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2）
池莉在接受《文学报》关于新作《大树小虫》的访谈时指出：“现在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人为的东西越来越多。对于当代生活与个人人生来说，被设计无所不在。我小说的设计，就是想要表达这种被设计。”这部小说以80 后女生俞思语的成长轨迹展开叙述，俞思语是计划生育国策执行后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从在母亲子宫时期接受的胎教到上大学、嫁人生子，都在被长辈们设计着人生，尽管如此，一系列偶然事件还是超出了“被设计”的范畴。而在整部小说中，几乎每个重要人物的生命历程都与这样的状况相似，这样看似稳定的“设计”与日常生活中偶有的变动或插曲，是《大树小虫》所要展现的“被设计”的重要艺术特征。正如卡尔维诺在《宇宙模型》中对微观与宏观的叙述：“天体、生物、意识不停歇地生产和建立了宇宙大体上的秩序，而这秩序的根基是微观事件的极其细微和无法预见的崩塌。”作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情节的展开和对主题的回应等方面都建构了与此平衡感相似的“文本模型”。
“人间城郭是苍穹下的微缩景观。”这句话出现在《大树小虫》第二章描写的惊蛰之时，同时还被印在了小说的封面上。在小说的开篇，池莉引用了爱因斯坦向小儿子爱德华解释“时空弯曲”，即广义相对论的“大树”与“小虫”之喻。无论是“城郭”“苍穹”“微缩景观”，还是“大树”和“小虫”，都令宏观和微观的空间张力感与小说所叙述的多重时空层次感相契合。作家在文本中设置的不同人物形象穿梭在她所设计的不同社会空间，小说的第一章以“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为核心将小说中两个主要家族的三代成员一一呈现给读者，文本“多声部”的回旋式叙述手法令不同人物间既有盘根错节、相互影响的关系，又是彼此间相互独立的个体。因此，在小说第二章，当这些人物面临钟、俞两家第三代人的“二胎计划”时，尽管每个人都对此持赞成态度，但各自背后都有着不同的算计。特别是在叙述中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人生经历，他们在当下所处的不同社会空间中所亲历的境遇几乎都与童年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小说中关于“繁衍”或生育的主题，亦是另一种意义上对童年的制造。
一、性别与情感：身体空间感知中的早年经验
看似“门当户对”的钟、俞两家在长辈们的精心设计下促成了俞思语和钟鑫涛的婚事，同属“80 后”一代，且双双成长在优越的都市社会环境中，两人“顺理成章”地结为夫妇，了却了长辈们心中的头等大事。然而，“生育问题”成了文本中两家人的第一次冲突事件。婚后连续五个月未能受孕的俞思语令婆婆高红开始焦虑不安，抱孙心切的高红甚至在丈夫钟永胜面前将俞思语形容为“一只不下蛋的母鸡”，要俞思语去看病。自尊心受挫的俞思语向娘家人哭诉后，两家人产生了小说中的第一次摩擦。当小两口被钟家父母“像押犯人似的”押到一家又一家医院进行检查后，最终结果却显示他们未能成功造人的原因在于钟鑫涛，不仅如此，他还将炎症传染给了俞思语。直到钟鑫涛长大后，他的父母才意识到早在儿子小时候就应该给他进行切除包皮手术，作者写道：“钟鑫涛自己根本不知道，学校和教科书又没教过。俞思语更是一无所知，她一个处女嫁过来的。”这一笔，写出了家庭与社会性卫生教育的缺失。
在小说中，不仅父母不了解自己儿子的身体状况，甚至连钟鑫涛本人都未曾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体。在他成长过程中，父母竭尽全力为他创造优越的成长环境，他也不负众望成为大家眼中的天之骄子。然而他在性知识方面的缺乏成为“严重的不足”，16 岁的钟鑫涛首次发生梦遗时“低头、埋眼、羞臊不安，手没处放”，父亲钟永胜并没有为儿子解释这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而是答应替他向高红隐瞒，并让他将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父亲教给儿子的是处世哲学：一个人，处事待人，首先要学会装和瞒。就算你身上发生了最最最丢脸羞耻以及所有不可描述的……你也要当没事，绝对当成没事！”这直接导致了他在成年后对自己与异性的身体仍旧充满困惑，作者生动地以“立体几何”来象征可以被看作另一种空间结构的人体，并以此来形容钟鑫涛面对人体时的困惑。“几何：研究空间结构以及结构性质的一门学科……钟鑫涛课本学习还算聪明，功课不错，除了数学几何，其他都可以拿高分。但是几何，尤其是立体几何，是他的致命短板。”
