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华

　　（九州产业大学 国际文化研究科，日本 福冈 813-8505）

　　周氏三兄弟从小喜欢草木鸟兽虫鱼，周作人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过他小时候喜欢读《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本草》《花镜》《格致镜原》《毛诗品物图考》等书籍，这些都是记载诠释动植物、药物学、园艺农学等的博物著作。其长兄鲁迅也同样喜欢动植物，1922年创作了童话小说《兔与猫》《鸭的喜剧》，此外还撰写了《夏三虫》《狗·猫·鼠》《春末闲谈》等杂文。鲁迅1926年撰写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更是提到了13种昆虫和6种草木，描述了他们小时候在绍兴老家以及私塾后院爬树捉虫，童趣盎然的生活。三弟周建人本就是学习生物专业，长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科普书籍的编辑工作，还在1935年创刊的提倡大众化以及科学小品的《太白》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昆虫类的科学小品文。

　　周作人研究中也不乏有学者对周作人与科学及博物小品文的问题进行过论述，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本人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些小品文归类于科学小品文，而1930年撰写的《草木虫鱼》等七篇文章更是写在科学小品这一文体导入与流行之前。究其灵感，一方面当源自童年爱读的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古书；另一方面，日本随笔作家薄田泣堇于1929年出版了同名随笔集《草木虫鱼》。周作人的《草木虫鱼》系列，或许与日本当时的这种流行思潮亦不无关联。本文拟就周作人《草木虫鱼》系列中鸟兽虫鱼等生物小品文进行详细的考察与论述。

一、《法布尔〈昆虫记〉》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期就开始关注日本儿童文学、童话文学的研究与发展，留日时期和鲁迅共译的《域外小说集》中就选录了安徒生和王尔德的童话。周作人在立教大学学习古希腊语时，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发现了最早的《伊索寓言》明代汉译本《意拾蒙引》。同时，周作人还从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児童を謳へる文学」，洛阳堂，1910年）里接触到了各种描写儿童生活的日本俳句、川柳及随笔，从而引发了对日本俳句、川柳的浓厚兴趣。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作人在提到著名俳人小林一茶时，总会提到一茶以咏唱“一切生物为友”为主题的俳句，同时在许多昆虫类文章里引用了一茶的俳句。

　　1911年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有将近六年的时间在绍兴闲居卧治，彼时他在故乡的中学一边教英语，一边从事童谣童话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同时还注意搜集整理越人先贤著作。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周作人于1917年获得了北大聘书，赴京教授欧洲文学史。此后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镌》及《语丝》上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同时翻译了大量外国名作，一跃成为一位知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名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队列。

　　查看《周作人日记》1923年至1924年的购书清单，不难发现其中包括了许多生物学、昆虫学方面的书籍。正如他最早将安徒生及王尔德童话介绍到中国一样，1923年周作人在《晨报副镌》（1月26日号）“绿洲”版面第一次面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法勃耳的《昆虫记》。此文开头部分先提到了他本人收集到的种种《昆虫记》英日译本及各种昆虫书籍，其中还特意谈到了大杉荣1922年秋天新译出版的首个《昆虫记》日语版，周作人是这样评价《昆虫记》的：

　　法布耳的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们读了却觉得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夫（普通的昆虫学里已经说的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纪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我们看了小说戏剧中所描写的同类的运命，受到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仿佛是听说远亲—的确是很远的远亲—的消息，正是一样的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他的叙述，又特别有文艺的趣味，更使他不愧有昆虫的史诗之称。

