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山

　　张耀山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数十年间，他用炽热绚烂的年华，用汪洋恣肆的才情、舍我其谁的献身精神，在秋风冬雪中不舍昼夜与时间赛跑——能跑的时候放开跑，不能跑的时候玩儿命跑，为的是用有限的生命向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恨于斯的龙尾河，向他爱的和爱他的人，奉献更脱俗更丰饶更不可思议的人间大美。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书法家的自传来读。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帧龙尾河行渐远的风情画，蛮荒小镇一个不太安分的孩子的成长史，苏北新大陆一幅逸笔草草的《清明上河图》来欣赏和把玩。

　　你更可以跟随张耀山的一家人，于芦苇摇曳、萤火虫飞舞的夜晚，在U 形半岛上吹奏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生聚死别，叹惋人生的美好与无常。

　　——周维先

特殊的日子

1955 年的第一场雪，从腊月祭灶一直下到正月十五，龙尾河畔高低错落的茅草屋被厚厚的大雪覆盖，整个大地呈现出银装素裹瑞雪丰年的吉兆。

　　我的母亲早就过了预产期却迟迟不见动静，尚处于哺乳期的祖母和出嫁不久的大姑全勤陪护，不敢有半点懈怠。这是我母亲第三次生孩子，前两个孩子刚出生没几天就夭折了。生孩子是女人们的事，祖父能做的只是拿着扫帚在院子里扫雪，他要让他引以为荣的青石板铺就的院落，敞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以淡化他内心深处的焦虑。院子里每天都有许多女人在等候消息，有的是母亲的同事或好友，更多是家边的邻居。她们除了默默地祈祷以外，更多是关注母亲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这一点对于女人来说很重要，这关系到妇女们在家庭中的地位，甚至未来命运的走向。

　　接生婆是个气宇轩昂的小脚老太，在医疗不太发达的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她算是个人物，有的人家老少三代都由她接生。她能根据孕妇口味的喜好，走路的姿势及肚子隆起的形状来判断胎儿的性别且屡试不爽。所以她很自负，人们也都很尊重她。她每天踮着小脚往返我家多趟，每次都嘟嘟囔囔，连她自己都弄不清在说什么，又悻悻地走了。

　　正月十五下午三四点钟左右，老天爷短暂地放晴，久违的阳光透过厚厚的云层照在大地上，十分耀眼。我家的堂屋里传来铜钟般的哭喊声，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我。接生婆颇有成就感地说：“这个小东西真会选日子,熬到正月十五才出世，来日非富即贵。”

　　父亲撕下了当天的皇历，打算把它夹在一本书里以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无意间他在年月日几行阿拉伯数字下面看到了几行小字。大意是这样的：属羊的人生于正月新春之时，三阳开泰，喜气盈门。司讼是非能免，天灾地变常遇，晦气多多。父亲眉头一皱，先喜后忧，本想把这张皇历撕了，可底下还有一些内容，他耐住性子往下看：极富才华，只是祖业凋零，一生六亲无助，全靠自己的才能去打拼。此时出生的人有一个高尚的职业，算是文儒之类的人。父亲对其中的“祖业凋零”“六亲无助”几个字颇伤脑筋。这是诅咒，这是暗示。一盆冷水浇下，使他从头凉到脚后跟。还好，眼下母子平安，至于以后运势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父亲将这张皇历折成方形悄悄地藏在棉衣的口袋里。

　　男孩出世最为兴奋的是我的祖父，不过有前两个孩子夭折的隐忧，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孩子起个响当当的名字。于是他自告奋勇，大包大揽地接下了这个活。可是他不识字却又不愿意放弃这个权利，为此辗转反侧，据说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迷糊中他听到清脆悠扬的铜铃声，由远及近，到我家的院子里停了下来，祖父知道是算命先生来了。算命先生和接生婆一样，在当时是很受人们待见的职业。即使今天，一些小有发迹或自视时运不济的人还指望着算命先生指点迷津。例如小孩择校，商界打拼，情感危机。心甘情愿地将白花花的银两流进算命先生的腰包里。只是而今的算命先生多了几层神秘的披挂，头上多了几许刺眼的光环而已，不经意间实现了从算命先生向通灵人士的华丽转身。

