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柏梁

　　（中国戏曲学院 戏曲文学系，北京 100073）

　　

　　

一、域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

　　

（一）俄罗斯的中国文学史著

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文学史予以总体关注并且完整表述的，首先是俄国的汉学家。

　　

　　

　　晚清光绪六年（1880），在世界文学史界是一个值得欢欣鼓舞的年份，世界上最大的东方古国，其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正式融入了世界文学发展大洋中的滚滚潮流。这一年，也是地球上关于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开山元年。王西里在他执教中国文学30年后，终于出版了他不断讲授、渐次修改和逐年丰富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纲要》，这部书被称为世界汉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

　　

　　《中国文学史纲要》第一部分《引言》，说明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古代汉语和文献问题以及本书之写作缘由。第二部分儒、释、道及其经典例如《春秋》《左传》《书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易经》《孝经》等。第三部分重点介绍诗文、戏曲和小说，甚至还包括一部分科技成就。

　　

　　

（二）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

　　

　　1.明治十五年（1882），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史略》出版；

　　2.明治二十四年（1891），儿岛献吉郎在《支那文学》杂志上发表《支那文学史》；

　　3.明治二十七年（1894），儿岛献吉郎在《支那学》为题的讲义中发表《文学小史》；

　　4.明治二十八年（1895），藤田丰八的《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出版；

　　5.明治三十年（1897），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出版；

　　6.明治三十年（1897），笹川临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出版；

　　7.明治卅一年（1898年），笹川临风的《支那历朝文学史》出版，光绪廿九年（1903年）被翻译介绍到中国，题作《历朝文学史》，由中西书局出版；

　　8.明治三十三年（1900），中根淑的《支那文学史略》出版；

　　9.明治三十六年（1903），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出版。

　　1904年后，宫崎繁吉的《支那近世文学史》、松平康国的《支那文学史谈》及儿岛献吉郎的《支那大文学史古代篇》和《支那文学大纲》还在陆续出版。

　　明治三十一年（1898），藤田丰八、笹川临风、大叮芳卫、白河次郎、田冈佐代治等5人还主编出版了10余部《支那文学大纲》丛书，都是中国作家专题研究。

　　日本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一是寻找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的文学源头，二是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支那文学大纲》卷首语称，中国文学史是“东洋文化的源泉，其思想沉郁磅礴，其词华灿烂焕发”，“在世界文坛上足放异彩”。

　　关于文学的类别，日本汉学家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认为小说戏曲多数是出于“性行卑劣之徒”所为，因此有意加以排斥；但笹川临风不仅为中国小说戏曲写过专史，还在历朝文学史中金元明清板块专门论列了小说戏曲。他在《支那文学大纲》中认为《西厢记》是“千古绝调”，《水浒传》是“空前、稀世的杰作”，还对汤临川、李笠翁与金圣叹评价很高。

（三）欧美的中国文学史著

　　在美国，1966年华裔学者柳无忌（Liu Wu-chi，1907—2002）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影响颇大；从1965到1972年，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的《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上下册先后出版，被认为是“一场真正卓越的中国盛宴”（New Yorker，转引自Birch，1965：封底），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中国文学译丛系列”（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Series），是美国大学中东亚和中国文学课程的基础教材。1994年，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梅维恒（Victor H.Mair）出版《哥伦比亚中国传统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1996年，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选集：从起源到1911》（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from the Beginningsto 1911）出版。2010年，孙康宜（Kang-i Sun Chang）、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6年，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金末至明初文学》章节，撰写者是奚如谷（Stephen H.West）教授。但是他对元杂剧的论列基本予以忽视，对杂剧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等人皆予以忽略。我曾接受美国学术基金会之邀，在美国访学和讲学一年。回想起2000年2月23号下午，我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学术厅做过关于《中国文学史著演进路径》的讲座，主持者就是奚如谷教授。他对我提到，元杂剧基本上都被明人篡改过了，所以未必纯粹。即使他的导师柯润璞（James I.Crump）是美国研究元杂剧的鼻祖，他本人也对元杂剧采取了比较回避、省略乃至敬谢不敏的态度。

　　“哥史”和“剑史”还对同性恋文学有所关注。前者提到《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情爱作品”，《欢喜冤家》中对双性恋的戏谑，李渔《无声戏》对同性婚姻近乎理想的赞颂，《红楼梦》中贾宝玉和秦钟关系的直陈；《剑史》提到同性小说《弁而钗》，以及李渔《十二楼》中的三位龙阳男子在萃雅楼的绸缪。周睿认为，海外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乐于用后现代的解构主义来审视文化和文学，会有主题先行和问题预设的风险，这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很容易由于学者自己当前历史、视野和语境的偏见，也可能导致某些错误的结论。

　　无论如何，遍及全球的汉学家们，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源流研究，启发了中国文学史著的次第勃兴，拓展了中国文学从文体上包容小说戏曲乃至八股文的丰富性，从内容上对女性作品、同性恋作品也予以了承认和分析，这都使得中国的文学史家们，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来从事自身的文学史体认与编撰。

二、晚清民国的中国文学史著

（一）晚清中国文学史著

　　

　　

　　南洋公学乃交通大学之前身，交大在中国文学史教材的撰写、使用和出版方面，就目前材料来看得风气之先。2015年我在上海交大创办中国语言文学系，说是创办，其实也算是“复古”前提下的务新。

　　紧接着便是有“南黄北林”之美称的二位方家的文学史著的付梓印行。

　　

　　

（二）民国中国文学史著

　　

　　1918年，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认为该书取材精当、简净得体，“殆非东西著作所得比”，因为一国文学，总要“生于其土”的人，才能“贯穿今古，渐染风流”，才了解“文学变迁之故”（《点注中国文学史·序》），于是采用日本传统的训点方法，在上面添加若干日式汉文读法的标识，同时参照《中国文学史参考书》增加部分注释，刊印成线装一册，由京都汇文堂发行，以便日本读者“直闻其国人之说”。回顾1913年，留学日本的王灿将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翻译成中文并加以修订，更名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在云南出版；时隔五年，青木正儿又将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编印成适合日本人读的“点注本”，在京都发行。中日文学史家之紧密互动，相互反哺，于此可见一斑。

　　

　　

　　书如其名，小史不小，精警扼要而包罗宏富，观点鲜明而语言生动，所以在社会上广受欢迎，10年内被再版20次，闻一多将其与约翰·梅西的《世界文学的故事》相提并论，清华大学也将其列入入学考试必读书。赵景深28岁便被聘为复旦大学教授，也与此书的盛名有关。

　　1983年，赵景深还在担任上海昆曲研习社社长。我曾在一次曲会上请教先生，说他晚年的文章多以考证说理为先，与早年文学小史的风格不大一致，老先生顿时双目放光，微微颔首，笑而不言。