　　1923年恰值法勃耳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与诗人，周作人后又在6月25日的《妇人杂志》上发表了根据英译本重译的法勃耳传记之《爱昆虫的孩子》。此年周作人还利用暑假翻译连载了一组童话、儿童剧、动物故事，编为《土之盘筵》，供儿童阅读所用。其实，周作人在绍兴期间就曾撰写过《童话研究》等论文，当时因文名未显虽没有引起巨大反响，却成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文坛所掀起的儿童文学热潮的预流，周作人本人的童话研究也终于受到巨大关注。在这一时期，周作人特别关注铃木三重吉创刊的《赤鸟》儿童杂志以及日本著名作家为儿童们创作的各种童话小说。他还有意选译了一些童话剧、动物故事，其中有四篇为法勃耳、汤姆孙等人撰写的昆虫故事。此计划原本准备翻译20篇，后因1923年夏天与鲁迅发生矛盾而夭折，尽管如此，到1924年初周作人还是追加翻译了最后的两篇，将这一系列汇总成一个十篇系列。

　　在四篇昆虫故事中之《蝙蝠和蛤蟆》《蜂和蚁》两篇译文附记中，周作人特别提到从大杉荣译《自然科学故事》里收录的蝙蝠、松鼠、土拨鼠、蛤蟆四种动物里选译了蝙蝠和蛤蟆，从法勃耳《昆虫记》的蜂、猫、赤蚁三种归巢本能实验观察记录中选译了蜂与赤蚁，对于割爱的土拨鼠和猫的故事则言明准备在之后予以专题书写。后文要介绍的《谈土拨鼠》《赋得猫》《猫打架》等文章，就可视为这一译丛的后续工作。

二、《苍蝇》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看看1924年发表于《晨报副镌》的首篇昆虫小品文之《苍蝇》。

　　早在1921年周作人的自由诗和外国诗译作里就已经出现以苍蝇为题材的诗作，如千家元麿的“苍蝇”诗，博莱克的“The Fly”，周作人自己也有一首题为《苍蝇》的自由诗。至于涉及其他昆虫的描写则见于1921年写的《一茶的俳句》。不过，在周作人自己的散文作品里出现昆虫题材的书写则要到1921年之后。1921年周作人身患腹膜炎，有三个多月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疗养，在病痛及情理无法调和之思想矛盾的双重折磨下，写下了一组《山中杂信》表达了当时的心境，其中第二、三、四通信中提到了苍蝇、虱子、蚊子、鸡、鸟等昆虫动物，这应该是周作人散文作品里最早出现的昆虫描写。1924年《苦雨》一文，则描写了夏天蛤蟆的叫声和大人小孩嬉闹的情景，可视为周作人散文里出现的昆虫鸟兽描写之一斑。然而，这些作品还均非昆虫描写的专题散文，只是把它们当作文章中情景渲染而已。要之，以昆虫作为文章主题，也就是整篇专写昆虫的散文，还当以这篇发表于1924年7月的《苍蝇》为肇始。

　　另一方面，日本文学中对自然风景的发现，也就是将草木等自然景物作为主题出现在文章中，大致始于甲午战争之后的1900年左右，其时日本的“本草学”已俨然成为了一课热门学问。国木田独步写的短篇集《武藏野》可谓确立并发展日本自然描写手法的典范之作，不过，《武藏野》还只是以眺望自然的作者眼光来进行描写的，而长塚节的长篇小说《土》则换成以被观察的对象即自然作为主题来描写。其后还有薄田泣堇的咏物诗（周作人提到过他的《草木虫鱼》《茶话》等）。周作人非常敬重的岛崎藤村，主要用生物学观察眼光写小诸的自然风物。到了20年代，正冈子规的《蝴蝶》系列、小泉八云的《虫的文学》，以及《杜鹃鸟》《白桦》等周作人关注的日本杂志也不时有昆虫类的作品及图片登载，20年代以后日本文学中的昆虫书写已经相当普遍。《苍蝇》的执笔，也与日本文坛的这种走向有着浓厚的关系。不过，对于《苍蝇》的直接的创作动机，周作人在附记中提到是受了路吉阿诺斯的《苍蝇颂》的影响，其文云：