　　听说那位算命先生是沭阳人，更多的人说他是灌云龙苴人。说话的口音属于海州小语系，细细辨听，有微重的鼻音。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个头不高，身着灰色长袍，稀疏花白的头发挽成一个小小的髻，窝在后脑勺上，颇有几分仙风道骨。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鼻子上架着一副茶色水晶眼镜。在常人看来盲人戴眼镜岂不是多此一举，其实不然，那是他的行头，一能够遮掩其双目失明的生理缺陷，二略显斯文，三可以增加其高深莫测的神秘感。

　　祖父为算命先生安顿落座，斟满茶，几分虔诚地道出自己的心事，并报上孩子的生辰八字。算命先生随口而出：“羊年申时，大吉祥也。”他下意识地推了一下茶色眼镜进一步解释道，“羊者，祥也；正月，一元之始，大地回春；十五，月正满，人团圆，普天同庆。得天时，接地利，融万福于一身。羊乃食草动物，不挑食好养活。头上长角，但性情温和不好斗，自我保护能力强。放心吧，这孩子一辈子顺风顺水，平安富贵，衣食无忧。”此言与接生婆的说法不谋而合,祖父喜不自胜，笑得合不拢嘴。接下来算命先生五指轮番敲击,口中念念有词，金木水火，天干地支，搜肠刮肚，反复切算，过了许久报出了孩子的名字。祖父千恩万谢，奉付酬金，礼貌地将先生送走了。

　　祖父对算命先生根据生辰八字，推算孩子一生的运势比较满意，这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美中不足的是孩子的名字太拗口且有女孩子气。他希望男孩子的名字要威风，喊起来要响亮。虽不满意又无计可施。犹豫间，祖父抬起头来看到太阳从“东山根”露出头来，很受启发，思索着，今年是羊年，羊扣在山上最为稳妥，于是“扣山”便成了我的乳名。在祖父看来名字虽然土了些，但能拴得住。

　　前几年，我在大姑家看到一张珍藏多年的我的生日照，满头卷发，头上手脚上戴着银质佩饰，一副女孩子的模样。据说这样男扮女装，不会引起阎王老爷的注意。听祖母说，在我周岁生日时，家中条桌上摆着许多物件，每样物件代表着长大以后可能从事的职业，如银圆代表着做生意，玩具手枪代表着当兵，算盘代表着当会计，毛笔代表着做文化人。这种民间习俗叫作“抓周”,它是小孩周岁时举行的一种预测前途和命运的仪式，其核心是对生命的延续和家业走向的预测，反映了家长对子女所寄托的期望，也是一种游戏活动。在场的人眼睁睁地看着我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支毛笔，这招真的很灵，就这么随手一抓，毛笔成为我一生没有离弃的谋生工具。这或许是暗示，或许是天意。

　　祖母经常眉飞色舞地给我讲述这段故事，而且一直保持着新鲜度,直到她去世的前两年，我都快50 岁的人了，只要有机会，她还是会讲个不停。

解读龙尾河

许多朋友问我同样的问题：龙尾河在哪里，为什么叫龙尾河？这使我对本以为熟悉的龙尾河陡然产生了陌生感，一时语塞。人们对身边熟悉的人和事常常会失去追根求源刨根问底的兴趣。如有人忽然问我“你为什么姓张”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惊愕，然后不假思索地告诉他“我父亲、我祖父、我的祖祖辈辈都姓张，所以我也姓张。”问题看似完美无瑕地回答了，但并没有打消对方“你为什么姓张”的疑问，这也不是最终的答案。所以梳理一下龙尾河的来龙去脉，是本文必须解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华联商厦与苏宁广场之间的那条河便是龙尾河，贾圩桥将两岸连接起来。龙尾河自诞生之日起,它的走势就没有变，只是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两岸高大的建筑将其挤压得狭长了许多。繁华喧嚣了，失去了往昔的宁静和安详。

　　草长莺飞的早春二月，我沿着龙尾河溯流而上，是釆风是踏青，答案毫无悬念：“龙尾河”上至红砂路，下与后潮河交汇，经临洪闸流入大海。20 世纪60 年代前后，贾圩桥至民主桥是其流经的核心区域。龙尾河的东面是东盐河，西面是西盐河，玉带河像一条玉带将东西盐河连缀在一起。龙尾河只是一条支流而已，难怪好多人会忽略它的存在。

