燥，打起地铺来地面不易起潮，冬天暖和，夏天凉爽。而南方则不然，空气潮湿，睡地铺容易返潮，不是得个湿疹，就是弄个风湿性关节炎什么的。久而久之，打地铺自然就成了北方人独享的习俗。

　　我见识打地铺，大约是八九岁的光景。那年寒冬，已七十开外的舅姥爷来我家过冬，看他走路，腿脚好像有些不大灵光，母亲说，那是有故事的。舅姥爷家曾是大户人家，因为跑鬼子，家道败落，只好拿着罗盘，翻山越岭，靠着看阴宅谋生，这样风里来雨里去，时间一长，便留下了腿病，连上床睡觉都成了问题。于是，母亲便张罗在东里间屋打地铺。

　　打地铺，先要筹备原料，母亲从自留地里找来了秫秸和带叶的玉米秸子，从打谷场上背来了一捆子麦穰，到大集上买了一领芦柴编的席子。接下来，靠东山墙南北向选定了地铺的位置，按照床铺的大小，用切青草喂牛的铡刀，把秫秸和玉米秸子铡整齐，摆放好，再把麦穰放在上面铺平。这麦穰原本是在打谷场上，由牛拉碌碡反复碾压过的，打场时一方面碾下了麦粒，同时也把硬邦正装的麦秸压扁碾碎，变得松松软软，用此打地铺，叠在上面，像是暖融融的蚕丝被，又像是富有弹性的蹦蹦床。母亲说，冬天铺上麦穰，既暖和，又柔软舒服，适合老人。另外，老人睡的地铺，选位置也重要，不能太靠屋里头，要尽量临近屋门，夜里小解方便。说罢，她把席子往上一放，拾掇好被褥枕头，这地铺就算是打好了。一切就绪，舅姥爷用手摸了摸，仔细打量了一番，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看样子，对刚打的地铺还是挺满意的。晚饭罢，他手抚着我的后脑勺聊了几句，往地铺上倒头就睡，不消一会儿，便打起鼾来。

　　我也曾打过地铺，不过那是十几年以后的事儿了。时值数九寒冬的当口，生产队让我出工挖青口河，兼着通讯报道员，除了正常干活，还要为工地上的大喇叭写稿。按照工程指挥部的安排，住在了大新庄。进村伊始，热心的房东跑前跑后，一会儿腾房子，一会儿找铺草，忙得不亦乐乎。一阵寒暄之后，房东把我的地铺打在南锅屋，靠近灶台，说是这样暖和，晚上爬格子免得冻坏了。铺位找好了，接下来就是找铺草。我打听了一下，这地方是水稻产区，里里外外都是容易返潮的稻草，压根儿找不到家里的那种麦穰。无奈，只好临时将就，找来一捆稻草，这稻草虽然比不得麦穰的感觉好，倒也是软软的，不挺腰，不硌人，躺在上面舒舒服服。

　　转眼到了年关，准备拾掇地铺打道回府。这期间，一来二去，我得知热心安排地铺的房东还是个大队干部，便向本村里带工的大叔建议，去道谢一下，大叔也架势，二话没说，和我一同前往。哪料想，一见面，有点口吃又大字不识一个的大叔，原本要说：“感谢你多操心了！”结果冷不丁冒出了一句：“住在这儿，让你多心多意了！”“我没有多心多意啊！”听着大叔这句不伦不类的道谢，房东脸红一阵白一阵，颇为尴尬，立马辩解。我赶紧打圆场，解释了老半天，总算摆平了事态。这事虽然过去了五六十年，至今依然时常萦绕在心头。不过，打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睡过家乡的地铺。

推 磨

我的童年是在推磨中度过的。推磨，是那个年代每一个山里娃的基本功和必修课，无不在心灵深处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的推磨始于十岁那年，刚刚扛动磨棍的光景。一个知了噪鸣的凌晨，正做着香甜美梦的我，就听母亲喊，“起来推磨了！”朦胧中麻利地穿上衣服，就去找磨棍。