作为一种空间结构的人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早先对周围世界的空间认知，“人类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或者与其他人接触获得的经验来组织空间，以便所组织的空间能够满足自己的生物需要和社会关系需要。”钟鑫涛早年关于性的启蒙在父亲的错误引导下打上了耻的烙印，这不仅扭曲了他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还令他在成年初期对异性的身体结构一无所知。
对身体结构、生理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的相似经历也发生在俞思语身上，父母对俞思语的教育早在她于母腹六月时就启动了（胎教），而直到她考上大学后，在格瑞丝的指点下，她才开始得知了关于戴胸罩的秘密。在大学期间与异性交往的过程中，一手将她带大的奶奶让她“一定要守身如玉”。作者在此处写道：“他们老人习惯性思维都是提标语口号，缺乏守身如玉的具体操作方式。女生们都没有什么经验，撞到一出是一出。”尽管后文提到格瑞丝在与异性相处方面给俞思语提供了详细的建议，但这都停留在浅层的与异性的交往技巧方面，没人引导她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身体，与之相应，异性的身体构造、以及两性的身体差异于她而言更像是一处空白的知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男女的“人体构造命运”是迥然不同的，“他们的精神和社会处境也不同”，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贞操观的要求也因此而生。
整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围绕生育与繁衍，俞思语的生育问题成为两大家族最希冀的事，小说的第二章将全部篇幅用来叙述“男女主角2015 年度实施造人计划始末”，但是，作为城市新兴贵族的两家人对钟鑫涛和俞思语自小的性教育却是扭曲和空白的，这使整个故事充满了一种具有讽刺感的张力。
同样的问题还发生在钟欣婷夫妇身上，寒门出身的清华博士董金泉在外界看来是杰出青年的代表，然而他对待钟欣婷的身体时简单粗暴的方式也源自他贫乏的身体结构知识，钟欣婷苦不堪言地问他“这事你父母有教过你吗”之后，董金泉回答：“怎么可能？我父亲死得早。我母亲老实正派，只知道种地干活供我读书。这事还要教什么？这种话哪里是能够出口的？未必你们城市人不一样？你父母会教你？”钟欣婷的父母当然也没有教过她，这让董金泉打破了“城市比农村开化”的认知。最终，这件事也成了这对年轻夫妻离婚的导火索。
《大树小虫》用富有“悖论感”色彩的情节将“身体”“性别”和“繁衍”等关键词串联起来，从虚构的小说到当下的现实，从都市的精英空间到农村的底层空间，当80 后和90 后一代人到了生物学意义上所谓的生育年龄时，他们面临的种种关于自我与异性的在人体结构和身体感知方面的知识储备却相当匮乏，甚至难以支撑起上一辈在“繁衍”这件事上对他们所给予的厚望。传统语境中对性的讳莫如深，令性教育无论在学校还是家庭中都处在近乎真空的状态，“不健全的性教育带给广大青少年的将是错误的性知识、不安全的性行为、性伤害的危险以及性疾病、早孕堕胎等恶性后果的发生，甚至会影响到青少年未来的婚姻和生活。”小说中这方面的描写与当下现实中的困境紧密贴合，这种缺失的现象是发生在各个阶层的，具有普遍性的，不仅令儿童或青少年在早年面对身体发育时产生的困惑难以得到正确的、科学的解释，更是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对自己身体结构的好奇与发现，同时，也导致了形形色色悲剧的发生。
二、控制与失控：家庭空间内部“我”与“他者”的成长