　　弄清“龙尾河”芳名的由来，颇费周折。我咨询了几位地方志专家，也说不出其所以然来。他们疑惑地告诉我，龙尾河的芳名，大致与她的形状有关。顺着这条思路走下去，我觉得有点道理，但没有任何资料佐证，只是主观臆断而已,有些牵强。但龙尾河的芳名大致与龙尾河的形状有关的提示，倒是引起我的兴趣，同时也能够解释，记忆中的龙尾河两岸，尤其是东岸有好多羽毛状的沟沟叉叉，恰似摆动的龙尾。

　　我的居住地新浦，前几年改名为“海州”。地名的更改完美地诠释了沧海桑田地貌的变迁。无论是“浦”还是“海”,都与“水”相关。

　　百年以前，海州沿海“退海归陆”，“浦”便应时而生。所谓“浦”，是指沿海滩地上无正式源泉、季节性向海里排洪、各自独立的小水系，后经盐工、渔民修筑，成为运盐河道和渔船停泊的避风之处。

　　最早的“浦”在什么地方？据韩世泳先生的《新浦史话》叙述：孔望山东北部，在玉带河与西盐河交汇处的玉带河闸附近，因晚于卞家浦和板浦，当时人顺口叫它为“新浦”。（参见韩世泳先生2005 年出版的《新浦史话》）。可以想见，大海退却后，柔软的滩地被海州古城及南大山倾泻而下的季节性排洪无数次冲刷，形成大小深浅宽窄不同的“沟壑”，这是“龙尾河”最原始的状态，是大自然的神工。两百年前的某一天，一位握有话语权的重量级人物，站在当年圣人望海的地方，看到滩地上的“沟壑”，形似“龙尾”，脱口而出，随行人等记下了“金口玉言”，后来将人工疏浚的河命名为“龙尾河”。假设这种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可不可以这样认为，“龙尾河”是新浦地区最早的发源地。这就难怪有人说“龙尾河是母亲河”了。当然这只是猜测，这种猜测平添了诗情画意，为“龙尾河”渲染了浪漫的色彩。

　　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浪漫色彩，多有望文生义之嫌，连我自己也说服不了，更无法抹平我内心的疑虑。按惯性思维方式，龙是由龙头、龙脊和龙尾三个部分组成，平白无故地冒出了龙尾却无龙头、龙脊，看似合理的猜测，却很难让人信服。

　　古人给人或物命名时往往会从方位、功能、联想、传说、形态、祥瑞、励志诸多因素去考量，绝不会敷衍了事，信口开河。不过，让人难以信服的猜测多少给了我些许点化，答案似乎隐在其中。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距我家不远的龙山头。我一直在想，龙山头与“龙尾河”之间一定有内在的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而已。

　　龙山头，位于南城镇东北角、市政府大楼向南、沿海高速涵洞向东一个微微上翘的山头。据当地居民说，整个云台山酷似一条飞舞的蛟龙，此地为“龙头”故名。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唯一性，因为若按此推理，每个山头都可以称为“龙山头"。

　　龙山头我很熟悉，小时候骑自行车去东辛农场、大岛山、徐圩等地捞鱼摸虾时，龙山头是必经之路。龙山头在“退海归陆"之前翘首在汹涌的大海之中。如今龙山头向东的山东庄、东磊、渔湾等地山根的村民，一直沿用“退海归陆”初期地域切割的称谓习惯，称自己是“海外人”，而称山下的村民为“海里人”；朱麻村南边有两座小山包，当地人称之为大岛山和小岛山，由岛变为山，见证了由沧海变为陆地的缓慢推进的历程。

　　龙山头向西延伸，有一条凸出于滩涂的路叫作“红砂路”。红砂路是在潮汐的常年冲刷下堆积而成的，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佳作。红砂路以南，当地人称之为“小海”，此地原是惊涛骇浪的大海，海州东门外的黑风口到南城，需乘船方可抵达。“舟中人众休争渡，海上风高且暂停。”默默矗立在码头上的警示牌，无言地向后人讲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它与西藏、新疆的“海子”不同，它是“退海归陆”后，为这片滩涂留下的最后一块印记。

　　靠近“小海"以南的一个小镇叫“南城”，古称为“凤凰城”，凤凰城东边的山头恰与龙山头相连接，龙头对着凤尾，形似太极图，中华民族两大祥瑞之物在这聚首，吉祥之地也。相传某朝有位风水先生，站在龙山头上，向东眺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向西俯瞰着山海相拥的凤凰城，灵光一现，思绪万千：我朝若建都于此，定能使疆域永固，万国来朝，社稷久长，百姓安康。美中不足的是这儿只有八个山头，十分遗憾地与“帝都”擦肩而过。智者千虑一失，他忘了，他的脚下还有一个山头。所以龙山头这一片又被称为“九岭"。

