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为词祖当非虚誉——《菩萨蛮》《忆秦娥》真伪考论_长江学术_杂文_网络文摘

王卫星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275）

　　在李白名下为其奠定词祖地位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忆秦娥》（箫声咽）二词，自被明代胡应麟质疑为伪作后，李白是否为词祖，因何能成为词祖，便成为关系到词体本色生成与演进的重大问题，也是在古今学界都备受争议却悬而未决的棘手问题。现代词史与词学史专著大都因李白词存疑，而对其弃置不论或数语带过，唯有田玉琪《词调史研究》、木斋《曲词发生史》等少数论著肯定李白的词史地位并对其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其实，文学史上常见“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的现象，即使诸词作者存疑，但其能在词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且这种影响与其被归入李白名下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无视诸词的词史地位，或是抛开李白来谈诸词的影响，都不合适。

　　笔者认为在无传世文献足以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将李白名下诗词的体势与意境相对照，通过对比相似程度来辨别真伪，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鉴别方式。因同一作家诗词中有着恒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与定势、取境、造境习惯，而李白名下诗绝大部分可以肯定为李白所作，少数存疑诗作也因与李白作风相近才会被归入其名下，故无论是考察李白作风与名下词风是否相符，还是辨析词中意境的含义与创作时段，李白名下诗歌都是绝佳的参照。

　　此前学界在考辨李白词真伪时也常用诗词对照法，但古典词论大都只凭借对李白诗风主观、片面的认识来界定李白诗词风是否相符，而缺乏实证，因李白诗风本来不拘一格，给不同读者留下强烈印象的诗风也不同，故最终得出的仍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论断，难以互相辩难；近现代少数学者在论述时，注重列举与李白名下词相似或迥异的诗作、诗句，作为辨别真伪的论据，但所举例证多是李白诗中的少量名篇与部分意象，缺乏针对性、可比性与全面性，故纵使发现了许多差异处，也难以论证没有更多的相同处；纵使发现了不少相似处，也难以区分究竟是时人习用的意象沿袭、不同作者间部分意境的传承，还是如出一人之手的高度神似之作。

　　所以要扬长避短地使用诗词对照法，在举例时有必要加强针对性，增强诗词间契合度与可比性，首先应界定出足以判断真伪的相似标准。判断诗词相似程度的高低不仅要看数量，而且要看质量，低质量的相似表现为习用意象沿袭，如用柳、雁等意象寄托相思等，而高质量的相似主要有：

　　第一，精彩独造处相似，即诗词中精彩、独到的意象、意境、技法等相类。造诣高的名家词普遍善创善因，即便是传承前人意象或使用习用意象也能推陈出新，展现出为他人所难及的精彩、独造处，而不同名家的独造处各不相同。

　　第二，取境习惯相似，即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意境等也出现在词中。最值得关注的并非前人与时人都习用的简单意象，而是能体现作者独特好尚的意象组合、体悟与章法。

　　第三，多重相似，即一首（一组）诗与一首（一组）词在意境、章法、技法、神韵等多个方面都相似，多重相似的篇幅越大，作者相同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在鉴别真伪时，须重点关注上述三种高质量的相似。

　　通常来说，不同作者创作的高水平作品，若非刻意模仿，精彩、独造与习用处可能偶有巧合，却不可能大量重合。而大幅多重相似的作品出自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纵使作者不同，也必定是存在直接渊源的高仿品。下面就采用诗词体势与意境对照的方式，依据上述标准，来辨析李白名下《菩萨蛮》《忆秦娥》二调词的真伪、即体成势的意境特色与创作背景，在此基础上，考察词体别于诗的特色，并探讨在学界存在争议或误读的相关问题。

一、《菩萨蛮》：繁促跌宕宽对的体势与高度相似的意境

二、《忆秦娥》：繁促重叠灵变的体势与高度相似的意境

　　此调同样是全用律句，别于近体诗的特色主要有：（1）章法：分上下片，采用换头，从而突显过片意境切换。（2）句式、句法变化极繁多：一则大量加入短句，10 句中仅3 句沿用了近体诗七言基本律句，其余均为三、四言短句；二则各句采用长短错综盘旋的独特组合方式；三则两用叠韵句，相应的意境也重叠，发挥着强调与承转的作用；四则上下片末均采用八字折腰句。（3）韵法：一则押韵频率增加，除上下片第四句外，句句入韵；二则灵变句式能促成灵动韵律，叠句促成叠韵；三则全押入声韵，配合上述各种体势特色尤能加强顿挫之感，故后世同调词例押入声韵。总之，独到体势特色可概括为：以短句密韵为主，长短错综、重叠回环、繁促灵变。

