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1981年，我参加高考。那时，我不满十六岁。

　　先说说中学和小学的事。我是在云山中学读的初中和高中，初中两年，高中两年，一共读了四年中学。云山是一个公社，辖区是北云台山一溜山根的五个大队，我家住在最东头靠近海边的黄崖大队第四生产队。

　　我的小学就是在黄崖小学读的。小学上了五年半，原因是入学时是春季，毕业是在1977年夏季。具体是在哪一个年级上了三个学期，记不清了。应该是在五年级吧。一年级时，全年级只有十一个学生，与二年级和五年级并在一个教室上课，所谓复式教学。记得当时五年级只有一名学生，是我一年级同学何希才的哥哥。推算一下，他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大队都人丁不旺，一个年级就他一棵独苗不难理解。还好，我们这十一个学生一直没有掉队，到四年级时，又从灌云四队那边来了一个插班女生，跟我们一道小学毕业，又一起到云山中学读初中。

　　云山中学在公社驻地李庄大队与白果树大队交界处，一个叫堰头庄的地方，离我家十多里路。我们黄崖的学生都是早出晚归，步行上下学；中午饭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放到学校的小食堂里馏一馏，好歹对付一顿。

　　我上中学时，是云山中学的鼎盛时期，初一有两个班，每个班有三四十个学生。我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初一入学开始，就做一班的班长，上高中后，两班合并，仍然做班长。至今，中学的同学见面，他们仍喊我老班长。那一年，国家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看到了希望。为了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大家的学习劲头空前高涨。初一时，我的学习成绩排在年级的前几名，摇摆不定，与我相当的同学有五六个。到了初二，我有如神助，突然发力，成绩直线上升，尤其下学期的几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

　　1979年夏天，全市城市中学的初二学生不毕业，升初三，农村中学则是初二毕业，参加中考。中考前，我面临两个选择：一是上高中，以后考大学；二是直接报考中专。以我当时的成绩，考中专应该是十拿九稳，脱离农村指日可待；如果上高中，还有两年才能毕业参加高考，这期间存在变数，能不能考上大学谁也不敢保证。就在我和家长都很纠结的时候，云山中学的贺校长专门找我和我的父母，鼓励我在云山中学继续上高中，将来参加高考，一举考上本科大学，为学校争光，为自己争脸。贺校长的意思是，我是云山中学几年来学习成绩最优秀的一棵好苗子，现在就去考个中专太可惜了。云山在这两年的高考中，无一应届生考上本科院校的，被称“剃了光头”，下一步要摘掉“光头”帽子，就看我的了。再说，我初中毕业时还不满十四周岁，读两年高中，也还是低龄考生，那时候三十来岁考大学的大有人在。

　　我和父亲被贺校长这一说，感觉飘乎乎的，仿佛两年后考上大学志在必得。那一年中考，我轻松自如，毫无压力，考出了出乎意料的好成绩：300分总分，我考了280多分，在全市农村中学生中名列前茅。那时还没有实行市管县，虽说全市只有宿城、中云、朝阳、锦屏、新坝等十来所农村中学，能考出拔尖的成绩实属不易。当年中专的录取分数线是230多分，我们有五六个同学考上了中专，其中两个女生考入部队的卫生学校。

　　进入高中后，我的自学能力特别强，总是想方设法找课外书自学，成绩一直领先。两年高中，终日苦读，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四十年后的今天，对那两年的记忆最为潦草，少有鲜活的细节。不过，与现今的高中生相比，感觉还是要轻松些。不知如今的高中生三四十年后对他们当下的生活会有怎样的记忆。

　　中学四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老师。张老师是海州师范毕业，后来又在教育学院进修过，开始教我们初中的语文课，后来一直跟班教我们的高中语文。我语文成绩优秀，又迷上写作，与张老师有关。初中毕业那年暑假，张老师给我看了他写在稿纸上的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酷爱读书的农村青年，梦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却因家庭成分的缘故屡屡碰壁，最后因绝望喝农药自杀。张老师说，这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他的亲哥哥。读了这篇“伤痕文学”，我若有所悟，原来写小说并不神秘，我也可以试一试。于是，那个假期里，我也写了一篇“小说”，具体写的什么，已忘得一干二净。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们那一届高中班，全都学的理科，所以参加高考也都是考理科。

　　那年六月，高中毕业，回家准备高考。此时离高考还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一人在家复习功课，有时也会出去跟人玩耍一会。我的玩伴是同一生产队的晓君，他比我大两岁，在云山中学比我高一届，上一年参加高考失利，他的家境较好，家里让他到市区的延安中学复读一年。他那一届，云山中学是文理科两个毕业班，他是学文科的，历史地理学得不错，似乎古今中外、天南海北无所不知。跟他聊起来，我便懊悔自己学的是枯燥无味的理科。