　　这个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古人把皇上奉为“真龙天子”，将帝后妃嫔比作“凤凰”，而“九”是最大的阳数，这儿是“九天”之中央。巴掌大的龙山头极具“帝都”的霸气，她不是苍白的地名或数字，她是当地人精神上的归宿和情感上的寄托。作为后人，如果将这位风水先生的思路深度剖解的话，不难发现他的高妙之处。

　　浪漫文学兴起于18世纪末期，史学家们称之为德国文化的“轴心时代”，既是转折点又是新范式的参照系。它有2个倾向：既向外宇宙化，又向内个性化。对宗教的狂热和虔敬、虔诚是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普遍特征，尤其是早期浪漫主义者。

　　这次实地考察得出了不够成熟但在没有新的论据推翻之前姑且信之的结论：龙山头的地名来源于海而不是山，果然这样的话，“龙尾河”芳名的来历便迎刃而解了。

　　龙山头，作为山是两山之间的场口，它是红砂路的东起点，坡度很大，骑自行车沿着红砂路，可以滑行到殡仪馆附近。红砂路向西延伸，到如今振兴花卉城的南门是它的终点，终点处靠近“浦”的地方，正好是龙尾河的起点。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推测：翘首的龙山头是龙头，逶迤的“红砂路”是龙脊，蜿蜒的龙尾处有一条河，或者说有一条像龙尾形状的河，后人便管她叫“龙尾河”。一山一水，一东一西，一头一尾，首尾呼应，这大概是“龙尾河”芳名的来由吧。

　　我站在孔望山上，还原一下沧海桑田后的壮观场景：在缓慢的“退海归陆”进程中，潮水退落时，一条红色巨龙出现在金色的沙滩上，东山根、南城街、海州一带的沿海居民，五体投地匍匐在大海周边虔诚地祈祷着，场面宏大，令人震撼。岁月如刀，山海巨变。淮河泻下的滔滔洪水裹挟着大量的泥沙，逐渐淤化出这片海域，沧海桑田后第一批落地生根的植物，是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的盐蒿，深秋的盐蒿泛着红辣椒般的油光，一条巨龙翘首眺望着渐渐东去的大海，晨曦中“光照龙鳞万点金”。后来，盐蒿成为庄稼地的基肥；后来，农田被城市吞噬；再后来龙山头降为缓坡，红砂路踪迹难觅。只有可歌可泣的“龙尾河”，在这座城市的中央徜徉着。

　　行文至此，仍是猜测，更确切地讲，是根据当地的人文习俗、自然地貌，做出接近于事物本真的合理推测。

　　猜测也好推测也罢，都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会性引发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索。其实一件事物的前因后果，如同年代久远的把玩件，一旦抹去厚厚的包浆，立马会变得寡然无味。人们在寻寻觅觅的过程中咀嚼着模棱两可却又回味无穷的遐想，这种诱惑远远超越了答案的本身。谜面远比谜底更具魅力。

老贾圩

当地老人口口相传的“老贾圩”与如今的贾圩社区是点和面的关系。据韩世泳先生《新浦史话》介绍，原来这里是一片裁废的盐滩，荒无人烟。清朝末年，新浦老大街逐渐兴盛，这里便成了从东南方向来新浦赶集的人们的必经之地。久而久之，荒草滩上便被踩出一条通往老大街的小路。

　　1913 年白宝山部队进驻新浦，他的手下有个叫贾从龙的排长，为了将家眷安到新浦，就在这里盖了茅草屋落了户。接着从赣榆来新浦谋生的工艺木匠陈钟义和一个姓杨的木工也在此自建茅屋安身。贾、陈、杨三家落户后，陆续又有姓胡、姓滕、姓魏几家来此定居。到1925 年陇海铁路从庄北穿过后，这里很快增加到了几十户人家。

　　由于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经常有盗贼到新浦强抢财物。这里是新浦东南盗贼进新浦的落脚地。日子稍微好过一点儿的人家，经常受到侵犯，不时有结伙盗贼半夜撞入民宅“架财神”，将家庭主要成员捆绑起来，用烟熏火燎，逼着人家拿钱或首饰一类的财物赎人，否则把人绑走。闹得家家不安，人人心惊。