　　此词牌即是词题，秦娥即传说中的秦穆公女弄玉，善吹凤箫，能引凤凰，居于凤台上，最终随夫君萧史乘凤登仙而去。学界普遍认为此词主人公是用秦娥指代的秦地女子，主题是别后忆郎君，词中“灞桥”“咸阳古道”等均为与郎君的分别之所与盼归之地。其实不然。首先，若按此种解读，则词牌应名为《秦娥忆》，而不应为《忆秦娥》。参看李白诗《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忆东山》《忆秋浦桃花旧游》等、词牌名《忆江南》《忆王孙》《忆东坡》《忆瑶姬》等，“忆”字后接的都是思忆的内容，故《忆秦娥》的主题应如词牌《凤凰台上忆吹箫》一般，是对秦娥的思忆。再者，灞桥、咸阳古道分别位于长安城东与城西，所以若是秦娥忆郎君，不可能在灞桥上“伤别”，送郎君东行，别后反而对着西边的咸阳古道感叹“音尘绝”。只有解为主人公忆秦娥才说得通：词中种种感慨是由“忆秦娥”兴起的，故所思忆的情景并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以秦娥的时代为起点，以都城长安为中心，以兼容生离死别、朝代兴亡的眷念忧患为底蕴，涵盖古今四方——上片的“灞桥”是秦娥之父秦穆公称霸西戎时所建，唐时设有驿站，是从长安往东南去中原的必经之地与送别之所；下片的“咸阳古道”是秦都遗物，也是从长安往西北去边关的必经之路，时多战乱，由此去者多是从军，故别情尤沉痛，即如杜甫《兵车行》云：“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而换头提到的“乐游原”是建在秦代宜春苑故址上的汉宣帝皇后葬所，也是城中地势最高处，唐时为游赏胜地，也是相思望远的绝佳去处。在此处可遥望长安周边的灞桥、咸阳古道、汉家诸陵阙与唐代宫阙，故正适合用以连接上下片。

　　具体来分析体势与意境，起句为三字短韵句，在其后七字长句衬托下，凝练醒目，故宜以先声夺人，笼罩全篇。此词“箫声咽”三字破空而出，突显“梦断”的突然与遗憾——主人公正沉醉于凤箫声中，突然梦断，箫声仿佛犹在耳边呜咽，而秦娥已无踪，只有曾照秦楼的明月依旧，由此催生出穿越时空的离恨，即如李白《金陵》云：“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州。”“秦娥梦断秦楼月”句法与秦观《千秋岁》“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贺铸《新念别》“扬州梦断灯明灭”，陆游《诉衷情》“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等相同，都是“梦断”二字之前为梦境，之后为醒来所见所感。参看李白诗，可知他开元天宝年间在长安，对“秦娥凤台”颇为青睐，惯用以寄托情志。他在开元十八年（730）初至长安，就西游岐山访凤凰台，所作的两首五言古诗都以忆秦娥为主题：

　　

　　上述诗境与《忆秦娥》起三句词境如出一辙。“秦娥”既指传说中的弄玉，也可用以象征作者思忆、思慕的人物与历史。此情此景，与李白《寄远》的“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断。不见眼中人，天长音信短”，《感遇》的“二仙去已远，梦想空殷勤”也颇相似。相比之下，此意境在词中起句箫声随短韵句破空而出，次句梦月随长韵句笼罩古今，三句前后时空随叠韵承转挪移，使人心旌随之摇荡；而在韵句整齐少变化的诗中就显得平平无奇，逊色不少了。

　　天宝初年唐朝国运与唐玄宗对李白的恩宠都由盛转衰，李白用代言、寓言体创作了大量忧谗忧生忧世的诗。他在天宝三载（744）三月上书请还山，玄宗赐金放还，离京前所作诗中仍常用秦娥、凤凰典故来寄托身世之感，如《上元夫人》“手提嬴女儿，闲与凤吹箫。眉语两自笑，忽然随风飘”，《寓言》“遥裔双彩凤……以欢秦娥意……区区精卫鸟，衔木空哀吟”，都以秦娥寓得宠的后妃公主，而自伤秉忠怀才却不遇。《古风》“凤饥不啄粟，所食唯琅玕……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则是以不被重视而将远去的凤凰自寓。《忆秦娥》的主题、意境与寓意很可能是由上述诗变化而出的，以“秦娥”“秦楼”象征皇室宫廷，以“秦楼梦断”暗指在京城中一展抱负，忠君报国的梦想破灭，而兴起种种“伤别”情的真实动因是即将离开长安——“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重点来看这年春所作七古《灞陵行送别》：

　　

　　此诗与《忆秦娥》词大幅多重相似：在体势上，诗词同具句式长短错综变化，先开后阖的特点，而词句更短，韵更密，加入叠韵、全压入声韵，故独具繁音促节的特色；且开阖幅度更大，故灵变气韵更盛。在意境、意象、章法上都颇多相通处，而最大的差别在于诗中种种感慨是由送别友人一事引发的，故所思忆的时空变化不大，都是顺承而非跳转；词则如上所述，种种感慨是由“忆秦娥”兴起的，故所思忆的时空多次转接腾挪，主要是通过叠韵与换头的独到体势来实现的。第四句用叠韵方式重复“秦楼月”，是要强调此月普照千里千秋，尤能惹人相思，即如王昌龄《出塞》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故此后描述的便是主人公被秦娥梦与秦楼月引发的跨越古今、四方、日夜、春秋的“伤别”之思。