　　偶读路吉阿诺斯的《苍蝇颂》觉得很有趣味，受了他的一点影响，写成此文，但是“四不相”，只好说是“赋得苍蝇”。

　　这里提到的“赋得”，本是指科举制度里的应题赋诗。周作人一直是批判这种奉命说话、替圣贤代言的载道文学的，文中自称赋得苍蝇，当是一种幽默。《苍蝇》一文是周作人提倡的一种新式散文，一种不常见的以苍蝇为主题的美文。此文为周作人所珍爱，多次选入文集。

　　该文用的是苍蝇题材，一开头就说现代科学知识虽然告诉我们苍蝇是带病菌的，但小孩喜欢用之玩耍。文中旁征博引古希腊史诗传说颂歌、法勃耳《昆虫记》、日本以及中国古典等有关史料、民间俗谣，进行了巧妙组合，添加了童年玩苍蝇的游戏“戏棍”，蕴含了当时日本流行的怀旧思乡的童心情怀，用一种童趣温情地娓娓道出内心的情与理的冲突，最后用日本希腊特别是小林一茶对苍蝇的那种宽容情怀，以图超越自己面临的思想矛盾。

　　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出现许多给儿童阅读的科学故事，周作人在为李小峰等翻译的《两条腿》作序时对科学小说进行了界定，他说科学小说就是科学童话，“要把这些枯燥的科学事实讲成鲜甜的故事并不容易，《两条腿》乃是科学童话中的一种佳作”。但周作人写的这篇《苍蝇》并非科学童话，而是一篇散文小品，是用一种怀旧童趣的心态，将苍蝇的生态通过中外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予以组合，将其演化成一篇趣味盎然的美文小品。1924年周作人除了《苍蝇》以外还写有《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等植物以及名物的散文，不过，本文只限于鸟兽虫鱼，草木及其他名物题材今后拟作专文予以讨论。

　　晚年写的《儿童杂事诗》集里也有一首苍蝇诗：“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只活苍蝇。”由此可知，同一个苍蝇题材，周作人使用了自由诗、散文以及儿童杂事诗等各种文体予以书写。自由诗的“苍蝇”是诅咒苍蝇是美的破坏者；散文里的“苍蝇”反映了怀旧童趣和内心情理的调和与矛盾；杂事诗的“苍蝇”则描绘成了一幅童趣盎然的儿童消夏嬉闹图。

三、《金鱼》

1929年11月，周作人失去了爱女若子，悲愤之余控告主治医山本医师误诊杀人。这一番不同寻常的心酸瓜葛，使得周作人几个月“全不把笔”。对于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无奈，周作人将之概括为“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的最深切的悲欢甘苦，绝对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

　　同时，情感打击之外的时政变化也给周作人带来很大的压抑感。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先有北京军阀的强权统治，随后的左翼势力抬头，到了30年代左翼文学渐渐成为主流。周作人感觉到了一种语言表达的困境、文章叙述的艰难。

　　在这种时政背景之下，他沉默数月，直到1930年3月才重新提笔撰写了《金鱼》一文，发表在4月17日的《益世报》上。这篇文章马上就被左翼青年批判为讽刺革命文学的落后过时之文，不过对于这些指责，周作人没有给予正面反驳，只是对写作日期作了一些说明。一年后的1931年3月10日，周作人将《金鱼》与后写成的《〈草木虫鱼〉小引》《虱子》《两株树》一起登载在《青年界》创刊号（1931年3月10日）篇首，总题为《草木虫鱼》，以此辨明自己的心迹及创作态度。

　　《金鱼》附记中阐明这一篇是模仿密伦的同名小品文。密伦的《金鱼》是一篇描写屋外池塘的金鱼和室内金鱼缸里饲养金鱼的食饵及生存环境的小品文。周作人从密伦文中得到启发也写了一篇金鱼，文末强调“赋得金鱼”，但自己颇觉时新，以志作风之转变。总之，他更像是借口模仿密伦随意找到了金鱼这个题目，以此来反映自己的文学观。这篇文章与他常用的引用他人书籍叙事议论的读书笔记有所不同，全篇分五大段，更像是一篇叙事加议论的文艺评论，文风更接近《喝茶》。

