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源于戊戌变法的国家大学之想

　　

　　

　　

　　

　　

　　

　　

二、民国初建时的国家大学

　　

　　

　　

　　

　　

　　祥龄为法科学长，吴乃琛为商科学长，叶可梁为农科学长，胡仁源为工科学长。学校的当务之急，是借贷开学。严复在积极协调向银行借贷七万两以充开学费用的同时，着手经、文两科的合并。

　　与蔡元培经文合并、开启民国新教育的出发点不同，严复经文合并的重要目标是保留讲治旧学之区。实施经、文合一，应该是政界学界所达成的共识，但执行者与决策者之间，着力处全然相反。严复4 月19 日《与熊育锡》信中言将经、文两科合并为一过程中的个人想法：

　　欲将大学经、文两科合并为一，以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且又悟向所谓合一炉而冶之者，徒虚言耳，为之不已，其终且至于两亡。故今立斯科，窃欲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且必为其真，而勿循其伪，则向者书院国子之陈规，又不可以不变，盖所祈向之难，莫有踰此者。严复以为士林中能胜任监督之任的是陈三立，能胜任教务提调的为姚永概，故请熊育锡代为致意。结果是陈三立婉拒，姚永概应聘担任文科教务长。先此，自1906 年起，林纾应京师大学堂李家驹之聘，任大学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员，教授伦理学、古文辞课程。1910 年后，改在经文科任古文辞讲习。同时在经文科任讲习的还有马其昶、在预科任职的有吴闿生。马其昶、吴闿生的任职，与柯绍忞任大学堂经科监督有关。吴汝纶弟子、女婿柯绍忞在前，严复在后的共同致力，使在京师大学堂任职的桐城派学人呈现一时之盛。

　　5 月15 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返校复课的学生只有百余人，但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发表演讲，仍坚持强调“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的办学方向。如果没有强大信念支撑，如何在只有一百多学生的开学典礼上，坚定不移地宣扬“研究高尚学问”的大学理念？

　　

　　开学后的七月，教育部以经费困难，有停办大学之议，严复有《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陈述不可停办的四大理由。强调国家大学不但造就人才，还应是保存高尚学术，崇高国家文化之地。又根据学校学术发展面临的问题，写作《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旧有学生，尽快安排毕业，避免新旧生参差；新生采用招考办法，不论文凭资格，以学问程度为归。所提诸科改良办法中，文科原来设经与文两科，经科只开《毛诗》《周礼》《左传》三门，文科开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两门。现遵照教育部指令，将经科并入文科。经史浩瀚，主课教授不得依文顺释，无有涯涘，必须提纲挈领，去其繁琐，更择教习，改定课程。此为当前改良的权宜之计。至于将来之计，需有长远规划：

　　

　　

　　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没有等到长远规划的实施。1912 年10 月7 日，因报刊上有人攻击严复吸食鸦片，严复提出辞去校长之职。10 月9 日，大总统任命章士钊为校长，章未到职。10 月18 日，任命马良代理校长，遭学生反对。1913 年1 月，何燏时任校长，又遭预科升本科及将北京大学与天津北洋大学合并风潮，北京大学第二次面临停办。当年的11 月5 日，何燏时辞职。1914 年1 月，胡仁源接任校长。北洋政府期间的朝令夕改，在北大校长的频繁更替中即可窥知。五年五任校长的交替中，国家大学虽有发展，但步履艰难。1913 年暑假后，新招的文、理、法、工四科的分科学生入学，11月，大学分科的旧班学生226 人毕业，成为北京大学本科的第一届毕业生。至1916 年秋季开学，学生人数达1500 余人，教员总数达148 人。

三、欧罗巴土地上的中国大学梦

蔡元培1912 年7 月辞教育总长职后，11 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主攻文明史与世界史。这是他第二次到德国大学学习。第一次是1907 年6 月至1911 年11 月在柏林读德语及在莱比锡大学读心理学与哲学史课程，历时四年有余。蔡元培离职教育部后，与其和衷共济的副职范源濂继任总长。范在临时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遵行蔡元培思想，临时教育会议通过的包括《大学令》在内的三十八种规程，为民国的现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与范源濂相较，在百废待兴的教育格局中，蔡元培更看重大学对国家发展的引领作用。

　　1913 年9 月，蔡元培在短期回国后，又与吴稚晖同去法国，在巴黎近郊居住，学习法语，从事著译。在国内时，张元济曾与蔡有约，让其帮助编著商务印书馆教材及译作，商务印书馆每月提供二百元预支稿费，供其在国外学习生活使用。蔡元培1913 年12 月写信予商务印书馆编辑蒋维乔，告知拟先编《文字源流》《文法要略》《中国文学史》三种。《文字源流》已编二十课，一个月后可脱稿。1914年春，蔡元培完成《康德美学述》的写作，这是蔡计划编辑的《欧洲美学丛述》的一种。1914 年9 月完成《哲学大纲》的写作，商务印书馆1915 年1 月即予出版。1915 年11 月，所著《石头记索隐》脱稿。1916 年4 月，《华工学校讲义》完稿，后在巴黎印成专书，供在法国打工的中国工友工余学习之用。教蔡元培学习法文的李石曾，开豆腐公司谋生，蔡元培勤奋著述，以获得的稿费补贴留学费用，都近于一种勤工俭学行为。因此，1911 年成立的留法俭学会，让原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很感兴趣。蔡元培为俭学会演讲康德哲学，并与吴稚晖计划创办《劝学》报，报上开设“俭学界”专栏，并亲自制定《劝学》简

　　

　　

　　

　　

　　