“家是物质单元与社会单元所组成的社会系统，物质单元主要体现在家庭建筑上，而社会单元主要通过家这一情感空间来表达。”在《大树小虫》中，钟家将最好的房子给了俞思语和钟鑫涛，位于汉口江边的金观澜公馆是俞思语之前“可望而不可即的房子”，金观澜公馆是小说中的重要“地标”，它不仅是这对年轻夫妻的家，还象征着从两个原生家庭中诞生的一个新生家庭。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将“家宅”看作最适合作为“关于内部空间的内心价值的现象学研究”，他指出：“家宅是形象的载体，它给人以安稳的理由或者说幻觉。”然而对钟鑫涛和俞思语来说，无论在日常生活上，还是人生规划上，他们都离不开居住在花桥小区的钟永胜、高红夫妇的控制。甚至高红早就“高瞻远瞩”地将他们隔壁的房子也买了下来，小两口不仅不用在金观澜公馆开火煮饭，连未来孩子的幼儿园和小学都在这附近。金观澜公馆对他们而言更像是最初结亲时钟家在俞家面前的“炫富”行为，事实上，作为新生家庭和原生家庭的象征，钟家两代人的两处家宅也是两代城市贵族之间家庭内部关系的隐喻，此处更是作为“家”的概念在小说中诠释了物质单元和社会单元之间聚合与离析的关系。俞思语因生育后想去上班而被婆家人阻挠，还被小姑子钟欣婷冷嘲热讽，平时一向忍气吞声的她终于爆发，和钟欣婷吵了起来。当钟永胜桌子一拍，大吼制止时，钟鑫涛低头不语，面无表情，心里不以为然，“他也是都快三十而立的男人了，还在父母家听教训，训他就像训孙子似的。”作者在后文接着写道：“钟鑫涛一定要有自己作为父亲的家。一个家庭就一位父亲。正如一山容不得二虎。”当家长在稳固权威地位同时竭力维护所谓“家庭的和谐美满”时，已经组成再生家庭的孩子却在此时产生了逃离的念头。段义孚在《逃避主义》中谈到人类个体的差别时指出：“尽管从年龄、性别、能力与性格上讲，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一个独特的世界中，但是人们反复强调的却是家庭成员应该团结成为一体，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然而，正是在家庭中，孩子们才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分离。”从小由父母创造了优越成长条件，如同“小皇帝”一般长大的钟鑫涛即便成年后在学业、事业上真的有所成就，依然在人生道路上一连串的阴差阳错中进退失据。
此外，从作品中关于家庭空间中的亲子关系相处模式来看，代际间的影响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早年人生经历跌宕起伏的钟永胜因为父母之间的矛盾带来的巨大影响，成年后即便有情妇格瑞丝，也曾出轨李雨青，仍要努力做一个看起来顾家的男人。特别是在教育儿子方面，他“采取了与他父亲截然不同的做法：钟父经常带儿子到单位。钟永胜的商务活动则从来都不带儿子。钟鑫涛还是纯洁成长或者诚实成长，比较好”。以钟家三代男丁为例，父亲对儿子的教养来源于自己本身的童年经验，特别是常常将自身早年渴望却缺失的遗憾寄托在对下一代的希冀中，这种控制往往导致父母忽视了孩子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而，在一个家庭的不同时期，也会有一脉相承的观念传递下来，钟父在失去三儿子后对钟永胜提出了最重要的要求：“尽快结婚，生子，复兴钟家。”而钟永胜也对父亲发誓，无论计划生育多严，都要给他生个孙子，传递香火。这种重男轻女观念贯穿在小说始终，生育是三代人共同努力的目标，从钟父到钟永胜，再到钟鑫涛，他们都在为了绵延香火而努力，甚至在钟鑫涛小时候出意外有惊无险后，钟氏夫妇为了家族后继有人“搞一个双保险”，不惜顶风作案违反计划生育的国策，也要生二胎。他们在意的是自己一定要有儿子，至于这个儿子是否必须是钟鑫涛，那便是另一回事了。于是，钟家夫妇在“计划生育”时代“计划”了政策之外的孩子，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女儿钟欣婷的到来不仅击碎了他们再拥有一个儿子的希望，还给他们带来严厉处罚。
尽管同属一家人，钟欣婷四岁之前都被迫躲在环境简陋的乡下生活，并患有先天残疾。即使后来钟家人补偿给钟欣婷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性格叛逆乖张的她始终与这个家庭格格不入。童年时期回到城市后，她失去了熟悉的生活环境，对家长们给她的玩具甚至感到“惊奇和害怕”。“钟欣婷小时候的人生表情，主要是恨她全家。”她上学备受欺负，曾连续三次跑回曾经度过人生最初四年的农村——黄陂陶家，直到陶家离开了本地外出打工，她终于无处可逃。再后来，成年的钟欣婷遇到农村出身的董金泉，他为她在网上搜到自己家乡的照片时，自然而然地勾起了钟欣婷对乡村的美好回忆。作者写道：“尽管她几乎等于是被遗弃在那里，挨冻受饿，但儿时的经历成年以后回望都是美好的，特别是有爱的时候。”两个人都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这成了他们“闪婚”的催化剂。