　　1928年另外一部现象级的文学史是安徽绩溪人胡适（1891—1962）的《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出版）。俗话云，半部《论语》治天下，那倒未必；但是胡适永远也写不完的半部白话文学史，确实奠定了他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崇高地位。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20世纪初叶林林总总的文学史中的一朵奇葩。他以离经叛道的精神，旁门左道的路径，专做反面文章的笔法，横扫一切《中国文学史》的内容和尺度。他能够斗胆撇开民歌体裁的《诗经》，一味重视南北朝的乐府诗歌；在唐诗里头居然对李白、杜甫的评价都不大高，其以打油诗为重的思想，导致王梵志的诗歌上升为上乘之作。他还对带有好多文言翻译的佛经故事津津乐道，殊不知这哪里是中国本土的白话文学呢？

　　

　　

　　1929年，上海嘉定人谭正璧（1901—1991）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光明书局）面世。1935年，他在光明书局出版《中国女性文学史》。1936年，他又在光明书局再度推出《新编中国文学史》。1984年，他还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国女性文学史话》。谭正璧的文学史以材料收集为本，以女性文学发微为特色。

　　1986年，上海著名主持人曹正文采访谭正璧时，他说：

　　梁启超先生早就在1922年《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第一个关注女性文学，我受其启发，在1935年第三次出版《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一书时作了修改润色与订正，并易名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与“妇女文学”相比，“女性文学”更强调了女性的独立与自尊。

　　……

　　

　　谭正璧1958年担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生导师，编写过《元代戏剧家关汉卿》。1984年，我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时，曾在谭著的启发下，由徐中玉、齐森华先生指导，踵事增华，撰写了《戏剧宗师关汉卿》。后来经王季思先生作序，于2002年在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1932年，温州人郑振铎（1898—1958）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面世。该书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卷共64章，收罗广泛，不仅对于诗文词曲、小说戏曲有着全面的梳理与评析，还对变文、诸宫调、民歌、宝卷、弹词、鼓词等俗文学有着特别的关注，是一本雅俗结合、文备众体的文学史著。他也出版过《中国俗文学史》，对于民间民族的口头与演唱文学自然是分外关注，蔚为大观。与其它文学史相比，郑氏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文字表述，特别流畅自然，大气磅礴，少学究气而多描述感。我自小读来便觉酣畅淋漓，荡气回肠，对祖国文学的江河湖海顿生敬畏之情。

　　1933年，江苏海门人陆侃如（1903—1978）、河南唐河人冯沅君（1900—1974）伉俪，曾共同编写《中国诗史》（上海大江书铺1933，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作家出版社1956）。两年后，他们又双双在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山东大学任教，蔚为杏坛佳话。此后，他们又撰写过《中国文学简编》（作家出版社1957）。业师徐中玉先生曾在冯沅君、老舍等教授指导之下，撰写过关于关汉卿研究的本科论文。

　　在学术文化特别繁荣的20世纪30年代，1933年还出版过湖南长沙人陈子展（1898—1990）的《中国文学讲话》（北新书局），该书是其在复旦大学的讲稿；1935年，广东东莞人容肇祖（1897—1994）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北平景山书社）面世，系他在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的讲义。

　　1940年，四川乐至人谢无量（1884—1964）的《中国大文学史》出版（中华书局）。该书共分5编63章，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4个时期，从中外文学之定义、文字起源及变迁等入手，远溯中国文学之起始，再述其流变观其盛衰，提出各时代文学所共同具备之美化、情化、教化功能。

　　

　　

　　1941年元月，湖南岳阳人刘大杰（1904—1977）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出版（商务印书馆），下卷于1943年写完。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在推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中下）》简体字版时评论说：

　　

　　

　　

　　1946年，李松伍也出版过《中国文学史概略》（国民图书公司1946）。

　　民国期间还出版过不少的断代文学史和各体文学史，如天女散花，弥足珍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也沿用谢无量书名《中国大文学史》（套装上下册），却在旧瓶里头勾兑集合成陈年的老酒，将民国时期出版的8部中国文学断代史旧著合成起来，包括柳存仁的《上古秦汉文学史》、陈中凡的《汉魏六朝文学》、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杨荫深的《五代文学》、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宋佩韦的《明文学史》和张宗祥的《清代文学》，一起荟萃成书。尽管这些书原来均是独立写作、分别出版的，完成的年代亦各不相同，但是拼装起来，也能给人以别样的整旧如旧、集萃成林的新鲜感。

　　晚清民国以来，国人所著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约有70多种；倘若加上各种文学断代史和专门史在内，数量之多，蔚为大观。1986年，陈玉堂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出版（黄山书社），收录了1949年前的文学通史、断代史和分类史一共346种，凸显出国人写作文学史的丰沛热情和社会的需要。

　　那么多文学史的鱼贯而出和集中喷发，表明了西学东渐在文学史撰写方面的自觉，尤其体现出民国学者的国学自信和撰写与教授文学史过程中的自豪感，这也表现出学术潮流为之一变，从清代的考证功夫和章黄学派的传统，转而为对于中国文学的整体包揽、系统把握、集中认识和从容不迫的优雅展示。于是，中国文学史家从邯郸学步时期的翻译改写，到自创体系的各自发挥，终于山头林立，学派纷呈，最终汇聚成中国文学史最为权威而切实、最为贴近而深刻的本土学派。这也为共和国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撰写，提供了非常翔实的历史资料、文学观念和审美判断。

三、共和国的三套部颁《中国文学史》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也谱写出新的篇章。新的有影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共同体现出一些新的面貌。

　　新的中国文学史编纂团队具备深厚的专业造诣，由不同高校的优势学科的学科带头人领军，强强联手所共同编织出来的文学史，具备超越前贤的可能性。中国文学史源远流长，各体文学又是那么丰富，由一人包打学术天下、横扫文学史擂台的壮举，那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过往。

　　无论如何，也无可讳言，部颁文学史在内容属性上确实有着或深或浅的时代痕迹。但是相对于海外或者域内过分张扬人性发展的教材而言，部颁文学史特别重视苍生的苦难和草根的诉求，对那些关注百姓命运和民生疾苦的作品予以了较高评价，对那些抨击社会体制之不公、揭露荼毒生民之官僚的大家特别激赏，这其实是对普遍人性的最大关注，也是悲悯精神的深刻反映。

　　由教育部组织编写或者认可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成为最权威的官方教材，社会认同度广，大学使用率高，历史经典性强。迄今为止最为经典也最为成功的两套中国文学史著作，一是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文学史，二是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由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也列入了部颁教材序列。

（一）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五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其编写背景、编撰方式和专业组合，非常强大，特别正规也极为专业。