　　高考的考场，全都设在市区，晓君在市区读了一年书，当然熟门熟路。高考前一天，晓君领着我，在考场附近的旅馆住了下来，两人住在一个房间。面临人生的巨大挑战，两个少年都很紧张很兴奋，几乎彻夜无眠。加上时值盛夏，夜间蚊虫叮咬、闷热难耐，只好开着吊扇吹了一通宵。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头昏脑涨，上吐下泻，感冒发烧。但高考又不能耽搁，我稀里糊涂进了考场。

　　对我而言，1981年的高考，就像一场梦，迷迷糊糊，混混沌沌。那年高考的所有试题，我只记得一道作文题，叫《毁树容易种树难》，我怎么写的记不清了，应该没有跑题，否则100分的语文考卷，不会考了将近90分；数学考得最差，120分的试卷，只考了70多分，暴露了我平时基础打得不牢。理科考七门课程：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和生物。其中英语以50分计入总分，生物是30分，七门课的总分是600分，我考了415分。那年江苏省理科本科录取分数线是425分，为全国最高，我差了10分，被省内一所中专学校录取。这所学校有个叫“港口机械”的专业，我在“盲人摸象”似的填报志愿时，在最后一栏填写了该校该专业。

　　云山中学那一届毕业生，我的高考成绩最好，本科和大专仍然“剃了光头”，考上中专的只有我一人。到别校复读的往届生，也只有三四个考上了中专，晓君是其中之一，他考上本市的警察学校。

　　我的高考成绩不理想，没能给学校“争光”，也没能为自己“争脸”，很觉惭愧，但贺校长和父母倒没有埋怨我。贺校长说，你读两年高中，跟城里读三年高中的学生一起高考，这个成绩已经不错了！再说咱们学校的师资力量就这样子，也怨不得你。我父母觉得，两年前我就可以去上中专的，如今还是上中专，白读了两年书；不过他们要求不高，孩子能脱离农村，毕业后分配工作，成为“国家干部”，这就满足了。

　　我其实心有不甘，想复读一年再考，但想到父母的艰辛和不易，想到还有两个妹妹在读书，我还是放弃了复读的念头。我想，家乡是个港口城市，好歹学一个跟“港口”沾边的专业，以后回到家乡，总归能派上用场吧。

学 画

上初一那年寒假，父亲对我说，他们单位食堂有位老师傅，姓孙，七十多岁，是个高人，会画画，尤其是画蝴蝶，画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他问我想不想跟孙师傅学画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想学。

　　那是“文革”后刚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我刚上初中，学习上没什么压力，听说要学画画，很是兴奋和好奇。

　　这天一大早，父亲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去他们的单位。从我家居住的蟹脐沟村到父亲的单位，大约十公里路；因为是由东向西，地势升高，这中间有两个长长的上坡路。父亲骑不动了，我就跳下车，跟着车跑，或在后面推一把。虽然天寒地冻，但一路颠跑，到了父亲的单位，我已是大汗淋漓。

　　父亲的单位是个运输企业。他从市体委调到这里，一是图离家近，二是想到这里开大货车。父亲当兵时，在汽车连做过驾驶员，算是老司机了；那时开大货车是个吃香喝辣的行当，比起在体委这样的清水衙门，要实惠得多。但刚调来这一年，单位里的车辆有限，一直安排不上，领导就让他去管理后勤总务这一块，食堂在他的管理范围。

　　父亲把我带到食堂，见到一个系着围裙的高个子老人，说：“孙师傅，我把儿子带来了。听说要跟您学画，他就头插蜜罐里了。给您老添麻烦，实在不好意思。”接着，父亲对我说：“给孙爹磕个头，孙爹是大画家，跟他好好学！”

　　我刚要跪下，孙爹一把拉住我，对父亲说：“不用不用，现在不兴这个，只要孩子想学，就放心交给我吧。”

　　我这时才细看孙爹，他身材高大硬朗，慈眉善目，看不出是个七八十岁的人。只是他身上那件油拉拉的围裙，让人无法跟画家联系到一起。

　　食堂只有两个人，孙爹和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工，负责单位上百人的中餐，还有部分驾驶员的早餐和晚餐。整个上午，孙爹他们都很忙碌，择菜、做饭、炒菜，父亲还过来做了一阵帮手。直到下午三点来钟，一切收拾停当，孙爹才解了围裙坐下来，泡了壶茶，然后教我画画。

　　教画之前，孙爹跟我说了一番话，大意如下：别听你爸瞎扯，我不是画家，就是个厨子，这不退休好些年了，还一直不闲着。画画我是跟师父学的，齐白石画虾，黄胄画驴，徐悲鸿画马，张大千画荷花……我跟师父学的是画蝴蝶，也只会画画蝴蝶。