自我概念的建构与童年经验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家庭关系中。有研究表明：“在父母情感关爱与儿童孤独退缩行为的关系中，儿童整体自我概念起着完全中介的作用。”在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中，早年被偷偷生养在外，成长历程中与其他家庭成员格格不入的钟欣婷无疑是这个看似和谐欢乐的大家庭中作为异类的存在。如果说钟家父母对钟鑫涛的百般呵护所展现的是一种温和精心的控制，那么对钟欣婷的控制则是一种在她看来宛如“伪君子”般的关爱。因此，成年后的钟家兄妹对原生家庭的情感一个趋向于在“韬光养晦”中逃离，在新的家庭中建立自己的专属权威；另一个则是从青春期就开始以鲁迅为偶像，将“决不宽恕”作为口头禅的叛逆者。
三、代际的对话：城市空间中的身份认同与童年记忆
家庭空间是社会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家庭成员还在这里完成了各自世界观的雏形并与他者相互影响。而在家庭以外的世界里，他们穿梭在不同社会空间中不断完善着各自世界观与身份认同的建构。外部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在家庭模式中扮演角色的延伸，美国学者易劳逸就此问题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绝大多数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人的家庭当中找到，而中国人在一生当中在社会互动中的反应受到家庭社会化进程的深刻影响。”这里，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垂直”和“不平等”的关系，即“权威角色”与“依附角色”的关系也通常会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类似。“地方是家的立基之本，地方的变化也改变着家的空间形态。”在新书发布会上，池莉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大树小虫》的创作目的与她对武汉本土文化的发掘：“很多人都是通过看一些照片、景观来评判一个城市。但我真的想通过小说来展现，武汉有过精致的生活、精致的人物，有过大自信。是时代，一次又一次在风口浪尖打碎这些东西。”在小说中，钟、俞两家的三代人经历了近百年的时代变迁，也成为区域史和地方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缩影。从俞思语、钟鑫涛一代向上追溯到钟永胜、高红和俞亚洲、任菲菲一代，再到上一辈，每一代人都拥有各具时代特征的地方社会空间。
小说中，作为80 后的俞思语和钟鑫涛，他们在家庭之外的社会空间主要集中在自小到大分布于武汉市的重点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这两所重点大学，还有位于高级写字楼的办公室等；他们父辈的成长空间活跃于部队大院、国企、东方搪瓷厂、80 年代的华中科技大学、政府部门、广播电视台等；再向上追溯一辈，两家祖父母经历的社会空间主要有汉口吉庆街、汉口的博学中学（一所英国教会学校）、圣罗以女子中学（美国传教士所办）、俄租界巴公房子、五七干校等。这三代人主要活动的外部城市空间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此处，“城市空间不再只是作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容器’或‘背景’，而是社会建构之产物，是与经济资本、政治生活、权力运作等交织在一起的具有多元意义的社会空间”。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事件影响着武汉这座城市，同时塑造着小说中不同人物的生命轨迹，而城市中特定存在的空间承载着这些变化的发生和人物在相异环境中的阶层感知与身份认同。
汉口吉庆街是池莉笔下关于武汉城市书写中的重要地标之一，她的《生活秀》《来来往往》等小说让吉庆街名声大噪，她在《吉庆街简记》中充分肯定了这条街道之于“汉味文化”的意义：“吉庆街特以茶楼酒肆最传汉口神色：九省商贾，络绎往来；市井细民，荟萃其中；戏曲笙歌无时不秀，杂耍游艺无时不欢；俨然之浪漫大气都市文化。”与之前笔下当代在吉庆街上谋生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是，在《大树小虫》中，时光退回到了民国时期，俞思语的爷爷、出生于1930 年的俞正德，家住“汉口吉庆街慈德里上海职员宿舍”，即使先天兔唇，在那个年代，家中仍有能力在他6 岁时为他做了矫正手术。“俞正德从小就不喜欢在这个家庭环境里，最讨厌父母全家都对他倍加小心，生怕目光落在他的鼻唇沟上。”