　　第一段开门见山引出文章主题，写自己想学密伦试写一篇金鱼；第二段写自己不喜欢“掀起鼻子，露出牙齿，仿佛要咬人”的哈巴狗和大红大绿满口怪声野蛮气的鹦鹉，金鱼则兼有两者的特点，都需贵人喂养，与《山中杂信》提到的“鸟身自为主”观点形成呼应；第三段则从一团肥红的金鱼身体上联想到新娘以及摧残妇女的小脚，将“红”看作一种霸权语言以及广告牌似的露骨表现，说自己喜欢的是金鱼未被人类改造之前身——鲫鱼，从水里看去，窥探好久，才隐约可见，时隐时现，见之瞬间又忽然不见了的婉约情景。的确，周作人不喜欢左翼作家的那种夸大其词的霸权语句以及极富攻击性的文学评论，更提倡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风景，使用简洁朴素的语言措辞。另外，文章中还提到同是金鱼科的白鲦受惊翻身的那一刹那间的银光照眼、增加水界泼剌活气的感觉，这与周作人介绍日本小诗时提到的“怀着爱惜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的心”是一脉相承的。可见，这种日本短诗所注重的瞬间之刹那风情，与《喝茶》里喜欢日本式的苦中作乐的茶道艺术一样，深为周作人所钟情。

　　《草木虫鱼》系列中的第二篇《虱子》则承续《苍蝇》偏重人类文化学的叙述，另外还有两篇不能算是昆虫小品的奇特文章，一篇是《水里的东西》，讲的是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它是活的还是死的东西——河水鬼，即日本的河童；另一篇是《案山子》，就是稻田里吓鸟驱动物的稻草人，周作人把这些本属于民俗学和农学的名物都收进了《草木虫鱼》系列。

　　1934到1935这两年的中国文坛正是提倡大众化和科普小品的时期，提倡科学小品的《太白》杂志创刊，在科学小品栏里发表了周建人的许多科学小品。可是，周作人却没有把自己的文章称作科学小品。而且，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周作人于1935年为郭沫若翻译的《生命之科学》作介绍时，对科学小品做过一个概念的界定，说科学小品就是有关科学的内容，然文章也应该是优美的，并举出怀特、法勃耳、汤姆孙等的文章作为模范。周作人特别欣赏法勃耳的《昆虫记》，说比任何一部圣典都有用，还专门介绍了根据怀特与巴林顿、本南德这两位博学家的来往书信所编订的《塞尔彭自然史》以及汤姆孙的《动物生活的秘密》等著作。除了以上这些西方专著，周作人还在中国古典中披沙拣金，找到了李元的《蠕范》、钱步曾的《百廿虫吟》、郝懿行的《记海错》、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谢肇淛的《五杂俎》等古籍，另外还对陶弘景的《本草注》、汪曰桢的《湖雅》、孙仲容的《与友人论动物学书》予以了一定的评价。

　　针对自己搜集到的此类中外书籍，周作人还写过几篇专门介绍日本柳田国男的《远野物语》、佐佐木喜善的《听耳草纸》、早川孝太郎的《猪鹿狸》等乡土研究专著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选录到《夜读抄》中。这几篇文章主题虽多也为描述动物生活，但显然属于民俗学而非动物学范畴，叙述的也非单纯的动物观察记录，乃是旨在揭示人与兽、乡村·猎人与兽之间的关系。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的兴趣对象已经不局限于自然科学的外观，而是深入到希望弄清楚自然科学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关系这一人文哲学主题上了。《草木虫鱼》中稍显奇特的这类文章，可谓就是其以草木虫鱼题材为出发点进行的拓展与深化，受到了日本乡土研究哲理的启发撰写而成的。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编纂的《夜读抄》从整体看，也似多为写草木虫鱼题材而抄录的一个看似松散其实内敛的读书笔记。要之，正是通过这种叙事主题的写作，周作人从“无一可写”的叙述困境升华到了“无一不可写”的自由空间，可谓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四、《赋得猫——猫与巫术》