　　此诗前四句即词中“年年柳色。灞桥伤别”之境，均为春日情景，以灞水一带的古迹、草木来寄兴、渲染绵延绵亘古今的依依别情。秦时“灞桥”与汉时“灞陵亭”均是送别之地，而“年年柳色”则兼有“古树”之沧桑与“春草”之缠绵，参看李白《宫中行乐词》的“柳色黄金嫩”、《上皇西巡南京歌》的“柳色未饶秦地绿”等，可知他对长安柳色的青睐眷念。

　　词换头“乐游原上清秋节”转而描写春去秋来的情景，与李白天宝六载所作的《月夜金陵怀古》“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天文列宿在，霸业大江流。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台倾鳷鹊观，宫没凤凰楼。别殿悲清暑，芳园罢乐游。一闻歌玉树，萧瑟后庭秋”相比，怀古时空虽有别，意象情味却相似，可互为注脚。“秦楼月”与“金陵月”都是见证了古都兴衰的天文列宿；“灞”原为水上称霸之意，易代后兴起的便是“霸业大江流”之感了；“乐游原”与“乐游苑”都是寓意盛世安乐的皇家园林，却在“乐游”与“罢乐游”间几经更迭，成为朝代兴衰的缩影；“箫声”与“玉树后庭花”，“古丘（指六朝帝陵）”与“汉家陵阙”都是前代王室的遗音、遗迹，在“清秋节”中耳闻目睹，更添沧桑感与伤别情。柳永《雨霖铃》中名句“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当由此词脱胎，也正可为此词作注。

　　此诗中“王粲南登之古道”与词中“咸阳古道”意蕴极相似，都兼有两重含义：一是依依满别情的征途，古今无数离人为所念人在此道上“音尘绝”而“断肠”。李白诗《望夫山》云：“云山万重隔，音信千里绝。春去秋复来，相思几时歇。”同样是春去秋来故人音尘绝的意象。二是寄托着兴亡感与恋阙意的古迹。“咸阳古道”是秦都城留下的，汉兴秦亡，而“王粲南登”之事发生在汉末乱世中，王粲南下荆州时曾登上当阳城楼，写下《登楼赋》抒发怀国忧世之情。因此，李白在诗词中特别强调此乃“王粲南登”“咸阳”之“古道”，当作于唐代转衰的天宝二载（743）以后，寄托着国运堪忧、聚散难期之意；联系下文，更突显出爱国恋阙之意。

　　此诗中“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即词中“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境，但体势差别显著：为配合空间的变化，诗换平韵，突显连绵悠长之境；词则用入声叠韵句，突显决绝抑郁之境。此七古诗中“紫阙”句仍用七言句，而词中最受称道的结句体势在全词中颇为独特：“平平平仄，仄平平。”一则平仄交替，折腰句法，仄声收尾，故抑扬顿挫，铿锵有力；二则两四字短句对称，隔句用韵，有别于此前各句的参差密韵，用以作结，既醒目，又沉稳，能压阵。故尽管意境相类，但词的气韵更胜于诗。

　　诗词中兴亡忧患之感与爱国恋阙之意至此都更趋分明：“古道”通向的征途走向虽有东南、西北之别，另一头却都连着长安城，这也正是李白与友人都眷恋不舍的“西京”。但此国都虽可恋，现状却甚堪忧——诗中都城丛生的“浮云”象征蒙蔽君王的奸邪与昏暗的政局，即如《登金陵凤凰台》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词中“西风”意象肃杀凄清，不解人意——年复一年的凋残了挽留行人的柳色，吹断了古道上故人的音尘。诗词中都出现在都城上的“落日”“残照”意象，曾经辉煌而即将暗淡，历来是世运衰落的象征，即如李白同年所作《乌栖曲》云：“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而词中“汉家陵阙”四字比诗中直言唐宫“紫阙”更能体现出婉约、厚重的忧患意识——此陵阙建于汉盛时，而汉盛源于秦衰，陵阙本身又意味一代帝王的亡故，至唐时连汉也衰亡了，只留下这些秦汉古迹屹立于残照、月明中。因长安也是唐都城所在，唐人常以汉家指代唐家，即如李白《清平调》云：“借问汉宫谁得似”，《战城南》云：“秦家筑城备胡处，汉家还有烽火燃”等，故此陵阙其实也能指代唐家陵阙，而诗词中出现如此多体现秦汉兴衰的古迹，诗人以汉代唐，希望以史为鉴，而唯恐重蹈覆辙的拳拳之心昭然若揭。

　　此诗末句与《忆秦娥》起三句的意境选择与转接方式都相通，描述的都是夜间能惹人相思的古乐与被触动后绵延不绝的思忆，只不过诗是由昼转夜，骊歌余音不绝；词则是由夜转昼，凤箫先声夺人。总之，词中所伤之“别”，不仅包括一时一地一人分离之小别，还包括跨越时空，涵盖朝代灭亡与生命逝去之大别——世事难测，时又多战乱，小别很可能转换大别，而所谓的大别在朝代迭兴的历史长河中，在日月迭照的大自然中，又显得这样渺小。将人类永恒之大悲寓于一己一时之私悲中，忧生兼忧世，正是此词能震撼人心，引发多种感受与丰富联想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