自小生活在南来北往最密集的区域，这无疑开阔了俞正德的视野，长大后他在贵族气息浓厚的教会学校因为参加地下革命，成绩差到被勒令退学，父亲的体罚直接导致他离家投身革命，成为共产党员。妻子彭慧莲同样出身武汉望族，童年父母双亡的悲惨经历带给她沉重的阴影，“大人们总以为给小孩子吃饱穿暖就足够，对小孩子心思是不管不顾的。彭慧莲却是一个心思很重的少女”，与养父母家的矛盾最终导致她出逃并投身革命，与俞正德成了一对叛逆的夫妻，并经历了后来的种种政治运动。
到了下一代，因为高学历而走上仕途的俞亚洲和在国企改革中抓住机遇成为著名企业家的钟永胜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俞亚洲的仕途起始于2002 年，源自“中央决定从高校选拔年轻领导干部的大趋势”；钟永胜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被改制成“民企”的东方搪瓷厂经过改革开放后变身为各种公司，他也成了知名企业家。即便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家庭经历过动荡，尤其是早年的钟永胜在“文革”时期见证了红小兵批斗母亲时父亲对红小兵的支持态度，不断升华了父亲在他心中高大的男子汉形象——农村出身的钟父认为革命运动正好可以“整整”钟母这样“男人管不住”的城市姑娘。阶级出身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私心和钟父的性别对立意识被夹杂在浩浩荡荡的革命运动中，早年的钟永胜不仅亲历了那个混乱的年代，还被父母之间的关系影响着自己对待女人的方式，在《大树小虫》中，格瑞丝这个人物的存在就反复印证了钟永胜的性别观。
与代际间的流动相对应的是武汉这座城市不变的地理区位，以及这两大家族代际间传承下来的对“繁衍”的追求。以池莉为代表书写“汉味”文化的作家“认识武汉民性、民风、民魂的文学追求一脉相承。不管时代怎么变，武汉人的民性、民风、民魂常常在不变中应对了世道的万变”。在20 世纪上半叶的民国时期，在彭慧莲三岁时，她那工作于汉口总商会的父亲就“将她送入英国教会幼儿园，中英文双语教学，喝的是进口牛乳，穿的是英式皮靴和呢子大衣”。再后来她在位于汉口合作路的私立圣罗以女子中学上学，这座具有贵族气息的女校为彭慧莲输送了新鲜的关于共产主义的革命信念。尽管后来她与丈夫的命运被裹挟在历史潮流中不能自已，历经沧海桑田之变的彭慧莲还是对孙女俞思语的“丰厚的物质生活”寄予厚望——“思思必须有钱，思思一定要富裕，思思将来的孩子，还是要生在一个好人家，还是要上好学校受优质的教育。一个轮回，还是回到从前了。像圣罗以这类双语学校，当代也还是最吃香的了。”小说中多次出现的“好人家”这个表述事实上是这对老夫妻常年对自我阶级身份认同的暗示，正如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历史不会重复，但它押韵。”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的论述可以作为探讨这对祖孙关系的参考：“一个群体，可以表达并强化其社会性的文化准则，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成员的感知、态度和环境价值观。”然而，一切又不一样了，俞奶奶童年时的精致生活终究与当下俞思语的新都市贵族生活不同，正如俞思语进入大学后想要外在变得更美丽时，只能求助于格瑞丝，难以在家人那里得到满意答案一样。
《大树小虫》中的三代人在代际间传承下来的绝大多数是传统的、抽象的理念，并非直指当下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件。但作为武汉这座城市的社会生活史，这部作品无疑以家庭为线索，通过对三代人的生存状况的描写，提供了小说创作中“小空间与大历史”的独特样本。尤其是书中人物从早年到当下成长经历的完整书写更使得这种“复调感”形成了文本的多声部现象，形成冲突与对话交织的艺术效果，更好地回应了小说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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