1937年周作人还发表一篇以猫为主题的文章，题名为《赋得猫》（《国闻周报》1937年1月26日），还附加了一个小标题：猫与巫术。但这篇文章既非科学小品文，也不是民俗小品文。前文所提到的翻译《昆虫故事》中三种归巢本能动物时，曾经对猫的故事略而未提。但有关与猫的接触，其实周作人与鲁迅很早就有过同样的经历：他们同住绍兴会馆补树书屋时，因为猫的叫春，吵得心烦不能看书，于是一起上屋打猫。周作人1927年作《牛山体》，1934年还引用志明和尚牛山体“猫叫春来春叫猫”，写了两首打油诗《五十自寿诗》，引发了文坛议论。晚年又写有一篇《猫打架》，里边则谈及日本俳句浪漫地把这种行为称为“猫的恋爱”。

　　这篇文章与《苍蝇》《金鱼》一样，也以“赋得”为名。周作人曾提到彼时想写一些有关草木虫鱼的文章，因为要讲究内容与形式，所以不太容易写。《草木虫鱼》系列推出以后，周作人一直有心写猫，并在与弟子俞平伯来往的书信中多次提及“胸中有猫”，可见这篇《赋得猫》一直被周作人酝酿于心中，只是苦于找不到披露成文的契机而已。

　　经过长时间酝酿的这篇《赋得猫》，在收集了古今中外有关猫的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最后选择了以《夜谈随录·夜星子》中有关老姨与猫的志怪故事作为切入点，先论证老姨与猫的关系，阐明其本质为原始宗教的巫蛊案，猫只不过是老姨的一个蓄养使唤。接着又进一步从民俗学和人类文化学角度出发做了一个论证，最后由西方巫术案联想到中国文字狱、思想狱，在批判西方巫术及妖术的宗教残忍性的基础上，将问题转化升高到了中国文字狱、思想狱的政治迫害：

　　中国所重的文字狱思想狱是儒教的，—基督教的教士敬事上帝，异端皆非圣无法，儒教的文士谄事主君，犯上即大逆不道，其原因有宗教与政治之不同，故其一可以随时代过去，其一则不可也。

　　这里周作人自称是“赋得猫”，却宛如一篇朴实深刻的学术论文。这篇《赋得猫》与《关于活埋》（1935）、《无声老母的信息》（1945）一样，都是最为周作人所重视的中后期散文，算得上是一种在沿袭一贯的散文内容书写的同时，又加入现实关怀之蕴含的新型学术美文。

　　毋庸置疑，草木虫鱼题材一直是周作人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1935年的《猫头鹰》可以说是又一篇论证扎实的科学小品文，在《苦茶随笔》结集中被编排在《科学小品》一文之后，是一篇竭尽全力为猫头鹰翻案的文章。1936年周作人还撰写了《螟蛉与萤火》，1944和1945这两年间则陆续发表了被周作人自称为草木虫鱼续作的《蚯蚓》《萤火》，另有一篇以描写野果为主题的《关于红姑娘》，都是学术美文。而在文体上，周作人也进行了诸如序跋体（《谈土拨鼠——为尤炳圻君题〈杨柳风〉译本》）、书信体（《关于蝙蝠》）、笔记体（《野草的俗草》）、语录体（《落花生》）等各种文体的尝试与探索。当然，其晚年还有许多短小精悍的昆虫小品，有待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五、“自然之伦理化”①语见《梦想之一》1944年作，后收入《苦口甘口》