　　为了过上安稳的日子，大家商量一下，各家拿点钱在住处外围掏沟。因东靠龙尾河，北有铁路，在关键的南边和西边掏出深沟，掏沟挖出的土堆在沟内沿，南边沟中间搭有一座小艞，以便夜晚防守。这样，原来很散的聚居地就形成了外有沟、内有圩的“圩子”。因来这里居住最早也是最有势力的是贾排长，人们便称此地为“贾圩”。

　　随着人口的增多，20 世纪50 年代，政府将贾圩以通灌路为界划为两个社区，路西为贾圩社区，路东为路南社区。与解放路、民主路相比，通灌路并不繁华但却很热闹，每天有牛马车、手推车，更多的是行人打此经过进入市区。路两旁有烟酒店、杂货店、理发店、小医院、派出所、饭店、旅店一字型排开，各种服务设施一应俱全，给南来北往的人及当地居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至夏日傍晚，落日将下，路灯亮起，以煤油灯为照明用具的居民们早早涌出，在此纳凉。大人们唱小戏、听古书，孩子掼纸牌、躲猫猫，夜生活丰富多彩、热闹非凡。

　　从通灌路小学教室后的一条巷子向东走到龙尾河边再向南折，便到我的家了。与其说这个地方是城市，不如说是城乡接合部更为贴切。这儿的居民大多来自周边农村，多为做生意的小商贩以及下苦力的劳动者。起初这儿只是他们临时的落脚点，久而久之便定居下来了。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出生地是新浦区路南街教育巷16 号。这条巷子不长，不足百米，两边分布十来户人家，不像现在城里人家闭门闭户，老死不相往来，那时每家的门都是敞开的，锅大瓢小一目了然。女人们端着碗，边吃饭边串门聊天。孩子们玩的捣拐、滚铁环、打梭、砸纸牌、躲猫猫等游戏，需要相互联手、相互配合才能完成。各家的生活日用品很难齐全，大到柴米油盐，小到针头线脑，需要互通有无，这种依存的关系，促使邻居彼此抱团，否则无法生存。每天巷子里人来人往，卖菜的、卖花生米的、卖辣椒酱的、卖麦芽糖的、剪头的，大家都混得很熟，即使赊账，小贩们也从来不会薄你的面子，买卖之间其乐融融。

　　买花生米和蚕豆花的“王聋子”，一靠手艺，二靠吆喝，小生意做得不错。只要他在龙尾河边一出现，孩子们立马活跃起来。一群调皮的男孩，扮着鬼脸学着他的吆喝，紧随身后。他会猛然回头，吓得孩子们作鸟兽散。有时，碰上他高兴时，会给孩子们每人赏一粒蚕头花，看着孩子眼巴巴的神情，安慰说：“香香嘴就行啦，不要太贪心。”因为耳朵聋，所以叫卖起来嗓门很大，隔几条巷子都能听到。他喜欢搞恶作剧，悄悄地走到妇女身后，猛一嗓子，把人吓个半死，妇女笑着骂他“你个老不死的，就是不长记性。”这话是有出处的。听说，抗战胜利那年，一个身姿绰约的美女挽着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小队长，“王聋子”走到两人的身后，陡喊一声“蚕头花”，惹怒了小队长，把他抓起来狠狠揍了一顿。后来得知那位美女原本是个妓女，从良之前，她的艺名就叫“蚕头花”。据说他的耳朵就是这次致残的。这个故事或许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但符合王聋子性格，有很高的可信度。

　　“王聋子”大名叫王成堂，老家在锦屏镇酒店村，20 来岁时到新浦，靠拉黄包车糊口。晚上喜欢喝点小酒，以解除一天的疲劳，花生米和蚕豆花是他下酒的小菜，时间长了，他摸索出一套特殊的制作工艺，并得到当地人的喜欢，后来他干脆丢下了黄包车，专营花生米和蚕豆的小本买卖，收益颇为可观。