　　1952年，由教育部主导的全国高等院校大调整基本完成，教会大学和私立大学全部出局，新的国家高教布局和大学体系已经形成。随着高等教育的深化发展，文理工农医等各科的教材，都需要更加专业更加正规也更加权威的国家级教材。

　　1955年，北京大学按照莫斯科大学的学制和《俄罗斯文学史》的教学大纲，将中文系的学制改为五年制，中国文学史的教学也相应地改为三学年，每周要上4—6学时。全国各大高校，也依照北大的做法，中国文学史课程便成为重中之重。在当时的高等教育部推动下，《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正式出版，作为各大高校的基本教学指南。但是因为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浪潮，这部大纲的具体实施也陷入停顿的状态。

　　

　　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四位名教授和一位年轻学者，驻扎在北大集中编写，各负其责，协同攻关。参考晚清民国以来的近百种文学史，总结新中国成立十余年来各校推出的文学史教材，再根据自己有研究有心得的既往研究成果，在三年内共同完成编写出版《中国文学史》的任务。参加者尚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部分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代表。

　　王起先生曾对我说，当时的工作班子行之有效，需要什么文献材料，即使北大图书馆找不到，也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送来。这种专业高效的工作方式，集中全国的优势学科带头人，共同在一起各自写作、相互切磋的团队行为，长达三年的现场编撰周期，可能也属于文学史编写历史上难得一见甚至是空前绝后的学术景观。

　　费振刚论及具体写作过程时说：

　　

　　

　　五大主编的基本构成，基于各自的学术素养和团队分工。

　　江西临川人游国恩（1899—1978），楚辞学专家，1951年便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在辗转山东大学、华中大学和西南联大之后，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和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他早在1933年就出版过《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便出版了《楚辞概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又出版了《读骚论微初集》（商务印书馆），并于1956年完成了《楚辞注疏长篇》，1959年带领北大中文系同仁共同编写出版了影响较大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他作为第一主编和召集人，当然主要负责《中国文学史》的先秦两汉部分。

　　浙江温州永嘉人王起，字季思（1906—1996），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在东南大学时期的弟子，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他早在1944年便出版了《西厢五剧注》（浙江龙吟书屋），从此成为驰名的戏曲专家。吴梅的弟子很多，例如俞平伯、任半塘、唐圭璋、钱南扬等人，但是王起先生学成于东南，起家于浙大，立足于中大，文章通透，是吴门弟子中最受教育部器重的曲学大家。在1956年中国戏剧家协会组织的《琵琶记》讨论会上，王起的发言中正平和。在1957年10月28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会议通过的1958年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名单里，中国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名列其中。纪念关汉卿从事戏剧活动700年，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大文化盛事。这其中，王起先生关于关汉卿与元杂剧的研究，成为国内外纪念关汉卿活动最为有力的学术支撑。他又对苏轼作品有着强烈的爱好和深入的研究，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中，他主要负责宋元部分，也指导明清戏剧部分。

　　江西临川人萧涤非（1906—1991），1930年于清华大学毕业，1933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到山东大学任教。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任教，1947年再回山东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他关于唐代诗歌特别是杜甫的研究，精深博大，其《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6）在当时成为古典文学界必读的书目。因此他在分工中，主要是承担唐代文学与杜甫部分。

　　江苏淮安人季镇淮（1913—1997），1941年西南联大毕业，后来成为清华大学闻一多指导的研究生。1952年调北京大学后，也担任过中文系主任，先后编写过《历代诗歌选》和《近代诗选》。他在总结闻一多与朱自清二位恩师的学术贡献时，认为其最终的重要事业表现在有意写作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学术期望上。因此，他也积极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的项目，在其中负责明清诗文及近代文学部分。

　　辽宁辽阳人费振刚（1935—2021），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年方26岁便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的工作，他是整个编写组中最为年轻的学者，后来也担任过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在项目当中，他在游国恩、季镇淮等北大前辈的指导下，拾遗补缺，协调编务，发挥了学术生力军的重要作用。从中国知网上关于费振刚论文的检索上看，他的兴趣主要体现在对诗经汉赋和汉乐府的研究上。当然，费振刚能够跻身五大主编之列，最大的成绩在于，他与中文系1955级共50多位同学用了35天的时间，便写出了77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并且于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国庆节前献礼出版。1959年该书修订为120万字，又出了新的一版。

　　

　　

　　《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二位北大教授、一位北大讲师、一位中大教授、一位山大教授。这些教授先后都担任过或者即将担任中文系主任。以他们为主，以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为辅，经历了三年的编撰、磨合和再修改，该书终于出版面世，成为全国各高校中文系最受欢迎的权威教材。

　　诚如费振刚先生所言，以翔实的材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勾划出一个比较实事求是的轮廓。由于这部教材虽出于众手，但整体来说，思想前后贯通，文字风格比较统一，章节安排大体匀称，便于教学，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40年来累计发行200万部以上，是20世纪初高等院校设立中国文学史课程以来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教材。

　　该书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共分九编：上古至战国的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代文学、清初至清中叶的文学和近代文学、晚清至“五四”的文学。每编之前的《概说》，扼要介绍了当时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于文学的影响。对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关汉卿、《西厢记》、四大古典小说、汤显祖、洪升和孔尚任等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有专章阐述。其他较好的作家作品，也有专节论列。该书章目清楚，结构完整，条分缕析，纲举目张。全书共分四卷，总字数90万字，是有史以来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历史，表述得最为权威而专业的高校教材。

　　五教授文学史更重视作品本体的研究，凡有归纳，则必有据，对读书人格外有用。我们应考文学史的时候，都认为五教授文学史由于写得比较细致，即使你没有读过原作，仅仅根据书中所引用的大量例证与细节，同样可以留下较深的印象。

　　在系统建设和周期安排上，五教授文学史更加接近文学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纲挈领，更有课堂教学和业余自学的可操作性。

　　从语言风格上看，五教授文学史文风清丽、表达准确，笔端常含感情，常常给人以千锤百炼、永读不厌的感觉。比方业师王季思负责的宋元部分和戏曲部分，都是他多年研究的心得之升华。谈及苏东坡的章节，情文并生，就是在他论苏东坡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谈元杂剧，论关汉卿和王实甫，更能够显示出老师平素的学术风格。

　　《中国文学史》每年再版，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根据新的情况进行了修改、订正乃至个别章节的改写。1986年到1989年，我在中山大学跟随王季思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问起这套负有盛名的文学史时，老师还每每提起，包括他们这套教材在内，也必须不断修订，跟上时代的发展。与之相应配套的各种古代文学作品选注，也有好几个版本。直到21世纪，尽管四大主编皆已作古，但该书在21世纪末叶的修订版还在蔚为新貌，从版式到封面都有变化，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序列中，一直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二）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

1994年，国家教委制订“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要在世纪之交出版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新一版《中国文学史》教材，由山东济南人、北京大学袁行霈（1936年生）牵头，从1995年开始筹划编纂。