那么，周作人为何要长年坚持写这类鸟兽虫鱼小品呢？对此，我们可以在他1919年写的《祖先崇拜》一文中找到一些线索与证据，其文如下：

　　我不相信世上有一部经典，可以千百年来当做人类的教训的，只有记载生物的生活现象的Biologie（生物学），才可供我们参考，定人类行动的标准。

　　周作人早在介绍《昆虫记》时就曾说过《昆虫记》可以作为人类圣典，只有生物才是检验人之生活的基本标准。他认为，如果使用这个标准，以西洋和日本的近代科学文化知识来检点中国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人拙于自然观察。在1936年的《螟蛉和萤火》一文中，周作人指出：

　　中国人拙于观察自然，往往喜欢去把他和人事连接在一起，最显著的例，第一是儒教化，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或枭食母，都一一加以伦理的附会。第二是道教化，如桑虫化为果蠃，腐草化为萤，这恰似仙人变形，与六道轮回又自不同。

　　周作人认为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化、道教化了的伦理思想重新还原自然，由此导出了中国思想必须伦理自然化的问题。他还认为，中国的读书人把聪明才力过分用在了圣道和制艺两件事中，虽然经部《诗》与《尔雅》、医学的《本草》，勉强保留了一些对动植物的考察，却还远远未能成为一门专门科学。他在《希腊人的好学》中谈到：

　　中国向来无动植物学，恐怕直至传教师给我们翻译洋书的时候。只在《诗经》《离骚》《尔雅》的笺注、地志、农家医家的书里，有关于草木虫鱼的记述，但终于没有成为独立的部门，这原因便在对于这些东西缺乏兴趣，不真想知道。本来草木虫鱼是天地万物中最好玩的东西，尚且如此，更不必说抽象的了。还有一件奇怪的事，中国格物往往等于谈玄，有些在前代弄清楚了的事情，后人反而又糊涂起来，如螟蛉负子，梁朝陶弘景已不相信，清朝邵晋涵却一定说是祝诵而化。又有许多伦理化的鸟兽生活的传说，至今还是大家津津乐道，如乌反哺，羔羊跪乳，枭食母等。

　　基于这种想法，周作人特别重视文献注释，翻译希腊、日本著作时亦非常用心于注释部分，甚至觉得其比正文还重要。日本人注释的和刻本《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毛诗品物图考》之所以为周作人所喜爱，就是因为日本注释本往往省略了科举所需要的伦理注释，而添加了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本草学、百科全书类的科学常识之具体诠释。周作人在古籍里寻找写作资料时很注意各个时代的毛诗笺注本，对被正统文人所忽视的鸟兽虫鱼予以重新关注，对其学名、生态、习性等一一加以查证，不厌其烦地纠正历代文人的错误记载。

　　可以看出，周作人一生都没有间断过对草木虫鱼的书写，不愧是“细校虫鱼过一生”。从以上论述的三篇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可以管窥出，描写对象都是鸟兽虫鱼，不拘立题，用随手拈来的“赋得”写法，找到切入点，由点到面，内容从苍蝇之微到宇宙之大，显示出其渊博的学识、宽大的情怀。这三篇文章，均可谓是周作人灵活调和了当时文坛背景的需要与作者本人的内心情感雅趣精心创作出来的小品美文，更是其巧妙地运用生物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等新学术思潮去反思人生观的一种文明批判。

　　在1928年底所撰写的《关于妖术》一文里，周作人直接触及了“文明是什么”这一问题。文明是什么？归根究底，就是尽可能地减少人生之无谓的牺牲与冲突。我们的野蛮祖先之所以野蛮，即在于他们有着过度的不必要的牺牲和冲突。而这一思想，亦可看作是周作人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基调。五年多的留日生活，使得周作人与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在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上，这种思想又何尝没有起到过一些作用呢？文学本来就是旨在表现理想与现实之不可调和的矛盾，周作人的文学理想和他要面对的现实显然处于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之中。正因如此，对于和平时期的我们来说，对周作人文学所蕴含的那种苦涩、那种独特的韵味之斟酌，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文学欣赏的层面，其实，其内含的美学理想并不缺少时人所谓的现实性及可参考性。