　　

　　

四、蔡元培掌校时期的北京大学

　　

　　

　　

　　

　　

　　蔡元培在《月刊发刊词》中，全面重申了其大学理念的三个支柱：大学为共同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循思想自由原则；大学行兼容并收主义。这三个支柱在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明确，并在蔡元培的办学实践中得到落实，且成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

　　《北京大学月刊》应该是我国创办最早的大学学报。蔡元培亲自为《月刊》发布“征稿启事”，并依据研究所主任会议的公决，通知用稿实行“稿件均横写，并加各种符号”的刊行格式。在1919 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上，蔡元培率先刊出《哲学与科学》一文，论述科学偏于归纳法，谓之自下而上之学；哲学偏于演绎法，谓之自上而下之学。科学幼稚时代，如中古以前，玄学超乎科学；科学发达时代，在十六世纪以后，玄学、科学相得益彰。蔡元培在简短的论文中，清晰地勾画了西方古代到现代的学术演进历程，显示出良好的学养和判断能力。校长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意在带动大学研究学问的风气。

　　1917 年11 月，在筹办《北京大学月刊》的同时，各学科研究所的设置也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国文门研究所11 月率先建立，初设科目有音韵、训诂、文字、诗、文、曲、词、小说、文学史等多种。1918年5 月，研究所又将研究科目改为研究科与共同研究科两类：凡愿入所者即为研究员，国文门二、三年级学生均可参与共同研究。

　　1912 年蔡元培参与制定、国民政府明令颁发的《大学令》，在1917 年蔡元培出任校长后的北京大学渐渐落到实处。1917 年到1920 年是北京大学作为国家大学重要的革新期成长期。远在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近在北京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都给北京大学的革新发展带来既深且巨的影响。北京大学在各种新因素增长而逐步向研究学问之机关进步的同时，还陶铸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关于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蔡元培在1919 年3 月《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有过明确申述：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自开办至民元，十数年中经过好多波折。这个时期，学校的制度大概是模仿日本的。当开办的时候，北京环境多是为顽固派所包围，办学的人不敢过违社会上倾向，所以，当时学校的方针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教者、学者大都偏重旧学一方面，西学方面不容易请到好的教习，学的人也不很热心，很有点看作装饰品的样子。但是，中学方面参用书院旧法，考取有根底的学生，在教习指导之下，专研一门，这倒是有点研究院的性质。

　　第二，自民元至民六：民元时，始将经科并入文科，当时署理校长的是严又陵先生，自兼文科学长，其他学长也都是西洋留学生。当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候，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但当时的提倡西学，也还是贩卖的状况，没有注意到研究。

　　第三，自民六至现在：这几年中，因为提倡研究学理风气，以工科归并于北洋，仅设文、理、法三科。又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蔡元培对北京大学二十四年办学历史三个阶段的划分是精到深刻的。第一阶段为京师大学堂时期，此为“书院旧法”时代，偏于旧学，新学为点缀；第二阶段为民国初立，严复掌校时期，中学渐为饰品，西学止于贩卖；第三阶段为民六至今，蔡元培掌校，

　　

　　

五、借鉴欧美经验改造国家教育

　　

　　

　　

　　

　　对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蔡元培是积极的促进者，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均体现出以教育谋救国谋救民的宽大胸襟和敬业精神。在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中，他却铮铮风骨，以频频的辞职，为教育、为大学、为学生争取权利和利益。蔡元培可列为重大事件的辞职，一是在五四运动的当年，一是在两次直奉战争之间的1923 年1 月。

　　五四学生运动的形成，与蔡元培有着直接的关系。1919 年5 月2 日，蔡元培得到巴黎和会对中国不利的消息，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号召大家奋起救国。5 月3 日，在得知国务总理钱能训密电签约的消息后，外交学会委员长汪大燮到蔡元培私宅告知，蔡元培亟召罗家伦、傅斯年等学生领袖，于是，五月四号下午天安门广场北京八校三千余人参与的示威游行得以形成。游行后火烧赵家楼行动中，学生被捕32 人，其中北大20 人。五四当晚，北大学生聚集于第三院大礼堂，蔡元培登台，赞扬学生的行为，要求学生明天照常上课，营救学生的事由校长办理。5 月7 日，被捕的学生释放；5 月8 日，蔡元培正式向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教育总长傅增湘递交辞呈，以个人辞职保护学生，保护大学，并于第二天离开北京。在各方慰留斡旋下，国务院、教育部承诺不苛责学生，安福系“迎胡拒蔡”方案流产后，7 月23 日，先安排蒋梦麟回北大，代表蔡元培个人处理校务。这种以蒋代蔡的做法，开启了北大“虚君共和”的校长制度。蔡元培本人9 月20 日，正式参加北大学生、教职员的欢迎会和本学年的开学礼。开学礼上，校长蔡元培仍旧强调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鼓励学生养成博爱人类的精神。

　　

　　

　　

　　

　　教育、学术与人才培养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国家大学的建立，是中国教育、学术与人才培养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基础与条件。民国元年，蔡元培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制定了《大学令》。蔡元培掌北京大学六年间，围绕《大学令》的基本框架，从课程、师资、运行、制度诸方面，改革北京大学，使北京大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大学。其中筚路蓝缕的实践探索，值得钦佩。北京大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蔡元培努力将北大的成功与欧美大学的经验带入全国教育的布局，其国立与省立并举兴学强国的思想，在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100 年后的今天，重新检视中国教育的这段发展历史，对当时构建现代大学的理念、路径和方法进行批判性反思，可以从中获取有益的启示，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新的实践提供历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