　　该书的《先秦文学》由山东蓬莱人、北京师范大学聂石樵（1927—2018）担任分主编。先生于学无所不窥，先后出版过《司马迁论稿》《屈原论稿》《楚辞新注》《先秦两汉文学史稿》《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等书。但是他在本编中只承担了绪论的工作，具体撰写是由北师大长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及唐宋诗词的过常宝、中国传媒大学聚焦汉魏六朝文学的钟涛合作完成。

　　《秦汉文学》由吉林龙井人、东北师大长于先秦两汉与道家文学的李炳海（1946年生）主编，参与者有首都师范大学的赵敏俐和辽宁师范大学的许志刚。

　　《魏晋南北朝文学》由袁行霈先生主编，参与者有安徽教育学院的丁放、北京大学的孟二冬、南京大学的常虹。

　　《隋唐五代文学》由广东揭阳人、南开大学的罗宗强（1931—2020）主编，参与者有南开大学张毅、湖北大学尚永亮、甘肃天水师专张鸿勋、安徽师大余恕诚。

　　《宋代文学》由江苏无锡人、南京大学莫砺锋（1949年生）主编，湖北大学王兆鹏和辽宁师大张晶参与其事。

　　《元代文学》由广州人、中山大学黄天骥（1935年生）主编，中山大学董上德、欧阳光和黄仕忠参加编写。

　　明代文学由上海嘉定人、复旦大学黄霖（1942年生）主编，复旦大学郑利华和上海戏剧学院谢柏梁参加编写。

　　清代文学由山东兖州人、山东大学袁世硕（1929年生）主编，山东师大裴世俊和福建师大齐裕焜参加编写。

　　

　　

　　从编纂人员构成上来看，游国恩版《中国文学史》由北大、山大和中大的四位名教授领头，包括费振刚在内的多位本科生和研究生参与其事。

　　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是将各大名校的学术传统和领衔教授的研究专长结合起来，例如北师大的先秦文学，南开的唐代文学，南大的宋代文学、复旦的明代文学和中山大学的戏曲学，其分主编都是不二之选的领军人物。

　　游国恩版文学史主要还是几所名校及其学生参与，但袁行霈版文学史在确立了分主编之后，再由分主编把本校的优势学科与全国的优秀学者关联起来，也把老一代学者带领年轻学者从事撰写和研究工作的传统赓续下去。除了中山大学是黄天骥先生带领本校中青年学者完成《元代文学》的编写之外，其它分主编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物色的有较多成果和研究实力的中青年学者。

　　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当然是《金瓶梅》等明清小说的领军人物，所以他在寻找撰写团队的时候，分工特别明确。概论和小说部分，由他本人撰写；诗歌散文部分，由复旦的郑利华撰写；但是明代戏曲部分的撰写，黄先生经过再三考量之后，还是找了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的我来撰写。那时我还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教授，接到这一重大委托之后，当然是倍感责任重大，不敢轻慢。光把汤显祖这一章写好，就得做大量的专门研究工作。后来，在纪念汤显祖400周年的时候，我在学术论文和活动推动上做了一些工作；包括去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红尘四梦：汤显祖传》，也是源于当年编写文学史的学术惯性。元明的戏曲部分，都是由中大师生组成，这也是其优势学科戏曲研究学统的贯串与巧合。

　　从教材编写的学术规范来看，游国恩文学史还是沿用历代文学研究和晚清民国以来的文学史传统，所引文献，基本上不出注释，也没有给出相应的书目。但是袁行霈文学史从一开始就定下规则，与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相一致，凡是涉及重要论题的时候，一定要做出注解；凡是可以商榷甚至存在争议的话题，一定要在注解当中详尽说明。这就使得一般读者可以文气贯穿地阅读下去，又使得有兴趣研究下去的未来学者们，可以饶有兴味地通过注释打开新的一扇扇角门，走向曲径通幽的学术园圃。

　　比方我在正文中写到，《南词叙录》一书，一般认为是徐渭所作。但是在注解中我也必须注明，骆玉明、董如龙等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参见《复旦学报》1987年第6期。我在正文中写到，通常认为第一部用昆曲新腔演唱的大戏是《浣纱记》。但是我也在注释中写到：蒋星煜和王永健二位先生，都在论文与论著中提出，可能《玉玦记》和《红拂记》应该是第一部昆曲大戏。我们不能在通行认为的常识之外，淹没少数人的学术声音。也许以后随着材料的发现，少数人的观念也会成为新的常识。

　　除了详尽注释之外，袁行霈文学史还特别详尽地编制了《文学史年表》，让读者可以得知这一年文学界的标志性大事。此外，每本书后面所附的《研修书目》，并不是什么参考资料之类的辅导书，而是类似《明诗综》、《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样的类书或者原著，这就构成了文本、注释、编年史和书目四合一的编书体例，这样的学术规范与编撰体例，不仅体现了做学问的严肃性，更重要的是表明凡有阐述必有所本，事无虚出，言不虚发，立论有据，描述有本。本书绝不固步自封为一言堂，还虚怀若谷地海纳山容，真正成为群言堂。从此出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浅尝辄止者看原文，深入研究者参看注释、年表和书目，从而可以按图索骥，走向更新的学术前沿和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如此，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方才可能达到其《编写要点》中所表达出来的初心：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出版以来，一直在修订和丰富过程中。从领下任务、人自为战到高等教育出版社召开的集体修订会上，从读者来信到各高校的使用反馈上，每一编都在使用过程中有所增删补益。

　　该教材从1999年8月份首版以来，年年都会再版，在全国高校内蔚为首选教材。台湾版的版型与封面设计也饶有古意。我曾向袁行霈先生建议，适当的时候也许可以将《中国文学史》翻译成英文版，面向全球发行。现在看来，应该到了可以组织实施的时候了。

　　从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到国家图书奖，从北京市社会科学成果特别奖到最近又在申报的精品教材奖项，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奖项。但是这部教材很少在报刊上予以更多的宣传。对此，袁先生在他府上曾云淡风轻地回答我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咱们还得靠读者的口碑来说话。

（三）章培恒、骆玉明版《中国文学史》

论及章培恒先生及其中国文学史，首先要对其特殊的人格状态，做一个大致的比较与描述。比较可靠的知人论世说，出自《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荀子·劝学篇》云：“学莫便乎近其人。”由于个人的学缘关系，我对中外文学史家的了解与接触，可能略微多一点；当然，距离近一点，可能也会有一些偏颇的方面。