　　我那时没见过世面，孤陋寡闻，只看过村里人家堂屋里贴着猛虎下山、松鹤延年之类的年画。此时心想，光会画蝴蝶怎么行，别人要你画个老虎画个松鹤都不会，哪能算个画家？

　　孙爹仿佛看透我的心思，说：“画蝴蝶这一项，学上几天，就能画出个模样了。但这玩艺意儿种类繁多，五颜六色，千姿百态，要想画好，不是件容易事！”

　　他打开食堂休息间的一个壁柜，从里面拿出笔墨纸张。第一步，教我勾画蝴蝶的轮廓。先画个8字形状，像一个完整带壳的花生，这是蝴蝶的身子；接着，在身子两侧，画四片“花瓣”，便是蝴蝶的翅膀……就这几笔，便能画出形态各异的蝴蝶。万变不离其宗。

　　那天，随父亲回家。他问，今天跟孙爹学得咋样？

　　我不想把自己的某种失望说出来，转换话题说，孙爹都这么老了，怎么还出来当厨子？

　　父亲瞅了我一眼，说你以为这单位食堂的厨子想干就能干呀？这也要本事！有本事走遍天下，没本事寸步难行。

　　我不明白，父亲说的这个本事，是指孙爹的厨艺呢还是别的什么？大人的世界，我搞不懂，也不想搞懂。

　　接下来几天，继续学画蝴蝶的各种姿态，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或飞或立，变化无穷。孙爹又教我给这些蝴蝶上色，用水彩颜料调出各种色彩，每一只蝴蝶的翅膀和身子只上一种底色。这些色彩单调的“半拉子”蝴蝶，看起来显得有些呆板。

　　学了上色之后，孙爹取出一张素描纸，让我画上十几只姿态各异的“半拉子”蝴蝶。还叫我准备几支粗细不等的羊毫笔，醮上浓墨后，晾干，带来备用。

　　再接下来，给蝴蝶的翅膀和身子画上斑纹并上粉。孙爹说，这是画蝴蝶的关键所在。

　　画好轮廓，上了底色后，蝴蝶身上的斑纹和绒绒的磷粉，是用秃头毛笔蘸着黑烟灰描上去的。秃头毛笔，是将蘸了墨后晾干的羊毫笔剪去笔尖，稍稍掸开，然后根据斑纹的粗细，选取使用。取烟灰最为讲究，用一块红瓦片，放在松树枝燃烧的火头上熏烤，松树枝要半干半鲜那种，这样薰出的烟灰为上品；当然，急等用的话，也可将瓦片放到煤油灯上，薰出烟灰。

　　“半拉子”的蝴蝶轮廓描上烟灰粉，立马变得逼真起来，栩栩如生。

　　我学画的兴致大增。那天下午，父亲过来，看到素描纸上我已经描了烟灰的那些蝴蝶，他有些不相信，用手指头摸了摸，竟粘了些“蝴蝶灰”。他惊讶道：“咦，跟真的一样，这是你画的吗?”

　　孙爹接过话，笑眯眯地说：“是他画的，这孩子是块料！”

　　画了蝴蝶，孙爹又教我画花草，主要是兰草菊花等。一张画，上方是蝴蝶，下方是花草。那高高低低的花草，清香淡雅，空灵幽静，衬托蝴蝶的华美和艳丽。

　　在孙爹的指点下，我终于画了一张完整的蝴蝶图。孙爹在上面题了款：蝶恋花，建军十二岁学画。他让我把画拿回家，挂到墙上。

　　那天是周六，孙爹家在市区，他第二天休息，下午要坐单位的通勤车回家。我没有等父亲下班，也自己提前往家赶。我的书包里卷着那张自己画的蝴蝶图，心里甭提多高兴了，巴不得路上碰到个熟人，把画拿出来显摆显摆。

　　我步行了五六里路，还真碰上个乡邻，是本村的一位远房老表，开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驶到我身边。他显然早看到我了，把车慢下来，喊道：“建军，上车！”

　　我紧赶几步，伸手去抓驾驶座后面的车架，想从座位旁边上车。哪知车子正在下坡路上，尚有较快的速度，我这一把没有抓牢，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手扶拖拉机的后轮从我右胳膊上压了过去……

　　幸亏当时穿的是棉衣，幸亏拖拉机是空载，我只是轻度骨折。但胳膊上打了石膏，学画是学不成。而且很快就要过年了，父亲单位一派繁忙。父亲对我说，他把我受伤的事告诉了孙爹，孙爹很是心疼和惋惜。不过孙爹说，他这一招画蝴蝶的技法，大概也教给我了，往后要想画好，还得靠自己多多练习。

　　春节后，父亲又说，孙爹节后就不来上班了，单位食堂换了新的厨子。孙爹年岁大了，是该歇歇了。

　　再后来，学业开始紧张起来，学画已成奢想，我再也没有见过孙爹。那张蝴蝶画习作，起先挂在墙上，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就无影无踪了。

　　孙爹，大名孙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