　　炸米花是男孩子的最爱，一小碗米轰的一声变成一簸箕爆米花，很神奇很解馋。不要任何吆喝，炸花机后面排着长队，炸米花的老人一直忙到很晚才能收工。第二天，孩子的口袋里装着鼓鼓囊囊的米花，走门串户地炫耀着。卖货郎是这条巷子里的另一道景观，一只拨浪鼓，一副担子是他的全部家当。卖货郎手里摇着拨浪鼓，声音不大但穿透力很强，隔几条巷子都能听到。卖货郎是小而全的小本买卖，女人们用的针头线脑，老头用的烟袋嘴，老太用的鞋拔，总之日常百货应有尽有。孩子们感兴趣的是各式玩具：印花纸牌、泥吹鸡、溜溜弹、洋火枪、橡皮筋、弹弓等，只要是孩子喜欢的物件，这儿都能买到。经营方式灵活多样，花钱买是主营渠道，用废铜烂铁牙膏袋之类废品换也可以。孩子眼中的卖货郎是人类最高尚的职业，几十年过去了，在农村集市上只要看到卖货郎都要多待一会儿，什么都不买，只是怀旧。

殷实之家

我的祖籍在何处，父辈不知道，祖母也说不清楚。曾听祖母说我的祖父是推着独轮车到新浦街来的。在我的记忆中，我的家是砖石到顶的红瓦房，室内有天花板，摆设是红木家具,还有罗马座钟，青石板铺的家院，院内有枣树、本槐树和楝枣树，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殷实之家。我家的罗马座钟是红木的，局部包着黄铜浮雕，钟堂和钟摆也是铜制的，敲起来声音特别洪亮，周围的邻居都能听到。那时有钟的人家特别少，一些五更要起早干活的人，靠鸡叫来判断时间，妇女们靠的是太阳投下的阴影来估摸着做午饭的时间。祖母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一个像钥匙一样的东西给钟上发条。有时她会踮着小脚到学校办公室对时，以确保钟准确无误地运行着。祖母是个耶稣教徒，心地善良，生怕耽误别人的时间。

　　听说，我祖父是瓦匠，不是干苦力的建筑工人，但也不是建筑包工头。所谓“匠”字，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最初指的是木工，这从“斤”（斧头）字上可以得到证实。木匠光有体力是不够的，它涉及美学、力学、结构学等多门学科。所以说“匠”指的是有手艺的技术劳动者，社会地位高于普通工人。小时候家边人有人喊我祖母为“张奶”，也有喊“张师娘”。可见我的祖父在周围人的眼中还是有点分量的。“外有赚钱手，家有聚钱斗。”祖父主外，祖母主内，日子打理得特别滋润。

　　独轮车是北方的交通工具，院内的植物多来自北方，据此推测我的祖籍当属北方无疑；有资料表明龙尾河畔最早在清朝末期才有人居住。按时间来推算，我家应是龙尾河畔原居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我家坐落在通灌路小学院内，呈半封闭状态。四周的围墙只是为了圈地，没有任何防御功能，周边邻居、上学的孩子或者走街串巷的商贩都可以从此自由行走。我家的三间主屋面朝东，对着花果山，两间次主屋朝南，面对着学校。在南屋的窗前有一盘石磨，两者之间有棵楝枣树，树冠很大，一半遮着南屋，一半遮住石磨，所以这儿冬暖夏凉，是周边邻居时常聚会的地方。尤其是女人们，孩子们上学、男人们出去苦钱，她们闲着没事，在此聚拢。有的推磨，有的干点儿针线活，有的无所顾忌地抓虱子，有的喂孩子。嘴当然也不会闲着，张家长李家短，在此汇集，再由此扩散。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聊到开心处，会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这儿是女人的世界，这个世界由她们自己主宰。艰辛的生活必须以开心面对，这是她们的生存法则也是排遣的方式。

　　这些女人，天生就是一部性能优良的“生产机器”，有着极其旺盛的生育能力。她们来自旧社会，社会制度的更迭丝毫没有改变她们根深蒂固的旧观念。她们是“养儿防老”习俗虔诚的坚守者，是“多子多福”老传统朴素的践行者，她们仿佛就是为了生孩子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从青春期开始一直生到更年期结束。生下三五个孩子是她们生育指标的基数。按她们自己的话来说，生孩子如同老母鸡下蛋一样，屁股一撅就下来，简单得很。她们信奉着“一牛放，十牛也放”的逻辑，认为孩子生下来并没有增加多少养育成本，只不过是桌上多一双筷子，锅里多一瓢水，床上多一只枕头而已。况且养家糊口是男人们的事，她们的任务就是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地生育。吃可以食不果腹，穿可以衣不遮体，唯将生孩子的事，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来考量：它不仅可以传宗接代，使家庭人丁兴旺，还可以血脉相传，让氏族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