　　游国恩等教授，我无缘得见。听业师王季思教授说过，游先生大气雍容，他特别尊重其他三位教授的专业把握尺度。我跟随王先生读博三年，在先生耳提面命乃至之后的撰序支持过程中，深感在他身上体现出浙东学术大家孙诒让先生的遗风，还有曲学大师吴梅先生的遗泽。他对戏曲学界和学生的全方位引领，以及他多次称说的名言所在：“我之所以有点虚名，是因为活得较长。长辈远矣，同辈凋谢，学界和学生们都在成长，水涨船高，这才显得我有点虚高。”因为实力与胸怀，因为才华与谦逊，所以堪称曲学界之执牛耳者。

　　北美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之一奚如谷教授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主持过我的中国文学史讲座，他也提到与宇文所安教授合作翻译中国戏曲经典的项目。奚教授对后辈学者的提携与鼓励，至今想来仍有若春风拂面。我曾与宇文所安教授在哈佛图书馆交谈过，对他精研学问的状态深感佩服。与孙康宜教授未曾谋面，通过书简，感受到她温润如玉的气度，把握到她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的重点。

　　袁行霈先生待人接物做学问的中正平和和雍容气度，大家都能从他举重若轻的行事风格上体会得到。记得在高教出版社中国文学史修订的会议上，各路诸侯提出了许多想法，有的想法未必都符合实际或者可行性不够，袁先生总是洗耳恭听，最后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自己比较切实的想法，让大家颔首称是，望风景从。

　　我在1986年6月举行硕士论文答辩会，导师徐中玉和齐森华先生，请来浙江绍兴人、复旦的章培恒（1934—2011）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他对我们论文的鼓励和引领，令我们记忆深刻。他对我搜集戏曲序跋资料所下的功夫甚为欣赏，还说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都是做作家的年谱，从材料入手才能有所发展。后来，我在中大攻读博士生的时候，有一年时间在复旦撰写博士论文，又向章先生问道颇多，饮酒也不少。我在上海交大创办中文系，章培恒先生又是有力的学术支撑者之一，他说他从小的梦想，就是从澄衷中学考入上海交大。

　　在与章先生20多年的交往中，我深感其做学问从《洪升年谱》开始的资料扎实，由此生发的新颖观点，以及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主见，卓尔不群。当然，围绕着《中国文学史》旧著的超级发酵与深刻反省、对于新著的发奋图强与拼命苦干，这是最令我钦佩的人格状态。

　　在袁行霈文学史尚在布局撰写的过程中，章培恒便与上海人骆玉明（1951年生）一起，于1996年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三卷本。这套书原本是骆玉明等人为当年的复旦分校、自学考试和电视大学所编的教材，经章先生审读之后，觉得基础还可以。但是第一，成于众手，文风不够统一。第二，如果章先生挂名，必须贯彻其人性与文学同步发展的思想。所以骆玉明在章先生指导之下，几乎对全书都进行了整体改写，直到章先生认可为止。

　　骆玉明其时担任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他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生于上海，兼南北文化之长。1977年毕业于复旦中文系后，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和《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他还参与翻译过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其治学多有创获，为人智慧练达，是上海学术人当中的超级聪明人。

　　在章先生与复旦的品牌效应之下，在人性与文学发展的交相辉映特色下，在强大有力的海派传媒声势浩大的传播效应之下，《中国文学史》不仅在学术圈而且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部文学史能够超级发酵到覆盖性的程度，以致天下学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时间如果没有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摆在案头，那就是对于中国文学发展新体认、新描述的现象级文化大事件的忽视，也是对于复旦学派的轻视。

　　可是，当着这部文学史已经成为盛极一时的文学大观之后，章培恒先生自己忽然有了一定意义上的愧疚和特别深刻的反省。他知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他明白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的道理，他知道主编的意图要贯彻到各位成员分头编写的具体章节中还是十分不易，他知道一部文学史的好坏得失不能靠新闻媒体的过渡喧嚣和经销商码洋的超速增长，关键还是看其内在的学术含量是否能够经得起学界和后人的考量。于是，就在大家都在为其文学史欢呼雀跃的时候，章先生终于在大彻大悟之后，痛下决心，要重新打造出一部对得起学界也对得起观众的中国文学史新著。

　　

　　

　　不怕旁人误解，不惮捞金流言，作为一位重症垂老之人，章先生在身体较为虚弱的情况下与死神赛跑，哪怕缠绵在病榻上也要真正履行主编的责任。他重新校准了文学史新著的主旨，亲自撰写和订正了大部分文字。他之生未必是为文学史所生，但是死，一定是为撰写一部自己满意的文学史新著而死。

　　如果说章、骆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旧著是把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史的演进同步起来加以阐述的话，那么他们的《中国文学史新著》又把文学样式的美感演进和新材料新考证的成果予以充分彰显。其中关于文学样式的美感渊源，陈广宏作为章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阐述得非常到位：

　　

　　《中国文学史新著》的推广语中，也特别强调人性、形式美学、实证研究与古今演变的四大特色：

　　本书是对现代文学以前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的实事求是而又独具特色的描述。在描述中，作者以人性的发展作为文学演变的基本线索；吸收西方形式美学的成果，把内容赖以呈现的文学形式（包括作品的语言、风格、体裁、叙事方式、由各种艺术手法所构成的相关特色等）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进行相应的艺术分析；严格遵照实证研究的原则，伴随必要而审慎的考证，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新的解读和若干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其他文学现象的重新发现，以探寻和抉发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演化和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出中国现代文学乃是中国古代文

　　

　　

　　与游国恩版和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集中了全国高校的精兵强将荟萃编写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章培恒、骆玉明版《中国文学史新著》采取了主要由个人著史的写法，这也像周谷城著《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还有葛剑雄撰《中国人口发展史》，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一样，蔚为风气，也容易形成个人、高校的治学风格。

　　1998年，章、骆版《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二卷在上海文艺出版社面世，也被教育部推荐为大学文科教材。2006年，三卷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全部完成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复旦出版社联合出版，后来复旦出版社也单独印行出版了该书。此后，《中国文学史新著》获得了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章先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敢于自我否定，弃旧布新，自己动手，熔铸新史，而且得到了上海市社科界的高度肯定与相应奖项，这种明辨青史、生死以之的态度与精神当然令人钦佩。但是，该书在社会上的反应和商业上的铺展，还是显得比较一般。新闻界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掀起第二次关于新著的高潮，读者们也很难亦步亦趋地遵循哲学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规律。就《中国文学史》的使用者和购买者而言，除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学子之外，相对有限的读者购买群已经不可能在仅仅时隔两年之后，就抛弃掉家里的三卷本皇皇大著《中国文学史》，重新购买、置换成同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这就是章先生晚年最大的遗憾，一部浸润着全部心血的文学史新著，却没有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群相应的重视和关注，而“石破天惊”不可能再次爆发，但雷鸣电闪过的旧著，却获得了全社会最为广泛的关注度。

四、社科院、北师大、武大与“马工程”文学史著

本节主要讨论中国社会学学院文学所、武汉大学中文系以及由中宣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简称“马工程”）序列中的文学史著述。