　　我姊妹六个，在家中排行老大，父亲常年在乡供销社干仓库保管，平日里难得回家一次。这些家务活，几乎是母亲全包，我是老大，自然要为母亲分担一些。于是，小小的年纪就要推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我们村里的磨盘大中小各种形态的都有，大的用来磨煎饼糊子和豆浆糊子，体量较重，要几个人一起才能推得动；小的叫拐磨，由一人操作，右手执着棍子转动磨盘，左手往磨眼里填料子，也有的在磨上边放个漏斗，将料子放在斗里，自动滑落到磨眼里，用双手推棍转动拐磨，这种磨大多是养牛户配备，用来磨黑豆喂牛用，不像大磨，磨煎饼糊是日常必需，使用频率高，家家户户至少都有一盘。

　　家乡的磨盘石料大体分两类，一种是本地夹谷山上产的花岗岩，呈青黛色，质地坚硬，工匠錾起磨牙子来费力吃工；还有一种源自东海的房山石，呈浅红色，石质较软，工匠运作起来相对省力。我家那盘磨系花岗岩，显然是属于坚硬的那种，工匠錾一次牙子，够用好几年。

　　我头一次推磨，记得是磨烙煎饼用的地瓜干。推磨伊始，母亲找了一根绳，一头系在磨把上，一头拴在磨棍上，让我抱紧磨棍，围着磨盘，和母亲一起，按逆时针方向用力行走，这磨就转起来了。随着磨盘的转动，母亲不时往磨眼里添料子，这些料子是用水洗干净泡软了的地瓜干，很快被磨成糊状淌到磨槽子里，再从槽嘴子流到提前置放的盆里。不用半个时辰，一大盆煎饼糊子磨好了，临近结束的当口，母亲向磨眼里加了两勺清水，说是把磨牙里糊子冲清爽，最后手提磨把，将磨盘撬起来，留个罅隙晾干，免得牙子里残渣发酸变质。

　　初次推磨，既惊喜、又新鲜，并不觉得多么累。可久而久之，难免感到厌倦，甭说每次摸黑起得太早容易犯困，就是长年累月一个姿势干活，也令人吃不消。每当我要打瞌睡的时候，母亲便讲一些神奇鬼怪的故事，提提精神。有一次，母亲看我有了困意，便用民间小调《九腔十八调》里的“剪剪花”曲牌，唱起讲述白素贞和许仙爱情故事的“水漫金山”选段：“一只小船向东撑，船头上坐着二位女妖精，白蛇和小青。船舱里坐的是白娘子，樱桃小口呼唤东风，扯开了五彩棚。虾兵蟹将头里走，鲤鱼精一旁打着先锋，后跟着蛤蜊精……去救许相公。”这本是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和京剧《白蛇传》中呈现的是一个内容，但表现出来的风格却全然不同，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京剧高雅的唱腔道白，意境深邃，儿童欣赏不了；而母亲用民间小调演绎的这段故事，土得掉渣，倒是生动形象，听之如闻其声，如临其境，兴趣盎然，不由得精神大振，推起磨来也就精神抖擞。

　　斗转星移，我从抱动磨棍开始，渐渐成为家中推磨的主力军，亲自带头，每天凌晨启明星刚挂东方，便摸黑起来领着小弟小妹围着磨盘转。自然，他们也有同样困倦的感受。这时，我就效法母亲，讲一些通俗易懂的故事。不过，我讲的不是什么神奇鬼怪，而是中小学课本上的英雄传奇，教唱童谣，背诵古今经典的诗词。没想到，推磨中也磨炼了韧性，锤炼了意志，长了见识。长大后，弟弟妹妹们各有千秋，二弟吃苦耐劳，下了矿井；三弟学英雄报名参军，南疆从戎；小妹成了业余女中音；四弟酷爱文学，写的小说《沉重的奖状》获全国当代农民小说征文奖，我为此写了一篇《山里娃进京领奖》，还获得江苏人民广播电台举办的“家乡的脚步”征文一等奖，刊登在《扬子晚报》上。

　　如今，每次回家，只看到那盘磨静静地躺在那儿，再也不用推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