（一）中国科学院文学所《中国文学史》

新中国最早所出的一套官方文学史，是1962年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

　　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该所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称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尽管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于1977年5月独立成院的，但是学术界还是习惯性地简称为“科学院文学史”或者“社科院文学史”。

　　文学研究所成立后，“两史一论”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高等学校也将其列为基本教材或者辅修教材。两史，是指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三卷本）、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一论，是指由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该所还出版过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三卷）等。

　　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史》撰写，尽管署名是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但实际上是由余冠英、钱锺书和范宁三位先生领衔编写的新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官方文学史。

　　扬州人余冠英（1906—1995），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由他主持编选的《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唐诗选》等多种古代诗歌读本，篇目遴选恰当，注释分析合度，都被公认为是最佳的选本，为提高国人的古典文学知识起到了极大的文化浸润作用。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和中国文学史序列当中的权威读本。

　　

　　

　　江西瑞昌人范宁（1916—1997），毕业于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闻一多、朱自清先生。生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对历代文学都有很深的钻研，治学宏通，范围广大，自先秦到明清皆有创获。其《论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及其社会根源》《论魏晋志怪小说的传播和知识分子思想分化的关系》《白居易》《博物志校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等，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除了参与主编所里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之外，他还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重要牵头者。

　　三位清华人主编三卷文学史，自然是堂庑博大，气势不凡。

　　该书论及上古文学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开始，论述的截止期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晚清与近代文学。这部书的特点是理论性强，思辨推理的线索非常清晰；系统性强，对中国各体文学的发展发展过程都有详尽的描述；史、论、评三元素汇总起来，对名家名作的审美判断比较中肯，因此对学术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于中文系学生起到了启蒙、引导和提升的多重作用。

　　

　　当然，科学院文学史与稍后出版的游国恩文学史，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后都是中文系的基本教材，但相比起来，科学院文学史更重视理论归纳，但是有些归纳对于大学生而言还显得高蹈了一些。游国恩文学史更重视作品本体的引用研究，凡有归纳，则必有据，对忙于应付考试的读书人格外有用。大学生应考文学史的时候，感觉如果不读原作的话，对科学院文学史的感知与记忆较为肤浅；而游国恩文学史由于写得比较细致，即使你没有读过原作，仅仅根据书中所引用的大量例证与细节，同样可以留下较深的印象，在考试时获得较好的成绩。在系统建设和周期安排上，游国恩文学史更加接近文学史教学的实际情况，提纲挈领，更有课堂教学和业余自学的可操作性。科学院文学史的书卷气浓一些，理论性强一些，但有的时候与课堂教学的节奏还不够吻合。在语言风格上看，游国恩文学史文风清丽，笔端常含感情，科学院文学史则更加讲究文章的学术性与中正平和的理论阐述。两者相比，双峰并峙，各有千秋。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通史》

　　

　　

　　规模最大，是指该书共分为12分卷，近700万字，以丛书的面貌出版。

　　覆盖面最广，是该书不仅包括了汉民族文学史，还包括了域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不仅是大陆板块的文学史，而且还是包括了港澳台文学发展在内的全域文学史。

　　上下周延时段最长，是指这套通史上溯到先秦时期，下延到20世纪末叶，真正打通了三千多年文学发展的漫长历史征程。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史，古代文学部分或许还可以包括近代文学在内，但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都与古代文学各自为政，拉开距离后，基本上是彼此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章培恒的《中国文学史新著》试图把古代文学精神延伸到现代文学发展路径上，但实际上也没有做到。

　　张炯在《中国文学通史》的后记中说，12卷本是根据1997年出版的，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10卷本修改补充的新版本，涵盖从公元前先秦文学到公元2000年的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学。由于樊骏、曹道衡先生先后去世和人事的变动，《中国文学通史》12卷本由张炯、邓绍基继续担任总主编外，总编委会推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郎樱也担任总主编，编委会和各卷的分主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因全书修改补充的内容超过三分之一，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相关规定就作为新书出版，但它与《中华文学通史》所奠定的基础具有渊源关系。

　　《中国文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的丛书目录是：

　　古代文学共分6卷：第一卷先秦至隋代文学，刘跃进担任分主编；第二卷唐代文学，陶文鹏担任分主编；第三卷宋辽金文学，刘扬忠担任分主编；第四卷元代文学，杨镰担任分主编；第五卷明代文学，王学泰担任分主编；第六卷清代文学，石昌渝担任分主编。

　　第七卷近代文学，王飚担任分主编。

　　第八卷现代文学（上），张中良担任分主编；第九卷现代文学（下），张大明担任分主编。

　　第十卷当代文学（上）；第十一卷当代文学（中）；第十二卷当代文学（下）。

　　第十卷、第十一卷、第十二卷，张炯担任分主编。

　　从分卷的比例上来看，源远流长的三千年古代文学也只占有6卷的篇幅，不到二百年的近现当代文学同样也占6卷的篇幅。其中的当代文学才只有半个世纪的时间，但却整整占有了3卷的篇幅，相当于全书的四分之一。从体量上看，厚今薄古，这是当代人重视当代文学的富于创造性的及时描述；当然从质量上看，当代文学是否能够对前代文学的任何一个版块有所超越，那还得后人再来做历史的比较和客观的评判。

　　知人论世，溯本清源，我们来顶礼本书的三大主编。除了个人参加编写之外，这三大主编的基本分工是，邓绍基负责前6卷的审定工作，张炯负责后12卷的审定工作，郎樱负责其中的少数民族部分的审定工作。

　　福建福安人张炯（1933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与冯锺芸、费振刚、谢冕、张少康、孙静等人都是1955级的同学，也都是1958年开始出版学生版《中国文学史》的主力队员。他本人先后担任过《作品与争鸣》月刊主编、《评论选刊》杂志社社长、《文学评论》杂志社社长兼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名誉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他著有评论集《新时期文学评论》《文学的攀登与选择》《走向世纪之交》《文学的回眸与思考》《文学评论与对话》《文学多维度》；专著有《创作思想导向》《新时期文学格局》《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讲稿》《新中国话剧文学概观》《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和《新中国文学史》（2卷）、《中华文学发展史》（3卷）、《共和国文学60年》（4卷）、《新文艺大系·理论·史料集（1949～1966）》，与人共同主编《当代文学新潮》、《中国文学通典》（4卷）、《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丛书》（12卷）。可是他心中始终回旋着再拾少年之梦，编一部文学通史的梦想，而且因为个人研究领域和担任职务的原因，这部文学通史一定要凸现当代文学的厚度，也一定要体现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维度。

　　江苏常熟人邓绍基（1933—2013），195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专著有《〈红楼梦〉论丛》《杜诗别解》，担任过《中国文学通典》主编。其《元代文学史》系百年来第一部元代文学系统论著，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其中关于元杂剧的研究当然详实，但并非原创。关于元代诗歌的研究，才是该书的创获。元诗是南宋末年和金朝南渡后分别在南北两个王朝出现的学唐主张在元初的汇合。元仁宗延佑年以后形成“举世宗唐”的局面。元代后期出现的"铁崖派"及浙东诗派宗唐代二李。传统的元诗“四大家”指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被邓先生增益成刘因、赵孟頫、虞集、萨都刺、张翥和杨维桢等元六家。元诗宗唐，也凸显出明人宗唐的因果。2005年我在上海交大担任中文系主任，专门请邓先生参加我系主办的长生殿国际学术研讨会，邓先生欣然参加，还与我提到过主编通史的许多甘苦。

　　北京人郎樱（1941年生），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对维吾尔及突厥民族文学研究较多，对柯尔克孜民族史诗《玛纳斯》颇有心得。她来担任总主编之三，对通史的少数民族板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弥合作用。

　　陈晓明对通史的评述值得重视，他认为该书是集半个多世纪我国学者在中国文学史领域的诸多研究积累的开拓性工程，继承了文学研究所几代学者的成果，以文学所和少数民族文学两个研究所的力量，并得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科院共百多位专家的支持，全书纵览三千年，横向收纳少数民族文学和台、港、澳文

　　

（三）北师大郭豫衡《中国古代文学史》

　　郭先生的治学传统，主要源于清末举人、吏部文选司主事、中央研究院院士和古文献学家余嘉锡（1884—1955）。作为辅仁大学文学院老院长，其《四库提要辨证》《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世说新语笺疏》《余嘉锡论学杂著》，对郭先生的散文与文学史研究启发颇多。被毛泽东主席称为“国宝”的北师大校长陈垣（1880—1971），作为与陈寅恪并称的“史学二陈”，又与吕思勉、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对郭豫衡始终不渝地书写文学史并撰写白寿彝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中的文学史章节，起到了直接的启发作用。

　　

　　

　　

　　从散文史到文学史，由专史到综合史，郭先生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一是主编国家教委“七五”规划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二是将该部文学史予以资料和史识的深化，这就有了《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五卷本，首都师大出版社2000年；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踵事增华，蔚为大观之后，还要考虑到普通读者的阅读诉求，于是就由博返约，另行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为了考虑到读者与繁简本文学史相与对照的阅读原作的需要，郭先生又编写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六卷本，湖南出版社1995年；四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由诸多相互发明、彼此配套的著作系列，2005年又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

　　落实在具体阐述中的史识独具，可以以明初作家品评为例。《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七编《明代文学》，先论严酷而又充满期望的社会背景与文坛现状，文人入仕既多无辜而死，朱元璋对于不肯做官的人，也不放过。所颁《大诰》二编规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故高启之死，也和他坚决辞官大有关系。但朱元璋一面杀戮文人，一面也开科取士，规定“八股”程式，限用《四书》朱注。明初政策的两个侧面导致明初文学的两种不同倾向。明初诗文沿袭了元代的“盛世之文”“治世之音”。《明史·文苑传》云：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

　　宋濂号称“开国文臣之首”，主张为文“明道”“立教”，“辅俗化民”（《文说赠王生黻》），为现实政治服务。贝琼撰《宋学士文集序》云：

　　国朝龙兴，（宋濂）遂以布衣登侍从之选，历十余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实与虞、黄二公相后先已。虽然，虞、黄二公属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者为易；今国家肇造之时，将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观听，使知大明之超轶三五，岂不为难乎？

　　但其《阅江楼记》《天降甘露颂》等，尽管善歌善颂，感情还是比较真实的，不完全是应酬文字。

　　宋濂作为文臣之首，必须带头歌功颂德，但情感真挚之文，也有其才华显现和审美价值，这就是郭先生在总体情势下的具体而论，对歌功颂德美其形容的文字，并没有一笔抹杀，而且也有所肯定。尽管郭先生也曾遭受过生活中的大坎坷与不如意，但是做起学问来还是如此大气而透彻，客观而深透，所以其一人独举的文学史著，学术水平较高。但是人在北师大，要想与游国恩版、袁行霈版和社科院文学史等国家级团队争芳斗艳，殊大不易。俏也不争春，却在丛中笑，郭先生文学史著，庶几近乎？

（四）武汉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著系列

就一所高校而言，武汉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系列著述，既有历史传统的激荡，又有奔腾向前的后浪，这种河湖交融、江汉交汇的地势，九省通衢的畅通文脉，珞珈山上的代际修行，都令人为之神往。

　　

　　

　　

　　该书把学理化和叙述的生动性结合起来，很令人心驰神往。第七部分论士人文化的崛起与诸子散文的腾跃，传神写照，生气贯注。

　　

　　

　　湖北当阳人胡国瑞（1908—1998），1936年毕业于武大，著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诗词赋散论》等专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讲义写于1958年，修订成书在1978年，正式出版在2004年。该书主要依据《昭明文选》发扬蹈厉，是1949年后较早面世的第一部断代文学史。鉴于当时大家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相对忽略，胡教授潜心研究，便成大观。他认为本时期的赋和骈文、三曹七子与建安文学精神，都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卓越的典范。诗歌诸家，更以其多方面的成就，为后代建立巍峨大厦打下广阔和基础，尤其对唐代诗歌的繁荣与艺术成就起到了“胎息孕育”的孵化作用；其他如文学理论批评及小说，都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法国汉学家霍兹曼教授，便一直以胡教授此著作为教材来讲授，称之为断代文学中的权威教材。

　　湖北公安人熊礼汇（1944年生），1969年武大毕业，博闻强识，好学多思，勤于著述。专著与编著有《先唐散文艺术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明清散文流派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古代散文艺术史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荆楚书社1987年；《〈淮南子〉校注译》，台北三民书局1997年；《明清散文集萃》，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唐宋散文导读》，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公安三袁》，岳麓书社2000年；主编《古代文学作品精选》十册（《先秦散文》《诗经·楚辞》《史传散文》《辞赋》《历代小品》《唐宋散文》《唐诗》《唐宋词》《明清短篇小说》《元曲》），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千家诗新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白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选唐诗三百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唐五代传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中国古代散文艺术24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熊礼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蔚为双璧。后者共分14章，依序描述了隋唐五代文学发展史，从第1章隋唐五代文学概说到第14章的唐五代词，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旁征博引，气势雄壮。该书除了系统深入地论述唐代诗歌发展的规律之外，还着力对唐代古文、骈文、辞赋与早期词作发展的史实，做了充分陈述和细致分析。由于熊先生对于散文史下过较多的功夫，所以其《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具备一个共同特点，打破了公元3到9世纪的文学史只讲诗不讲文或多讲诗少讲文的惯例，被有的评议者称之为具备颠覆意义的书写。

　　由沈祥源编纂的《宋元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宋代部分到辽金文学为止共12章，其中的苏轼、陆游独立成章，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辛弃疾和辛派词人关联成章，难能可贵的是在第10章《宋代散文、骈文和文论》中，专门开辟一节，单独讨论一向被轻视和忽略的骈文，这就是编纂者的别具只眼。元代部分到元代诗文为止共8章。在概论之外，关汉卿和王实甫均独立成章，其它杂剧家、南戏、散曲各自成章，留给诗文和文论的部分只有最后一章，这就见出著述人专注重点予以发挥的大局观。

　　湖北黄冈人沈祥源（1938年生），1961年毕业于武大中文系，1981年毕业于武大汉语史专业研究生班，在语言与文学两方面都有较多创获。其语言学专著有《花间集新注》、《实用汉语音韵学》（主编）、《古代汉语》（主编）、《文艺音韵学》，文学类专著有《中国文学史》（参编）和《宋元文学史》（分主编）。

　　湖南衡阳人王文生（1931年生），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个人著作有《论情境》《临海集》和《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他协助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以及增订本，一直被作为中文系的权威文论教材。《中国历代文论选》（2001年繁体版）是在1964年版《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基础上经过较大修改、增补，编写而成的，由郭绍虞主编，王文生任副主编，钱仲联参加校订全书并担任部分编写工作，顾易生参加阅读全稿，李庆甲、张海珊担任先秦及近代主要部分的编写工作，王文生、田念萱、黄屏担任两汉、魏晋南北朝及明、清部分的编写工作，顾易生、蒋凡担任隋唐、五代、宋、金、元部分及部分近代的编写工作。能够排位在诸多名家之前，跟随德高望重的郭先生，出任该书副主编，可见王文生有多么受到郭先生的器重。正因为此，他所主编、沈祥源编写的《宋元文学史》中，对于宋代文论、诗话和词话，元代文学理论与批评，都有专节予以阐述。

　　湖南宁乡人程千帆（1913—2000）是著名的国学名师与武大教授；1978年调往南京大学后，更是大展宏图。他的著作宏富，例如与沈祖棻合著的《古典诗歌论丛》（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日译本，日本东京凯风社1986）、程千帆校沈祖棻著《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与吴新雷合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与程章灿合著《程氏汉语文学通史》（辽海出版社1999）。其多种专著都具备较大影响。

　　

　　我在受黄霖先生之命，担任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明代戏曲部分的时候，手头不仅有多年积累的戏曲类图书，还专门购买了一批中国文学史图书。就断代史而言，比较下来，明代文学史写得最好的，还得数吴志达先生的大著。其编写纲目之周正，材料之完备，论述之清晰，详略之得当，语言之准确，常常令我叹为观止。作为一位多年从事中国戏曲文学史和中国戏曲批评史的研究者，我发现吴先生也对戏曲版块阐述得分外周到。如果说我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的明代戏曲部分，还能够受到大家的认可，这也离不开吴志达先生著述的启发之功。

　　湖南益阳人唐富龄（1933年生），1959年武大中文系毕业，担任过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他是著名的红学专家，也是清代文学研究名家。他在《明清文学史》清代卷中，认为《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长生殿》乃剧苑奇葩，《桃花扇》是古代历史剧的高峰，并相应地具备精彩的论述。

　　珞珈山山本不高，但是钟灵毓秀，人文荟萃，仅仅在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史书写方面，就构成了精美绝伦而且形成序列的诸多研究。当然，因为不同代际文学史家的写作年代与风格未必都能一致，有的断代史也存在着学术地层的累积和叠加，始终没有形成一整套风格相对统一、框架总体整齐、体例安排妥帖、文气前后贯穿的中国文学通史序列。这既是些微遗憾，但也对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官方文学史的书写，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吹拂起催发的春风。

（五）陈文新编年体与“马工程”中国文学史

武大的文学史撰写，至少有三代学者的衣钵相传和香火延续。第三代文学史的主要撰写者之一，是湖北公安人陈文新（1957年生）。这是位天分甚高又极为勤奋的学者，仅仅与中国文学史有关的专著便有：《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笔记小说史》，台湾志一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传奇小说史话》，台北正中书局1995年版；《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明代诗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主编，共8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文学流派意识的发生和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明清章回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关于编年体文学史的问题与思考，陈文新还主编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其《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属于编年体文学史中的一缕支流。

　　袁世硕任主编、陈文新任副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属于中宣部、教育部指导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文学史序列。

　　山东大学资深教授袁世硕除了致力于孔尚任、蒲松龄研究之外，还是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八编分主编，也主编过《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文学史做出梳理，系统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重要文学现象、文学流派、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演变，该书特别重视把文学史与文学作品紧密结合，让文体发展与作品分析互相印证。

　　袁行霈文学史第五章专论《屈原与楚辞》，只是在最后一节提到了宋玉等楚辞作家以及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另在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一章中，将贾谊、枚乘的代表作和西汉其他赋家的创作予以论列。

　　马工程文学史，特别重视教科书的文体线索的引领，该书第六章《屈原与楚辞赋》先以五小节谈屈原与楚辞的发展，再以一小节专论《宋玉辞赋》，这就将辞赋演变有机结合起来，也为两汉贾谊《吊屈原赋》及骚体赋创作到大赋的正式登场，做好了文体的铺垫。这样来看西汉辞赋的兴起与轨迹，也许其河道走向就更加清晰一些。两相对比，显然马工程版文学史，更加强调辞赋的一元化源流与演变。这对提高学生们的文体论认识，应该是有所裨益的表述。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虽然“楚辞赋”的说法比较新颖，但是还不具备广泛的接受度。

　　

　　

　　

　　

　　

　　

　　中华民族最为博大宏富的精神遗产和审美范式之一，是包括各民族文学史在内的中国文学。对于3000年来中国文学的表述与书写，2885部左右的文学史也许还不算太多。作为一位担任过中文系主任与学科带头人10年、担任戏文系主任10年的学者，作为一位与诸多中外文学史编写者有着一定学缘巧合的学人，作为一位自己也主编、参编过教育部颁不同种类文学史的教师，作为一位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中国文学史发展进行过专题演讲的美国学术基金会（ACLS）访问教授，本文试图就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国内外中国文学史中具备特色的专著与教材，进行知人论世的大致回顾与简要评论。温故知新，未来的中国文学史著的撰写，还会以充满灵性的生动书写、贴近作家灵魂的深刻互动、体现个人与流派创作规律的通透智慧，洞烛历史风云的文学涌动，重温中华民族的情感载体与审美范式，从而在全球文学与世界文明的天空中，更能显示出日出东方时的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便可嘉惠学林，普照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